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怀故国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之时,越裔导演们并没有忘记故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与战争历史的症结。“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率日益下降。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底子很薄。总体而言,越南民众还是非常贫苦。”[15]越南盾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遇上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众多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就显现出来,人心浮动,民怨沸腾。“越南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已经节省到只能以鸡蛋、腐乳、蔬菜为主,偶尔才能吃上顿肉,也算是打打牙祭。”[16]在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丛林越南”的形象被凸显出来。
越裔导演在注视越南的残酷社会现实时,运用的叙事视角是平民化的,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不是丛林法则与强人哲学,而是平民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问题,是越裔导演文化关怀的一个层面,必须在文化关怀的框架内,进行一定的文化反思,予以话语意义的解决。他们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比越南本土导演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也比他们更懂得民主人道的含义。他们的电影展示了有关“丛林越南”形象的平民生活景观,触及越南社会各种复杂的现实纷争和观念冲突。
首先,对越南现实社会进行文化审视的最佳切入点是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客观呈现底层人物的境遇与命运。这其实是一个“丛林求生记”的过程。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历史,摒弃政治标准和非人标准,这是亚洲新电影普遍采用的叙事视角和价值取向。1987年,即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的第二年,本土导演邓一明推出爱情片《江上姑娘》,在越南电影史上第一次关注人物的普通生活和真实人性,运用平民视角而非政治视角,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于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认识。但是在至今强调主旋律的越南,这只是一缕清风。从平民的视角讲述小人物在当下社会的命运,实现文化内涵的延伸与富足,这是越裔导演“诗意电影”喜爱的叙事模式,也是其诗意关照历史与现实的一般方式。这里不是故事情节的高潮式推进,而是对小人物生活的片段表达,“讲述的故事因此被看作生活与痛苦的基本观点之上的想象力的变化”[17],充满着点到即止的深意。
《三轮车夫》是年轻车夫的“城市历险记”,真实地表现出越南社会底层的残酷生活现状。神情麻木的三轮车夫、突如其来的暴力、混乱不堪的街道等等,该片从个体的命运纠葛中,深刻触及越南当下社会的真实现状。该片被官方指责为“阴暗面表现太多”,一度在越南禁映。但是,在平民化视角的观照下,困难与幸福、暴力与和平、泪水与笑颜、期待与失望、愉悦与沮丧,小人物人生的两极被混合在一起,没有传统的喜剧与悲剧,唯有混沌复杂的现实人生,电影文化内涵的包容性被大大拓展。该片一举夺得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至今仍是越裔导演和越南导演获得的最高奖项。
《牧童》是牧童金姆的“水上历险记”。他将两头水牛带到附近山坡吃草,开始踏入令人晕眩的成人世界,霸凌、斗殴、吸毒、强奸、酗酒等社会罪恶,纷纷进入他的眼中,他逐渐变得凶狠无情,为父母所不容。再次踏入征途后,他俨然成为强者,收获了友情、亲情和爱情,实现了自己作为当代越南乡村男人的“野蛮生长”与“生命轮回”。该片作为一部乡村成长电影,对应着当代越南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而牧童在成长过程所遇到的各种困惑,更是越裔导演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观照与反思。
其次,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是越南社会现代化绕不开的主题,其共同点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怀。越裔导演对热带故乡的怀恋与想象,使得他们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对还未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侵袭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美化和眷念。当他们从西方重新踏上故土时,或从西方媒体感受到故国时,按理应该产生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即“那些初到那个地区的人只要留在那儿,其行为方式便会被当地同化”[18],但是在现代经济力量的驱动下,越南社会传统的纯真受到侵蚀,正在变化的生活景观让他们觉得熟悉而又陌生。诗意想象之余,越裔导演依然保持着清醒,没有忽视对社会问题及其历史背景的关注,注重表现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与追求,辩证地看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www.xing528.com)
“诗是一种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所以诗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指南。”[19]借助于“诗意电影”的诗意凝视,越裔导演们可以包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寻求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价值,也即一种普适价值:关爱生命。《恋恋三季》的三个主角都是社会底层人物,身处各种困境,依然坚持自我,没有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与追求。采莲女对莲花和诗歌的爱恋,三轮车夫对沉沦妓女的守望,流浪儿对影视和游戏的投入,都显示出生命的本真和朴实的快乐。该片着重表现的是越南进入革新开放时代后的民众生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比十分明显,是迷失自我的“丛林越南”的生动隐喻,寻找本该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成为该片的最高主题。现代文明在推动社会发展时,也在摧毁传统生活方式,致使越南社会变得畸形化,人性扭曲冷酷,丧失本真自我。该片三条线索的贯穿动作都是寻找,老诗人杜先生寻找逝去的青春与激情,车夫海寻找美丽的爱情,流浪儿胡迪寻找丢失的售货箱。他们的各种寻找可能是卑微的、可笑的,却是他们个体生命意识的显现,也即对本真自我的寻找。
《三轮车夫》中的现代都市充斥着各种暴力场面,正如车夫所遇见的屠宰场杀猪的血腥场面,而历经苦难、生不如死的年轻车夫一家,最终得到人性化的谅解与解脱,又回到那种虽劳累穷苦却安稳祥和的传统乡村生活中。无论是对社会暴力的风格化展示,还是对畸形社会的符号化解读,都没有简单地批判现代文明的侵蚀、传统文明的固守,更没有自然主义地展示弱肉强食、黑白颠倒的荒诞哲学,而是处处体现对生命意识的还原、尊重与追求。这是“丛林越南”形象建构中一个讨巧的价值标准,既具有永恒意义,又能缝合越南国内外观众的价值裂痕。
最后,对“丛林越南”进行文化关怀,必须遵守伦理自律意识。这是尊重个体生命意识的另一面,也是对“故国越南”的某种回归,越南民族文化中的和谐人伦关系,其核心之一是伦理自律与自省,而且上下每人都必须遵循。在越裔导演的诗意镜头下,平民化叙述视角决定了主人公身份的卑微,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人物命运的多舛,在此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强调一种普遍的伦理自律意识,可能会有助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越裔导演在审视越南社会现实、塑造“丛林越南”形象的过程中,那种源自西方法制社会的清醒,使他们敢于面对真实人性场景,最终回归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
《夏天的滋味》中,大户人家的三姐妹过着富足和谐的家庭生活,但潜藏的情欲将家里的三女三男都投入“偷妻”的情感旋涡,尤其是大姐夫妇双双出轨,三妹莲与哥哥差点乱伦,物质的理性拯救不了精神的非理性。他们最后都纷纷回归家庭,体现出一定的伦理自律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是依靠各自的感情伤痛换取的,似乎说明他们都不是“圣人”,都是“凡人”。自我追求与自我批判,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基本内在动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内在动力。《恋恋三季》中,妓女莲唯利是图,纸醉金迷,一心想通过勾引豪华酒店的客人来摆脱生活困境,不肯下嫁给车夫海。海在她被客人侮辱、抱病在家时悉心照顾她,实现了她“在有冷气的大床上安睡一夜”的愿望,她最终被车夫海的真诚所打动。这种意外的突转,让精神的渴求最终战胜物质的诱惑,而这种精神不仅是真诚的爱情,还是伦理自律意识。这种意识也不仅是“妓女天生配车夫”,还是因车夫海诸多关照、无私奉献而激发的良心与良知。
总之,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有助于越裔导演最直观、最残酷地切入越南现实社会,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可以审视人们如何迷失自我、寻找自我,对伦理自律意识的提倡则可以看作是“丛林越南”的出路与良药。在真实人性的关照与递进下,越裔导演打破了越南本土电影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重的局面,打破了越南底层题材“健康向上”“励志奋斗”的褊狭观念,为世界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丛林越南”形象,并给予了一定的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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