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风云录：中国古乐舞的神秘与荣耀

中国古代讲究礼制，儒家所谓以礼乐治天下，故乐舞相当发达。中国古乐舞是指远古及夏、商时期的音乐歌舞。原始的音乐与诗歌、舞蹈合为一体。乐舞多与氏族部落的农耕狩猎、图腾崇拜、祭祀典礼等社会生活有关。传说黄帝部落以云为图腾，有《云门大卷》的乐舞；商人以燕子为图腾，商颂中有《玄鸟篇》，舜的乐舞为《韶》，记载中既有“箫韶九成”等乐器演奏，也有“百兽率舞”等人饰野兽的表演，展现了在祭祀典礼中原始乐舞千姿百态的场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早期音乐名作无法再现，除了《大武舞》《总会仙唱》等靠文献记载为后人所知外，现存诸般乐器作为文物得以保存，如新石器时代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陶埙，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舞蹈陶盆，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战国曾侯乙编钟等，由此可以想见远古音乐的繁盛。

图149　骨笛，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约8500年至7600年前，今藏河南省文物考古所。

图150　浙江河姆渡陶埙，纵9厘米，横5厘米，约7000年前，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骨笛是一种古老乐器，如前所述，欧洲早有发现，然中国则发现较晚。据考古资料，骨笛发明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1985年，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村东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掘出25支竖吹骨笛，专家们对其中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定，证明它发出的音是一个完整的七声音列。根据测定，这些骨笛距今约有8000年的历史，这是已出土的距今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乐器实物，它表明古代中国人较早就有了音高的概念。与贾湖遗址大致处于同时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鹤骨笛。由此可见，鹤骨笛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元老级乐器之一，也是笛类乐器的鼻祖。

陶埙，气鸣乐器。古代主要为诱捕猎物所用，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陶埙在八音中是属土音，最早文献记载始于《诗经》中的《大雅·板》：“如埙如篪”和《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等诗句。图150是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陶埙，该器物形状为椭圆状，在器物的顶部有一圆孔，作吹奏之用，夹砂灰陶。在距今约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能烧制精美的陶器，陶埙的制作应不困难。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若干枚陶埙，据放射性碳同位素14测定，均出自距今约6700年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些埙形制不一，有圆形、管形、椭圆形等，多为一至三孔，这与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是相适应的。

与音乐紧密联系着的是舞蹈，传说中的远古音乐，充满神秘色彩，因其特点是以歌、舞、乐三者融为一体的表现形式，故后人统称其为“原始乐舞”。古代中国的舞蹈文化同样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记录中华民族舞蹈发展轨迹的文物图像和文字，连绵不断。据远古传说“帝俊有子八人，始为歌舞”，可以推知歌舞的创造者是群体。学术界一般将原始乐舞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反映部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代表特征的音乐，据《吕氏春秋·古乐》，“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的“朱襄氏之乐”，说的是因干旱求雨的事；为“民气郁阔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而宣导之”的“阴康氏之乐”，实际上是健身驱湿的乐舞，“伊耆氏之乐”反映的是先民以“腊祭”祈求丰收的愿望，以《奋五谷》《总禽兽之极》为代表的“葛天氏之乐”，勾画出先民进入农业生产阶段的生活图景等。另一类则是与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密切相关的音乐，如歌颂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功绩的乐舞便是。尤其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陶盆的出土，形象地展示了原始舞蹈整齐的队势及其群体性、自娱性的特点。

由图151可以看出，舞蹈纹陶盆带尾饰的人物形象，既是狩猎劳动生活的反映，又带有图腾崇拜的遗迹。

图151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舞蹈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始舞蹈的内容和功能，一般认为与巫有关，即所谓“巫舞”。初民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理解，认为冥冥中有神在主宰一切。当人们遇到灾难或疑难时，就去求神保佑或询问神的指示。从事这种祭祀占卜活动的巫、觋，以舞蹈娱神。夏商周之后，又出现了傩舞。傩舞是古代驱鬼逐疫“大傩”祭礼中的面具舞，风格猛厉。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活动，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代确立傩祭后，至今不衰。及至汉代，傩祭更加隆重，除传统的方相氏，还有120个10岁至12岁的少年侲子（又叫侲僮，即男巫），另又有扮十二兽神的，驱鬼逐疫的声势更加浩大。经两晋、南北朝、隋、唐，“大傩”仪式中的面具舞仍承旧制，唐代规模更为盛大。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文明的进化，“傩舞”神秘的驱鬼气氛渐淡，而表演娱人的成分逐渐浓厚。

巫舞盛行的同时，宫廷还有着与礼乐社会相关的雅舞存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伴随着礼乐制度的发达，音乐舞蹈愈加紧密结合，并有着长足发展。周武王领导各方国部落，一举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朝。西周初年制礼作乐，汇集整理了从远古到周初历代歌颂圣主贤君的乐舞，如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以及歌颂武王伐纣的《大武》，合共六舞，史称“六代舞”。分文舞、武舞两大类。周代将这些乐舞用于礼仪祭祀。各种不同等级的人，用不同规模的乐舞，等级严明，不容僭越。战国时期，虽然政治上王权衰微，“礼崩乐坏”，但乐舞作为达成教化、维系社会关系的手段并未被放弃。随着诸侯争霸，原为天子专享的器乐歌舞逐渐为社会中下层士大夫擅用。孔子因而有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中的乐舞场面和乐器，为后人了解当时的乐舞提供了形象资料。最著名的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乐器——编钟。

图152　战国曾侯乙编钟，木、青铜，长748厘米，宽335厘米，高273厘米，今藏湖北省博物馆。(www.xing528.com)

曾侯乙编钟，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八种共124件。编钟64件，计纽钟19件，甬钟45件，另有楚王送的镈一件。出土时编钟分三排悬挂在钟架上。编磬共32件，质料主要是石灰石，也有青石和玉石。镈，纽作龙和夔龙成对对峙。篆、舞部和鼓面纹饰与甬钟同。32件石磬原分上下二层悬挂在青铜磬架上。其他乐器还有鼓4件，瑟12件，琴2件，笙5件，排箫2件，横吹竹笛2件，鼓为大腔鼓面。似此规制，均非三等诸侯小国国君曾侯所应享用，显系“礼崩乐坏”的形象体现。这批乐器的出土，对研究先秦乐器形制、传统律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以后，文人演奏音乐和宫廷及宗教歌舞音乐分别发展。前者以琴乐为其代表，用于个人抒情，著名代表演奏家除了先秦的师旷、俞伯牙等以外，还有汉代的司马相如、蔡邕，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唐代的董庭兰，宋代的郭楚望、姜夔等诸多名流。名作有《平沙落雁》《流水》《酒狂》《阳关三叠》《梅花三弄》《潇湘水云》等。后者的歌舞，从先秦礼乐，到汉魏六朝乐府，到唐代教坊梨园、北宋大晟府，直至明代钟鼓司，清代升平署，形成了逐代更新的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体制，与此伴随着的是一道常流常新的音乐舞蹈史长河。

即使在戏曲音乐兴起后，琴乐依旧不绝如缕，在文人士大夫手里依旧是抒情写意不可缺少的工具，出现了朱权、徐上瀛、张孔山等一批理论和演奏名家，以及《神奇秘谱》《太古遗音》等理论著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古琴艺术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古老的琴艺再次获得了新生。

图153　太古遗音琴，材料：木质，长122厘米，额宽22厘米，尾宽14厘米，唐代，今藏中央音乐学院。

宫廷及宗教歌舞音乐同为中国古代乐舞的主要代表，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曲歌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曲是汉代相和大曲，其完整形式由“艳─曲─趋或乱”三大部分组成。其渊源与商周以来的大型乐舞有关。据近人研究，相和大曲的曲式，实际上是商周乐舞、战国楚声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作品有《陌上桑》《东门行》《白头吟》《步出夏门行》《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汉以后表现为清商大曲、唐宋大曲等大曲歌舞和寺庙法事歌舞。六朝时，相和歌演变成清商乐，相和大曲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吴声西曲的影响而有新的发展；同时，在吴声西曲基础上也产生了一部分新的大曲，它的总称为“清商大曲”。其典型曲式也由三部分组成：“弦—歌弦—契”。其主要曲目有《明君》《广陵散》《激楚》《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泛龙舟》《斗百草》等。歌舞大曲是唐代新形成的一种集器乐、舞蹈、歌曲于一体，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在隋唐宫廷燕乐中具有重要地位，也代表着隋唐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结构分三部：散序、中序、破。由于应用场合与来源不同，这些大曲可分为用于郊庙祭祀等重大典礼的雅乐大曲，用于宴飨、元旦朝会、重大节日的燕乐大曲与源于宗教的道调法曲3大类。据唐崔令钦《教坊记》等书记载，唐燕乐大曲的主要作品有《破阵乐》《绿腰》《凉州》《伊州》《玉树后庭花》《泛龙舟》等60余曲。法曲的主要作品有《霓裳羽衣》《火凤》《倾杯乐》《泛龙舟》等20余曲。

图154　菩萨蛮舞，敦煌莫高窟第98窟琵琶歌舞。

宫廷之外，歌舞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是在寺庙，通常伴随法事活动举行，目前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可以看到当时盛行的佛教飞天乐舞以及热烈狂放的琵琶歌舞。

唐以后，歌舞大曲逐步向戏曲歌舞演变，宋代的《抛球乐》，元代的《十六天魔舞》等皆为传播一时的名作。

由于受到政府和宗教力量的支持，歌舞音乐成为元以前中国古代音乐的主流。元以后，才逐渐为南北曲为代表的戏曲音乐所取代。

图155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元代舞蹈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