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博物馆制序的冲击

毋庸置疑，时代发展的要求、博物馆形式与理念的演进及展示技术的发展，为博物馆参与多类型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长期以来，在对“物”的工作中，博物馆已经形成了自身相对完整的、科学的工作机制与运营体系，在各种制度、规则、规范和各种操作指南的约束下，藏品的征集、收藏、展示与阐释已经形成制序^[13]（institutions），空间、时间、藏品、阐释甚至展示对象背后的文化想象都被博物馆内在的制度与逻辑规则制约着，博物馆内，包括展示场景与氛围呈现“制序化”^[14]，而制序化的场景和氛围也会强化制序，并影响进入场景和氛围的参观者。当博物馆强化文化担当和社会担当，参与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状态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必然对博物馆一直围绕“物”来开展工作并形成的制序产生冲击和影响。

（一）权威性与去权威化

博物馆的权威性是与生俱来的，并在发展中逐步强化。在博物馆权威性的构建过程中，藏品、专家和专业性及博物馆身份背景等因素是权威性形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博物馆藏品的垄断性造就了博物馆的权威性。长久以来，“物”是博物馆工作的中心，真实、丰富和独一无二的藏品成为博物馆权威性得以构建的重要因素，如西方媒体评选的世界四大博物馆、国内的国家博物馆和故宫等，其地位的确立均与藏品的丰富、广博和突出的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占有更多“垄断性”的藏品也意味着占有更多文化展示主动权和话语权，且这种局面在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博物馆会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

其次，专业性凸显了博物馆的权威性。博物馆发展至今，围绕藏品征集、展示、研究和阐释构建了一套专业的工作流程和科学体系，制序化、科学化、专业化和科技化展示成为博物馆展览呈现的重要特征，这种呈现背后隐含专业性的专家、方法、技术、研究等支撑，这些因素无形中塑造了博物馆的“一元的叙述权威”，使博物馆成为地方文化的权威机构。在博物馆专家和策展者的知识“表述”与文化意义阐释前，缺乏专业知识与教育背景的观众被动接受意义的呈现与观点的传达，并不能与专家、专业团队及其策划的展览开展平等对话与交流。

最后，博物馆背景塑造了博物馆的权威性。澳大利亚学者托尼·本尼特认为，博物馆“从福柯的理论来看，现代展示形式包含着深层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博物馆作为典型的现代文化展示机构，既在物质上表达，也象征着一种‘展示与叙述’的权力”^[15]。这种政治意义和权力观念的形成与博物馆的国家、精英、机构等话语背景密不可分，由此，博物馆也被打上了权威的烙印。博物馆通过“软”与“硬”^[16]两种对立手法所建立的“密集的规训制度”来构建博物馆的权力及展示的权威性。

多重维度构建起来的权威性使博物馆成为民众最信任的文化传播机构。长期以来，参观者也毫无疑义地接受并相信博物馆专家和专业团队构建的呈现与阐释。“在美国，博物馆被认为是用来教育下一代的所有机构中，最值得信任和最客观的那一个。根据美国博物馆联盟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87%的回答者认为博物馆是可信的。”^[17]

随着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和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日益紧密，对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而言，其建立的制序正面临挑战，并出现去权威化态势。所谓去权威化是指，相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而言，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导地位的削弱，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者和展示者，而非主导者。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资源不具垄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要求使其不能被“圈禁”在博物馆之中，不能成为博物馆独享的垄断资源，而传承人也不可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中，社区是遗产项目保护与展示的第一中心，“活”在社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更具意义，博物馆场域退居次要位置，甚至有时成为社区文化展示的“附属工具”。

二是专家和专业团队的话语权被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实践特别强调社区和传承人的参与，强调由文化的主人解释其所持有的文化。社区和来自社区的传承人“由缺席的被表述向主动的自表述转型和提升”^[18]，社区和传承人成为展示场域的对象和主人，在权力与政治空间中展示和表述自己的文化。近年来涌现的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恰恰如此，博物馆专家主动“隐身”，“试图在制度上以公众参与削弱传统博物馆专业、专家的特权并使之大众化。”^[19](www.xing528.com)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和活态性，博物馆参与非遗保护应“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持续创新和传承，而非仅注重与之相关联的实物”^[20]，民众曾经熟悉的或日常生活中身边的文化事项走进博物馆，熟悉的展示内容消解了民众对展示文化的神秘感。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走进社区时，“传统博物馆通过种种界限凸现自己的权威性的那个边界消除了。”^[21]

（二）他者阐释与自我阐释

博物馆展览展示中需要对展品、展示内容进行合理适度的阐释，而整个展览也是对主题文化的阐释。虽然有些博物馆，如艺术馆不进行或很少进行阐释，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机构的博物馆需要进行合理适度的阐释。历史学家弗里曼·蒂尔登提出博物馆阐释的六大原则：“（1）任何阐释，如果和所展示的材料不存在关系，或者与观众的性格或体验不存在关系，那么这种阐释是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2）信息，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是阐释。阐释是基于信息至上而进行的展示或揭露，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事物。然而，所有的阐释都肯定包括信息。（3）阐释是一种艺术，它涉及各种人文学科，无论是这些展示出的材料是科学的、历史的还是建筑的。（4）阐释的最主要目标不是教育，而是激发思考。（5）阐释应当展示整体而不是部分，并且应当针对的是一个完人，而不是某一年龄段的人。（6）针对儿童观众的阐释，不应当是针对成人观众阐释的简化版；相反，它应当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22]

弗里曼·蒂尔登又对上述表述进行了拓展，认为良好的阐释包括五大元素：“（1）阐释，旨在教育观众一些真理、揭示意义和增进理解。因此，阐释有着严肃的教育宗旨。（2）阐释是基于藏品之上的，无论是这些藏品是活体藏品抑或无生命物体，自然的或人工制造的，审美的、历史的或科学的。（3）阐释由良好的科学研究或历史研究支撑，它仔细检查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为每一个项目提供支持，分析博物馆的观众，以及评估其展示方法，以确保更加有效的沟通与交流。（4）只要有可能，阐释就会利用感官知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运动肌肉感觉。这种感官方式及其情感寓意应当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不能取代传统的理性方式——即由语言和文字所传递的理解信息；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高效的学习过程。（5）阐释是一种非正式教育，不受教室空间的限制，它是自主的，且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兴趣。阐释可能会促进观众带着好奇心继续阅读，继续参观其他地方，或寻找其他方式来满足刚刚被激发起来的好奇心。”^[23]

弗里曼·蒂尔登总结的阐释原则和阐释要素说明了博物馆阐释的专业性和阐释在展览中的重要作用。博物馆的阐释都是由专家策划和构建的，并通过展示、导游、讲座和其他方式传递给观众，观众理解多少取决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换言之，博物馆的阐释源于专家的知识背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展示，观众从专家构建的展览和阐释中理解文化的内容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专家是阐释的主体和主导，而非被展示文化主人的自我阐释。

对于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而言，由于传承人和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面临把社区和传承人引入策展体系中来，确立新的展览策划和阐释规则，形成新的策展与展示制序，社区专家和传承人参与展品遴选和展示策划，把属于社区的文化由“他者阐释”转向社区和传承人“自我阐释”。

（三）中心性与去中心化

随着非遗主题博物馆建设热潮的兴起，综合性非遗馆成为部分省、市的“标配”。甚至在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也集合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建立了综合博物馆。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博物馆的定位是藏品的收集与管理中心、展示与传播中心、研究中心，是本地文化的标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博物馆作为“中心地”的属性受到来自文化遗产地所在社区的影响，社区成为文化展示、体验与研究的中心地带，博物馆成为社区展示的辅助工具，甚至是附属。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全国畲族主要聚居区之一。景宁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5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4项。^[24]景宁县1997年建有畲族博物馆，2007年7月始建中国畲族博物馆，总占地面积26500平方米，是一座以畲族文化历史为切入点，展示中国畲族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博物馆。不可否认，中国畲族博物馆在建设者眼中肩负展示、传播和研究畲族文化的重要使命，理应是展示、传播和研究畲族文化的一个“中心”。而在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语境下，民族村寨已经发展成为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文化体验的中心，博物馆成为观看畲族文化表演的一个景点和了解畲族历史与风情“辅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