日本传统音乐的一种说唱故事,据传公元14世纪的室町幕府初期,有人说唱源氏公子和净琉璃小姐的爱情故事,因而得名。净琉璃在三味线的伴奏下说唱,包括义大夫调、常盘津调、清元调、新内调等,后逐步发展成为代言体戏剧。
在江户幕府时代,净琉璃同耍木偶相结合,作为偶人净琉璃而得到发展,亦称“木偶净琉璃”,在“元禄时期”前后,大阪与京都一带的木偶净琉璃剧在唱腔方面及操纵木偶的技巧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大阪的木偶剧演唱名艺人井上播磨掾(1633—1685)为木偶净琉璃剧的开山之祖,继之在京都出现了名演唱家宇治加贺掾(1635—1711),随后又在大阪出现了竹本义大夫,亦称竹本筑后掾(1651—1714),使净琉璃在唱腔上大为创新。又因竹本义大夫和近松门左卫门的合作,促成了净琉璃戏剧艺术的提高,使之成为表现复杂情节、细致刻画人物性格的成熟的戏剧。竹本请近松做剧团的专属脚本作者,他创作的社会剧对以后古典剧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净琉璃作者尚有纪海音(1663—1742)、文耕堂(生卒年不明)、并木宗辅(1695—1751)、竹田出云(1691—1756)、近松半二(1752—1783)、平贺源内(1728—1779)等人。其中竹田出云写的武家历史剧《义经千株樱》《假名手本忠臣藏》等,后被移植成歌舞伎节目,直到20世纪仍在上演。这些都是带有许多虚构成分的历史剧,反映出武士阶级的封建思想意识。
图186 木偶净琉璃演出剧照
18世纪上半期,以京都大阪一带为发祥地的木偶净琉璃十分兴旺,压倒了歌舞伎,然而不过数十年,这种形势逐渐反转过来。由于歌舞伎汲取了木偶净琉璃的表演、音曲、脚本各方面的长处,不断丰富自身,加之京都、大阪一带的歌舞伎艺人和剧作者大量转移到幕府政权所在地江户,使得江户的歌舞伎中又出现了一些名艺人,如中村富十郎、濑川菊之丞等,从而更促进了歌舞伎的成熟。至19世纪后半期,与歌舞伎竞争中落败的木偶净琉璃日渐衰微,只在京都有一个文乐座剧团,作为古典剧种的继承者被保存下来。
【注释】
[1]“世界新七大奇迹”基金会是1999年由瑞士商人、旅行家贝尔纳·韦伯创立的。2006年1月1日,由6名世界建筑师和文化界人士组成的基金会专家委员以不记名投票的形式从77个备选的景点名单中选出了最后21个评选名单。2007年7月8日选出“新世界七大奇迹”,包括中国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基督像、印加马丘遗址、奇琴伊查库库尔坎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和泰姬陵。
[2]学术界这方面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汤惠生、梅亚文《将军崖史前岩画遗址的断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文(载《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报道,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发现刻凿在基岩上的凹穴、刻以凹穴岩画的石棚和史前人面像岩画,经微腐蚀断代显示,基岩凹穴岩画时代在距今约11000年前;刻以凹穴岩画的石棚为距今6000年前;史前人面像岩画时代为距今4500年至4300年。距今6000年至4500年前正值海侵上升至最高海平面,亦即当时将军崖史前凹穴和人面像岩画以及巨石石棚的雕凿可能是在海边岩石上进行的,这与整个世界范围内巨石建筑均沿海岸线分布的规律相一致。
[3]参见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十卷,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302页和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以及熊传新《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金维诺《从楚墓帛画看早期肖像画的发展》(载《美术》1977年第5期)、戴一黎《〈人物龙凤图〉的艺术精神分析》(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等专题论文。
[4]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十《阁帖跋》,四库本。(www.xing528.com)
[5]宋·米芾:《书史》,四库本。
[6]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第九卷,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7]丁文隽:《书法精论》,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6页。
[8]应当注意的是,画中未出现净行,不是由于当时净行不成熟,而是因为净角须勾脸谱,画出来难见演员本人面貌,故只能舍弃。另有一说,认为沈蓉圃不擅勾脸谱,只能藏拙。
[9]2011年3月28日,新国博展牌把“司(si)母戊鼎”改名“后(hou)母戊鼎”,把司的反写之形“后”读作“hou”,这个读音下的字义是“君主”,与“司(si)”义已不相同,这违反了甲骨文惯例,所以,在更多证据被发现之前,仍可以称作“司母戊鼎”。
[10]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近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指出:“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实物,因此通常将钧窑列入,与汝、官、哥、定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11]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天地玄黄》,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05页。
[12]唐·陈子昂:《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3]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第六十,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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