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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伞头秧歌的社交与教化功能

时间:2023-09-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借鉴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将临县伞头秧歌置身于整个社区内,论述其在整个社区中的功能及功能的变化情况,使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县伞头秧歌的传承及其本身的意义内涵有更深厚的认识。伞头秧歌具有的社交功能,具体表现为村落之间的社交和村民之间的社交。农历正月的伞头秧歌,是当地在春节期间最为隆重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活动。临县伞头秧歌的教化功能表现在民众参与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临县伞头秧歌的社交与教化功能

功能主义概念来自于功能主义学派,该学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最早的代表作是两个调查专刊,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和布朗的《安达曼岛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的功能主义方法论阐释道:“此种学说的目的在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个体系内的各部分怎样地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种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连接”。[2]另外,在《文化论》一书中,具体的解释功能的概念说:“我们所谓功能,就是一物质器具在一社会制度中的所有作用,及一风俗和物质设备所有的相关,它使我们得到更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本文借鉴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将临县伞头秧歌置身于整个社区内,论述其在整个社区中的功能及功能的变化情况,使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县伞头秧歌的传承及其本身的意义内涵有更深厚的认识。杨利慧在梳理和阐述诸多社区的概念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涉及的概念界定为:“无论其规模如何,社区所指涉的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施行和传承,并认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人。”[3]因此本文提到的社区概念是指对于临县伞头秧歌认同的所有民众,包括所有直接参与或观看的观众,还有伞头秧歌活动所占据的空间,这种空间既包括实在的地理空间,也包括靠记忆参与的想象空间。

传说中,伞头秧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根据民间艺人们的口述分析,其起源于民间祭祀活动,是为了向神灵祈求五谷丰登,是一种趋吉辟邪的“娱神”性质的演出活动,发展到后来则更多以“娱人”为主。秧歌表演内容集歌、乐、舞为一体,形式组成上则以“队”为单位,要组成一队秧歌,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成员,分为是乐队、伞头和扭手。乐队的要求最少要一个锣鼓手和唢呐手,其余的可以自由加入。伞头人数为二、四、六不等,手举花伞,即兴演唱,他们是整个秧歌队表演的指挥者,在队伍中除了起指挥作用外,还兼任编唱秧歌的任务,要求在各种场合中即兴发挥演唱,演唱唱词可以分为四字句、七字句、九字句和十二字句,韵律则有固定套路。扭手相对来说动作简单,人人都可参与进去。

改革开放以前,临县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大部分村民生活依旧是自给自足,村落外出人员较少,村民数量保持较高水平线。伞头秧歌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承担着社会中部分功能,维系着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其功能可分为社交、教化和调节三部分。(www.xing528.com)

首先是社交功能。伞头秧歌具有的社交功能,具体表现为村落之间的社交和村民之间的社交。农历正月的伞头秧歌,是当地在春节期间最为隆重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活动。伞头秧歌的组成以“队”为单位,队的人数不等,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二百,少的时候三五十人。过去秧歌队的组织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组织起来的,所以每个村落至少拥有一“队”秧歌。伞头秧歌在表演中,场地选择有三种:一是本村村民院落;二是村落里有神庙或最宽阔的地方;三是进行“串村”表演时,去别的村落。在本村村民院落的表演,一般优先选择过去一年家有喜事的或者村内德高望重的家庭,在表演队伍到来之前,户主准备鞭炮迎接,结束后对伞头、乐手、扭手进行奖赏,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与村民之间进行有序的互动。而在神庙或聚集地表演时,开始之前各方人员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这时村民三三两两成群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换着彼此之间知道的信息,进行社交。“串村”是伞头秧歌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指本村的秧歌去别的村子表演,或者别的村子来本村进行表演。旧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局限,串村仅仅局限于附近的几个村子,一般来说,关系较好的村子更有可能会发生串村拜访表演。在准备“串村”时,首先会发帖,表达交流的意愿,收到邻村的回复后,双方进行准备,这中间如果发生了差错就会导致双方的不满和村落关系的恶化。这种村落与村落之间的社交可以被看作当地民众自身对于礼仪规范的朴素要求和自我约束。

其次是教化功能。民俗文化自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活化的教育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出生开始,就会受到周围民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临县伞头秧歌的教化功能表现在民众参与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伞头秧歌在表演过程中,会穿插伞头大段的演唱,其主题涉及范围广,而且由于伞头一般由村内的知识分子担当,内容也有一定保证。既有对祖先的感谢之情,表达生养之恩,也有对村内好人好事的宣传,还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和祈求,以及“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道理性宣传。同时,伞头秧歌表演时有序的步伐和进场的先后顺序对于村民秩序感的塑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是调节功能。个体在集体生活中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这些压抑需要得到一个宣泄出口。在娱乐活动有限的情况下,伞头秧歌成了不二之选,人们在参与表演伞头秧歌的过程中,情绪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宣泄和缓解。改革开放之前的临县地处山区,经济落后,靠农业种植生活的人占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一年四季农忙,只有过年正月的时间大家比较空闲。辛苦劳动一年的压力在这段时间内通过伞头秧歌得到了释放,表演过程中模糊的阶级、轻松的氛围和浓厚的娱乐色彩使得人们从身到心得到了真正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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