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个密集的象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表意与阐释在各个层面运作。《左传》有时会把诠释的过程嵌入叙事之中，有时则会借用预言家或“君子”明确地把诠释的过程呈现出来。《左传》对征兆的解读，乍看来与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所提到的凭着感知去推测和寻找证据的方法有些相似。用金斯伯格的话来说，这种方法“偏于分析那些只能通过迹象、征兆、线索才能重组出来的特殊事件”。[1]这种运用推测或直觉建立起来的知识领域“按照知识的形式，可应用于过去、现在或未来。针对未来，我们有狭义的预言；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有两套医学上的符号：一套是诊断，另一套是预后；针对过去，我们还有法理学”。[2]据金斯伯格所言，尽管我们可从众多由推测构成的知识领域中，找到占卜、医学、历史学等作为这套知识体系的根源，然而这套知识体系到了19世纪末才正式出现。这套知识的应用涵盖了心理分析、艺术鉴赏、侦探小说等各种领域。假若我们再细致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把“推测”与“预言”两类知识区别出来其实很有意思。《左传》把预言、医学上的诊断和预后、军事策略、外交上的算计全都视为重要的知识范畴。《左传》的某些片段甚至会暗地里把凭借直觉而作的应对之策拿出来，与撰写史书的方法相提并论。《左传》并没有把从直觉获取的知识，视为推想或预测的结果。因为在《左传》这部中国文献里（相对于金斯伯格所举的例子），特殊的案例与普遍的系统并不矛盾。《左传》也不觉得这种知识会比“真理”（柏拉图）或“科学”（伽利略）逊色。相反，《左传》对征兆的解读充满自信。这些解读不但把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它也引领我们由个案出发，从而思考整个体系。
解读征兆在《左传》里是个常见的现象。它既能组织事件，区分叙事单位，又可以从编年的记录里抽取模式和意义。我们可以按照内容、意象、表意的方式、诠释的结构来区分征兆。其中一种最基本的区分方法，就是划分人事的征兆与超自然的异象。人事的征兆，包括了一个人的举止，乃至一句简单的评语。它们能把握一个人的本质，从而解释他的性格和命运，昭示道德训诫，并突出人力对历史的影响。至于超自然的异象，它既可能配合人事，也可能与人为的因素无关。诚如第二章所述，假如超自然的力量会因人的行为而产生变化，这能引发人们深思宿命的限制。当人间的征兆与超自然的异象有重大分歧，超自然的异象就会显得很反复。这些无常的异象，引导我们思考一些在道德解释以外的力量，这些力量甚至可能已然超越了人的理解。《左传》同时利用人间和超自然的征兆思考两个问题：先是“道德意义”，这些意义体现在人的力量之上。另外还有“泛意义”。每一个征兆与行为——无论与人有关还是无关——都有可能会触发一些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的后果，而“泛意义”指的就是这些征兆的含义。只有那些掌握特殊知识的人才能明白这些“泛意义”，例如有些人有能力“解读”占卜结果、大自然的异象、星宿的移动、梦境的意义等。尽管这两种意义有时会互相排斥，但它们同样建立在模拟的思考方式上——“道德意义”与社会政治、礼仪、宇宙的秩序互相对应；“泛意义”则暗示出一些玄奥和广泛的对应关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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