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有大量预言都是建立在自然现象，特别是天文现象之上的。尽管这些现象很多都应验了，但正如第三章所述，这些诠释的原则有时却也透露出不确定的感觉。预言者宣称一个世界的混乱失序可以反映到对应的领域之中（《左传》襄公9. 1，页964）。由于现实世界的本质变动不居，表意的规则也就不可能持久不变（《左传》昭公7. 14，页1296—1297）。但人类仍然希望能够整理出表意的系统，即使这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未必能适用于当前的形势。
《左传》把传统智慧和古代文献视为解释原则的宝库。君子、孔子、其他预言家都经常在评论时引述《周易》、《诗经》和《尚书》，视之为权威的来源。《周易》是个特别的例子：这部文献既与占卜有关，又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可以说，《周易》相信世界是可被阅读的。古人称引《周易》来阐明道德原则和因果关系的做法，与他们引用《诗》、《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预言者往往会说明《周易》卦象里的爻或单卦，如何把他们面对的局势凝聚成符号。那些称引《周易》的预言，显示古人把《周易》视为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里，人的力量和责任才是他们关心的焦点。
相对于修辞上征引《周易》，我们还会看到那些预言应验的记录。在这些记录之中，卦象有预示和决定未来的功用。那些时间跨度很大的预言，诸如预言齐国陈氏（《左传》庄公22. 1，页222—224）、晋国魏氏（《左传》闵公1. 6，页259—260）、鲁国季氏（《左传》闵公2. 4，页264）的后代将会昌盛兴隆，乃至后来才以倒叙方式追述的预言（例如《左传》在叔孙豹死后才追述他出生时占卜的结果），占卜的结果往往非常明确。至于有人在作出决定或事件发生前的占卦，《易》的卦象往往显得格外含糊。而且，整个故事的背景和事态发展都会与卦象关联起来。本书第三章曾讨论占卜的问题，其中就提到诠释既决定了诠释的条件和结果，同时又取决于诠释的条件和结果。当众人对占卜的结果有不同的解释，他们显然会在修辞上更有自觉意识。
《左传》认为《诗》、《书》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更深的渊源。因此，引用这些文献，大多意味着要把过去示例中抽取出来的道德原则，套用到当前的情况上。称引这些典籍假设了众人有共同的过去，假设了众人都有文化—文学上的能力。因此，借用史嘉柏的话语，引用经典的过程其实是种“统一的表演”（performing unity）。[141]有些学者已经解释了襄公、昭公时期经常出现引《诗》的现象（有的引用了《诗》的篇题，有的则称引其中的章节。无论如何，这都是为了方便交流和作出判断），原因是晋国国力衰落以后，各国都尝试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法。[142]统一也有排他的意味：《左传》的编纂者会批评那些没有正确理解《诗》的含义的人[例如，齐国的篡位者庆封在鲁国宫廷上的表现（襄公27. 2，页1127；襄公28. 9，页1149）]、那些因引《诗》失当而不经意间流露叛逆之心的人[例如，晋平公与诸侯在温地宴饮时，齐国高厚的表现（襄公16. 1，页1026—1027）]、那些以《诗》中伤国君的人[例如，郑简公设享礼宴请晋国使者赵武，其中郑国伯有的表现（襄公27. 5，页1134—1135）]，以及那些赋《诗》时流露僭越之心的人[例如，楚国令尹王子围在虢之会上的表现（昭公1. 3，页1206—1207）]。《左传》从来不把抽象的宿命论视为问题，因此很少有人质疑《诗》和《书》里的解释原则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状况。
然而，到了《左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诠释行为有更强的自觉意识。举例说，叔孙豹是个博学之人，他曾在许多场合称《诗》（《左传》襄公14. 3，页1008；襄公16. 5，页1028—1029；襄公19. 12，页1051；襄公27. 2，页1127；襄公28. 9，页1149）。到了后来，郑国在虢之会后设宴招待叔孙豹，叔孙豹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自己所称引的《诗》句（《左传》昭公1. 4，页1209），以预防别人误解自己。这也是《左传》中唯一一个自赋自解的例子。他称引《诗·召南·采蘩》。诗中描写人于沼泽、小渚、溪涧之间采摘蘩叶，以准备“公侯之事”。叔孙豹赋《诗》以后补充道：“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143]尽管《左传》引《诗》经常会断章取义，无视诗歌“原来”的语境，但是当人们要用有关爱情和婚姻的诗句来比拟晋国和其他小国（鲁国与郑国）的关系时，似乎还是需要更多的解释的。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何叔孙豹觉得自己不得不解释诗中对应的意象。从另一个层面看，叔孙豹或想强调中原国家之间的关系，以面对楚国的崛起，所以他才刻意阐明自己所赋的《诗》。事实上，许多著名的赋《诗》故事，都出现在列国使者商议“弭兵”的外交场合，譬如上面提到郑国的宴会，以及赵武要求郑国的臣子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左传》襄公27. 5，页1134—1135）。而且，这些故事经常会与晋、楚两国的磋商有关。公元前546年，宋国举行了会议（《左传》襄公27. 4，页1129—1134），原意是要表明诸侯反对战争。但到了公元前541年，就被虢之会所取代（《左传》昭公1. 1—4，页1199—1210）。虢之会暗示了楚国的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赋《诗》体现了中原各国共享同一种交流语言，表现了中原文化统一的性质，这可以掩盖他们无力面对楚国挑战的失败。孔子以“多文辞”来总结宋国的会盟（《左传》襄公27. 4，页1130）。这似乎意味着在典雅的文辞背后，这次会盟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性成果。赵武当时是晋国的正卿，他善于赋《诗》，但《左传》把他描绘成懦弱无能的人，并批评他毫无主见（《左传》襄公31. 1，页1183—1184；昭公1. 1，页1202；昭公1. 4，页1210；昭公1. 5，页1210—1211；昭公1. 8，页1214；昭公1. 12，页1222—1223）。可以说，叔孙豹自我反省的举措，使人质疑引述周初的秩序是否有效，使人质疑利用共有的传统处理外交关系是否有效。
《诗》、《书》、《易》的引用，同时附有周初秩序的文化回忆。反思这种秩序的性质，也就界定了理解历史的法则。按照理想的周初秩序来看，权力是分散开来的，但血缘关系和氏族责任可以使国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左传》里的预言者经常告诫别人一个国家有不只一个政治中心其实相当危险。当周桓王把自己的幼子王子克托付给周公黑肩时，周大夫辛有规劝黑肩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左传》桓公18. 3，页154）黑肩谋害庄王，拥立王子克为天子，最终事败被杀；而《左传》在交代这个简要的故事后，追述了上面这段谏言。《左传》把辛伯的建言提升为解释乱局的基本法则。我们一次又一次遇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状况（《左传》昭公11. 10，页1329）——君王宠爱的儿子没有成为太子；有些城池的面积和重要性都与国都相近；公族的别支或强势的卿族手握大权。这一切都会破坏和挑战君王的合法权威（具体例子可参阅《左传》隐公1. 4，页10—16；闵公2. 7，页268—272；襄公29. 3，页1155；昭公11. 10，页1327—1329）。《左传》在记录这些情况时，一般会把这类发展视为反常的现象，同时也倡导了一个政治主体不可分割的原则。
但是，《左传》中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言论，预设了多个政治权威的存在。这些言论一般会提到君臣之间严格地恪守互惠互利的原则，最后无可避免地发展成多个政治权威。君主的价值要通过任用“贰”来确定。合法的统治是否建基于“贰”和“贤”？这个问题引发了有趣的争论。例如，师旷为卫国人放逐失职的国君而辩护道：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144]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145]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146]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147]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14. 6，页1016—1018）
从这种政体观念来看，君主绝非独一无二，更非不可或缺。他的卿相大夫支持和复制了他的作用；这些臣子同时也要防止国君做事逾越常规。政治权威分散各处，有助于建立一个互相依赖的结构，也有助于人们互相矫正对方的过失。师旷最后列举了规诲进谏和交流政策的理想场合，认为这些场合都能支撑上述的政治结构。
当人们要利用这个观念去迎合越来越强大的氏族，满足他们僭越的野心，整个观念的规范也就容易变得自相矛盾了。对于权势日重的卿族或公族的别支，诸如鲁国的季氏、齐国的陈氏、晋国的魏氏、赵氏和韩氏，《左传》往往描写得十分细致，刻意使人无法轻易区分这些人孰善孰恶。即使这些故事最终牵涉到僭越、暴力，乃至弒君，这些家族也有自己的优点。例如，在捍卫王位合法继承人、遵守礼制、辅弼公室方面，他们经常会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同时也成为另一个捍卫多重权威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是季平子放逐鲁昭公，最终昭公死于晋国的边境干侯；史墨评论此事以及季氏在鲁国的崛起：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48]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149]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椓，[150]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151]既而有大功于鲁，[152]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153]（《左传》昭公32. 4，页1519—1520）
史墨在最后强调君主一定要谨守象征权威的器物，诸如礼器和名位，不可轻率地借予别人。[154]这似乎意味着他认为国君可捍卫和集中王权。但是，他整个论述的走向却流露出相反的含义。正如《诗》、《书》以“天命靡常”[155]一句理解商周鼎革和周朝的合法地位，这里也借用了一种超越道德的精神去理解政治权威的合法基础。《左传》曾在其他地方指责季平子使用人牲（《左传》昭公10. 3，页1318）、叛逆（《左传》昭公17. 2，页1384—1385）、虚伪（《左传》昭公25. 6，页1466），这颠覆了上文一段歌功颂德的文字。另外，季氏家臣南蒯的叛乱（《左传》昭公12. 10，页1335—1338），也表明了“贰”的逻辑有时会危及这里意图捍卫的季氏，甚至可能带来乱局。尽管史墨利用了鲁昭公的过失来突出季氏的功绩，但是道德的问题背后，更深刻的教训其实是统治权的变化无从避免。正如《左传》其他故事一般，没有哪个政治权威能够延绵千载而不至分崩离析——所有自然（天文的、生物的、地理的）现象都可印证这种无常的性质。[156]大壮卦的震（雷）压在乾（天）之上，证明了尊卑的颠倒乃是“天之道也”。一个人能意识到这种无常的性质，也就能进入每件事情的错综复杂之处。一个合法的政权不可分割，理应延绵千载，《左传》当然可以严格地恪守这种原则来考虑问题。但是，多个政治权威同时并存，这种论述可以响应流变的世界，同时带来新的变量。
许多现代中国学者都特别欣赏师旷和史墨的言论。他们还会提到（第二章提到的）邾侯为了实现有利于人民的预言而死，以及其他有关体恤民众的论述，证明中国早已出现了“民本思想”。[157]但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倡导人民要绝对效忠君主的篇章，也与这些例子同时存在。
君子、孔子、预言者的评论有时前后不一，这种情况说明了政治伦理正在不断改变。晏婴和子产正好体现了这个趋势。这两个人物在《左传》后半部分特别重要。他们一人代表明哲保身的立场，另一人则是法家的先驱，往往考虑现实的问题。我们一直关注《左传》本身的评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判断标准的转变。当君子的评论显得不恰当时，有些古人会对此加以批评，[158]甚至把这些评论视为刘歆伪造《左传》的证据。[159]有些论者虽然不认同《左传》是伪书，但仍相信这些评论或取材自时代较晚的文献资料。[160]然而，《左传》组织叙事的基础，似乎就是把事件与判断组织起来。[161]从这个角度看，君子或孔子的评论，在结构上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判断没有多大差别。与其认为一些外在的因素促使《左传》出现了奇怪的评论，我们不妨把这些评论视为《左传》刻意把不协调的内容编排到文献中来。
这样一来，当时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合法地掌权，这个趋势与他们讨论君主的价值同时并存。换句话说，拥有权力和特权往往意味着那人具有合法的地位。《左传》里有许多人利用阴谋和杀戮来获取国君之位，但这些暴力行为经常会被压抑或被遗忘。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左传》经常在讨论道德价值时，会把个人成败的考虑掺杂进去。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
当善恶与成败的关系变得过于密切，有些评论也就隐藏不了其中的残酷和急躁。因此，当郑昭公被他所憎恶和惧怕的卿相杀死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左传》桓公17. 8，页150）这句话（嘲讽）的意味是，既然昭公未能根据他的感觉来采取行动，那么他的死亡也就不令人意外了。[162]正如上文所言，在国势衰弱和混乱的时代里，自我保全成了讨论的重点。《左传》有时会认为自我保全比一些不能妥协的原则更加重要。孔子就曾在不少地方意识到自己介入事件也不会影响大局，于是他拒绝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左传》哀公11. 6—7，页1665—1668）。由于人们难以表明自己的想法以干预历史，这使历史判断本身更加迫切。
我们已经看到，《左传》经常围绕不同的原则和判断组织自己的叙事。如此一来，《左传》对自己的判断和建构意义的做法是否有自觉意识呢？以下两段文字似乎直接说明了这个问题，尽管两篇文章表面上都是讨论《春秋》的：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14. 4，页870）
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163]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昭公31. 5，页1512—1513）
以上两段文字都认为克制、精练、尖锐的语言是表达历史判断的理想方式。第一段引文直接指出孔子（圣人）是《春秋》的作者，而且这两段文字都假设《左传》是《春秋》的注本；由此可见，这些文字可能来自时代较晚的文献材料。两者的焦点都集中在“书法”上。“书法”是圣人在面对纷乱不明和道德困惑的乱局时，利用特定的字眼和命名（或不书名字）方法，阐明自己幽微的情志、无情的批判，以及对修辞的操控能力。命名能辨明边界，厘定区别。“孔子”的一些评论特别关注命名的问题。上述两段引文对命名的关注是个典型：幽微、精练、委婉、省略都是操控修辞的方法，无人会误解史官的意图以及文字惩恶劝善的效用。
然而，下面这段著名的历史判断，更能显示那些定义《左传》阅读规则的差异和张力。
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164]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2. 3，页662—663）
孔子表扬董狐为良史，因为他能看穿事情的表象，辨清责任归属。董狐力图揭示内在的意图和动机（“诛心”）；“不隐”也就意味着他彰显了人物的内心。只有当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有当个人对事情负有责任时，褒贬才有意义。在这个例子里，即使我们假定赵盾有罪，我们仍然很难置以褒贬，因为这个故事最终的道德“对错”非常微妙。《左传》早已罗列了晋灵公的暴行，把他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昏君。即使有人把灵公驱逐出国，我们似乎也不会责怪他。[165]这个故事以“晋灵公不君”这一典型的控诉开头（《左传》宣公2. 3，页655）。孔子感叹赵盾因受制于史家之法而蒙受恶名，同时又称许董狐能公正地书写历史。最后的一段话特别含糊。孔子的意思是不是说这类细节可豁免赵盾的罪行，即使他本来也有罪责？或者说，他认为赵盾一旦越过边境，就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弒君之举？考虑到孔子如此同情赵盾，我们或许会倾向后者：孔子希望这个“古之良大夫”不需为此事负责。当董狐和孔子突破事件的表层，进而考虑其背后的意义时，他们建构了这件事的表述方法。孔子仔细衡量各种证据和事件的背景，同时又考虑了意图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如此一来，他找到了同情与批判之间的平衡。
臣子是否可以弒杀昏君？这个问题依然有商榷的余地。上述引文很可能由一些与赵氏家族有关的编者整理而成：尽管赵盾受到指控，这段文字似乎刻意保留了论者对赵盾的同情。[166]我们经常会从《左传》中看到，史事的背景和编年的纪录会令一件事更加含糊，更加复杂。这里也不例外。孔子表扬赵盾为“古之良大夫”。十四年前，赵盾为晋国带来了清明的政治。当时《左传》以工整的排比句称许他的功绩（《左传》文公6. 1，页544—546）；但不久之后，《左传》又告诉我们，在襄公逝世以后，赵盾尝试操纵由谁来继承国君之位（文公7. 4，页558—561）：赵盾本来反对太子夷皋（即后来的晋灵公）继位。他认为公子雍与秦国关系密切，而且夷皋还非常年幼（那时他还是个婴儿），所以他打算迎立公子雍。尽管赵盾最终迫于无奈把夷皋立为晋国国君，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仍然对此愤愤不平。当晋国正为继位一事而苦恼时，同一年，一名晋国大夫就把赵盾比喻为“夏日之日”，把其父赵衰比喻为“冬日之日”，暗示赵盾与他的父亲相比更加苛刻（文公7. 5，页561—562）。灵公即位时只有十四五岁，难怪他的罪行听起来就像小儿一样胡闹。但为什么《左传》这么肯定他只会步入歧途，而毫无改正的希望呢？
尽管上述的动机可能影响了这则记录，但这个故事仍引人深思，让我们反思历史知识和判断如何形成。赵盾或多或少要负上罪责，但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却表明，历史的解释还应该考虑内在意图和实际行动的界线，考虑事情背景与个人责任的分野，乃至违背与保存传统价值观的取舍。纵观整部《左传》，史官以多种姿态出现——记录者、星术家、研习礼仪的官员、占卜者、建言者、精于文献的人、评论者。进谏之时，人们会预测后人如何纪录当前的行为（《左传》庄公23. 1，页226；僖公7. 3，页318），这些预测有时甚至会影响人的决定（《左传》文公15. 2，页609；成公2. 8，页810；襄公20. 7，页1055）。当我们回想这些片段时，就会发现往事的纪录极具权威。对于当代和后世的人来说，记录或忽略史实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我们开始考虑史官在记录事实以外还发挥了什么作用时，我们的焦点已从“纪录”转移到了“历史”之上。正如上文所列举的角色一样，“历史”要求人们利用这样一套知识去诠释史实。齐国太史和董狐的故事构筑了这一章的讨论。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有更大的责任考虑这种新的历史意识。这两个例子促使我们思考：这些史实的纪录提到什么？没有交代什么？叙事和修辞如何改变意义？哪些力量形塑了我们对过去的诠释？
【注释】
[1] 尤锐（Yuri Pines）列举了一些例证，参阅《儒家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页112—116。
[2] 八个齐国的臣子因为保护庄公而死于崔子之宫，杜预认为这八人都是庄公所宠信的心腹（《左传》，页1097）。但是，《左传》在讲述其他殉难的齐国大夫时，都流露出称许之意（《左传》襄公25. 2，页1097—1098）。
[3]“枕尸股”可解作把自己的头放到尸体的大腿之上。杜预的训解是“以公尸枕己股”（《十三经注疏》6，36. 6a）。这种解释可能源于《左传》在其他地方用“枕之股”一语描写相似的哀悼仪式。“枕之股”意谓哀悼者把死者的头放到自己的大腿之上；详见《左传》僖公28. 5，页470；襄公27. 3，页1127；襄公30. 1，页1177。另，可参阅钱钟书：《管锥编》，册1，页220。
[4] 这段文字几乎与《晏子春秋》（卷5，页295—296）内的记叙完全相同，只是《晏子春秋》有更明确的道德标准。因为《晏子春秋》一开始先交代晏婴归隐，因此他也就没有义务效忠庄公。这则记载中，晏婴把土地和官位归还给庄公后，先是叹息，接着却又笑了起来。其仆曰：“何欢笑之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文章最后总结道：“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
[5] 齐灵公的正室没有子嗣，庄公是庶出的长子。公子牙与他竞争王位，所以庄公一继位便把公子牙和他的母亲杀死。
[6]《孔子家语》详细地展示了这种判断背后的逻辑：臣子面对愚昧的君主，理该保持沉默，退职隐居，并不应该勉强进谏；转引自马骕：《绎史》，卷70，页337。
[7] 见《晏子春秋》，卷5，页298—299；《淮南鸿烈集解·精神训》，册1，页235。在《晏子春秋》里，崔杼和庆封的盟誓是：“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弒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俯而饮血。根据《晏子春秋》和《淮南子》，晏婴明确支持齐国的公室。他认为这场斗争善恶分明，自己理应站在反对崔杼的一方。《左传》里的晏婴却并非如此。
[8] 据我所知，除此以外，《左传》还有三个说话被打断的例子。一次是一个人打断了另一个人的说话（《左传》襄公4. 7，页936），另外两处则是自己突然中断自己的说话（昭公6. 3，页1277；昭公8. 5，页1303）。
[9] 杜预认为“子家”即“析归父”，这与整段文字的逻辑相合。但是庆封也字子家，如果析归父也有相同的名字，《左传》应该会标明这一点。
[10] 栾氏和高氏在攻打陈氏和鲍氏时，以齐景公为人质。虎门是景公宫殿的南门。
[11] 崔杼和棠姜有相同的祖先，他们都是齐国开国国君的后人。
[12]《周易》第47卦困卦第三爻的爻辞：“困于石，据于'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里的预言由此爻辞而来。有关这段故事的讨论，参苏德恺（Kidder Smith）：《从〈左传〉看〈周易〉的诠释》（“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counts in the Zuozhuan”），页433—435。
[13] 这里我理解为：“如果那些人不是崔子，就不用戴帽子吗？”俞樾的断句并不相同，他认为这里应标点为“不！为崔子，其无冠乎？”，意谓：“不！身为崔子，难道他没有其他帽子吗？”高本汉的翻译也转引了俞樾的说法，参高本汉《左传注释》，第621条。
[14] 也就是说，假如只有他本人被杀，他认为这结果还算幸运——他害怕整个家族将会毁灭。
[15] 卢蒲癸和庆封同是姜姓。
[16]《左传》里还有其他公开在诸侯面前指责大夫行为不端的例子，可参阅成公16. 11，页894；襄公23. 5，页1083。在后面的事例里，臧孙纥非常欣赏指控他的人，原因是他们巧妙地利用破坏门禁的罪名（“毋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来掩饰他真正的罪行。本来臧孙纥的罪责，应该是帮助季武子把幼子策立为储君。但因为季武子正是负责上书指斥臧孙纥的人，他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宣扬开去。
[17] 我把“足欲”理解成“值得冀求”，也可以根据杜预注理解为“满足欲望”。
[18] 这是声训，度量单位“幅”与财富之“富”同音。
[19] 布帛和丝线都有固定的边长。
[20] 类似的说法还可参见《左传》文公7. 8，页564；成公16. 5，页881；《伪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十三经注疏》1，4. 4b）。
[21] 据杜预所述，南子来自宋国，以前曾与宋国的公子朝私通。《论语》也提到宋朝是众所周知的美男子。另外，孔子曾经因与南子会面而使子路不悦（《论语·雍也》6. 16，6. 28；《史记·孔子世家》卷47，页1920—1921）。卫灵公因为夫人南子的请求而把宋朝召来。《左传》并没有交代他是否知道两人的关系。另外，公子朝曾与灵公之母宣姜私通，卫国因此大乱（《左传》昭公20. 4，页1410—1414）；这与上文提到的宋朝是否同一个人，我们也无从稽考。
[22]《左传》并没有提及蒯聩为南子所生。这里说南子是蒯聩之母，原因是南子是蒯聩父亲的妃嫔，所以蒯聩理应把她视为自己的母亲。
[23]《论语》中卫灵公向孔子请求军旅的阵法，孔子也用类似的话回答了灵公（文字稍有出入）。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司马迁沿用《左传》的说法，参《史记·孔子世家》卷47，页1934。
[24] 孔圉（孔文子）得到“文”的谥号，原因是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5. 15）。《左传》在更早的时候就曾预言他将会辅佐国君（《左传》昭公7. 15，页1297—1298），但《左传》里并没有提及他的德行。
[25] 因为南子与人私通，蒯聩才企图把她杀死。最终他事败出走，但反讽的是，他正好利用了自己的姐姐与浑良夫的奸情，才得以回到卫国。因为蒯聩答应会把权位授予浑良夫，因此孔伯姬相信蒯聩会批准自己与浑良夫私通，所以她才强迫自己的儿子孔悝反对公子辄，转而拥立蒯聩继承卫国国君之位。一个男人为了避开危险而伪装成女人，这个论述本身就有否定的意味。同类事情也见于《左传》襄公23. 3，页1075。
[26] 这一句可以理解成“他们把孔悝逼到茅厕之中”。俞樾把“厕”释读为“侧”，原因大概是茅厕本身似乎并不是适合盟誓的地方。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他们把孔悝逼到一角”。
[27] 杜预认为“召获”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我采用了俞樾的说法，把“召”训为召唤。“乘车”与“兵车”相对，意谓这里的车子专为百姓所用。
[28] 公孙敢在门后，子路从声音辨认出他的身份。
[29] 尤锐认为春秋晚期贵族与家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有私人化的趋势，详参《儒家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页154—158。
[30] 这两句诗出现在《诗·大雅·抑》（256）和《诗·周颂·烈文》（269）。“顺”，传世《诗经》作“训”。这里按照毛传的释读（《十三经注疏》2，18. 9a—9b）把诗句理解为“那些得到贤者的人强大无匹，四方之民都会顺从他”。欧阳修（1007—1072年）的理解与此不同：“乃以一身所为，而训道四方，谓以天下为己任，可谓自强者也。”（见《诗本义》，卷11）
[31] 见《论语》5. 8；11. 3；11. 24；12. 12。
[32] 孔子曾在这个例子里指斥子产，认为他对于自己的判断太过自信（《左传》定公15. 3，页1601）。
[33]《论语·先进》11. 3。
[34] 见《墨子集解·非儒》，页262。
[35]《盐铁论·殊路》卷21，见《新译盐铁论》，页295—298。《盐铁论》一书由汉代“大夫”和没有官位的“文学”的议论组织而成。
[36] 这里所谓的“善”，意谓楚文王被敌人打败后，鬻拳不肯开门让他进入楚国国都，于是文王领兵攻打黄国，最终获胜（《左传》庄公19. 1，页210）。公羊学学者何休批评鬻拳的举动。杜预响应何休的指责，认为“爱君”一词已经暗示君子并没有把鬻拳视为臣子的楷模（因为过激的感情会妨害忠诚）（《十三经注疏》6，9. 18a）。后来的注家生在帝制之下。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忠心的臣子不可能用武器威胁君主，因此他们纷纷批评《左传》的思想过于激进（如程公说：《春秋分记》，卷74；陆粲（1494—1551年）：《左传分注》，卷1；朱鹤龄（1606—1683年）：《读左日抄》，卷2）。
[37] 司马迁保留了伍子胥和申包胥的对立（《史记·伍子胥列传》卷66），但却不曾提及伍尚和斗辛。这种处理令伍子胥更没有可能撤回自己复仇的决定。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曾讨论《左传》和《史记》两书对于伍子胥的记叙有何关系，可参阅《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张力与冲突》（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38] 楚大夫子西和叶公分别对此事作出了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尽管子西因为错信慎白公以送命，但《左传》把他的行为与伍子胥相提并论，这也就暗示了《左传》暗中还是肯定子西的。司马迁在书写《伍子胥列传》这一系列复仇的故事时，就用了慎白公的故事作结。
[39] 范氏家臣张柳朔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左传》哀公5. 1，页1629—1630）。
[40] 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在鲁国的政治活动，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88—94。正如童书业所言，孔子及其弟子“侍鲁”意谓他们为季氏所用。
[41]《论语·阳货》（17. 5）也提到这个逻辑：公山弗扰占领费地，以此对抗季氏，而孔子曾考虑是否答应公山弗扰的传召。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山弗扰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也不在于孔子是否应效忠他。这里的重点是孔子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左传》记录这段史事时（《左传》把公山弗扰称为不狃），孔子一直支持季氏（《左传》定公12. 2，页1586—1587）。
[42] 有人会把霸主的消失与周室的衰弱两者相提并论。鲁国的权贵叔孙昭子即曾称引有关周室衰微的诗句，以慨叹晋国的败落（《左传》昭公16. 2，页1376）。
[43] 关于这些战争的讨论，可参见刘莉君：《〈左传〉战争文学写作技巧之研究》；雷贝嘉·柏恩（Rebecca Zerby Byrne）：《古代中国的和谐与战争：〈左传〉战争之研究》（“Harmony and Violence in Classical China：A Study of the Battle of th Tso-chuan”）；阳平南：《〈左传〉叙战之资鉴精神》。
[44] 王夫之认为《左传》把晋厉公刻画成反面人物，同时又以负面的方式描写晋国在*陵之战中获胜，原因是卿族要证明自己理应比晋国国君更有地位。其说见《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收入《船山全书》，册5，页265、476—478、556—557。
[45] 晋昭公设宴招待齐景公，这场饮宴最终成为两国的交锋之处。他们在饮宴时投壶，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子失辞。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以中儁也？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左传》昭公12. 4，页1333）
[46] 晋国与郑国结盟。晋国的誓辞是：“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郑国大夫反对晋国的威逼，要求晋人把誓辞改为：“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
[47] 叔向对郑国大夫罕虎表明郑国可以遵从楚国的要求：“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左传》昭公3. 7，页1241—1242）
[48] 叔向强调“示威”是称霸的一个原则，企图藉此迫使齐国接受晋国的领导。
[49] 晋平公的母亲来自杞国，于是平公派叔侯前往鲁国，要求鲁国把土地和权力归还给杞国。叔侯出使鲁国时说了以上这段话。后来，晋平公命令诸侯修筑杞国的城墙（《左传》襄公29. 11，页1159—1160）。
[50] 这一情况引发了下列的争论：有些诸侯与周室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义务是否与其他姓氏的诸侯相同？郑大夫子大叔即慨叹：“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左传》襄公29. 8，页1158）
[51] 也就是说，陈氏用容量更大的斗把粮食借出，但当他们收回粮食时却沿用旧制，用容量更小的斗把粮食取回来。
[52] 杜预注认为“三老”指上寿、中寿、下寿三种不同年龄的人。服虔则认为“三老”是工老、农老、商老。郑玄则认为“三老”是“年老更事致仕者”，即为君主服务的长者（《左传》，页1235—1236）。
[53]“踊”即假足或拐杖，多为脚被砍断者所用。国家对“踊”的需求很大，也就意味着严酷的刑罚使许多人失去了双腿。
[54] 箕伯、直柄、虞遂、伯戏理应是帝舜的后人，也是陈国的先祖。周室任命胡公和大姬建立陈国。晏婴的意思是即使陈氏在原则上仍然臣服于齐，但他们很快便会取得统治的权利，因此他们先祖的灵魂早已到了齐国。
[55] 杜预注：“饿死为殣”。洪亮吉转引荀悦（148—209年）的说法，认为“道瘗谓之殣”（《春秋左传诂》，页651）。《逸周书》也提到“女货速祸”，意谓妻妾的家财可能带来祸患（《逸周书汇校集注》，页214）。
[56] 叔向的儿子与其他氏族互相残杀，最后使叔向一族灭亡（《左传》昭公28. 2，页1491—1493）（第二章曾经提到，这个儿子是叔向与夏姬的女儿所生）。换句话说，叔向说这句话可能指自己没有成才的儿子，也可能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尚未出生。
[57]《晏子春秋》（4. 17）的内容与上述引文大致相合。只是晏婴进一步把陈氏比作周文王，把齐国国君比拟为商末的帝王。
[58] 曲沃武公属于晋国公室的一个旁支。武公在成为公室之首前，几位“合法”的晋国国君都被谋杀了（《左传》桓公2. 8，页93；7. 4，页119）。晋献公为了集中权力，便把晋国公室中桓叔和庄伯的后裔全部诛灭（《左传》庄公23. 2，页226—227；庄公24. 3，页230；庄公25. 4，页232）。结果，晋国的公族也就比其他国家更加衰弱。
[59] 叔向在《晏子春秋》相应的段落（4. 17—18）里显得格外悲观、无奈：“待天而已矣。”至于晏婴，则表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守正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
[6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曾经指出人主可以利用更大的恩惠，从陈氏手中赢得民心（《韩非子释评》，册3，页1239—1246）。《左传》却从未考虑过公室可以削弱卿族的权势，藉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左传》往往会从负面的角度描写试图从卿族手中夺回权力的君主（可参《左传》对晋厉公的评价，见成公17. 10，页900—903；成公18. 1，页906—907。又可参《左传》对鲁昭公的描写，见昭公25. 6，页1460—1466；昭公32. 4，页1519—1520）。
[61] 语出《诗·小雅·巧言》（198）。朱熹的解释是：“君子见馋人之言，若怒而责之，则乱庶几遄沮矣；见贤者之言，若喜而纳之，则乱庶几遄已矣。”（《诗经集注》，页111—112）
[62]《左传》还有其他晏婴成功进谏的例子，见昭公20. 6，页1415—1418；昭公20. 8，页1419—1421；昭公26. 10，页1479—1480；昭公26. 11，页1480—1481。其中有一处地方，晏婴向景公转述了自己与叔向的对话，并指出如果景公重视礼义的话，就可扭转齐室衰微的局势，抑制陈氏的崛起。景公表示自己被晏婴说服了：“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虽然这段文字塑造出景公从善如流的形象，但《左传》也有其他地方提到景公的野心，以及齐国公室的衰弱。这两类描述似乎并不协调。
[63]《晏子春秋》（卷4，页267—272）提到晏婴对齐国公室衰落的看法，内容与此大同小异。《晏子春秋》在记录第一个有关晏婴宅邸的故事时，并没有提到叔向，只是强调景公有懊悔和自责之心：“公愀然改容。公为是省于刑。”（《晏子春秋》，卷6，页415—416）《晏子春秋》在记录另一个有关晏婴宅邸的故事时，内容相对简略，详可参《晏子春秋》，卷6，页418。
[64] 战国时期的文献经常出现一些人以退隐来保持自己的纯洁，但《左传》很少提到这类人物。蘧伯玉的形象与这类人相似。他为了避开卫国的内乱，两次“从近关出”（《左传》襄公14. 4，页1012；襄公26. 2，页1112）（这两段文字可能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论语·宪问》（14. 25）称赞他，认为他是进退有度的典范。《论语》也曾称许展禽（柳下惠）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5. 4，18. 2，18. 8）。《左传》也略略提到他，认为他是有德之士。鲁大夫臧文仲尝试举荐他，但却没有成功（《左传》文公2. 5，页525）。
[65] 王引之释“乃”为“宁”，其说可从，详见《左传》，页1176。杜预有不同的见解：“言能强能直，则可弭难。”（《十三经注疏》6，40. 7b）
[66] 他们是周公的弟弟，勾结殷商的遗民作乱，反抗周天子。
[67] 因为子南属于游氏，而子大叔即游氏的宗主，所以子产才向子大叔请教。
[68] 杨伯峻认为“丘赋”和鲁国推行的“丘甲”相同（《左传》成公1. 2，页783）。“丘”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名称，“甲”（甲士）和“赋”（赋税）都与征收军赋有关（《左传》，页1254）。
[69] 此句不见于传世《诗经》。《荀子·正名》转引了这首诗，其中的字词与此处稍有出入，但《荀子》所载的篇幅较长；详见《荀子笺释》，页321。
[70] 子国在郑国的内乱中丧生（《左传》襄公10. 9，页980）。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国的后裔以其字为氏。
[71] 这里按照林尧叟的解释把“凉”理解为较低的赋税（《左传杜林合注》，卷53）。(www.xing528.com)
[72] 蔡国偪于楚国；曹、滕偪于宋国；郑、卫偪于晋、楚两国。
[73]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10）认为，晋国和楚国经常向郑国等小国索取物资。这迫使各个小国不得不开发新的资源。子产制定新税，目的正是“要就窄狭中却示其宽裕，衰弱中却示其强大”。
[74] 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昭公4. 16。从预言应验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推测这段文字最早也要在郑国覆灭以后（公元前4世纪）才写成。
[75] 子产与浑罕交谈时，表现出对民众的意见毫不在意。这种态度可以与宋国的贤臣子罕处罚工匠一事相提并论。工匠为宋平公建造一座台，他们唱歌称许子罕，又批评另一位大夫鼓励宋平公挥霍无度。尽管他们所表达的意见并无不妥，但子罕认为平民不应该觉得自己有表达褒贬的权利（《左传》襄公17. 6，页1032—1033）。在《晏子春秋》中，晏婴也有类似的故事。换句话说，尽管其他先秦文献和《左传》里某些故事都强调人民应有表达和发表意见的场合，但还有另外一些故事考虑到执政者的利益，主张压制民意。
[76]《国语》也有同样的模拟，参《国语·周语》1. 3，页9。
[77] 这三十三年在时间上只占《左传》所涵盖年份的八分之一，但其记录却占《左传》全书两成到两成半的篇幅。
[78] 可参阅竹添光鸿的意见：“然利社稷三字，言利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四字，愎谏之君相依托之。子产实为作俑。左氏固不能为贤者恕，所以载浑罕之言也。”（《左传会笺》，昭公4. 16）
[79] 见《左传》襄公30. 13，页1181。田间的堤坝和沟渠，除了可以用来灌溉和排水，还可能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意味。竹添光鸿认为子产尝试恢复“井田制”，但我们从《左传》中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80]《诗·周颂·我将》（272）。
[81]《诗·大雅·文王》（235）。有关古人如何论述自己对传统美德典范的“仿效”，史嘉柏利用金文和早期史书作了精湛的分析，详参《中国史学的基础》第一章和第二章。
[82] 铸造刑书必须先在模板上刻字，锥刀正是刻字的工具。
[83] 正如第三章所述，裨灶预言火灾将会发生，但子产无视这个预言。最后预言虽然应验了，但《左传》似乎没有责怪子产的意味。相反，这段记录强调了他处理火灾的效率和能力（《左传》昭公17. 5，页1390—1392；18. 3，页1394—1397）。
[84]《左传》隐公6. 4也有一个以农喻政的例子。
[85] 有关春秋后期人民如何使用铁，可参阅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页164—173。
[86] 见《左传》文公6. 1，页7。另，可参阅吕祖谦的评论，见《左氏传说》，卷5，页43。
[87] 叔孙豹引用臧文仲的话，提出了另外三种不朽的方式：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24. 4，页1088）。范宣子的祖父（范武子）和父亲（范文子）的才智和功绩赫赫有名。范宣子自己也因为能正确判断局势，熟练地处理外交问题，而为人称道。这证明了强势的卿相逐渐掌控整个国家。《左传》也记载了他毫不留情地诛灭栾氏（《左传》襄公21. 5，页1058—1062；襄公21. 8，页1063；襄公22. 5，页1068；襄公23. 3，页1073—1076）。
[88] 见《荀子·不苟》、《非十二子》、《儒效》、《宥坐》诸篇（《荀子笺释》页22，59—60，80，390）。班固《汉书·艺文志》“名家”下有“《邓析》二篇”，其他“名家”的著作还包括惠施和公孙龙的作品（《汉书》，页1736）。
[89]《吕氏春秋校释·离谓》卷18，页1177—1179。
[90]《淮南鸿烈集解·诠言》卷14，页472。
[91]《诗·邶风·静女》（42）。
[92]《诗·墉风·干旄》（35）。
[93] 但是，《左传》往往把收取谷禄的“士”塑造成忠心的家臣，如追随栾盈的人和孔子的弟子等。
[94] 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襄公4. 22，26。
[95] 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22—27。童书业列举了先秦文献里各个有关后羿和少康（少康在后羿和寒浞的乱局中即位为夏朝君主）的传说。童书业探讨了汉人是否为了影射王莽和汉光武帝，才刻意补入《左传》襄公4. 7（页935—939）和哀公1. 2（页1605—1607）两则记录。他最终否定了这个说法。
[96] 后羿的故事与《离骚》和《天问》里的故事有些相似，但是和把后羿作为一个英雄来描述的其他先秦文献相比，有着意义上的区别。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22—25页。
[97] 正如苏德恺（Kidder Smith）所言，这里《周易》“充当一部自然界的史书。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预测未来，反而在于它对过去的了解”（《〈左传〉里〈周易〉的诠释》[“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counts in Zuozhuan”]，页446）。另外，有关《左传》称引《周易》的研究，还可参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收入《周易杂论》，页70—110。
[98] 杨伯峻认为“三恪”指黄帝、尧、舜的后人。杜预注以为“三恪”指周以前的统治者——虞、夏、商的后人。
[99] 见《左传》襄公24. 2，页1089—1091。
[100] 楚国在陈国的请求下入侵郑国，见《左传》襄公24. 8，页1091—1092。
[101] 子产的意思是，由于周室、晋国、郑国同为姬姓，因此郑国的削弱会使周室的公主大姬蒙羞。
[102] 见《左传》隐公3. 3，页26—28。
[103] 见《左传》僖公28. 3，页463。晋国把战俘献给周室，周天子“受楚捷”，整个过程意味着周天子承认晋国的征战出师有名。正是在这个时候，晋文公获得了霸主地位。
[104] 晏婴也曾把齐景公的疾病与朝政的腐败联系起来（《左传》昭公20. 6，页1415—1418）。晏婴向景公进谏，认为景公惩罚那些负责与鬼神世界沟通的官员（如卜和史）也于事无补。晏婴认为只有修德戒慎、改善朝政，才能使景公恢复健康。
[105] 按照这个故事的逻辑，周武王攻克殷商，因此周室也应该由商星和阏伯主宰。那么，实沈和阏伯的仇怨，也就可能与周室和晋国的关系互相对应。但是，子产并没有引申这个说法。
[106] 同姓不婚的规定可以从《左传》僖公23. 6，页408；《国语·晋语》4. 7；《礼记·大传》；《礼记·曲礼》中找到。
[107] 平公曾用“博物君子”一词称许子产（《左传》昭公1. 12，页1221）。
[108] 本书曾在第三章讨论梦境的诠释时提到这个故事。
[109] 根据《孟子·尽心下》（14. 4）所述，武王伐殷时，只用了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
[110] 庄王利用武王克商来证明战争可以以暴制暴，参见《左传》宣公12. 2，页744—745。另，本书第四章亦提到这个例子。
[111] 许国国君口含玉璧，表明自己即将受死。楚王接受了这块玉璧，也就意味着他准许许国国君继续活下去。接着，他们举行了去除凶恶的仪式，以其他对象模仿死者，藉此趋吉避凶。
[112] 崔述认为这段文字可能是楚国史官编造的，目的是要称颂楚王；见《考古续说》，卷2，页13—14，收入《考信录》。这段时间许国周旋于齐、楚两国之间。数年以后，许国参加了齐国发起的会盟。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臣服于楚国。
[113] 鄇田是温的别邑。郄氏采邑于温，所以时人又称他为温季（《左传》成公16. 12，页895；成公17. 10，页902）。
[114] 见《左传》僖公10. 1，页333。
[115] 见《左传》僖公25. 4，页436；文公6. 1，页544。
[116] 这里的意思是农神后稷因为他的功绩而获得这些土地。据《国语·周语》1. 1，后稷是官名，周室的先祖世世代代都担任这个官职。这里尝试把周的世系延伸到夏朝，目的是要强调周在正式建立王朝以前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体了。如此一来，周也是独立于商朝的政体。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30—32。
[117] 参《诗·小雅·北山》（205）。
[118]“弁”是缁布冠，古代男子在冠礼中一般会戴三种帽子，缁布冠正是他们戴的第一种帽子。仪式结束后，一般会把缁布冠弃去不用。至于“髦”，父母去世时，子女会剪去自己的一束头发，这缕头发也就是“髦”（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昭公9. 13）。
[119] 公元前609年，史克列举“四凶”，梼杌正是其中之一（《左传》文公18. 7，页641）。允姓之奸乃阴戎的祖先。瓜州本来是戎人居住的地方，参见《左传》襄公14. 1，页1005—1006。
[120] 晋惠公本来被秦国拘留。公元前645年，他从秦国返回晋国（《左传》僖公15. 8，页366—367）。公元前638年，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左传》僖公22. 4，页393—394）。
[121]“余一人”是天子的谦称。
[122] 晋文公救助周襄王以后，在觐见天子时，请求死后可以隧葬。只有古代天子的葬礼才有隧道，因此襄王拒绝了文公的要求，后来文公也就没有重提此事了（《左传》僖公25. 2，页432—433）。
[123] 意谓诸侯不再把晋国视为盟主。
[124] 诚如本书第四章所述，戎人和狄人居住的地方可能与中原国家非常接近。晋国的干预与这种发展没有关系。虽然周室的空间秩序讲求团结中原国家，把蛮夷驱逐到边境以外，但从周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原各国与居住在边境的人民其实有共通的起源。郯子之言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125] 古代的礼制要求人在适当的时候减换丧服，以抑制自己的哀痛，详见《左传》，页1371。
[126] 杜预认为“明器”谓“明德之分器”（《十三经注疏》6，47. 10b）。竹添光鸿认为“明器”与“神明”有关（《左传会笺》昭公15. 37）。
[127] 籍谈是周室之后。
[128] 也就是说，位于晋国东边的国家，诸如齐、鲁、郑、宋，都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
[129] 孔子曾表扬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左传》宣公2. 3，页663）。除了董狐这个著名的史官，其他董姓的晋国史官还见于《左传》襄公18. 4，页1043；《国语·晋语》4. 12，页365；9. 4，页487。《国语》还提及另一个董姓大夫董安于，参《国语·晋语》9. 8，页489。
[130] 本书第二章曾提及无射大钟的钟声。
[131]《吕氏春秋·先识览》卷16，页945—946。
[132] 王子朝的话暗示自己是庶出的长子。司马迁曾提到王子猛才是长子，藉此强调王子朝的罪责。司马迁可能有其他文献资料作依据（《史记·周本纪》卷4，页156）。
[133] 杜预认为在太子王子寿死后，周景王把王子猛（后来的悼王）立为王储（杜预和孔颖达一样，对王子朝的评价极低。他们可能受到《史记》有关王子朝叛乱的记载影响）。贾逵坚称周景王在王子寿死后并没有再立太子。洪亮吉论述了各个注家的立场，可参见《春秋左传诂》，页754。清末民初的学者吴闿生则强调《左传》支持王子朝的片段（《左传微》，页900—913）。
[134] 周敬王和王子朝利用同样的例子，他们同时提到晋文侯和晋文公护卫合法君主的举动，目的是要争取诸侯的支持。
[135] 也就是说，诸侯无需派兵保卫周室。
[136] 宋国和薛国都利用践土之盟立论。对于薛国来说，“各复旧职”意味着两国都直接效忠周天子；宋国则把“旧职”理解为薛国继续臣服于宋国。
[137] 宋国的乐大心提出，宋国“于周为客”，因此不必像其他诸侯一样向周输粟。晋国使臣士弥牟也在同一场合引用践土之盟，认为践土之盟表明诸侯都要“同恤王室”（《左传》昭公25. 3，页1459）。
[138] 诚如杨伯峻所说，蔡国排在前面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一方面，蔡国本来跟从楚国，现在改与晋国结盟。而且晋国又拒绝了蔡国的请求，没有攻打楚国。因此，晋国希望把蔡国排在前面，以宽慰蔡国。
[139] 王子朝在自己的宣言中提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祝佗认为血缘并非当时的关键，他以为品德才是分封的标准。
[140] 孔子曾慨叹只有具备“祝
之佞”的人才能在他这个时代留名于世，见《论语·雍也》6. 16。祝
认为“祝”只有在战争中才会出使他国。
[141] 见史嘉柏（David Schaberg）：《中国史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页441。
[142] 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页108。
[143] 杨伯峻认为“蘩”意指小国的贡品，全句指小国的贡品菲薄（《左传》，页1209）。这里我采用了杜预的解读，他认为这里叔孙豹把“蘩”模拟为小国。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整句话的逻辑，那么下句的“用”字似乎有点问题，因为“用”字多用于献祭上。
[144] 传世《左传》作“困民之主”，但刘向引述这段文字时，却写作“困民之性”；可参见《说苑·君道》和《新序·杂事》。古代汉语“性”和“生”二字经常互相通假，这里当作“困民之生”（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襄公14. 57）。
[145]“性”可读为“生”，意指（国君）不要使人民丧失生计。
[146] 参阅《左传》桓公2. 8：“士有隶子弟。”这里提到“士有朋友”，我认同杨伯峻的解释，“朋友”非今朋友之义。这里“朋友”似指“隶子弟”，意谓族中的后辈。
[147] 假如官员（至少是官吏和工匠）一年只能进谏一次，整个进谏的系统就已经丧失常规了。
[148] 语出《诗·小雅·十月之交》（193）。史墨引用这一句来说明即使天地也无法永恒不变。
[149] 赵简子来自强大的卿族，有取代晋国国君的倾向；因此史墨才在这里指赵简子对此应深有体会。
[150] 杜预注解释了大壮卦如何体现等级秩序的颠倒，详见《左传》，页217。
[151] 见《左传》闵公2. 4，页263—264。
[152] 季友在鲁庄公死后处理了继位之事。他先后拥立闵公和僖公为君。
[153] 最后两句同时也出现在鞌之战的记录中。其中，孔子提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详见《左传》成公2. 2，页788。
[154] 这个教训在《左传》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
[155]《诗·大雅·文王》（235）；《尚书·康诰》也有类似的说法，唯用字稍有差异。
[156] 师旷为国民驱逐卫国国君辩护，其论点与此处不同：师旷认为假如君主欠缺品德，沉迷于个人欲望，那么他被国民驱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上天有同情之心，因此它会发出合乎道德的指令。至于史墨则标举无常的规则，认为权力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属于任何道德范畴。
[157] 可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158] 例如朱熹即批评“君子”的一些评论与篇章的主题无关；参《朱子语类》，卷83。
[159] 朱熹认为林璜中首先提出刘歆伪造了“君子曰”的评语（同上）。后来，这一看法成为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主要论点。他借用这个说法证明《左传》是刘歆的伪作。镰田正曾讨论刘逢禄对“君子曰”的看法，详参镰田正：《左传の成立と其展开》，页75—84。郑良树认为“君子曰”并非由后人增补，其说见《竹简帛书论文集》，页342—363。
[160] 可参见史华兹（Burton Watson）《左传》英译的引言。
[161] 艾朗诺（Ronald Egan）曾讨论寓有道德教训的故事，详参《〈左传〉的叙事》（“Narratives in Tso chuan”）；另，史嘉柏认为《左传》利用个别故事和一连串故事来组织其叙事结构，详参《中国史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第四章。
[162] 参见《韩非子·难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曰‘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左传》也引用了这一段话；参见《左传》，页150。
[163]《春秋》以“盗”称呼齐豹，可参见《春秋》昭公20. 3。有关齐豹在卫国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详可参阅《左传》昭公20. 4，页1410—1414。
[164] 杜预注以为这两句是“逸诗”（也就是说，这首诗已在传世《诗经》中佚失），但《诗·邶风·雄雉》（33）里有相似的诗句。
[165]《左传》罗列灵公不端的行为时，叙述显得有点马虎。因此，有些古代注家怀疑《左传》的著者刻意以此批评那些弒君者的罪行。详可参阅吴闿生和韩席筹的评论，见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卷1，页297—301。
[166]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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