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头秧歌功能弱化及原因

临县伞头秧歌能够从古至今代代流传下来离不开其功能性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功能已经慢慢不足以支撑其生命力，究其缘由，是因为原有功能性弱化且自身调节跟不上新需求而导致的。

伞头秧歌原有的社交功能逐渐弱化。临县伞头秧歌传承的第一次分离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契机在于各种比赛活动的开展，这类比赛背后有着不少政府和县文化宣传部门的影子，在该种比赛中，伞头秧歌不再被视为一个群体性的完整表演，而是将伞头单独分离出来，从此伞头作为一个单独的表演个体独立发展起来。在以前的村镇表演中，伞头一般为男性，偶尔出现个别女性，自从伞头上了舞台之后，涌现出了一批女伞头。女伞头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吹向了这个相对闭塞的西北小县城，加之比赛中的奖励让一部分勇敢的女性站出来，从此登上舞台，将业余性爱好发展成为以此谋生的职业。比赛的形式无疑使更多的人将目光聚集于伞头，同时也淡化了表演的时间，改变了演出的场合。比赛是商业化的催化剂，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伞头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去各种场合表演如生日宴会、开业典礼、婚丧嫁娶场合等等。表演被明码标价，演唱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与日常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资本的驱动下，对于伞头的要求也严格起来，除了要求内容贴合现场，对现场氛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资本的介入使得伞头秧歌由原来的群体性活动逐渐向个人靠拢。“伞头秧歌”也开始变成了“伞头”的秧歌。一部分伞头利用自己的优势将其变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谋生技能，为了迎合市场，使自己占据更大的优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表演水平。如果说原来的伞头秧歌，阶层分化相对模糊的话，经过市场筛选后的伞头秧歌，已经开始明显的两极分化。优秀的伞头得到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追捧，而那些相对一般以爱好为主的伞头，则退出了主流市场的舞台，寻求别的出路。伞头的脱颖而出，使得伞头秧歌也被渐渐分化成两部分——伞头和秧歌。城镇化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谋生，村落人口急剧减少，这也意味着“扭手”数量的减少。而当演出场合已经不局限于村落，伞头秧歌的社交功能也开始被商业化取代，村落人口的减少，许多村落甚至组建不起一“队”秧歌，村落之间的社交也已成为过去式。

过去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地理经济条件的限制，临县大部分村落内消息闭塞，文化教育水平低下，人们思想普遍比较单纯。村落内伞头秧歌和生活有关的演唱内容，很多都对年轻一辈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随着伞头越来越商业化，其演出场合更多倾向于私人场所，内容也开始迎合主人，流于应酬和场面。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外出打工人员眼界的开阔，伞头的演唱内容已经不再充当一个教化者的角色，而是和听众平起平坐，甚至接受他们挑剔的眼光。在这过程当中，也偶尔会有政府牵头举办一些伞头秧歌比赛与汇演，其内容也更多倾向于歌颂社会主义政策和谐生活而较少与具体的民众事件产生关联，严重脱离民众生活。伞头秧歌作为曾经“教化者”角色的功能，在村落生活中起过一定作用，现在却无法承担该重任。(www.xing528.com)

在社会发展和生存压力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员涌入城市。临县人也不例外，作为吕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举家搬迁者不在少数。年轻的打工群体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到了相对发达的城市，在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生活中，开始转变自身角色和原有的价值观念。高密度的劳动生活和生存压力需要更快节奏的娱乐活动来满足，伞头秧歌无疑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活动的组织和场所还有人员都成为问题，同时隐藏在背后的还有时间问题，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年轻人不愿意牺牲自己时间去现场观看和参与。21世纪以来网络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方式拥有更多可选择性，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电脑等进行娱乐休闲活动。这对于伞头秧歌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多样化的娱乐休闲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伞头秧歌对于人们娱乐的调节功能。

2008年，临县伞头秧歌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这也意味着伞头秧歌的文化价值和内涵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然而，现在的伞头秧歌，对于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针对原有的功能弱化问题制定怎样的针对性的策略，才能使临县伞头秧歌拥有更好的传承土壤并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