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描述齐桓公（《左传》庄公15. 1，页200；闵公1. 5，页257）和晋文公（《左传》僖公27. 4，页445、447）的成就时，都直接用上“霸”字来称许他们。这些用例既把“霸”视为一种简单、不言自明的称号，同时也说明了称霸的理想模式。[95]“霸”字的其他用例大都是用来指称某人只实现了称霸理想的一部分，又或者他最终无法完成这个理想。举例说，当宋襄公准备以人牲迫使东夷归顺自己时，宋大夫子鱼就用这个字来批评襄公野心太大（《左传》僖公19. 3，页382）。[96]尽管楚国打败了宋国，但楚成王在战事后沉迷女色，“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左传》僖公22. 9，页400）。《左传》提到秦国“遂霸西戎”（《左传》文公3. 4，页530），其中也没有触及中原的情况。
前人在讨论战略和外交谈判时，经常会提到“霸”的定义。例如，在邲之战以前，晋国的将领就曾讨论假如国家要维持霸业，他们应该坚持用兵，还是及时退兵，冷静地等待时机（《左传》宣公12. 2，页725—726）。伍子胥敦促吴王夫差在打败越国之后，不要对越国心慈手软：“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左传》哀公1. 2，页1606）我曾在引言中提到，小国的使臣往往会策略性地运用道德修辞，以抵御强国的要求和侵犯。而强国往往有更大的诱因对小国展示宽宏大量的一面，原因是“道德”之举有助于自己完成称霸的理想。例如，展喜追忆齐、鲁两国昔日的和睦关系，特别称许齐桓公的功劳，藉此说服齐军撤兵（《左传》僖公26. 3，页439—440）。晋国在韩之战中战败，晋惠公被秦军掳去；晋国使臣阴饴甥游说秦穆公放回晋侯，他提出这种宽大而正直的举动可以成就霸业（僖公15. 8，页366—367）。季文子提出霸主应该奉行一贯的道德标准，处事也应该要有信用，藉此要求晋国执政把汶阳之田还给鲁国（成公8. 1，页837）。子产引述晋文公和晋襄公的典范，藉此批评晋侯对诸侯无礼（襄公31. 6，页1186—1189；昭公3. 1，页1231—1233）。上述众人都在言辞中运用称霸的概念，这再次提醒我们，人们可以轻易地把道德标准化为自我保护的策略，化为追逐权力的依据。
各人对谁才是霸主有不同的看法。《左传》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能够说明人们如何利用修辞策略来操控道德论述：晋国在鞌之战中大败齐国，齐国派宾媚人出使晋国；他阐发了“四王”和“五霸”所代表的理想，藉此说服晋国减轻要求（《左传》成公2. 3，页798）。据《白虎通·号》和《左传》杜预注，“五霸”指的是夏朝的昆吾氏，商朝的大彭氏、豕韦氏，以及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但孟子提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12. 7），表明“五霸”指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个国君；假如我们按照道德高下来排序，这些霸主位居夏、商、周三代圣王之下，却比战国的诸侯和大夫更加优秀。上古先王立下道德典范，后来的人却渐渐背离这些规范。历来对春秋五霸确指哪五个国君说法不一，各人都认同“五霸”包括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一点并没有异议。《荀子》和《吕氏春秋·当染》补入了楚庄王、吴王阖庐和越王勾践。[97]《经典释文》则和《孟子》赵歧注一样，加入了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颜师古注《汉书·诸侯王表》提到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是另外三个霸主。[98]我们把楚、吴、越三国国君视为霸主是否恰当？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他们“蛮夷”的身份。
如何界定蛮夷？如何划定政策抵抗蛮夷？称霸本来就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晋悼公继位时，《左传》就曾把他的统治概括为“所以复霸也”（《左传》成公18. 3，页908—911）。然而，《左传》提到晋悼公要与魏绛平分歌女与乐器时（见第二章），表明了所谓“复霸”与悼公的实际成就还是有出入的。魏绛认为晋国与其攻打“蛮夷”，不如与戎人和平共处，因为这也可以确保晋国与其他中原国家更融洽友好（襄公4. 7，页935—939）。晋侯起初质疑道：“戎狄贪而无亲，不如伐之。”魏绛随即解释怎样的做法更加重要：“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接着，魏绛援引历史先例，劝谏悼公不要沉迷于狩猎。这部分看似离题，魏绛之所以联想到狩猎，可能是因为他在前面把戎人形容为“禽兽”。魏绛本来只是劝导悼公与戎人和平相处，但后来却变成敦促悼公克制自我以消解纠纷。这种新的称霸模式以安抚外族为基础，戎人也就一直被排斥到社会边缘，甚至被去人性化。吊诡的是，晋国也强调自己与戎人为邻，偶尔甚至会勾结戎人反抗周室（《左传》昭公9. 3，页1307—1310；15. 7，页1371—1372）。事实上，晋国更勇于改革，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戎人的影响，也因为他们与周室的传统有较少联系。这些改革成就了晋国的霸业，使晋国能一直称霸。《左传》就提到晋国的始祖曾“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4. 1，页1539）。[99]
诸侯与蛮夷有何关系？这又如何联系到称霸的雄心壮志？楚国的案例在这方面尤其有趣。除了齐桓公和晋文公之外，楚庄王大概最有成为霸主的可能。而除了晋国和鲁国之外，《左传》和《国语》最常提及楚国。楚国与晋国的竞争几乎贯穿了《左传》所记录的整个时段。不过，《左传》从来没有把楚王称为霸主。从汉代开始，注家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他们留意到《左传》对楚国有严苛的批评——因为楚是“蛮夷”之国。《史记》就曾记录两位楚王自称“我蛮夷也”，第一次是楚王拒绝采用中原国家的谥号，另一次是楚王要求周室确认自己可以使用“王”的名号（《史记·楚世家》卷40，页1692、1695）。事实上，如果霸主应当“尊王攘夷”，如果楚国在晋文公（城濮之战）和齐桓公（召陵之战）的时代都扮演“夷”的角色，那么楚王怎可能称霸呢？[100]但是，上述的记录从来没有明确指出楚国是“夷”，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从来没有在两军交锋或舌战的时候这样称呼楚国。但是从语言到称呼国君为王的习惯，乃至其官阶和制度，楚国都与众不同。这些差异到了会盟和断交时就会变成问题。有一次，鲁国正卿季文子告诫国君不要与晋国断交，转而与楚国结盟。他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左传》成公4. 4，页818）
史嘉柏（David Schaberg）已经提到，《左传》在提到楚国的时候态度非常暧昧：楚人既不属于中国，却又不完全是蛮夷。[101]尽管楚王和楚国大夫经常称引周室的典籍，但他们有自己的制度和传统，楚国国君僭用“王”的称号也与中原国家不同。可以说，《左传》中有关楚王的记录其实是称霸论述的反面。也就是说，这些记录清楚表明礼义的论述不可能包容、驯服、掩饰权力的追求。当称霸的论述试图调和“礼”与“力”，它把解释的焦虑隐藏了起来。这种焦虑在称霸的反面论述中更加突出。所以，即使有些霸主试图操纵征兆，藉此使自己的行为更合乎常理。对于楚国这些野心勃勃的霸主来说，他会明确地挑战传统和礼制，而象征着礼义的权威的符号会呈现出这些霸主的行为其实并不合理。
《左传》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鼎的大小和轻重。当时，楚国攻打陆浑之戎，到达洛水，在周王室的边境上“观兵”。楚庄王攻打戎人，他也可以宣称自己要“尊王攘夷”。[102]但楚庄王公然挑衅周室的统治，使他称霸的企图遭到阻拦。楚庄王很清楚鼎象征着周室的政权和合法地位，问鼎之举实际已侵犯了周室的权威。
周天子派了王孙满慰劳楚军。他提出鼎的轻重大小根本无关紧要，鼎的真正意义其实取决于拥有者的德行，由是瓦解了楚庄王的挑衅。这些鼎铸造于夏朝建立之初，按照君主的德行而代代相传。因而，由于夏桀的昏聩、商纣的失德，鼎从夏室传到商朝，又从商朝迁到周室。[103]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104]远方图物，贡金九牧，[105]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106]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107]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3. 3，页669—672）
假使这些鼎真的铸造于夏朝建立之初，那么，鼎与礼制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铸造鼎的材料以及鼎上的图像表明了鼎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包揽万物，甚至已经突破了图像的限制。因为鼎上囊括了不同的事物，这些事物又各有寓意，因而这些鼎也就拥有避邪的法力。王孙满讲述鼎的历史，藉此称许图像有再现权威的能力，藉此把权力的讨论从表层转到象征层面上。周室的权威建基于一种象征的体系，而九鼎则是世界的缩影，它体现了这个象征体系的内在连贯性。王孙满认为，楚庄王的提问有两个问题。首先，由于周室仍然拥有天命，周天子守护九鼎依然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楚庄王的问题所隐含的野心和冒犯之意让人无法接受。另外，楚王只从外表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他忽略了鼎所代表的象征世界。换句话说，即使楚王拥有成为霸主的武力，他仍然没有办法操控礼义的论述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王孙满以言辞和图像的再现取得胜利。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段叙事特别要称许修辞与再现的力量，把它视为政治与道德权威的基础。[108]
楚庄王问鼎以后，时隔九年，楚国在邲之战中战胜晋国（《左传》宣公12. 2，页721—747）。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是楚军围攻郑国。晋国打算出兵救援，但当晋国做好战争的准备时，楚国已和郑国讲和，而且已经退兵。晋国的将领争辩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席间有人称赞楚庄王的德行。士会劝阻他的同伴，认为他们不应在两国交锋之时颂扬敌人：“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宣公12. 2，页722）楚国入侵郑国，其实出师有名。当郑侯屈服时，楚国也展现出仁厚的一面。尽管楚国出兵攻打陈国和郑国，但楚国国内仍能保持稳定，这表明楚庄王的管制有效，政令有方。“合时之举”特指于农闲时间用兵。[109]楚国上下尊重法制，讲究尊卑，礼制得以顺利推行。士会认为楚国与晋国提升国力的方式非常相似，他们既施威又施恩，内修文治，外事武功。值得注意的是，楚国虽有称霸的潜质，但这一点最终藉由晋国大夫之口表述出来。这是否表明楚国还没有掌握那种结合霸权与礼义的修辞？也许，这里的叙事重心在于晋国丧失霸主之位，而非楚国称霸。[110]《左传》把晋国将士讨论楚国的实力，与他们错估形势、意见不合的片段并置在一起。最终，这一切都带来了晋国的惨败。
晋国将领在讨论战略时，曾经争辩“武”字的意义。士会反对晋国与楚交锋，因此他尝试把“武”定义为寻找适当时机对适当的对手用兵，又认为“武”必须包含精确的计谋：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先縠不同意士会的说法。对先縠来说，“武”是一种荣耀，是军力的展现：
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111]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左传》宣公12. 2，页725—726）
由于先縠是中军的副将，他率军渡过黄河，进攻楚国，踏出了晋国惨败的第一步。
士会主和，先縠主战，二人都尝试界定“武”的含义。这些见解大概会因楚庄王精彩的论述而黯然失色。楚庄王在邲之战取胜之后，阐明了他对“武”的理解：
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112]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113]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14]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115]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116]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17]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12. 2，页744—747）
楚国派人与晋国谈判，出使的大夫就曾谦称庄王“不能文”。霸主必须熟悉礼义的论述，当庄王问鼎时，他并没有展示出这种能力。但是，庄王在这里大量称引《诗经》，藉此拒斥暴力，表现出自己对敌人的宽厚，鼓励人民休养生息，强调国家的秩序，说明战争的正确目的。他完全能掌握周朝的传统[118]（后来，庄王攻打萧国和宋国，可见他也没有遵守自己提出的这种崇高的标准）。即使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也不曾有如此具有道德感染力的言论。借用史嘉柏（Schaberg）的说法，楚庄王似乎在扮演“贤明的蛮夷”（wise barbarian）的角色。[119]他证明了文教的力量和周礼的普及。吊诡的是，庄王言论中的道德考虑同时也妨碍了他称霸。庄王否认自己具有武之七德，又大大贬低了自己的功绩。《左传》从来没有提过楚王是新的霸主，不但没有提到他曾为各国带来和平，也没有提到他有尊王攘夷之举。相反，这段叙述表明：从道德层面上说，只要武力可以带来秩序，礼义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就可以实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是不是因为《左传》尝试在称霸以外寻求另一种典范，寻求另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记录这段史实的人是否来自中原国家？他是否想在称许楚国的同时，尝试为楚国的野心设下限制？我们从《左传》中看到的是楚王的形象本来比其他霸主拙劣，但他最终却比称霸的理想更加成功。
如上所述，霸主理应要求中原国家考虑自己与周初政治秩序的渊源，并要求他们共同对抗外族入侵，藉此建立各国的秩序，维持他们的稳定。由于当时的人都相信楚国同时是“华”，也是“夷”；或者说，他们既不属于中国，也不算是外族，因此楚国对于自己的抱负有不同的定位。楚王审临终前提到自己在十五年前的*陵之战中惨败，因此他要求楚国大夫给予自己“厉”或“灵”这些带有贬义的谥号。尽管如此，楚王审去世以后，楚大夫子囊认为“共”（意谓“恭”）这个谥号比较恰当（《左传》襄公13. 4，页1000—1001）。[120]
君命以共，[121]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122]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左传》襄公13. 4，页1002）
这里强调的是差异的同化、起源、调解、层次。按照上文的逻辑，这种模式会产生出新的象征领导地位的符号。旧有的象征，诸如周天子的认可、召集诸侯会盟等，都会被这些新的符号所取代。但事实上，楚王还受到旧有的称霸观念的束缚。因此，当他们把新旧两种模式同时应用到楚国身上，矛盾的情况就会出现。楚国与周室的礼乐传统有何联系，也就成为问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楚灵王。
楚灵王渴望成为霸主，但他并没有尝试去平衡礼义和权力的论述，反而呈现出一种放肆和炫耀的意味。他的野心极大，又常常肆意践踏既有的观念。解释的焦虑因而形成，《左传》不断把同一种解释模式套用到灵王身上，尤其是那些建立在礼制上的解释方法。楚灵王这个例子是称霸的反面论述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如果说，称霸的论述要求霸主懂得运用和分析礼义的修辞，那么，楚灵王故事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对这种修辞的理解非常天真。这里最吸引人的篇章铺写了峰回路转的修辞，其中“谲谏”的逻辑容许人详细展开自己对权力不着边际的幻想，这与礼制的规范刚好相反。即使这些篇章仍然会以揭穿真相作结，即使文末仍然会建议人克制欲望，但上述的幻想始终非常诱人。[123]建言者刺激听众的欲望，鼓励他放纵自己，从而敦促听众遵守秩序，克制自我。倡导的意识变动不居，话语的意义受到操控，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建言者以巧妙的方式规劝听众。
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看到，楚灵王对礼义一无所知。他发动政变，把楚国的君主郏敖（即他的兄长楚康王之子）绞死，接着又杀了郏敖的两个儿子。当时，他派人向诸侯发出讣告，讣文中他自称“寡大夫围”。楚大夫伍举为了让楚灵王继位显得更为合理，于是便更正了讣文的措辞，把灵王的称呼改为“共王之子围为长”（《左传》昭公1. 13，页1224）。
楚灵王好大喜功，他觉得自己必须选择一个历史上的典范来加以仿效。当他考虑自己应效法哪个先例时，他无视了自己的祖父楚庄王。楚灵王召集诸侯在申地会盟，伍举建议他遵守正确的礼仪：“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左传》昭公4. 3，页1250）。接着，伍举列举了八次会盟的先例；灵王选择按照齐桓公与楚军于召陵会盟的形式行事。（上文已经提到，齐桓公为了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出兵攻打楚国，所以才有召陵之会；当时，桓公把楚国视为半开化的国家，为了保护周室的利益而对抗灵王的先祖楚成王。由此可见，选择这个例子实在非常讽刺。）伍举还建议楚灵王向宋大夫向戍和郑大夫子产询问礼仪，二人最后献上“六礼”。君子认为向戍“善守先代”，子产则“善相小国”。郑、宋等小国虽然任由楚国摆布，但他们可以说是存放礼仪知识的宝库，而这些知识对于称霸至关重要。楚灵王要求伍举在申之会上侍立在自己身后，以便纠正仪式中可能出现的过失。但直到会盟结束，伍举并没有订正任何行为。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伍举自己也非常无知：“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左传》昭公4. 3，页1251）
楚灵王在申之会上表现得嚣张跋扈，展示出极大的野心。伍举以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人的会盟为例，证明不恰当的仪式会引发叛乱。他劝谏灵王道：“皆所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左传》昭公4. 3，页1252）《左传》曾经多次用“奢”、“汰”、“侈”等代表“放纵”或“奢侈”的字眼来贬斥灵王。事实上，《左传》从来没有这么坚持预言一个人的覆灭。书中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他还是王子围（《左传》襄公26. 6，页1114—1115）。从那一次起，《左传》有一连串记录刻画楚灵王的外表、仪止、言辞、行为，从而预测他的命运。这些评论家和预言家（郑、晋、鲁、卫、楚的大夫）见证了王孙围篡位，看着他试图称霸，最终走向灭亡。他们把灵王的故事视为无穷欲望的展现，并藉此重申设定界限的重要性。
由于楚灵王影响了政治秩序，甚至对世界的秩序构成威胁，因此《左传》把他在位的十二年解释成罪恶的温床。晋大夫在讨论国家政策时，有人就曾提到这种观点，藉此支持晋国与楚国缔结和约。楚王召集诸侯会盟，晋大夫司马力促请晋国国君接受楚国的邀请。他说：
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左传》昭公4. 1，页1246）
尽管申之会确立了楚国的权势，但是整个会盟的记录却充斥着对楚灵王的尖锐批评。郑大夫子产预言灵王的统治不会超过十年，因为他“汰而愎谏”。至于宋大夫向戍，虽然他促成了晋、楚两国缔结和约，但他也同意此说：“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左传》昭公4. 3，页1252）无论善还是恶，两者都可以逐渐积累，最终造成无法挽救的结果。当楚国攻入蔡国时，子产认为上天放弃蔡国的目的是要让楚国积蓄罪恶。换句话说，楚国虽然得胜，但这并不值得庆幸：“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左传》昭公11. 5，页1325）楚灵王在位十二年，刚好与岁星（木星）十二年的公转周期互相对应，因此《左传》常常以天文现象来追溯和解释灵王的故事。同时，《左传》也利用天体的运行来说明郑大夫伯有之死（《左传》襄公30. 10，页1178）和蔡国国君蔡灵侯之死（《左传》昭公11. 2，页1322）。周大夫苌弘曾经以岁星的运动来阐述人必须顺其自然，容许恶人累积罪孽，等待他自食其果。整个过程正是“天之道也”（《左传》昭公11. 2，页1322）。
数不胜数的预言营造出宿命的气氛。楚灵王的命运避无可避，似乎是因为他所代表的价值观让人不安，而且各国诸侯也不太承认自己臣服于楚。卫国大夫北宫文子认为，楚灵王缺乏“威仪”——“威仪”是种令人敬畏的仪止。假如一个人恰如其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作为众人的楷模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感染力，也就是“威仪”（《左传》襄公31. 13，页1193—1195）。尽管《左传》中所有谋朝篡位的人大抵都挑战了道德的底线，但是灵王对礼教的违抗似乎特别极端。《左传》在记叙楚灵王被推翻并自缢而死以后，随即交代了两则预言，即使这两则预言在时间上要比灵王之死来得更早。我们可看到这些预言把所有有关灵王覆灭的征兆推向高潮。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鬬韦龟属成然焉，且曰：“弃礼违命，[124]楚其危哉！”（《左传》昭公13. 2，页1350）
灵王以傲慢的态度轻视征兆，这成为他命运的主要解释。正因为他藐视所有权威，《左传》不断揭示他对权力的贪得无厌其实非常无知，藉此预言他的僭越、他的覆亡。《左传》刻意把灵王咒骂上天的片段与一则预言并置：共王请神灵选择他的继承人。后来这段故事演变成一场小型的继承权争夺战。因此，灵王的统治不过是一段过渡时期，合法的君主接着才会出现。《左传》以灵王的言行举止预言他的未来，与之相比，共王的“试验”并没有明确的道德含义——它只说明了共王儿子的命运不过由一堆偶然的事件组成。这次试验本来就不合礼制——既然共王与他的嫡配没有儿子，那么，国君之位就应该传给侧室的长子。这样一来，试验或是多余的（如果预言只是肯定了嫡传的原则），或是无益的（如果预言违背了嫡传的原则）。[125]（《左传》并没有交代共王何以会选择康王继承君位，也没有提及康王继位时的状况。康王的儿子郏敖统治楚国三年，接着便被灵王杀死）。因此，这次祈祷属于预言未来一类的征兆，它利用了人物的仪态举止来建立对应关系，预示事件的发生，其中并没有任何道德的解释。尽管《左传》以倒叙的方式把这次祈祷放到整个故事之后，但祈祷一事早已众所周知，因为郑国使臣子羽在楚灵王篡位前也曾引述此事（《左传》昭公1. 1，页1203）。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试验也影响了整件事情的发生。[126]上述两则预言与《左传》其他探讨宿命的事例一样，它们揭露了诠释的机制背后潜藏着两种相反的看法：灵王咒骂上天反映了纵欲的道德问题，而共王试探神的意旨则表现了无常而抽象的宿命。
或许，灵王无从逃避自己的覆亡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左传》也同意无止境地贪求权力，以及肆意放纵的愿望本身，都是既诱人又危险的。芋尹无宇走进灵王的宫殿缉拿逃跑的门卫，灵王曾经赦免了他（《左传》昭公7. 2，页1283—1284）；穿封戍曾经袭击灵王，但灵王却任命他为陈公（《左传》昭公8. 6，页1304—1305）；这两件事都表现出灵王宽大仁厚、公正待人的一面。至少，到了晚年，灵王有改过的意愿（《左传》昭公12. 11，页1341），也有能力反思自己的命运（《左传》昭公13. 2，页1346）。但是，这些刻画灵王忏悔的片段并不那么吸引人。相比起来，子产、薳启强、子革等贤士尝试迎合灵王的意见，夸大他的地位，继而揭示其中的矛盾，展现出灵王误入歧途，他们宣扬道德的言辞特别出众。虽然他们的论述全都以道德为依归，但是他们同时描述了无限的权力可以带来极大的快乐。
以下三段谲谏的叙述建立了关于放纵的修辞和逻辑。而且，这三个故事一个比一个反讽，一个比一个含糊。这些故事说明了如果称霸的意图没有得到礼仪的象征结构支持，这个愿望注定失败。在第一个故事里，楚灵王向子产请教：晋国会不会同意他召集诸侯？诸侯又会不会支持楚国称霸？子产分析了当前的局势，由此作了肯定的答复。最后，楚灵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子产回答说：“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左传》昭公4. 1，页1248）[127]
第二个故事更加峰回路转。晋平公把女儿嫁给楚灵王。当晋国使臣把新娘送到楚国时，灵王一心想羞辱他们，以证明楚国的地位高于晋国：“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为司宫，[128]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薳启强赞成灵王的做法，但他随即论证了这些行为非常愚蠢：“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他从道德的角度和现实的考虑出发，反驳灵王的提议。他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这一点特别有说服力。圣王讲究礼义，绝不会羞辱他人。晋、楚的友谊建基于两国巧妙地平衡双方的权力，这种关系一旦被楚人的粗暴无礼所破坏，结果将无法挽回。加上晋国本身有不少人才，它是楚国的强大敌手，实在不容轻视。
“君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榖之过也，大夫无辱。”厚为韩子礼。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左传》昭公5. 4，页1269）
即使薳启强的说辞更为委婉，但无论是薳启强还是子产，他们都能轻易地从最初奉承灵王的意愿，迅即转向明显的否定。[129]这种以肯定来否定的吊诡式论述，还重复出现在第三个谲谏的故事之中。这个著名的故事包含了灵王与子革的对话。这里语意的转折显得更加复杂，更加令人费解：
楚子次于干溪，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130]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131]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32]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133]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134]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135]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左传》昭公12. 11，页1338—1341）
上述引文对灵王的服饰描写非常细致，我们从《左传》中再也找不到其他例子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个例子或隐含道德价值的判断：楚灵王枉费心机关注自己的外表，说明了他毫不节制的性格。他的军队身处严苛的自然环境（雨雪）中，但他依然冷酷无情，事事以自己为重。[136]楚灵王本身也是一个奇观。他不加节制的行为本身就非常诱人，甚至会使人变得不加节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子革会以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去劝谏楚灵王。从风格上说，子革与《战国策》里的说客非常相似，甚至可以比拟汉代主文而谲谏的宫廷诗人。子革以巧妙的言辞歌颂奢华放肆，几乎压倒了他倡导克制的意旨。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司马迁把这段文字收入《楚世家》时，他会忽略了称引《祈招》的一节。
一方面，子革的答复确实显示了欲望无穷的内在矛盾。楚灵王为他过分的野心找到历史的依据：楚国先王熊绎曾经事奉康王，周室应该把宝鼎赐给楚国，作为回报。子革同意周室没有认可熊绎伟大的功劳，但熊绎的努力特别卓越，正好是因为他来自远古时代，当时的世界还没有完全开化——这也暗示他的权利其实存在争议。《左传》还有另一处提过熊绎“筚路蓝缕”的形象，当时文章把熊绎奉为忘我克己、努力不懈的典范（《左传》宣公12. 2，页731），这也间接批评了灵王的奢侈浮夸。接着，子革突然从过去转向了现在：无论如何，周室以及获取周室赏赐宝器的四个国家，现在都会畏惧楚国，对楚国唯命是从。这样一来，他点破了这里的历史依据并不可靠，楚国要求别人守礼其实也是一场骗局。灵王又提到自己的“皇祖伯父”昆吾（杜预注认为昆吾是“夏伯”，即夏的霸主）[137]居住在原来的许国，因此楚国有权统治这些土地。子革回到他先前的假设（周室不敢不把鼎献给楚国）；他把这个假设当成事实，继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另一个假设（郑国不敢不把土地奉送给楚国）。这段话的含意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会衍生出另一个过分的要求，而背后的逻辑其实荒谬至极。无论子革有意提出什么样的微言大义，在灵王那里根本就是白费力气。他在最后总结自己权欲熏心的幻想时，把所有有关历史和礼制的说法一并摒弃，只是一心庆祝楚国的霸业。
文中出现了两次看似随意的中断。这给予子革一个机会可以先表明自己的意图，再加以推行的机会。当灵王退出去察看玉斧时，子革以装饰和打磨武器一事作喻，隐喻自己的谏言将会如刀刃一般。杜预注认为子革“以己喻刀刃”：子革的话看似模棱两可，目的其实是要“磨砺”自己，以“斩”楚王的骄奢和淫佚（《左传》，页1340）。[138]另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左史倚相快步走过，灵王由此想起了他的博学多识。[139]这又给了子革一个表现自己的学识比左史倚相更加渊博的机会。这样一来，子革的权威也就建立在夸大的逻辑上：他先称许灵王，藉此表现自己完全能掌握论述的逻辑（即所谓“今与王言如响”）——如果我们从心理学来说子革展示了灵王如何思考，同时也让灵王意识到子革知道灵王是怎样思考的。接着，他揭示了夸大其实可用于好的方面。玉斧之柄意味着奢华与虚荣，而锋利的谏言不过是个毫不相关的隐喻。如果左史倚相的学识渊博，那么子革应该知道得更多：他知道周穆王也曾追逐无穷的欲望和野心，他熟悉那首提醒穆王抑制欲望的诗歌典范。克制的信息建立在夸大的逻辑上[140]——这或许揭示了为什么楚王的自责和反省只是暂时性的；为什么孔子必须再一次清晰地强调整个故事的教诲。
《左传》中子革的言论铺张扬厉，这与《国语》里他简洁可信的发言形成对比。一般来说，《国语》中大臣劝诫灵王的说辞都显得更明确、更直接。灵王邀请伍举称颂章华之台的华美，伍举陈述了大量的历史先例，藉此提出道德与感官愉乐恰当的程度高低（《国语·楚语》1. 5，页541—545）。楚灵王因为自己修筑了陈、蔡、不羹的城墙而沾沾自喜。这招致了范无宇的批评，因为楚灵王授权其他城市和旁系血亲，最终只是带来不利的结果（《国语·楚语》1. 6，页547—550）。[141]《左传》也记录了以上两次谏言，但大量的细节使人对出言进谏的臣子有另一种看法。伍举建议楚王多加克制（《左传》昭公4. 3，页1250；昭公4. 4，页1254），但他自己却从楚国的扩张中获利（《左传》昭公9. 2，页1307）；他擅长外交辞令（《左传》昭公1. 13，页1224），却在申之会上承认自己对礼制知之甚少（《左传》昭公4. 3，页1251）。薳启强说服灵王对晋国的使臣以礼相待，却又用自己的修辞技巧恐吓鲁侯，逼迫鲁侯前往楚国（《左传》昭公7. 3，页1285—1286），要求他归还灵王所赠送的名弓大屈（《左传》昭公7. 6，页1289）。子革也与伍举一样，提醒灵王不要沉溺于奢华之中，但自己却从楚国的战役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左传》昭公9. 2，页1307）。子革本来是郑国的贵族，后来被国人驱逐了出来。从无宇的谏言来看，子革在楚国得势其实很成问题（《左传》昭公11. 10，页1328）。
奢侈淫佚的追求同时伴随着对于诠释的新的不安。灵王招摇的样子惹来许多批评，但反过来，这些诠释者也会被审视，他们的行为也会被分析。虢之会就是这样的例子。王子围在虢之会八个月后杀了楚国国君，自立为王。他在虢之会上炫耀自己用着国君的仪仗服饰。其他国家的大夫和使臣都预言王子围即将篡权夺位，即使他们的预言或隐或显（《左传》昭公1. 1，页1203—1204）。但是，评论的行为本身也要接受外界的评论，而且人往往要通过定义他人来定义自己。郑国使臣子羽预言齐、卫、陈三国的大夫将会遇上祸患：他们试图推测王子围的命运，却因此而表现出不恰当的情绪，这说明了他们错判形势，误用情感（《左传》昭公1. 1，页1204）。后来，这三个人有的被谋杀，有的被放逐。但是，诚如楚国太宰伯州犁所言，子羽本人将要面对郑国的内乱。王子围继位以后，又以“正义”之名杀死伯州犁（《左传》昭公1. 13，页1223）。（有一次，王子围与穿封戌争功。伯州犁为了维护王子围的个人利益，他劝诱郑国的俘虏否认自己被穿封戍捉拿，要他把功劳归到王子围身上。）晋大夫司马侯认为，楚灵王的政权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上天要使他沉溺于自己的欲望之中，从而加深他的罪孽。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子产却认为这只是司马侯的诡计，因为晋国本身意志薄弱（《左传》昭公4. 1，页1248）。
楚灵王的一次评论，呈现了最深刻的反讽，也最具感染力。灵王率领诸侯联军攻打吴国。当时，庆封是个声名狼藉的篡位者（下一章将会讨论他）；他从齐国出奔吴国，寻求庇护。楚灵王尝试评价庆封。他想在处死庆封之前公开谴责庆封，但楚大夫伍举劝阻灵王，因为只有“无瑕者可以戮人”。灵王没有听取伍举的意见：
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左传》昭公4. 4，页1253）
灵王得到的这样的回答，说明公开的评论充斥着危险，评论者或会因而受害。灵王临死前的自我反省，最能反映评论的沉痛：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142]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左传》昭公13. 2，页1346—1347）
或许，灵王所代表的骄奢放肆过于危险，以致他本人不得不加入其他批评家的队伍，公开评论自己。但是灵王到了生命的尽头，也引起了读者的同情。他对自己一生的评论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悲恸，后来《史记》有不少篇章运用了相似的写法。如果说，解释的焦虑在《左传》的后半部分逐渐增加，那么，正因为混乱和暴力无所不在，解释的行为处身其中，根本无法保持中立：解释的“对象”太容易侵入诠释者的领域，尤其是当骄奢放肆的象征引来宿命的解释时。或许，只有由僭越的人解释自我，才能短暂地恢复平衡。
灵王的故事与《左传》的其他篇章不同，这段故事并不牵涉道德修辞和无情算计之间的矛盾。相较之下，他的继任者楚平王恪守礼制，恢复秩序，因而赢得了不少称颂（《左传》昭公6. 7，页1278—1279；13. 2，页1348—1353；14. 3，页1365），即便他利用了灵王之死的谣言，以杀戮获取权力（《左传》昭公13. 2，页1348），而且后来还可耻地迫害伍子胥一家（《左传》昭公20. 2，页1408）。《左传》记叙灵王的事迹，旨在表明称霸的外在成就（如召集会盟、扩大影响力等），容易蛊惑人心，并不可取。这些叙述展示了礼义的修辞背后还附有一些问题。不仅灵王没能把握住这些问题，即使是有些谏言和判断，本来的目的在于重申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要有良好的秩序，它们也会被动机和上下文的语境所规范。
【注释】
[1] 骊姬说襄公梦见申生的生母齐姜。古人梦见先人，自然会以食物向先人献祭（《左传》，页296）。
[2] 卫宣公娶了父亲的姬妾夷姜，生下急子（男性与比自己地位或辈分更高的女性通奸，这种情况又称为“蒸”）。数年后，宣公拟为急子迎娶齐国女子（即后来的宣姜）为妻，因为齐女很美，宣公就自己娶了她。宣姜生了寿和朔。《左传》桓公十六年的记载解释了惠公（朔）为何被逐。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诬陷急子，因此宣公派遣急子出使齐国，又派人假装盗贼，准备在边境上杀死他。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寿把这个阴谋告诉急子，急子却拒绝逃走。他说：“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朔继位为君，是为卫惠公，但以往支持急子和寿的人最终把他赶走。
[3] 楚康王计划处死权倾朝野的令尹子南，但是他想赦免子南的儿子弃疾。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后来康王处死了子南；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4] 伍奢是楚太子建的老师。楚平王敌视太子建，原因是他本来要为建娶妻，结果自己却抢去了儿子将要迎娶的人。后来，平王听信谗言，以为建要谋反，于是便拘禁伍奢。接着，他又传召伍奢的儿子伍尚和伍员（大家更熟悉的是伍子胥一名）。他们身在吴国，而平王谎称只要他们回国，就会释放他们的父亲。伍尚向弟弟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执意回国：“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左传》昭公20. 2，页1408）由于《史记》更关注复仇的心态，因此在《伍子胥列传》（卷66）里，伍尚的言论比较简短，也没有这么大的感染力。
[5]《左传》没有提到“孝”与“忠”两者有互通的地方。相反，《礼记·祭义》、《吕氏春秋·孝行》、《孝经》、《史记·太史公自序》卷130都曾讨论到“孝”与“忠”的关联。
[6] 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卷31。
[7] 中国古代一般用玉玦来表示绝交，它有远离和抗拒之义。因此《荀子·大略》云：“绝人以玦，反玦以环”（《荀子笺释》，页365）；《大戴礼记·王度记》云：“人臣赐玦则去”；班固《白虎通·谏诤》云：“臣待放于郊，君赐之环则反，赐之玦则去”（《左传》，页271）。王国维认为“环”由数片玉组成。这些玉片各有一孔，只要把它系于绳上，连成一个圆形，就成为玉环。至于“玦”则缺少了其中一片（《观堂集林》册1，页160）。
[8] 据《国语》所载，申生选择参战，并打败了狄国（《国语·晋语》1. 8—9，页277—281）；但《左传》并没有提及此事。《国语》里记录了申生的下属解释襄公的命令及礼物，整段叙事的重心在于评价这些谏言。仆人赞（《左传》里并没有出现这个人物）认为这些奇特的礼物和夸张的命令必定暗藏危机。君子称许他“知微”（《国语·晋语》1. 8，页278）。里克试图以正面的态度理解襄公的礼物，君子称许他“善处父子之间矣”（《国语·晋语》1. 9，页280）。狐突建议申生违抗命令，不要出兵攻打狄国，君子又称许他“善深谋也”（《国语·晋语》1. 9，页281）。
[9] 这一事件虽然收录在僖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637年；见《左传》僖公23. 6，页406），但实际上应该发生在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公元前655年，重耳逃到狄（《左传》僖公5. 2），在那儿逗留了十二年。他后来途经卫国离开，继续他的漂泊生涯。司马迁在《史记》里谈到了这件事，见《史记·卫世家》卷37，页1595。在《国语》的相关记叙里，子犯的预言更详实具体：“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国语·晋语》4. 1，页338—339）十二年后，当岁星（木星）运行到寿星的位置时，晋文公攻打卫国。到了正月戊申日（九日），晋国占领五鹿（《左传》僖公28. 1，页451—452）。（古代文献有时会用“天道”来指称天文现象，尤其是岁星的运动，以及它与诸侯命运的对应关系，见第三章注38。）《国语》插入了子犯神秘莫测的预言，目的显然是要展示晋文公称霸是命中注定、无可避免的。《左传》里子犯的反应比较沉寂，这表明了进言的人正努力面对当前难堪的局势，试图扭转其意义。
[10]“周旋”一词字面的意思是“前后运转”或“环绕盘旋”。这个词语又引申指交际应酬的礼仪，以及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左传》昭公25. 3，页1457），有时还指战场上的应对之策。见《高本汉左传注释》，第136条。
[11] 传世《诗经》并没有《河水》这首诗。韦昭在注释《国语》的相关部分时，提出“河”是“沔”字之误；《沔水》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一句，可参《诗·小雅·沔水》（183）。重耳的意思是假如他重登晋国国君之位，他将会听从秦国的命令。韦昭注提到《诗·小雅·六月》（177）：“《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其诗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置服，以定王国。’此言重耳为君，必霸诸侯，以匡天子。”（《国语·晋语》4. 10，页360—361）。这是《左传》中第一次“赋诗”的记录。《国语》的相关部分记录了更多诗句（《国语·晋语》4. 10，页360）。
[12] 上述例子表明，重耳及其左右非常熟悉如何制造称霸的预兆。《左传》和《国语》里有关重耳流亡的记叙充斥着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利用了重耳的祖先、他的支持者、他的行为举止，来推断重耳将有伟大的前途。这在《国语》里尤为明显。因为《国语》的记载比较详细，它收录了更多神秘的占卜。论者曾比较《左传》、《国语》、《史记》如何记叙重耳出亡以及返回晋国，详参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页51—90；李龙谳：《晋文公复国定霸考》。
[13] 狄人攻打邢国。管仲要求齐桓公出兵救援邢国，因为戎狄好比“豺狼”，贪得无厌。另外，中原国家与周室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不应轻易丢弃（《左传》闵公1. 2，页256）。狐偃留意到，帮助周襄王的表现能确保诸侯拥护自己（《左传》僖公25. 2，页431）。由于狄人支持周襄王的对手王子带，因此晋国为了勤王，还必须抵御狄人（僖公24. 2，页419—426）。这亦可参看《公羊传》僖公四年的记载：“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春秋三传比义》，页299）汉代文献把这些看法改写成更工整的对句：“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见《汉书·刑法志》卷23，页1084）
[14] 孔子曾比对今昔，以过去的辉煌映照当前的衰微。他评论道：“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左传》昭公29. 5，页1504）但是，《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转引应劭的说法，提到“执秩”可能是刑法之名，而非官职（《左传》，页447）。
[15] 艾朗诺认为，这篇文章是一则有示范作用的故事，也是有道德教化意味的历史轶闻。《左传》有不少文章都从这类文体中取材，参见艾朗诺：《〈左传〉的叙事》（Narratives in Tso chuan），页341—352。艾朗诺认为这篇文章表达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教诲并不一定与整个综述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曾记载晋文公和狐偃之间的交谈，其中的结构与引文非常相似。狐偃指出，即使君王节俭克己，体谅民众，对人民慷慨宽容，也不足以使国民做好作战的准备。最终，只有君王公平的赏罚，尤其是“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才能诱使人民参战（《韩非子释评》，页1292）。
[16] 孔颖达释“文”为“文德”，见《十三经注疏》6，10. 13a—b。但是“文”也可能是人名，如“文之伯也”（《左传》昭公9. 3，页1309）。
[17]“文”指晋文侯仇。周平王迁都洛邑时，晋文侯曾帮助平王稳定周室，因此他得到周天子的嘉许；见《尚书·文侯之命》。
[18] 大有是传世《周易》里第14卦；睽则是第38卦。
[19] 这些文献包括《大戴礼记》、《逸周书》、《国语》、《史记》（《左传》，页431）。
[20]《国语》把卜偃称为郭偃。从《国语》的记述可见，郭偃是个谏官（《国语·晋语》1. 2，页257—258；3. 1，页315；3. 2，页316—317；3. 3，页319；4. 23，页386）。他似乎负责推行重大的法律改革，《韩非子·南面》提到：“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矣”；“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戒民之备也”（《韩非子集释》，页298）。《商君书·更法》提到：“郭偃之法曰：论至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鞅：《商君书解诂》第二章）《战国策·赵策》也提到了“郭偃之法”（册2，页759）。《墨子》又把郭偃写作高偃，而《吕氏春秋》则写作郗（或郄）偃。这两部文献提到晋文公“染于”高偃和狐偃，所以才能称霸；可参《墨子集解·所染》页17；《吕氏春秋·当染》页95、102。
[21] 可参王弼注：“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周易王韩注》卷2，页5）；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易经：以王弼注为基础的新译本》（The Classic of Change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页255。
[22] 古代天子葬礼有隧。“隧”指地下通道，古人会利用隧道把天子的灵柩放入墓室。天子理应在死后七个月才下葬，因为准备工作非常繁复（《左传》隐公1. 5，页16—17）。然而，《左传》里也有不符合这个规定的事例（见李新霖：《从〈左传〉论春秋时代之政治伦理》，页34—35）。修建隧道也可能是天子葬礼的一项准备工作。
[23] 周天子往往尊称同姓诸侯为“叔父”。
[24]《国语》有相应的记载，其中所赐的土地还包括州、陉、
、组。董增龄引用《水经注》和应劭的说法，证明这些土地原本又名南阳，是周室的领土（《国语正义》10. 42a—b）。但是，当周桓王从南阳之地割取一部分（包括阳樊、温、原、攒茅、州、陉）交给郑庄公，以“交换”郑国的土地时，“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左传》隐公11. 5，页77）君子的评论说明了这些“赐”给晋国的土地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服从周室的管治。
[25]《国语》有相应的记载（《国语·晋语》4. 16，页374—375）；其中，苍葛强调的是阳人与夏、商、周三朝也有渊源。
[26] 流亡期间，重耳及其左右曾途经宋国，宋襄公把二十匹马送给他们（《左传》僖公23. 6，页408）。
[27] 流亡期间，曹、卫两国的国君曾对重耳及其左右无礼，至于齐、宋两国则为他们提供支持。狐偃的建议其实是要一雪前耻，同时报答昔日的恩人。楚国围攻宋国和齐国的城池，此事见于《左传》僖公26. 6，页441—442。值得注意的是，最终晋文公所采用的政策，与先轸和狐偃的提议并不一样（《左传》僖公28. 3，页457—458）。
[28] 也就是说，楚国将赢得曹、卫、宋三个国家的感激之情，而晋国将会惹来这三个国家的怨恨。
[29] 先轸在《国语》里还提出了另一种考虑——假如宋国向楚国投降，那就意味着楚国的兵力将会更加强大：“宋众无乃强乎！”（《国语·晋语》4. 18，页378）。
[30] 晋国暂时恢复了卫成公的君位（《左传》僖公28. 5，页469）。但是，卫大夫元咺后来控诉卫成公滥用武力和贪求权势，晋国决定支持元咺（《左传》僖公28. 8，页472—473）（原文用“讼”字来表明这是法律上的诉讼。这次诉讼由晋文公主持，他必须考虑当事人和辩护者的陈述）。晋文公本来准备毒死卫成公，后来因为鲁僖公为卫成公求情，加上卫国又把美玉送给文公以贿赂他，因此他最终赦免了卫侯（《左传》僖公30. 2，页478—479）。晋文公生病，曹共公贿赂了为文公得病而占卦的卜史，卜史替曹国求情，文公才恢复了曹共公的君位（《左传》僖公28. 12，页474）。
[31] 一如先轸所料，楚军解除了宋国的包围，转而追击晋师。
[32] 因为晋军的统帅同时是晋国的国君，而楚军只是由楚国的大臣率领。
[33]“老”本来指年老。这里用其引申义，有疲惫不堪的意思。也就是说，楚军长年在外征战，因此感到力竭筋疲。
[34] 可参考焦循和杜预的注释，见《左传》，页459。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僖公28. 20—21）提到今人在鞣制皮革时会利用猪脑使皮革柔软。他还引用医书的记载，提到有人好食动物的脑部，手足柔软，最终瘫痪。他又援引《礼记·内则》为例，规定人应戒食猪脑（郑玄注指出猪脑不利于人，见《礼记集解》，页749—750）。
[35] 杨伯峻提到，西安半坡的考古遗址有一公共墓地，其中仰身葬者会有殉葬物，表明其地位较高；至于俯身葬者则没有任何东西陪葬（《左传》，页459）。
[36] 重耳及其左右流亡到齐国。重耳在齐国生活得十分满足，不愿离开。狐偃和重耳的妻子——齐桓公的女儿设计把重耳灌醉，接着把他送出齐国。重耳酒醒后，拿起戈追赶狐偃（《左传》僖公23. 6，页406—407）。《国语》里，姜（重耳的妻子）的谏言更加详尽；当重耳责备狐偃时，狐偃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详见《国语·晋语》4. 2—3，页342—345。
[37]《礼记·檀弓下》提到赵文子批评狐偃“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礼记集解》，页304）。司马迁把狐偃希望得到认可与介子推漠视权力两者相提并论：介子推知道文公对狐偃发誓以后，决意隐居山林（《史记·晋世家》卷39，页1660—1662）。一些注家认为，实际上狐偃正在勒索文公，因此《史记》才会比较狐偃和介子推，藉此贬低狐偃。可参阅吴曾祺和吴闿生的评论，见《左传分国集注》，册1，页270。
[38]《国语》有一记载可与这个故事互相发明：重耳占卦的结果看似不祥，司空季子却以正面的方式解释它，藉此批驳筮史的预言（《国语·晋语》4. 11，页362）。
[39] 孟诸是宋国的薮泽。宋国毗邻楚国，后来楚军将会包围这个国家。
[40] 子玉作为统帅，为人苛刻，蒍贾早已预言他的败亡，见《左传》僖公27. 4，页444—445。但是，子玉应该也有非凡的能力，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晋文公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之后那么高兴（《左传》僖公28. 4，页468）。
[41] 局势对子玉不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命运的问题。楚成王不同意与晋国开战，只把小部分的军队分给子玉（《左传》僖公28. 3，页456—457）。
[42]《论语·宪问》14. 15。
[43] 天子授命诸侯的仪式（书于竹书之上的任命或指令）称为“策命”或“赐命”。天子一般会在策命的时候送上各种赏赐。有关这类仪式的研究，可参见齐思和：《中国史探研（古代篇）》，页51—54；李新霖：《从〈左传〉论春秋时代之政治伦理》，页36—43。
[44]“三觐”的解释众说纭纷，见《左传》，页466。杨伯峻认为，文公进献楚国俘虏为一觐，天子亲自宴飨文公为二觐，晋文公受策受赏为三觐（《左传》，页466）。
[45] 见《荀子》之《儒效》、《王制》、《富国》、《礼论》、《性恶》；《管子》之《牧民》、《权修》、《枢言》、《法法》、《心术上》、《心术下》。梁启超认为，荀子强调礼制能精确地建立度量分界，重申礼制得到外界的认许，不可违抗（见《先秦政治思想史》，页107—115）。另，有关《荀子》和《管子》中礼仪与刑法的分野，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册1，页100—125、194—225。
[46] 舟之侨本来是虢国大夫。虢君打败犬戎，他预言这将会带来灾祸，因此出奔晋国（《左传》闵公2. 1，页262）。《左传》中能预知未来的人物偶尔也会有错误的判断，这就是其中一例。
[47]《诗·大雅·民劳》（253）。(www.xing528.com)
[48]《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释评》，页645。
[49] 崔述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左传》的编纂者只收集到有限的材料；其说可参见《考古序说》，卷2，页12，收入《考信录》。换句话说，那些详细记载齐桓公和管仲事迹的文献（很可能出自齐国）或许并不存在，又或者《左传》的编纂者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献。
[50]《诗·小雅·出车》（168）。
[51] 据《礼记》（《曲礼》、《王制》、《明堂位》）所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与中原各国相对，是居于四方的外族（《礼记集解》，5. 136；13. 359；31. 840、845）。《左传》和其他先秦文献显示，《礼记》的描述尝试使各个部落杂居这种复杂的情况显得更规整，尝试使华夷的分野更清晰。崔述认为，戎、狄为国名，蛮、夷乃通称，泛指边疆之民，参《丰镐考信别录》，卷3，页7—9，收入《考信录》。
[52]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册2，页583—606。
[53] 有关这类盟书是否存在，可参阅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册2，页473。
[54] 齐桓公的母亲来自卫国。杜预认为卫国可能在桓公流亡的时候施予援手（《左传》，页1352）。或许，齐桓公想通过这种方法报答卫国的恩情。
[55] 卫国大夫礼至及其弟在邢国做官。刑国的将军国子看守城墙，礼至及其弟出其不意地杀死了他。礼至为了纪念自己的功绩，铸造铜器，并在铜器上刻上铭文：“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左传》僖公25. 1，页430）
[56] 在这件事发生前，齐桓公的夫人蔡姬曾把船弄得摇晃不定，使齐桓公十分惊惧。有关这一连串事件的先后顺序，可参看第二章。
[57]“风”训为“放”，见《左传》，页289；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僖公4. 12—13。这句话的意思是放养牛马或会侵入别国的边境，但齐、楚两国相距甚远，即使牛马能够疾走，也不会扰乱对方。由于放养动物的目的是要方便交配，因此，有人提出另一种合理的解释：物种不同的动物并不会互相交配。
[58] 召康公姬奭是周王室的宗亲。武王克商之后，他受封于北方的燕国。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卷34，页1549。大公意谓伟大的先祖，这里指太公望，是第一位受封于齐的国君。
[59]《高本汉左传注释》第86条提出“履”有“幸运”、“资财”、“尊贵”之义，杜预训“履”为“所践履之界”。根据杨伯峻的考证，穆陵位于今河南省光山县，这个地方靠近楚国的边界。管仲的说法似乎重点是齐国的领土曾在历史上延伸到楚国里。
[60] 苞茅（即茅草）可用来滤酒。过滤的过程中，以酒自上浇下，流过茅草，正像神明饮用美酒（参看《周礼》郑玄注，转引自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页83）。苞茅也可能是王室献祭之物，见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页43—44；《左传》，页290；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僖公4. 15。根据《国语》和《管子》的记载，楚国的贡品还包括丝，见《国语·齐语》6；《管子·王言》，页136。
[61] 有关昭王南征不还，以及他神秘的死亡，参见《史记·周本纪》卷4，页134—135；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西周史》，《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页322—323；许倬云：《西周史》，页181—185。
[62] 杜预和孔颖达认为，昭王时汉水并不是楚国领土，因此楚国无须因为昭王失踪而受到苛责，见《十三经注疏》6，12. 12a。有些青铜器铭文和后来的记载都提到昭王南征一事，详可参《左传》，页291。又，参见《竹书纪年》；何光岳：《楚灭国考》，页5—6。
[63]《诗·小雅·北山》（205）。
[64] 可参看明代文人陈继儒的评论，转引自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僖公4. 15。
[65] 齐桓公声称自己的功德不足以召集诸侯组成联军，诸侯出兵只是为了继承先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66]“不谷”一词在《左传》中出现了21次，楚国国君用了这个词16次。周襄王也曾在流亡期间使用这个称谓（《左传》僖公24. 5，页427）。王子朝自立为王后，也自称“不谷”（《左传》昭公26. 9，页1478）。由此可见，“不谷”是天子自谦所用的“降名”（《左传》，页291—292）。《国语》里，吴王和越王均自称为“不谷”。
[67] 见崔述：《考诂序说》卷2，页12—13，收入《考信录》。崔述所用的证据，还包括楚王往往自称“不谷”，而齐桓公也在自己的言辞中使用“不谷”一词。
[68]《国语》批评齐桓公利用丰厚的礼物来确保诸侯效忠自己（《国语·晋语》2. 6，页300）。杜预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诸侯官司，各于齐受其所当贡天子之物也。”（《十三经注疏》6，13. 3b—4a）关于外交关系之中礼物的作用，参见史嘉柏（David Schaberg）：《井然有序的过去》（A Patterned Past），页207—221。
[69] 周天子刚刚祭祀文王和武王，把刚用于祭祀的胙肉分给桓公。分赐胙肉表明襄王对桓公的尊重，因为只有与天子同姓的诸侯，以及夏和商的后裔，才可以分得胙肉。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僖公9. 48。
[70] 据《国语·齐语》（7）、《史记·齐太公世家》（卷32，页1490）、《管子·小匡》（页126—127）所述，桓公本来已准备接受宰孔的提议。他听了管仲的劝谏后才庄重地拒绝宰孔。
[71] 刘正浩把“否”读为“臧否”之“否”（pǐ），意谓“不顺利”或“失败”（《左海钩沉》，页133）。
[72] 按照高本汉《左传注释》第104条，我把这句话理解为“齐国一定会陷入内乱之中”。杜预注提出了另一种读法：“晋将有乱。”
[73] 宰孔指的是晋宪公的宠妃骊姬将会引发国家内乱，挑起斗争。这也暗示齐桓公与晋宪公二人非常相似。晋宪公碰到宰孔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左传》僖公9. 4，页328—329）。宪公死后，齐桓公带领诸侯的军队平息了晋国的内乱（《左传》僖公9. 5，页330）。
[74] 宰孔的言论在《国语》的相关记录里有不同的侧重点：“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国语·晋语》2. 6）《公羊传》（僖公九年）则认为齐桓公因为自己的傲慢而疏远了其他诸侯，而且葵丘之会亦非常失败（《春秋三传比义》，页324）。司马迁的看法也与《公羊传》一样，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卷32，页1490；《晋世家》卷39，页1648—1649。
[75] 齐桓公死后，他的五个公子争相抢夺君位，齐国陷入内乱（《左传》僖公17. 5；18. 1；18. 3）。不少战国文献详细地铺写了齐桓公不甚光彩的结局，如《庄子·徐无鬼》、《管子·戒》、《吕氏春秋·贵公》、《吕氏春秋·知接》、《韩非子·十过》（可参看《左传》，页375—376）。
[76] 可参考竹添光鸿的评论，见《左传会笺》僖公5. 28；9. 50。
[77] 为了说明二人的分别，郑玄（127—200年）提到晋文公以“冬狩”的名义把周襄王召到河阳，马融（79—166年）则提到齐桓公与楚军于召陵对峙的例子（许英：《论语会笺》，页205）。郑玄训“谲”为“诈”；事实上，“谲”字并不一定带有贬义，这个字有时也有“权”（权衡）的意思，参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卷17。《论语》曾称许齐桓公和管仲（14. 9、14. 16、14. 17），有时又对他们有负面的评价（3. 22）。袁枚（1716—1797年）认为这是因为《齐论》（齐国的本子）和《鲁论》（鲁国的本子）有无法调和的差异（《小仓山房文集》，卷24）。
[78] 建言者经常会在自己的谏言里提到桓公。他们会把桓公塑造成理想的诸侯盟主，藉此批评国君的行为并不符合称霸的理念；见《左传》僖公19. 3，页382；26. 3，页439—440；28. 13，页474；成公2. 3，页798。他们又会引述桓公这个典范，要求国君仿效他（昭公4. 3，页1251；10. 2，页1318；11. 10，页1328）；还会借用桓公的先例，说明庶子或比嫡子更适合继承君位（昭公13. 2，页1352）。
[79] 这是《左传》里第一次提到“灭国”。
[80] 桓公流亡之时，谭国对他非常无礼。因此，报复是齐桓公攻打谭国的原因之一。后来，报复这一主题再次在晋文公身上出现。他出兵讨伐曹、卫二国，这个决策本身也是要为自己报仇（《左传》僖公28. 1，页451—452；28. 3，页453—455）。
[81] 宰孔的批评可见于《国语·晋语》2. 6，页300。《管子·小匡》中有关葵丘之会的记录，与《国语》的内容有部分重叠。《管子》多出来的细节，强调管仲纠正了桓公的傲慢和错误判断。
[82] 虽然子鱼比较年长，但他由侧室所生，而襄公（当时还是太子子服）则由正室所生。关于“让国”的思想，可参考今本《尚书·尧典》和《尚书大传》；又可参考崔述：《唐虞考信录》，卷2，页25—28，收入《考信录》。顾颉刚认为战国时期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让国”的思想变得特别突出。
[83]《左传》早前提过子鱼是“司马”（《左传》僖公19. 3，页381）。司马迁认为这是子鱼的言论（《史记·宋微子世家》卷38，页1626）。顾炎武赞同司马迁的看法，认为“固”并非人名，只是一个副词，意谓“坚决”（见《日知录集释》卷27，页644）。但在《国语》里，鼓励宋襄公学习重耳的是大司马公孙固，并不是子鱼（《国语·晋语》4. 6，页348）。
[84] 沈钦韩认为“门官”即门子，是护卫公侯的卿大夫子弟（《左传》，页397）。
[85] 由于宋国是商的后裔，因此他们在礼制上享有一些特权（《左传》僖公24. 4，页427）。但同时又由于商代已经败亡，宋国因此没有资格落实自己的野心。《左传》和《国语》还在其他地方提到宋国为商人之后，参《左传》襄公9. 1，页964；昭公8. 4，页1302；哀公9. 6，页1653；哀公24. 3，页1723；《国语·吴语》6，页604。又，《尚书》、《左传》、《国语》、《礼记·乐记》均提到宋国位于“商丘”，又认同宋就是商，详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册2，页515—518。
[86] 如《吴子》即提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页190）至于《吴子》是否吴起的著作，参见《吴子》，页177—181。
[87] 这里按照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和高本汉《左传注释》第128条，我把“利”理解成锐利的兵器，而非优势（杜预之说）。
[88] 襄公与子鱼的对话说明了《左传》如何表述和并置两种对立的立场。尽管这次对谈以子鱼的话一锤定音，但襄公仍然有机会阐释他的观点。这与《公羊传》和《谷梁传》里明确的褒贬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公羊传》肯定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认为他足以媲美周文王；《谷梁传》则批评襄公愚蠢、虚伪和无知。详见《春秋三传比义》，页371—372。
[89] 襄公引述古代的楷模，但《左传》认为子鱼才能真正理解古代圣王如何看待战争。襄公围攻曹国，以讨伐曹国对宋不顺服。子鱼进谏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左传》僖公19. 5，页384）子鱼认为，文王仁厚的表现与他的反躬自省密不可分，这与他追求相称的德与力也有关联。相反，宋襄公只是盲目地坚守古代的战争原则，他并没有检视自己的动机和假设。子鱼称《诗》以说明示范作用如何能促成德政。相对而言，宋襄公仿效前人，却并未留意到自己也是别人的楷模。吕祖谦比对僖公19. 5（页383—384）和僖公22. 8（页396—399）两则谏言，认为两者是子鱼之言，并赞许他“与变推移，不主固常”、“知子鱼之善学文王，则知宋襄之不善学文王矣”（《东莱博议》，页192—193）。
[90]《左传》另有其他篇章讨论战争中的礼节，其中也表现了支持务实的取态。例如，宋、郑两军交锋，郑国士兵掉进井中，宋大夫狂狡用戟把他救出，结果却被自己所救的郑国士兵捕获。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左传》宣公2. 1，页651—652）吴国的夫槩王趁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攻击他们，结果取得胜利（《左传》定公4. 3，页1543—1544）。钱钟书曾引用《韩非子》和其他兵书（如《吴子》、《孙子》），发现这些书籍都倡导这种特殊的战略和诡计（见《管锥编》，册1，页187—188）。《墨子·非儒》批评儒家对待敌人过于宽大，见《墨子集解》，页253—254。
[9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引用泓之战来说明“此慕仁义之祸”；见《韩非子释评》，册2，页1145。
[92] 有关圣王与霸主之间的分野，可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册1，页119注68。
[93]《荀子笺释·王霸》，页138。
[94]《商君书解诂·修权》，14. 50。
[95] 史德奈·罗森（Sidney Rosen）也曾在《先秦时期称霸概念的更革》（“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Hegemon in Pre-Chin China”）一文讨论齐桓公和晋文公，见芮效卫（David Roy）、钱存训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Ancient China：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96] 子鱼的谏言指出，一个人以威胁的手段，借用“淫昏之鬼”的力量来成就霸业，这种做法愚昧荒唐。他批评襄公利用人牲献祭：“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19. 3，页381—382）这与《左传》经常重复的观点如出一辙。有关《左传》对人牲的态度，可参见张端穗：《左传思想探微》，页49—80。有关中国古代的人牲，可参阅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页26—28、205—209。
[97] 另，可参见《淮南子·人间训》卷18；司马迁：《史记·越世家》卷41，页1746。
[98] 顾炎武、竹添光鸿、杨伯峻都曾引述这些材料，详见《左传》，页798；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成公2.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册4，页96。
[99] 相对而言，鲁国的先君“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利用商朝的政制建邦立国，按照周朝的惯例划定疆界。详见张有智：《先秦三晋地区的社会与法家文化研究》，页1—55。
[100] 例如，明代学者杨慎《二伯论上》：“夫伯者，攘夫夷者也，楚庄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见《升庵集》卷5，页60）。
[101] 见史嘉柏：《井然有序的过去》（A Patterned Past），页134。
[102] 过去我们经常以为中原国家位于中心，夷狄等外族则在边缘。但戎地与周的都城距离不远，这说明上述模式根本不能成立。我们应该想象一个“华戎杂处”的图景。公元前638年，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往伊川。东周初年早已预言了这件事：“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僖公22. 4，页393—394）
[103] 臧哀伯进谏时（见《左传》桓公2. 2，页85—90），曾追溯武王克商以后，周室如何把这些鼎迁到洛邑。
[104]《墨子·耕柱》提到夏后启铸造九鼎，又利用迁鼎的预言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史记·楚世家》在引述这件事时，司马迁提到“昔虞、夏之盛”，可见他认为九鼎由夏禹所铸造。
[105] 我把这里理解成“远方的人把各种东西画成图像，九州岛的长官献上了青铜”；这与高本汉的英译略有出入：“远方的人把各种东西画成图像，又把青铜献给九州岛的长官。”（见第270条）
[106]《吕氏春秋》反复提到这些意象，它们似乎有解释、劝诫、示范的作用。
[107] 由于《左传》里的预言大多“准确无误”，也就是说，《左传》很多时候会按照事情的发生来拟构预言，有论者尝试以这则预言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详见杨伯峻：《左传》，页671—672。竹添光鸿认为三十世和七百年并非指周王朝的国祚（周朝实则维持了874年，前后一共有38任天子），而是指由“定鼎”开始到这些鼎沉入泗水之间两者相距的时间（《左传会笺》宣公3. 20）。
[108] 吕祖谦生活于南宋时期，他十分清楚过多的文饰其实也有问题。他曾强烈谴责王孙满，批评他以言辞展示出来的安稳感其实虚无缥缈；单凭言辞，根本无法阻止周室的衰微，这些词句在更勇悍的敌人面前完全没有功效（《东莱博议》，页197—200）。《战国策》的开篇也曾提到庄王“问鼎”的故事（《战国策·东周》，页1—5）。
[109] 可是，由楚军侵郑到邲之战，整个过程一直从晚春持续到秋天，历时四个多月；详见张正明：《楚史》，页144。
[110] 吴闿生认为，这段叙述说明了《左传》的作者暗中提升中原国家的地位，并隐晦地批评蛮夷（《左传微》，页334）。
[111] 如果晋国退兵，郑国将转而效忠楚国。
[112] 杨伯峻认为“武军”包括了为晋军尸首而建造的“京观”，时人或许会在“京观”之上或附近的地方刻写表彰军人的铭文。这种为阵亡的敌军而修筑的陵墓亦可单称“京”，见《吕氏春秋·不广》、《淮南子·览冥训》。
[113]“文”一般会解作“文饰”，这里我把“文”理解成“文字”。到了秦汉以后，一般会以“字”来指称“文字”。“武”字的甲骨文从“戈”从“止”，论者多相信这代表一个人荷戈前行。此处尝试为“武”字提供另一合理的解释，这个做法表明“以武制武”和“以暴止暴”的思想在早于《左传》编纂的时候已有一定的基础。
[114] 语出《诗·周颂·时迈》（273），有人以为这首诗的作者是周公（《国语·周语》1. 1，页1）。郑玄把“肆于时夏”理解成陈列于这伟大的音乐之中。
[115] 语出《诗·周颂·武》（285）。传世的《武》诗全诗只有一章，这里称引的是传世文献中的最后一句。
[116] 在传世《诗经》里，这一句并不是《武》的诗句，反而可见于《诗·周颂·赉》（295）。这里“铺”字，传世《诗经》写作“敷”。
[117] 传世《诗经》里，这一句并不是《武》的诗句，反而可见于《诗·周颂·桓》（294）。由此可见，这一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武》诗，其实包含了传世《诗经》中的多首诗歌。
[118] 杨慎觉得楚王的博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楚子夷且陋，又临戎当阵，而引三诗七德，若横经之儒，其诬可知矣。”（见《二伯论下》，《升庵集》卷5，页62）
[119] 另外还有些蛮夷会利用周朝的文献和传说来为自己争取权力，他们有时甚至会展现出中原国家已经丧失的礼仪。关于这些文明的蛮夷，可参看《左传》襄公14. 1，页1005—1007；昭公17. 3，页1386—1389。
[120] 古人去世以后，后人总括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从而给予谥号。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西周中期；详见王受宽：《谥法研究》。有时当一个人将要死去，他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谥号。上述情况正好是其中一个例子。“厉”和“灵”二字都带有贬意，杜预就提到：“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国语》讲述这件事时，内容更加简洁，可参《国语·楚语》1. 2。
[121] 这里的焦点是楚王临终前的指示。其他大臣按照表面的指示去决定君主的谥号，子囊则认为他们应该体会这个命令的内在精神。
[122]“临”字有俯视和监视的意思。在先秦文献中，这个字经常指君王或神灵居高临下，如《诗·大雅·大明》（236）、《诗·大雅·思齐》（240）、《尚书·顾命》等。详见高本汉《左传注释》，第525条。
[123] 有关《左传》中各种进谏的模式，见史嘉柏：《东周史籍中的谏说》（“Remonstrance in Eastern Zhou Historiography”）。
[124] 斗韦龟虽然批评祈神的做法，但他却接受了这次试验的结果。
[125] 然而，令尹子上对楚成王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1. 7，页514）子上试图阻止成王把长子商臣立为太子，商臣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便把成王杀了，自立为楚穆王。（楚成王本身亦是幼子。他的支持者把他的兄长庄敖杀死，协助他登上君位。）晋大夫讨论子干（楚灵王的弟弟）的命运时，也发现了上述的情况，因此叔向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左传》昭公13. 2，页1351）大概在楚国，长子拥有继承权这一点经常会被挑战。钱杭认为君位由长子继承这个惯例在楚国依然有效，可参阅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页145—157。
[126] 叔向也曾经在解释楚国权力斗争的结果时提及这件事（《左传》昭公13. 2，页1351）。
[127] 臧文仲也曾对宋襄公说过类似的话，见《左传》僖公20. 5，页387。
[128]“阍”即看门人；古代一般由被罚刖刑（被砍去腿部）的人来充当看门人。至于司宫之位，一般由宦官担任。
[129] 薳启强作为说客，他的话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甚至会给人吊诡的感觉。可详参《左传》昭公7. 3，页1285—1286；7. 6，页1289。
[130] 有人公然藐视这种礼仪，结果惹来极大的祸患（《左传》襄公14. 4，页1011）。由此可见，这种表示尊重的礼节其实非常重要。
[131] 杜预注：“四国，陈、蔡、二不羹”，因此这里指的是四个地方。刘炫对比《国语》里相应的段落，认为“四”当是“三”字之误（《十三经注疏》6，45. 36a—36b）。
[132] 有些论者从这些隐秘的书名推测其中的内容，详参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昭公12. 52。
[133] 杜预认为“祈招”是周大夫的名字。竹添光鸿则认为这可能是乐调的名称（《左传会笺》昭公12. 53）。下文称引这首诗时，我把诗中“祈招”一词理解成“恭敬地召唤（贤士）”。
[134] 也就是说，穆王没有放纵自己，追逐欲望，因此得以善终，避免了横死的可能性。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曾于郑国南方修筑祇宫，后来又在那里接见诸侯，详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昭公12. 53。有关“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可参阅邵东方、倪德卫主编：《今本竹书纪年论集》。
[135]《论语》又把这一句当成孔子的话，参见《论语·颜渊》12. 1。
[136] 可参考竹添光鸿的说法，见《左传会笺》昭公12. 54。
[137] 可参考杜预注，见《左传》成公2. 3，页798。
[138]《国语》另有把进谏者模拟为磨砺金器，见《国语·楚语》1. 8，页554。
[139] 炫耀学识也是灵王骄纵的表现之一。如上文所述，他曾试图驳倒晋国大夫叔向。
[140] 我们或可以拿上述例子与司马相如《上林赋》相比较。《上林赋》最终把世俗的游园之举，转化成驰骋于六艺之囿，观览乎经书之林。感官享受因而得以升华，变成精神上与道德上的乐趣。
[141]《左传》把范无宇称为申无宇，有时或称为无宇。他是楚国的芋尹。
[142] 这里把这一句理解为“小人自己年老又没有儿子，自知未来将会落得死于沟壑的下场”。另一种释读是“平民百姓假如年老又没有儿子，他们自知未来将会落得死于沟壑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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