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风云录》：中国绘画与书法的起源与发展

绘画和书法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起源于古代，象形文字奠定基础，文与画无歧异，故有书画同源之说。有观点认为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现存最早的中国绘画当为石器时代即已存在的岩画和陶器装饰画，著名的如内蒙古阴山岩画和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等。

将军崖岩画位于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山南麓的后小山西端，在南北长22.1米、东西宽15米的一块混合花岗岩构成的覆钵状山坡上，分布着3组岩画，造型上线条宽而浅，粗率劲直，作风原始，崖断面呈“V”形，面壁光滑，显然是以石器敲凿磨制而成。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也是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发现的岩画，更被公认为是唯一反映农业部落原始崇拜内容的岩画，距今约有4000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称之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天书。^[2]

图131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新石器时代。

进入文明社会后，最值得注意的绘画应是在战国时期的漆器画和墓葬帛画。

漆画指古代彩绘漆器上的装饰画，并非泛指一般的“髹漆工艺”。漆画历史悠久，有着与壁画、帛画不同的表现技法。它虽不能和今天的“油画”相提并论，但漆画艺术中应用油漆的方法很重要。现存古代漆画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战国漆盒表面装饰图。

图132　舞乐图，漆画，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时代，今藏湖北省博物馆。

图132是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漆盒其中的一幅，表现一位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舞蹈者和一位手执打击乐器正在演奏的乐师，以及一尊架在兽类雕塑背上的，饰有羽毛的锣鼓形象，笔法粗细不一，或平涂，或仅有轮廓，显得较为洒脱灵动。

帛画，中国古代画种，因画在帛上而得名。帛画与漆画差不多同时。帛是一种质地为白色的丝织品，在其上用笔墨和色彩描绘人物、走兽、飞鸟及神灵、异兽等形象的图画，约兴起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发展到高峰。其实物，现已发掘出土了四幅，其中除了江陵马山一号墓的那幅因残甚且粘在一起，未识其真面目外，其余三幅皆出土于长沙，分别定名为《楚帛书图像》《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

图133　《人物龙凤图》，战国墓葬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人物龙凤图》帛画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绘一身着宽袖长袍侧身左向而立的妇女，双手合十，袍裙曳地。其头部上方有引颈张喙的凤鸟，作展翅腾飞状；另有一龙张举双足，躯体扭曲，呈向上升腾之状，主题为引魂升天。也有学者如郭沫若则认为画中之龙为夔，是恶灵，与作为善灵的凤相对，作品寓意是善和恶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关于这，考古界、美术界至今看法仍不一致。^[3]

秦汉以后，漆画、帛画渐渐淡出，经过壁画、画像石逐步过渡向绢画和纸画，成熟的中国画因而登上艺术史舞台。魏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大批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艺术创作活动，促进了中国艺术自觉进程的开始。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起源甚早，从夏商周三代的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两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形成而盛行。从艺术分类学角度看，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的主要标志。书法又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之发轫当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然而也有文字学家认为，史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还不能算是文字，充其量只是对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更多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方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现今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早期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殷商后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趋势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削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最早的书法家有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蔡邕、曹魏时的钟繇等，至南北朝时，随着艺术成为自觉，帖学、碑学风行南北，出现了“书圣”王羲之，标志着书法作为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门类的成熟。

图134　王羲之像，明·王圻《三才图会·人物五卷》，万历刻本。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客居会稽山阴，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从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北方书法家张芝和钟繇，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晚年书法更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被后人誉为“书圣”。《兰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惜其真迹皆失传，今所见名作多为后世摹本。

图135　《兰亭集序》（行书），晋王羲之原书，唐冯承素临摹（神龙本），纸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与魏晋六朝书法大放异彩的同时，纸质绘画的兴起，标志着绘画作为建筑和墓葬一个附属部分历史的结束，一个崭新、独立的艺术样式从此登上了艺术史的舞台。和王羲之书法一样，由于时代久远，加之材质不易保存，早期画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但就现存文献资料可知，早期绘画多表现人物神态，典型如刘宋陆探微以“秀骨清相”为特征的宗教人物图，以及梁武帝时张僧繇的众多作品。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卷》《烈女仁智图卷》由于后人临摹而得以保存。

图136　《洛神赋图卷》（部分），东晋顾恺之作，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今藏故宫博物院。

《洛神赋》（图136）为三国时曹魏诗人曹植的作品。传说魏武帝曹操之子曹植少时曾与上蔡县令甄逸之女甄宓相恋，后甄宓嫁给曹丕为后，生子曹叡后，惨遭迫害致死。曹植获得甄后遗枕，感而生梦，写出《感甄赋》，以作纪念。为杜绝物议，登上帝位的曹叡将其改为《洛神赋》传世。洛神是传说中伏羲之女，溺于洛水，化而为神，世人称之为宓妃。这卷《洛神赋图》的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画作的若干特点，虽历经千年，但依稀可以感知其笔墨神韵。画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有致，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展现的是一种空间美。作品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则稚拙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相对于较早成熟的人物画，中国古代山水画要到隋唐时方才登上艺术史的大雅之堂。目前较早成熟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图137　《游春图》，长卷，绢本设色，横80.5厘米，纵43厘米，隋朝展子虔作，今藏故宫博物院。

《游春图》（图137）作者传说为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一位画家，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入隋曾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曾在洛阳、长安的寺院里绘制壁画，人物描法细致，以色晕染面部；画马入神，立马有走势，卧马侧腹有起跃之势。由于他擅画山水人物，《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存世最古的画卷。画作描绘了江南二月桃杏争艳时人们春游情景。内容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水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笔法细劲流利。在设色和用笔上，古意盎然。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但线条已有轻重、顿挫的变化。以浓郁色彩渲染，烘托出山水春光的盎然生机。技法特点是以线勾描物象，人物直接以粉点染。画家用青绿重敷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其双勾夹叶法和点花法等对唐李思训一派产生很大影响，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游春图》的出现，结束了早期山水画“人大于山和水不容泛、树木若伸臂布指”的幼稚古拙，从而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

南北朝之后，中国书画艺术进一步发展。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花鸟画的发展虽不像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

图138　《送子天王图》（局部），纸本，墨笔，手卷，纵35.5厘米，横338.1厘米，吴道子绘，传为宋人摹本，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吴道子（约公元685—758），名道元，字道子，以字行，后改名为道玄，河南阳翟人。少孤贫，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一度入仕途，先在宰相韦嗣立手下充小吏，后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但不久即辞职。玄宗时先后受封内教博士、宁王友等职，专事画作，时称“画圣”。画作已佚，所存多摹本，《送子天王图》图138乃其代表作之一，今存宋人摹本。图分二段，绘人物、鬼神、瑞兽二十多个。图138为后段，表现净饭王抱着初生的释迦，王后紧跟其后，一神惊慌拜迎，人物身份、心理、形态刻画入微，线条流畅飘逸，体现出“吴带当风”的风格特点。

书法方面，此时期和绘画史的发展齐头并进，可谓相得益彰。

俗称“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法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王朝。《玄秘塔碑》（图139）、《古诗四帖》（图140）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www.xing528.com)

图139　《玄秘塔碑》（部分），原碑楷书28行，每行54字，为柳公权64岁时所书，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12月，今藏陕西西安碑林。

图140　《古诗四帖》（部分），原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凡40行，188字。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官至太子太保（少师）的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杨之外，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及彦修等有成就的书法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渐变入欹侧纵肆，以后北宋书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出现了官办绘画机构——画院。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它除了为皇家绘制各种图画外，还承担皇家藏画的鉴定和整理及绘画生徒的培养。随着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活跃的景象，新的绘画内容如民俗画也开始出现。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如北宋画院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图141　《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北宋张择端作，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一时期山水画是后人着墨最多的部分，五代时生活在中原的荆浩、关仝，活动于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法描绘不同地域的山川景象，画风各异，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平远画风，范宽的崇山峻岭，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使北宋山水画呈现高度成熟的状态。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多有流散北方，给北中国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到了南宋，院体画仍为画坛主流，但风格在不断创新，大山堂堂的绘画风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绘画方式。李唐继承前朝，但开展出了独特的斧劈皴技巧来画山石，后来的院画家如马远、夏圭基本上追随李唐的风格，然而在画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所谓“夏半边”“马一角”，作品呈现空灵感，被称作是诗意山水，风格变为纤巧，反映了山水画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在绘画艺术不断发展的同时，花鸟画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五代时徐熙的汀花野竹，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的风格。到了北宋，花鸟画从对称的装饰性转变为写实生动，强调拟真，赵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的猿猴，崔白的败荷凫雁可以看作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赵佶主政，刻意经营画院，仿效科举考试纳才，增加画师的待遇，让徽宗朝成为宋代绘画的高峰，其院体花鸟画，强调精细写实，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开水墨写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说是最早没骨花鸟的杰作，成为预示文人画时代来临的曙光。

图142　《万壑松风图》，绢本浅设色，纵188.7厘米，横139.8厘米，李唐作于1124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比较宋画的突飞猛进，同时期书法发展则比较缓慢。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倾心“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购募先朝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此即《淳化阁帖》。“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4]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帖的辗转翻刻，固然扩大了影响，但并未真正促进宋代书法的繁荣。首先，这种反复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以至于失真。所以同是宗王崇帖，宋人远逊唐人。所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宋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米芾分析说：“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5]宋室南渡之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6]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书法不十分景气的原因之二。总之，帖学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恶、权臣的书体为转移的情势，影响和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发展。不过任何事总是相对而言，宋代书法虽然总体上不如唐，也不如同时期的绘画，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一流的书法家，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一作蔡京）被公认为四大家，为后世所推崇。四家之外，尚有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

元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绘画上却是名家辈出，成就可观。元代的赵孟頫、钱选在“书画一体”“士气”等观念上已有较深的领悟，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元四家的画作更是在实践上将文人画推向了中国近古绘画艺术的巅峰。至于书法，其成就大者还在真行草书方面，主要代表书家有赵孟頫、康里夔夔、鲜于枢、耶律楚材。严格说来，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

图143　赵孟頫（1254—1322）自画像石刻，今藏上海松江博物馆。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系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然以宋宗室而降元，为时论不值，历来士大夫多所攻讦，书画成就亦因此往往被贬抑。

图144　《洛神赋》，纸本，纵29.5厘米，横192.6厘米，赵孟頫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标志就是“文人画”的盛行，绘画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朝代，书法趣味被进一步引申到绘画的表现和鉴赏之中，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人物画相对减少了，山水、竹石、梅兰等成为绘画的主要题材。此外，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也促使了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在绘画上强调要有“古意”和“士气”，反对“作家气”，摒弃南宋院体即所谓的“近体”，转而主张师法唐、五代和北宋。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强调神的重要作用，把形似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以简逸为上，重视绘画创作中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当作画家抒发主观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与宋代绘画的刻意求工求似形成了鲜明对照。

图145　《富春山居图》（局部），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元代黄公望作，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原名陆坚，江苏常熟人，后过继浙江平阳黄氏为子，因改今名，号一峰、大痴道人。中年当过掾吏，后皈依全真教。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到，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为“元四家”之首。存世画作有《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富春山居图》乃其为道教同门郑樗（字无用）所绘。画作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画家也是元代文人画之代表作。明末为收藏家吴洪裕保有，吴极爱此画，死前命焚此画为己殉葬，幸被其侄火中抢救出，但已被烧成两段。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变得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绘画方面，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董其昌、赵左等人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则另称为武林派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各个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山水、花鸟的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总的说来，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整个明代绘画大体可以分为上述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应该说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书法方面，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承袭宋代盛行的帖学，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学赵孟頫，以纤巧秀丽为美。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所以，近人丁文隽《书法精论》一言而蔽之：“明代书法，剽窃摹拟，无何创制。”^[7]然与宋一样，整体及时代平庸不代表没有一流名家。明人徐渭、董其昌、张瑞图、王宠、宋克、黄道周、倪元璐等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有其地位。其中董其昌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与时人陈继儒等倡导南北宗论。因其礼部尚书地位及在艺文界声望，遂成画坛盟主，他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徐渭更是特立独行，以其人格个性和文艺全才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文艺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一生数奇，科场不利，屡次不中，后为浙江总督胡宗宪掌书记，对抗倭军事多所策划。胡得罪被杀后，渭亦潦倒终生。然天赋英迈，才情卓绝，诗文、戏曲、书画皆工，终成一代杰出书画家、剧作家和诗人。

图146　徐渭画像，明人绘，今藏南京博物院。

图147　《墨花九段图》（局部），徐渭，纸本，46.6厘米×6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文化具集大成意义，书画亦不例外。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更多画家把精力花在追求笔墨情趣方面，造成了形式面貌的更加多样，愈加派系林立。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下，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四王”画派占据画坛的主体地位，江南则有以“四僧”和“金陵八家”为代表的创新派；清代中期，宫廷绘画由于社会经济的繁盛和皇帝对于书画的爱好而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在扬州，却出现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力主创新；晚清时期，上海的海派和广州的岭南画派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画派，涌现出大批的画家和作品，影响了近现代的绘画创作。此外，壁画的创作渐趋衰微，但仍有许多精品传世。便于传播的版画和年画在明代中期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代仍承其势，晚清更出现众多版画流派及年画生产中心。非但如此，清代也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遥相呼应，众体兼备，全面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名作，诸如王铎、傅山、朱耷、郑燮、吴昌硕、康有为及“扬州八怪”等书法家群体。清代书法流变，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庐、苦铁、大聋等，浙江安吉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考中秀才，曾任江苏省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仅一月即去。有《缶庐集》《缶庐诗存》《缶庐印存》及书画集多种刊行。吴昌硕诗、书、画、篆刻皆精。

图148　瓶花 立轴，设色纸本，94厘米×43厘米，吴昌硕 癸亥（1923年）作，题识：癸亥冬饮美丽，畹华为瑶卿索画。呵冻成之。老缶年八十。今藏梅兰芳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