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应对无常的鬼神和含糊的征兆。有些人会选择反求诸己，从自己内心找寻道德价值；有些人则会利用表意过程的含糊之处，创造事物与意义之间新的对应关系。申生和重耳分别是这两种选择的代表。晋献公打算迎娶骊姬，他先为此而占卜，却得到了矛盾的占卜结果。龟卜呈现的是凶兆，蓍筮却显示了吉祥的预兆。襄公按照自己的欲望选择相应的占卜结果，骊姬也就成为他最宠爱的姬妾。骊姬有意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于是便设计除去襄公的其他儿子——太子申生、夷吾和重耳。她陷害申生，说他企图毒害襄公，申生因而自杀。夷吾和重耳也被她迫害，最后逃亡国外。襄公死后，有些晋国大夫为了拥立流亡在外的公子继位，杀了骊姬的儿子和骊姬妹妹的儿子。夷吾回国，即位为晋惠公。第二章提到过晋国于韩之战中大败，这可以说是晋惠公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惠公死后，重耳回到晋国，结束了他十九年的流亡生涯。重耳杀死了惠公之子圉（即他的侄儿晋怀公），即位为晋文公。他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又替陷入危机的周襄王解围，巩固其天子之位。因此，晋文公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申生专心致志，超然世外，一心追求崇高的道德，并没有留意现实环境的预兆。《国语》在记录骊姬如何诬陷申生时，提供了更多细节。骊姬与优施私通，优施曾经解释申生为什么是个更易谋害的目标：“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偾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国语·晋语》1. 6，页268）卜人以往曾预言骊姬乱晋。这与骊姬对申生的诬陷，同时使龟卜的繇辞显得更加完整。申生似乎无力改变这则繇辞：
专之渝，攘公之羭。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4. 6，页296）
即使臭气会盖过香气，申生还是会变成“羭”这种祭品。《左传》在骊姬诬陷申生之前追忆这则繇辞。申生遵照骊姬的指示，[1]向自己的生母齐姜献祭。申生把祭肉送给献公。骊姬偷偷在祭肉里下毒，藉此诬告申生谋反。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左传》僖公4. 6，页298—299）
当申生面对道德的两难时，他选择了自杀。这可以说是《左传》中的道德典范。申生可与下列人物相提并论：卫公子急子和公子寿因为服从昏庸的父亲而争相赴死（《左传》桓公16. 5，页145—147）；[2]楚国的贤士弃疾因为忠、孝的冲突而自缢身亡（《左传》襄公22. 6，页1069—1070）；[3]尽管伍尚知道自己的父亲伍奢是被迫召他回去，他还是决定回到楚国慷慨赴死，即使自己的死毫无价值，他也不愿意争取时间报仇（《左传》昭公20. 2，页1408—1409）。[4]在这些例子里，自杀或赴死都是一种回应邪恶和道德两难的方法。无从更改、无可回避的尊卑之分（尤其是父子的关系）是道德价值的前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5](www.xing528.com)
申生拒绝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消极地响应决定自己命运的征兆，可谓重复了前人的行径。当献公让申生率领一半晋国军队，又要他掌管曲沃时，晋大夫士蒍预言灾难将至，建议申生离开晋国，以保存自己的性命和声誉：“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左传》闵公1. 6则，页258—259）吴太伯是太王的长子，姬昌的伯父（姬昌是周武王的父亲，后尊为周文王）。他为了让自己的弟弟季历和季历的儿子姬昌率领周族，远走他乡，逃到吴国。吴太伯成为自我流放的代表，也成为谦让的典范。[6]《左传》并没有提到申生对士蒍的建议有何反应。事实上，《左传》除了记叙申生自杀前的一段话，鲜有记录他的言语。相对来说，《国语》里申生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命运的理解，以及他如何接受自己的宿命（见《国语·晋语》1. 7，页274；1. 9，页281；2. 1，页291—292）。他认为自己无德无才，根本不能效仿吴太伯这么崇高的人物。《左传》的世界往往以雄辩滔滔、旁征博引的言辞呈现出道德原则，但《左传》同时也利用言辞来摆布暧昧不明的事物，辩护阴险狡诈的观点，甚至解决权力与政治的危机。申生正好说明了一个人如何在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的时候刻意回避言辞。
当献公命令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时，他让申生穿上左右颜色不同的偏衣，佩带金玦（形状如环而有缺），以显示自己的统帅身份。申生的亲信纷纷揣测这些礼物的含义，又为他出谋献策。所有人都以为取得这些礼物是件好事，只有一个人觉得这是凶兆。这个人正是狐突，他认为这些物件有恶毒的含意。狐突的诠释比其他人详备可靠，文辞也最为整饬。他以类比论证铺陈自己的说法：
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
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
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7]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左传》闵公2. 7，页270—271）
申生的亲信争论他应该何去何从——究竟他应该逃亡，还是赴战？抑或他应该自愿赴死？《左传》再次省去了申生的反应。我们只知道申生“将战”，狐突进谏劝阻他，但申生似乎没有听从狐突的建议（《左传》闵公2. 7，页272）。[8]申生选择遵从献公之命。虽然申生或许可以从这些礼物中看出献公的用意，但即使他能“正确”地解读献公的冷漠，知道献公意欲疏远自己，这也不代表他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响应此事。申生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这表明了他反求诸己，从自身寻找仁德的实践。他并没有尝试解释外在的征兆，改变外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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