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时间相对较晚,但其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文化遗产类型的丰富,也使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在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向更繁杂的精神领域的文化遗产保护拓展过程中,自然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沿着原有路径继续深化和拓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朝着与物质文化遗产迥异的方向拓展,在保护旨向上,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采取防御性手段对现状的维持或恢复原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提升项目的生命力和能见度,促进其存续与创新。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关注如何促进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和人本身。因此,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或非遗主题博物馆不仅要分清两类遗产的“界限”,也要认清二者保护理念的不同,积极更新和适应新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和工作规则,为博物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新制序奠定基础。
(二)加强与社区互动
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忽略的重要力量,也是保护成败的决定因素。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及非遗主题博物馆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与社区建立互动与紧密的联系。在已有案例中,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是博物馆与社区互动的成果,但事实一再证明缺乏长久、有效的机制,博物馆与社区的互动很难深入,也很难维持。[25]对于解决与社区的互动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具体建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提出:“与创造、保护、延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所有互动,应以透明的合作、对话、协商和咨询为特征,并取决于尊重其意愿,使其事先、持续知情并同意的前提而定。”[26]对于博物馆来说,尊重、透明、协商和社区知情并自愿是博物馆走进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走进社区只是博物馆迈出的第一步,怎样提升社区民众对这种文化遗产的意识?博物馆如何表达社区的文化事项与文化记忆?博物馆如何通过遗产项目保护促进社区发展?对于社区和社区民众来说,他们与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博物馆?他们在互动中能够获得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潜藏在博物馆真正走入社区的行动中。
(三)建立社区策展人参与机制
传统博物馆策展一般由专家和策展团队完成,专家和策展团队完成了展览从选题、策划、展品选择到阐释的全部过程,由此也可能带来了阐释不足或过度阐释的问题,同时,也可能引发文化解释权问题。面对展示的活态文化遗产,社区策展人参与机制建设是博物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必由之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和持有者参与组织关于其遗产的展览、讲座、研讨会、辩论会和培训的工作”[27],博物馆应积极吸纳社区文化保有者和项目传承人参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实施中来,同时也可以扩大其参与范畴,“使从业者和持有者参与管理,将促进地方发展的参与性体系落实到位。”[28]《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提及:“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及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已经在与社区互动中进行了积极探索,社区策展人成为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实施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不仅遴选展品,也负责解释自己的文化。社区策展人的参与,不仅有利于博物馆开展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展览阐释,也有助于实现文化持有者的自我价值,激发和提升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
【注释】
[1]王巨山(1979— ),男,辽宁鞍山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陈英丽,女,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社会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本文所讨论的博物馆主要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建设的博物馆。
[3]博物馆学界一般将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视为第一个具有近代博物馆特征的博物馆,该馆于1682年向公众开放。
[4]博物馆功能指实际的工作与活动,博物馆职责则是指对民众与社区的义务与责任。G.Ellis Burcaw:《新博物馆学手册》,张云、曹志建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5]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网站翻译。原文如下:ICOM i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useums and museum professionals which is committed to the conservation,continu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society of the world'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present and future,tangible and intangible.http://icom.museum/mission.html。
[6]苏东海:《〈上海宪章〉的意义》,《中国博物馆》2002年第4期,第91-92页。
[7]国际博物馆协会:《汉城宣言》(1号决议),2004年。
[8]ICOM:《strategic plan 2016-2022》,http://icom.museum/the-vision/strategic-plan,2018-03-08。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6年。
[10]刘慧:《美丽非遗在身边:我省101个市县坐拥443座非遗馆》,《浙江日报》,2014年3月5日。
[11]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www.xing528.com)
[12]新博物馆学诞生以后,博物馆学界将博物馆划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专家、公众参观者是这类博物馆的主要特征要素;一类是新型博物馆,其侧重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改造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为代表。
[13]所谓制序,可以把它理解“由制度规则调节着的秩序”。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4]所谓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自发社会制序)、从习俗到惯例(非正式约束)、从惯例到制度(正式约束)这样一个内在于社会过程中的动态逻辑发展进程。制序化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场景和文化氛围之中,其过程的实现和动态变迁,也自然甚至必然反映和投射在其存在的场景和氛围上,影响着、改变着和改造着制序化本身的场景和氛围。制序化本身的这种场景和氛围,从广义上来说就是文化,或者说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15][澳]托尼·本尼特著,薛军伟译:《作为展示体系的博物馆》,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辑,第135页。
[16]所谓“硬”的手法是借助“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组织对具体观众进行系统宣传。”所谓“软”的手法则是“通过树立典型,而非教育;通过娱乐而非通过规范训练;通过耳濡目染而非通过激励”来实施。[澳]托尼·本尼特著,薛军伟译:《作为展示体系的博物馆》,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辑,第154-155页。
[17][美]惠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陈颖隽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8]徐新建:《博物馆的人类学——华盛顿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考察报告》,《文化遗产研究(第2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87页。
[19]黄春雨:《社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Z1期,第40页。
[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6年。
[21]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Z1期,第25页。
[22][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陈双双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286页。
[23][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陈双双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287页。
[24]数据截至2014年6月。
[25]段阳萍:《西南民族生态博物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方李莉:《梭嘎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
[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6年。
[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6年。
[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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