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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认定的意义与合理性:再反思与研究成果

时间:2023-09-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在非遗政策落地过程中,非遗保护对象显然存在漏洞。对文化项目申报积极、包装积极、表演积极,但对传承人的保护和文化项目本身的保护却不肯花心思。这种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偏差也会造成文化遗产毁灭的情况。这样一来,非遗认定过程中,意义阐释与合理性建构成为游戏入场券,需要保护的项目没有及时得到保护,这个实践过程与公约所倡导的理念就更远了。因此,在讨论非遗保护时需要关注这些人对民间文化的影响。

非遗认定的意义与合理性:再反思与研究成果

《公约》所指的非遗保护主要是对人的文化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进入中国语境后,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特点,非遗又被赋予民族性与历史性的内容。但是在非遗政策落地过程中,非遗保护对象显然存在漏洞。嵊泗渔民画既非《公约》中所说的对于人的文化权利的尊重,又不是文化行政部门强调的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的文化事象,而是由地方文化馆效仿其他地区的文化事象所发展而来的。显而易见,渔民画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即便如此,地方文化精英仍然努力为渔民画寻找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创作内容上嫁接地方特色,并为创作形式追溯历史依据,在表述过程中置换“地方性”与“历史性”的概念内涵,将这个异地移植的文化事象再地方化,并建构出其进入本地非遗名录的合理性。

这个个案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反思非遗保护运动中的理念偏差与文化政策的落地方式。

首先,是在文化政策落地过程中指导理念与公约出发点的偏差。《公约》的宗旨是在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遗基础上保护非遗,同时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级提高对非遗项目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但在文化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了表现上“保护”非遗,但实际上却借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的情况。对文化项目申报积极、包装积极、表演积极,但对传承人的保护和文化项目本身的保护却不肯花心思。这种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偏差也会造成文化遗产毁灭的情况。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非遗保护运动是通过文化行政部门这一套科层体制自上而下推进的,中间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间,导致的结果是文化部门列入非遗名录的文化事象,可能和该地区没有本质关联,进入名录的其实是那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身合理性的文化内容,即便它本身是非本土、非民间的。这样一来,非遗认定过程中,意义阐释与合理性建构成为游戏入场券,需要保护的项目没有及时得到保护,这个实践过程与公约所倡导的理念就更远了。

最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地方文化精英的作用。普通民众甚少有对文化项目进行意义建构和阐释的能力,因此文化项目的建构与阐释大多是由地方文化精英完成的,其中既包括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也有地方政府成员和擅长该文化项目的成员。因此,在讨论非遗保护时需要关注这些人对民间文化的影响。

当我们抛弃非遗必须是要原汁原味的态度后,非遗的生产、塑造过程,可以被认为是民俗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新的语境下再生产、再重组出来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新内容的生产脉络与它所效仿内容的生产脉络已经截然不同了。因此,对于这一类效仿出来的文化事象,我们又要如何在非遗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进行界定,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1]柯雨昕(1995- ),女,浙江舟山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社会学民俗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

[2]巴莫曲布嫫:《遗产化进程中的活形态史诗传统:表述的张力》,《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

[3]马千里:《“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列入标准研究》,《文化遗产》2018年第4期。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文件·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6年中文版),教科文组织2016年版。

[5]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践范式》,《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

[6]嵊泗县人民政府:http://www.shengsi.gov.cn/col/col1363189/index.html。

[7]程征:《第二种模式的诞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www.xing528.com)

[8]亓明曼:《上海西郊农民画——一种文化的生成与记忆》,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页。

[9]李佛裔,1944年出生于嵊泗,1958年参加嵊泗县业余文工团;1959年进入嵊泗县绳网厂当工人;1970年参加嵊泗县文宣队(越剧团);1985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主要负责渔民画辅导。

[10]李佛裔、李非雪:《嵊泗渔民画的设想与实践》,《美术》1988年第2期。

[11]舟山市群艺馆位于舟山市定海区,属于定海渔民画,于1984年开始发展。

[12]李佛裔、李非雪:《嵊泗渔民画的设想与实践》,《美术》1988年第2期。

[13]李明洁:《非遗保护的伦理性记忆价值——以作为城镇化记忆样本的上海西郊农民画为例》,《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14]郎绍君:《论中国农民画》,《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15]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16]郑土有、王睿:《金山农民画的风格类型与基本特征》,《上海工艺美术》2007年第1期。

[17]本岛即舟山岛,是舟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整个舟山地区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

[18]李欣怡:《金山农民画的艺术性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19][希腊]尼克斯·卡赞扎基斯:《中国纪行》,李成贵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0]舟山市普陀区政协教文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普陀文史资料第三辑·普陀渔船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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