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光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之一,更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庞大且丰富的命题,从中西方传统哲学到现象学,结合女性主义对传统话语中的两性身体,再到福柯对医学、性和犯罪的典范性研究,身体逐渐发展为规范化的学术分析范畴,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大放异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尚属新兴的学科门类,理论与实践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众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尝试都代表着我们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不懈努力。
(一)“身体”视角的引介
2009年,刘铁梁在民俗学论坛上阐发了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文化遗产应该是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这一重要问题的反思”[5],他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民俗更是通过身体感受才能形成的一门学问,由此提出,在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身体主体感受的重要性。这一发言代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正式开始纳入身体理论的研究视角。
向云驹在系列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文化空间”及“身体性”[6]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向身体哲学的身体遗产,并创造性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与身体的相关程度分为五个层级。身体是理解和认识非遗的一把钥匙,具有鲜活、生动、深刻的哲学根性和意蕴,遗产的身体和身体的遗产揭示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深刻意义。
其他诸如,从身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又是其主体,以及诗意狂欢性等方面辩证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法脱离人身体的物质性的存在;在人与生存环境密切互动的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身体为媒介,以技艺(能)、行为作为外在形态表现的高度复杂、熟练、杰出的经验性文化形式”[7]。这些从身体视角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定义的尝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发展。
(二)“身体”理论的探讨
以上视角的引介仅可以说是学者们注意到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新的视角需要打开,这样的方法可以被借鉴到非遗研究领域中来,随着对身体认识的愈加深刻,以及身体在非遗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是,身体对非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应是李菲从身体角度出发,呼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范式的转型,以“身体”作为理论支点来重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观点借鉴吸收了西方社科领域的“身体转向”反思成果,并且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本土“体验”“体知”“身体力行”等身体经验、身体知识、身体伦理及身体价值观等加以回顾和整理;由此将“身体”视域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推动非遗传承的有效性、非遗传承与文化形塑及“神授传承”等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反思了当前非遗保护中相对紧迫的“传承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体塑造与内涵传承,与身体实践等一系列“身体”命题紧密相关。因此将“身体”作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理论方法,探讨不同于西方遗产话语体系中的“传承”究竟是什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实践与身体表达上,彭兆荣强调作为人类生命表达的特殊形式的“活态遗产”[8],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身体感受与身体实践占据主体地位,“感官—感觉—感受—感知”的身体表述更是遗产的重要表述话题,我国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天人合一”,其生命意义和身体表述具有重要的特色,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身体表述与实践,共同构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关于身体运动的项目体量较为丰富,从身体运动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传承”[9],杨敏、王勇,倪依克、胡小明等学者提出了重视本民族本地区原生态“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并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身的特点,通过学校体育教育这一“活性传承方式”,对“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真化、多样性的体育教育传承的新思路研究。不管是身体范式、身体表述与实践,还是身体运动,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身体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www.xing528.com)
(三)“身体”实例应用与反思
目前关于“身体”理论在具体实例上的应用还不是很多,在理论结合实例进行具体研究与操作上仍需要继续努力。下面列举几个成果比较突出的研究实例:
以甘肃省临洮县“师公跳神”仪式为例,学者张学军、王峰、张彤指出,身体仪式的表演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而且是这类非遗存在的主要价值,与此同时,身体仪式的表演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主要对象[10]。这一实例表明身体是这类非遗不可或缺的主体,从身体理论出发是应有之义;
峨眉地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这一地域武术技术传承的特殊性与身体技术的文化传承方式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遗产特点,陈振勇、李静山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峨眉地域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进行了分析,彰显了其传承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探讨了特殊的身体技术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以祁门傩舞为例,徐芳对傩仪身体语言进行系统的分析,将民族、宗教、生活与傩舞中所蕴含的各种符号象征结合分析,探明身体需要发生的根本动因,从傩仪身体语言的文化根源探究后非遗身体语言对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意义;
司红玉从古代文本中呈现的身体审美意识入手,以华佗创编五禽戏的启示为切入点,对健身气功·五禽戏的功法进行研究,并对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身体文化予以关照。得出其具有身体动作多样化统一的鲜明特征,对传统体育类非遗发展有启示作用。
在不断推进身体理论研究的同时,更有学者不时回顾反思,以期帮助身体理论在非遗领域中有更加健康地发展。荻野昌弘、李修建从身体和时间的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保护体系进行了反思[11],如果我们制造自己的风俗文化遗产,只是为了满足被神圣化的欲望,一切皆可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艺术价值的社会性的技巧和知识无意识地嵌入到了人们身体之中,身体的习性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以现代化逻辑反思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发现,作为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身体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直到近年来身体研究才被纳入我国学界的理论研究视野内,可供研究发展的方向十分广阔。因此,在身体理论的关照下,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与人的身体紧密相关的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新的研究路径,促使其更好地传承保护下去,永葆鲜明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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