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小冰河期的影响争议

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结束后的几个世纪中，曾出现过一次复杂的降温过程，在总的降温趋势中，个别区域又出现了几次更为显著的寒冷时期。这段时期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史学及科学文献中被称为小冰河期。虽然确切的降温时间和降温强度各不相同，但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的分布却十分广泛，尤其是在欧洲和北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亚洲和北美各地。

在小冰河期中最明显的降温阶段，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社会和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不同社会对小冰河期的反应差异很大。近代一些较为繁荣的人类社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复原力。另一些社会历经危机，但仍在不断寻求适应和发展，直至寒冷时期成为遥远的记忆。还有一些社会分布在更容易受寒冷影响的地区，它们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威胁。

本章的案例研究表明，小冰河期在北大西洋和欧洲的影响力很强。事实上，许多与之相关的早期文献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北美，欧洲殖民的开端始于小冰河期期间。除此之外，对小冰河期及其与人类历史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扩展到欧亚大陆上一些主要社会，从奥斯曼帝国到中国都在其内。

在关于欧洲冰川生长情况的历史文献中，尤以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期间的记录最为详尽。这些文献为出现在第二个千年后半期中的更加寒冷的时期提供了一些初始证据。虽然在1300—1850年间，北半球普遍较冷，但这个“小冰河期”实际上并非全球同步，也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有记录显示，欧洲最冷的时期出现在17世纪，但北美洲的部分地区直到19世纪才出现气温的最低值，而在这段时间里，东亚则一直处于持续的低温之中。当时的气温似乎比前几个世纪更低，显然也比今天要低。温度记录的复杂性引发出一种观点，即寒流并不能等同于明显的降温趋势，甚至还导致了对小冰河期这一概念本身的怀疑。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山姆·怀特在回应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质疑涉及发生于大约1300—1850年间的全球性降温以及其对人类产生重大的影响”。

“小冰河期”这一术语，尽管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但并不意味着又一次冰川极盛期的出现。许多记录都清楚地记载了小冰河期的降温幅度为1℃或2℃。相比之下，当冰川极盛期来临时，平均气温可下降多达10℃左右。

为了确定小冰河期的成因，气候科学家分析了包括太阳辐射和火山活动在内的诸多外部因素。从几十年到几个世纪不等的时间尺度来看，太阳变异度主要取决于太阳黑子（一种发生在太阳表面的磁暴现象，会导致太阳辐射增加）。目前，太阳黑子数目的变化周期为11年。历史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出现在17世纪初。然而，从这些记录中开始看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太阳黑子活动极其罕见。其间有几次太阳黑子极少期，就发生在小冰河期。例如，1645—1715年的蒙德极小期，1460—1550年的施波雷尔极小期以及1790—1830年的道尔顿极小期。太阳黑子数量极小值通常与气温极小值出现的时期相一致，但它是否会引发降温，或者如何引发降温，尤其是其与小冰河期的关系，这些问题尚存争议，仍正在研究之中。

13世纪火山活动频繁，这可能是小冰河期降温的原因之一。初看之下，这种关联似乎令人感到惊讶。火山爆发通常会带来短暂的降温，但火山活动本身如何能导致小冰河期长达数百年的降温呢？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通过气候反馈来解释：几次快速连续的大规模火山喷发所造成的剧烈降温，足以触发海冰增长。反过来，冰和雪对阳光反射的增加，又会使降温加剧。这种现象被称为冰反照率反馈，是放大气候变化的几种反馈之一。从火山活跃度增加的时间来看，似乎可以印证火山活动推动小冰河期形成的观点：冰川最大值出现在1600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降温应在14世纪时开始。尽管火山活动对降温程度的影响难以重建，但有证据显示，在13世纪和1450年左右曾发生过多次火山爆发。由此可见，火山爆发确实助长了小冰河期的降温。

图5.1　两千年间的温度变化

除了太阳变异和火山爆发以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可能也在小冰河期的降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二氧化碳浓度在1200年时为284 ppm，到1610年已经下降到272 ppm。北半球降温后，二氧化碳浓度也出现下降。随着温度降低，气体在海洋中的溶解度增加，原则上可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所观测到的小冰河期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减少。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流行病暴发引发人口急剧下降，从而导致耕地荒废，退还为林地。1347—1352年间，黑死病暴发，欧洲人口锐减了2500万。1492—1700年间，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新的疾病开始在美洲传播，造成当地的原住民人口减少了5000万。中国在11—12世纪期间，以及17—18世纪期间经历过两次人口下降。区域人口急剧减少，废弃的农田退化为林地，而树木的生长降低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引发气温下降。

这些外部力量在几年至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影响着气候变化，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小冰河期的降温。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内部气候动向也很重要。例如，深海环流的减缓为小冰河期降温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正如在前文中出现过的新仙女木事件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融水减缓了热盐环流，导致北大西洋地区跌入近冰川条件。从更小的时间尺度来看，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温暖气候可能会增加冰川的融化，从而减缓环流。这恰好可以解释该段时间内观察到的降温模式。其他气候现象也可能会对小冰河期的温度地理模式以及降水量产生影响。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中长期存在的拉尼娜现象以及北大西洋涛动正相位条件不同，在小冰河期中占优势的正是与之相反的模式，即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北大西洋涛动负相位条件。

不管小冰河期的最终成因是什么，北大西洋的降温趋势给居住在农业及畜牧业发展边缘地带（包括欧洲北部及高海拔地区）的人类带来了严重后果。目前，小冰河期对北大西洋地区的影响还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涉及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之前维京人在北大西洋区域所建立的广大殖民地的命运。北欧移民在格陵兰岛上建立起混合经济，主要的定居点有两个：位于格陵兰岛最南部的东部定居点以及沿西海岸发展起来的规模更大的西部定居点，总人口约为5000人。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往挪威。此外，欧洲人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购买到格陵兰人出售的皮革或粗纺毛织物。而格陵兰岛的特产——海象牙和北极熊，在欧洲市场上则尤其引人注目。

为了维持生计，定居者在西部和东部的定居点建立了大约250个农场。起初，他们主要饲养奶牛和猪，试图照搬以前的做法，发展畜牧业。但可能是因为猪对格陵兰岛的土壤造成了巨大破坏，猪的饲养很快就停止了。在格陵兰岛，绵羊比奶牛更容易饲养，因为绵羊在户外放牧的时间更长，而奶牛每年大约要有9个月的时间需在室内饲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灌木为食的山羊也逐渐增多。饲养动物种类的转变强有力地证明了挪威人已经适应了格陵兰岛上的生活。他们在之前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选择更加适宜当地条件的动物进行养殖。挪威人的命运并没有仅仅因为迁移到一个有着不同景观、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地区就被左右。

除此之外，挪威人在选择狩猎对象时，也充分考虑到了格陵兰岛的实际情况。岛上数量庞大的驯鹿以及生活在周围海域中的海豹是肉类的主要来源。他们掌握了海豹迁徙的时间和地点。当春季来临时，挪威人便开始建立起营地，猎捕海豹。久而久之，他们越来越依赖打猎和捕杀海豹，以获得充足的食物。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四周拥有广阔的海域，但挪威人似乎没有开展过捕鱼活动，在其遗址中发现的鱼骨数量十分有限。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对挪威人而言，吃鱼可能是一种禁忌。

挪威移民适应了格陵兰岛上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的存在却给岛上的资源带来了压力。本就稀少的林木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土壤再生缓慢，尤其是放牧活动给环境造成的破坏极大，这些意味着挪威人将无法轻易获得新的木材来源。除了偶尔从海上漂来的浮木和从挪威进口的木材之外，若想获得新的木材就只能冒险沿着拉布拉多海岸开展伐木活动。而随之而来的木炭短缺，使得格陵兰人没有燃料来从事沼泽铁的冶炼。

在小冰河期来临之前，格陵兰人已经在这个边缘地区生存了几个世纪。14世纪，格陵兰岛的气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急剧下降（80年内下降了4℃）。迪斯科湾沉积物岩心的微化石记录进一步显示，格陵兰岛西部在1350年左右经历了一次降温过程。气温骤降增加了畜牧业发展的难度。植物的生长季缩短，本就贫乏的干草收成变得更加稀少，绵羊和山羊的饲养陷入危机。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暂阴凉，这使得可以获得和存储的食物种类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海豹在格陵兰人的饮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是合乎情理的，尽管这一定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才做出的调整。由于资源极其有限，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没有理由主动减少对任何一种现有食物来源的消费。

此外，海水温度的下降增加了海洋旅行的困难和风险。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想要驾驶小船去北方捕杀海象或寻找木材也绝非易事。除了旅程变得越来越危险之外，木材的严重短缺也使得格陵兰人无法轻松地建造新船。海冰期的增长阻碍了格陵兰人与其他挪威人定居点以及欧洲之间重要的物资交换。与挪威之间的交流也不再顺畅。14世纪末，只有零星的船只能够往来于挪威和格陵兰岛之间，而到了15世纪初，两地之间的通讯已完全中断。1492年，此时距离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挪威到格陵兰的航行已过去很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道：“由于海水大面积冻结，很少有船只开往那个地区——据信，已经有80年没有船只在那里靠岸。”虽然教皇忽视了那些远航的渔民，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格陵兰岛已从欧洲的版图上消失。

小冰河期的气候变化与其他一些因素相互作用，威胁着格陵兰人的生存。北大西洋上出现的降温和结冰，让水手们有理由避开前往格陵兰岛的危险而漫长的旅程。与此同时，商业变化也切断了格陵兰岛的贸易途径。随着汉萨同盟的崛起，欧洲的贸易格局发生变化。那些北海及波罗的海的港口更加青睐鱼类和鱼油等物品的贸易，而不是海象、象牙等更为稀缺的奢侈品交易。而那些想要购买象牙的欧洲人则从欧洲东部获得了新的购买渠道。

在不断扩展的欧洲贸易网络中，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逐渐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格陵兰岛上其他移民的潜在竞争。这些移民主要是因纽特人（即图勒人），他们向东穿越北美北部，取代了当地的古爱斯基摩人。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和因纽特人生活在不同的区域：没有基因证据表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任何融合。挪威人虽只零星提及过与因纽特人之间的交往，但从中足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敌对的。14世纪的记载中还提到，挪威人曾遭遇被他们称为斯克林斯人的袭击，18人于1379年被杀，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遭到奴役。这些死亡不仅意味着生命的流逝，很可能还对一小部分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

某些解释认为，格陵兰人没有吸取他们的竞争对手图勒人的经验。关于格陵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将鱼类用作海豹的补充还存在争论，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像因纽特人那样前往远离海岸的区域开展捕鱼活动。此外，因纽特人捕获的海豹种类也比挪威人多，比如在冬季中可以捕获到的环斑海豹等。如果挪威人能与因纽特人合作，甚至向他们学习，那么挪威人就能够在冬天获得更多的食物。他们可以在每年春季时猎捕迁徙中的海豹，在冬季则可以捕获那些浮出冰洞的环斑海豹和胡须斑海豹。对于急需扩大食物供应来源的格陵兰人来说，因纽特人的狩猎技术和船只是非常宝贵的。

结合以上多种变量，针对格陵兰岛上历史悠久的挪威人定居点的终结，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灾难说认为，气候变化加上与外界的隔绝以及与因纽特人的交恶，这些因素导致挪威人从格陵兰岛消失。与之相反，第二种解释认为挪威人定居点的终结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选择。14世纪时，格陵兰人转而靠捕猎海豹来充饥——这一点与灾难说更为吻合。在没有完全放弃养猪之前，他们甚至会将吃剩的海豹和鱼类留作猪饲料。恶劣的生活条件，匮乏的饮食以及与外界有限的接触的机会，这些足以成为岛上的年轻人离开这里前往冰岛的理由。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曾在14世纪时发生鼠疫，人口大幅缩减，因而来自格陵兰岛的移民可能会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这里的土地。

与气候变化影响说相比，第二种解释更强调人类的选择。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格陵兰人一直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显示出了强大的适应力。最初，显然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前往格陵兰岛，并定居在那里。尽管中世纪的温暖气候减轻了旅途的艰险，但他们仍然选择留在格陵兰岛这一几乎可以立即被察觉与冰岛（更不用说与挪威）具有显著差异的地区。为了在岛上生存下来，他们先是引进了畜牧业，而后又增加对海豹的消费。换句话说，灾难说并没有忽视人类选择的作用，也没有否认格陵兰人所表现出的显著的适应能力。

尽管第二种解释强调人类的选择，但也并没有排除气候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在小冰河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身处这片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殖民地中的居民人口锐减，最终走向灭绝。根据第二种解释，气候变化使居民放弃了许多他们曾经从事过的经济活动，给生活带来不便，仅存的一部分人口也选择了离开。这种解释较为温和，但确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目前鲜有证据能够证明有人曾从格陵兰岛上迁出。有研究曾引用过一对夫妇于1424年写给冰岛主教的一封信。这对夫妇于1408年在格陵兰岛结婚，他们写信是因为在迁入冰岛后需要结婚证明。然而，并没有其他更多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从格陵兰岛向冰岛移民的事实，也没有任何记录能够说明那部分留在岛上的格陵兰人的命运。

在格陵兰岛上生活的最后几十年里，挪威人所做的选择更多地表现出他们的绝望，而非简单地适应。将海豹作为食物的全部来源真的是一种适应？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种绝望的体现？很难想象挪威人会在食物供应如此匮乏的时期放弃绵羊和山羊的饲养，除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也许有相当数量的格陵兰人在迁回冰岛后幸存下来，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反驳气候恶化对格陵兰人向外迁徙的推动作用。格陵兰人本身并不具备流动性的特征，也不同于那些建立季节性营地，开展狩猎或捕鱼活动的渔民或猎人。相反，他们在北大西洋西部生存了400多年，为了维持他们的定居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在哪种情形下，气温降低都将导致挪威人在格陵兰岛的消失。

同样的降温趋势也给冰岛上数量更加庞大的定居人口带来了挑战。与格陵兰岛一样，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大量挪威殖民者的涌入给当地环境带来压力。定居者砍伐了岛上大部分的树木。与此同时，放牧活动阻碍了新树的生长，破坏了当地的土壤。而植被的减少又进一步引发了水土流失。火山土轻而易举地被风吹走，岛上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沙漠。事实上，这一时期形成的沙漠，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能够看到。

由于资源枯竭，冰岛的定居者们本就十分脆弱，而如今又面临着小冰河期的重大威胁。他们放弃了偏远的农场，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农业进一步萎缩。漂浮的海冰阻碍了北部港口的入海通道。据估计，随着资源的减少和鼠疫的暴发，定居者的数量减少，尽管确切的数字仍有争议。冰岛人同时还面临着火山爆发的危险。1362年的厄赖法冰盖火山爆发迫使人们遗弃了冰岛南部地区的大片农场。

与格陵兰岛上的定居点不同，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冰岛社会在小冰河期中还是幸存了下来。冰岛人口众多，与欧洲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都使得他们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冰岛人通过增加海产品的消费，弥补了其他食物来源的不足。他们向欧洲人贩卖干鱼，满足了当时欧洲大陆对干鱼日益增长的需求，成功地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

小冰河期时，几乎没有哪个社会面临的危险可以与北大西洋岛屿上的居民相比，但小冰河期的来临还是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广泛的挑战。早在14世纪之前，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可能就曾引发过气温下降，从而导致人口死亡率的突然飙升。例如，受某座热带巨型火山爆发的影响，英格兰地区在1257—1258年间出现歉收。一位僧人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北风持续了好几个月……看不到一朵小花，也没有种子发芽，收获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死去的穷人不计其数，到处都是肿胀的尸体。由于担心被传染，有家的人不敢收留病人和那些濒死的人……瘟疫肆虐，令人难以忍受，穷人的处境更加堪忧。仅伦敦一地就有15000名穷人丧生。在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死亡人口数以千计。”

14世纪的气候变化引发了1315—1322年间的饥荒，给欧洲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雨导致水土流失，无法开展种植。1315年的特大暴雨和寒冷的夏秋两季，引起了当时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大雨持续了5个月，雨水和潮湿使得庄稼被毁，土壤流失。那些在中世纪暖期中扩张新建的地区受灾尤其严重。暴涨的河流冲走了磨坊、桥梁甚至整个村庄。接下来的1316年，依旧是大雨和歉收之年。在1317年与1318年之交的那个寒冷冬天，大雨和洪水仍在继续。除了粮食减产之外，由于缺乏饲料，农场动物的饲养也陷入困境。

前一阶段的人口增长使得那些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社会面临严重饥荒。法国和佛兰德斯出现面包短缺。来自德国农村的人口纷纷涌往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乞讨。随着居民的离去，一些社区也不复存在。身陷混乱和失控的局面，民众们怨声载道。1317年后，由于种子遭到毁坏，种植的恢复速度十分缓慢。农作物产量降低，人口素质下降，疾病死亡率上升。14世纪20年代，漫长的寒冷天气仍在继续，再加上寄生虫肆虐，夺走了许多绵羊的性命，在英格兰举足轻重的毛纺业因而遭到巨大打击。

降温给那些分布在欧洲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的社会带来的艰辛尤其巨大。进入小冰河期后，挪威境内大约40%的农场遭到遗弃。在海拔约305米以上的地区，农民再也无法稳定地进行谷物种植。因此，当地的许多社区变得十分脆弱，居民们纷纷离去，前往他处寻找生机。这种模式也蔓延到了其他地区。在英格兰，成千上万的村庄被遗弃。有些被荒废的村庄如今已成为旅游景点，如约克郡北部的沃拉姆·珀西等。在德国同样也有村庄被居民遗弃。德语中“Wüstungen”一词的意思即为“被遗弃的村庄”。

然而，降温并不是导致村庄被遗弃的唯一因素：1347—1353年间，鼠疫（黑死病）肆虐，欧洲人口大幅减少。鼠疫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向西传播。1347年，鼠疫蔓延到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仅亚历山大一地，每天因鼠疫而死亡的平民就多达千人左右。当年秋季，鼠疫传播到西西里岛，第二年扩散到意大利北部，造成极高的死亡率。西耶纳的一位居民写道：“我，阿格诺洛·迪·图拉……我亲手埋葬了我的五个孩子……如此多的人死去，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世界末日。”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坐在两处火堆之间，试图避免被病毒感染。1348年末，巴黎每天的死亡人数多达800人。整个欧洲死于鼠疫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人甚至估计，这一比例可高达60%。

在那些农业发展并没有受到小冰河期严重阻碍的地区，同样也很难排除气候变冷与人口流失对遗弃村庄这一现象的影响。关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最早可能是在14世纪早期，鼠疫暴发之前。在鼠疫出现之后，丹麦等地也发生了遗弃村庄的现象，并在15世纪早期达到顶峰。尽管并非所有的村庄都会在小冰河期中遭到遗弃，但小冰河期的气候条件会使得村民们不会再重新返回曾经耕种过的土地。寒冷的夏季阻碍或减缓了鼠疫受灾地区的复苏。人们完全有理由不再迁回像那些曾被遗弃的村庄，尤其是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在山区附近，降温对周边农场和村庄构成了更加直接的威胁。膨胀的冰川不断下降，朝着高山村落移动。在旅游业及冬季和夏季体育产业兴起之前的漫长岁月中，高山社区始终都与贫穷和孤立相伴。碘缺乏导致当地人口的残疾率升高。小冰河期时，冰川的生长有时会阻塞谷底，形成冰坝。冰坝一旦破裂，洪水便会倾泻而下。例如，1589年，位于瑞士南部瓦莱州萨斯山谷中的阿拉林冰川就曾形成过这样的冰坝。1633年，湖水冲破冰坝，引发洪水，山谷里的居民深受其害。“一半的田地被埋在废墟之下，一半的居民被迫迁往别处，艰难地寻找生计。”

小冰河期时的气温处于波动之中。例如，15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极寒气候。当时的人们记录下了极端天气对谷物、葡萄园、香草以及牲畜的损害。这些影响最终导致食物产量下降，食品价格飞涨。

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受低温主导不同，亚洲地区的气候变化和社会反应主要取决于旱季和雨季之间的转换。随着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向小冰河期的过渡，在亚洲持续已久的拉尼娜现象也开始朝着类似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气候模式转变。在此期间，热带辐合带向南移动了几百千米，东南亚的夏季风也随之减弱。其他内部气候动向，如北大西洋涛动和太平洋年代际涛动（PDO）等，在小冰河期早期可能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循环起到了调节作用。例如，13世纪中叶，亚洲曾发生过严重而持久的干旱。14世纪时，季风减弱，到了15世纪初该地区则再度面临严重干旱。

季风减弱给柬埔寨高棉政权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吴哥城的布局杂乱无章，依赖一套复杂的系统为其供应水和食物。吴哥城的灌溉系统庞大，通过运河，可将数百个池塘中的水输送到水库中。与古典玛雅时代城邦的分布模式十分类似，吴哥城中缺少一个城市中心。当地居民靠种植水稻，来维持生计。大规模的毁林开田，结果导致森林被过度砍伐，水土流失严重。

气候变化对整个吴哥城的水利基础设施构成了重大威胁。降水量的剧烈波动不但减少了农业用水的供应，还破坏了庞大而关键的灌溉和供水系统。干旱中伴有短期强季风降雨，由此而产生的大量沉积物，阻塞了运河。之后到来的大雨挑战了整个水利系统的极限。高棉人曾试图重建运河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总之，气候变化削弱了吴哥城的经济基础，当时高棉帝国正面临一系列的外部挑战，如与暹罗王国（今泰国）的冲突等。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南部的云南，迫使泰族人向南迁徙。泰族人从位于今泰国南部的大城王国开始向高棉帝国挺进。他们的军队曾数次占领高棉首都吴哥城，最终于1444年洗劫了这座城市。显然，与泰族人的军事冲突严重损害了高棉帝国的实力。尽管气候波动并非高棉帝国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与其他威胁相互作用，最终削弱了高棉政权。

东亚季风的减弱也对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产生了影响。在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儿（1333—1368年在位）统治期间，中国曾面临过多次危机严重的干旱和洪水交替发生。14世纪40年代暴发的大洪水造成多人死亡。瘟疫和饥荒席卷中国。面对危机，元朝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创造了绝佳契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是在元末严重干旱的背景下起兵造反，最终推翻了元朝，取而代之。

同一时期，中南半岛上的其他社会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位于今缅甸的蒲甘王国，在13—14世纪曾反复遭受过包括蒙古人的侵略在内的多次叛乱和入侵。14世纪40年代，以越南北部为中心的大越国也面临着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正如之前的扩张一样，这些政权的萎缩和衰退也是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扩张加重了资源短缺和对当地环境的压力，本身就会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在越南，土地资源短缺助长了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这些社会还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尤其是来自泰族移民的威胁。气候变化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危机。降雨并没有立即减少，直到1340—1380年间，降雨量开始出现显著降低，干旱却又变得愈加频繁。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干燥，再加上短暂的强季风，更使得易于储存和利用的水资源少之又少。

从东南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降水变化是小冰河期的一个显著特点。17世纪，大部分热带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普遍降温趋势，而降水模式的差异却很大。东非地区湖泊岩心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降水模式的影响十分复杂。爱德华湖的沉积物表明，1450—1750年间当地正处于干旱期，而纳瓦沙湖的记录却指向一个湿润时期。乌干达北塔加塔湖和沃比冈湖的沉积物显示，1100年、1550年和1750年曾分别出现过持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干旱时期。这种现象表明，东非地区西部干旱，东部湿润。乞力马扎罗山顶峰的富特文格勒冰川在小冰河期时可能就已经形成了。

这些气候波动或许也影响到了非洲社会。1000年时乌干达西部的人口有所增长。到了十五六世纪，那些四周筑有大型土垒的定居点不断增加。持续的强降雨促进了人口的密集发展。当地的居民们似乎同时发展农业和畜牧业。1700年左右，土垒遭到废弃，定居点逐渐分散。小冰河期期间，高海拔地区变得干燥。这一转变可能会推动畜牧业的发展，加剧社会差异。

气候波动有可能会再次改变萨赫勒地区的边界。当湿润期来临时，谷物种植带向北移动。待到干燥时期，再向南回落。300—1000年间，就曾发生过种植带北移而后又复原的现象。在非洲西部的乍得湖盆地，干旱可能是导致15世纪卡努里人的政治中心向博尔诺转移的原因之一。降雨量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热带稀树草原民族（萨赫勒人）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关系。

一种模型显示，降水增加将会促使农民进一步向北迁移，同时也会扩大采采蝇（又叫舌蝇）在北部的活动范围，给战马的健康带来威胁，从而限制了骑兵的行动力。而当干旱期来临时，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如马里等，则会向南推进。总体而言，这个模型是合乎逻辑的，但仍需有历史上真实降水模式数据的支持。另一种解释认为，随着普遍干旱趋势的出现，热带稀树草原和撒哈拉沙漠之间的接触愈加密切，从而为彼此间的交流以及包括奴隶贸易在内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

小冰河期和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期间的气候波动，或许也曾给非洲南部各国带来帮助或挑战。这一点从马蓬古布韦王国（900—1300年）的兴衰中可见一斑。马蓬古布韦王国诞生于10世纪，位于沙希河和林波波河交汇处附近，今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界一带。王国的扩张主要得益于经济、养殖和贸易的发展以及气候因素的作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降水的普遍增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仅首都一地的人口就达到9000人左右。

14世纪伊始，马蓬古布韦人遗弃了他们的城市。但随着北部大津巴布韦王国的崛起，该地区的复杂社会延续了下来。马蓬古布韦王国的消亡似乎是受到了小冰河期之初严重干旱的影响。贸易和气候的变化可能削弱了王国的实力。目前，关于非洲南部进入小冰河期的时间仍有争议。但从猴面包树等气候代用指标来看，14世纪早期这里曾发生过干旱，这可能导致负责祈雨仪式的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发生了动摇。

小冰河期（1400—1850年）总体寒冷的气候条件在17世纪时表现得最为显著。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气温下降及气候变异发生在许多身陷危机、动荡不安的地区。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对叛乱和权力解体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中表达了一种悲观的情绪：“工业无从发展，因其结果难以预料；文化停滞不前；航海中断，不再有从海路进口的货物；无人再修建宏伟的建筑；没有移动重物的工具；不了解地球的面貌；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艺术；没有通信；没有组织；最糟糕的是无尽的恐惧和来自于死于非命的威胁；人的一生，孤独、贫穷、肮脏、粗鄙而又短暂。”霍布斯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主权权威，但他在言辞中却暗示，将会出现一场超出政治领域的、更加深远而广泛的危机。

其后的历史学家将“17世纪普遍危机”这一概念引入欧洲历史。17世纪曾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战争和叛乱。1618—1648年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长期蹂躏着德国及周边地区。英格兰国王和臣民之间长时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于1642年升级为内战和革命。1649年，议会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1689年，光荣革命又推翻了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曾爆发过一场名为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的贵族叛乱。低地国家也不例外，荷兰人开始奋起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此外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许多地区也同样爆发了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叛乱。

从现行的主流历史观点来看，对这场危机的描述和解释并没有特别关注气候条件。这一时期的冲突背后的确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因素。早在17世纪以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削弱封建领主的权力。从欧洲来看，新教改革以及随后出现的天主教改革（又称“反宗教改革”）是造成分裂的一个新原因。17世纪笼罩欧洲的许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宗教战争，如“三十年战争”就是其中一例。1618年，波西米亚布拉格地区的新教徒将教皇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史称“掷出窗外事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神圣罗马帝国派出天主教军队镇压新教徒的反抗。1625年，支持新教徒起义的丹麦人加入战争。5年后，瑞典参战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随着天主教国家法国参战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三十年战争进入最后一个漫长阶段——全欧混战。

与此同时，寒冷天气再度降临，给社会带来了多种形式的压力。这一阶段的小冰河期气候变化增加了出现饥荒的可能性。小冰河期期间，气温并非总是下降。在1500—1550年之间，欧洲气候回暖，促进了人口增长。之后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气温又再次下降，发生饥荒的风险大大增加。除了降温之外，其他一些更加剧烈的气候变异也会对农作物造成破坏。小冰河期时不稳定的气候条件，对于刚刚经历过人口增长的社会来说尤其危险。

1550—1700年间，饥荒和流行病在欧洲肆虐。1692年夏至1694年初，天气寒冷潮湿导致法国陷入饥荒。仅1693—1694年两年，法国北部大约就有10%的居民被活活饿死，南部内陆奥弗涅地区的死亡率甚至更高。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地区由于作物歉收，也同样面临着饥荒的挑战。受死亡和移民双重因素的影响，当时的人口下降了约15%。一名租户写道：“穷人们迫切需要救济；土地施过肥，却苦于没有种子而无法播种，这二者正是饥荒的征兆。”1698年，枢密院在记录中描述了当时的严重程度：“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资匮乏，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饥荒，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灾难。”

小冰河期时，流行病频发。1629—1630年鼠疫在意大利和法国暴发，1656—1658年传到了亚平宁半岛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1665年时又席卷了英格兰。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鼠疫在伦敦暴发的景象。1665年8月底，他写道，“这个月就这样结束了，鼠疫肆虐，举国上下都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每天都有鼠疫蔓延的消息传来，令人愈加悲伤。在这座城市中，本周共有7496人去世，其中死于鼠疫的竟多达6102人。然而真实的情况更加令人忧心。本周实际死亡人数接近1万人——少算的那部分人当中，有些是穷人，由于人数众多而无法被全数统计；有些则是贵格会教徒或其他一些主张废除礼仪的群体”。18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鼠疫暴发的频率有所下降，最终在19世纪初，疫情才最终消失。

尽管鼠疫得到控制，但其他流行病的传播又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其中最令人恐惧的当属天花。18世纪时，欧洲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多达数十万。在瑞典，每十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人死于天花，而俄罗斯地区的死亡率甚至更高。携带着天花病毒的欧洲人，一旦来到美洲或欧亚大陆北部的偏远地区，与之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当地人往往更容易死亡。1775—1782年，天花在美洲蔓延，给欧洲移民、参加独立战争的士兵，以及印第安人带来了巨大折磨，其中有些印第安人尽管居住在远离战区的地区，也未能幸免。

鼠疫等流行病的暴发与小冰河期并没有直接关联。不管是气温的普遍下降，还是局部的恶劣天气，都不会直接导致鼠疫的流行。尽管寒冷的天气会减少携带有鼠疫病毒的跳蚤的繁殖，但饥荒却通过其他方式加剧了流行病的疫情：一方面，营养不良的人更容易患病死亡，另一方面，粮食歉收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到城镇寻找食物。人口的集中加速了疾病的传播。例如，英格兰西北部的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曾于1597年发生饥荒，在其后的两年内瘟疫便频频暴发。

平均身高的下降可以反映出健康状况不佳和营养不良对人口的综合影响。对北欧人的骨骼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中世纪鼎盛时期至1700年间，北欧人的平均身高减少了约6.3厘米。虽然个体的身高取决于多种因素，如遗传基因、营养状况等，但平均身高的变化往往被视为用来衡量人口整体健康状况的代用指标之一。除了疾病和气候变化之外，城镇发展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对人口的平均身高产生影响。

这场危机同样也是人口危机。歉收、疾病、战争加重了居民的不安全感，也中断了农业生产。除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外，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在下降。例如，西班牙卡斯提尔王国的人口在17世纪中叶就经历了急剧下降。

除了气候变化以外，人类作出的反应也对饥荒产生了影响。面对同一挑战而形成的广泛影响，财富、行政效率和交通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不同结果的出现。以法国为例，在相似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法国面临的局面比英国更加严峻。这一方面是缘于法国向内陆运送物资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格兰的贫困救济更加有效，可以及时地把食物发放到需要的民众手中。战争无疑会加重饥荒的影响。1688—1697年九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不得不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仍然要募集军粮。军事采购带动粮食价格上涨，危机更加严重。在不列颠，政府的反应同样也影响着灾情。在枢密院的谋划下，苏格兰国王竭尽全力为灾民提供足够的救济。

苏格兰饥荒对爱尔兰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作物歉收和食品短缺，大量苏格兰人向爱尔兰北部移民。前后共有多达5万人向西穿越爱尔兰海前往阿尔斯特。移民潮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据一本写于1697年的小册子记载，自1695年以来，共有两万苏格兰移民进入爱尔兰。在苏格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高达15%以上的人口离开故土前往爱尔兰。其后部分移民可能又返回到苏格兰。移民大军坚定地保留着自己的苏格兰特质，在爱尔兰北部他们被称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可以说，由饥荒推动形成的移民浪潮使爱尔兰北部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爱尔兰岛上，形成了一个以新教占主导的地区。

苏格兰饥荒造成的破坏以及国家为复苏而付出的努力同样也对联合王国的建立发挥了作用。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于当年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同时统治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独立国家。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促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一方面，由于战争频发，英格兰渴望加大对苏格兰的控制，以获得更多的人力；另一方面，苏格兰也希望促成此次合并，以帮助他们应对饥荒带来的严重后果。

17世纪危机重重，但一些地区和国家却恰在此时繁荣起来。荷兰的实力和影响力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16世纪60年代，荷兰人民发动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寒冷的天气为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保护。17世纪的气候波动曾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但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却表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复原力。

“17世纪危机”一词最初仅用来描述近代欧洲社会，后来逐渐扩展到北半球其他地区。和众多欧洲国家一样，中国、日本以及印度也陷入到起义和叛乱的洪流之中。战火连绵不断，从欧洲一直烧到中国，人口死亡率随之升高，中国的人口开始减少。

叛乱、内战、起义、饥荒或其他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等无疑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发的。尽管如此，这场连众多偏远地区都没能幸免的普遍危机仍反映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局面。17世纪的气候波动和气温下降给许多处于冲突和紧张之中的社会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例如，在东南欧和西亚，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长期扩张之后，面临严重的混乱局面。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结束本身并没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损害。总体而言，奥斯曼帝国在近代一直处于繁荣昌盛之中。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中大胜对手，占领了阿德里安堡（现称埃迪尔内）和保加利亚。1389年，奥斯曼军队在科索沃战争中与塞尔维亚人交战。与这支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势力相比，奥斯曼人的势力范围远在其之上。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包围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此役之后，奥斯曼人继续推动帝国的扩张，但他们却未能占领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大本营。领土的扩张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从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晚期，整个帝国的人口都处于增长之中。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征服的结果，也有赖于帝国当局制定的一套有效的土地分配体系。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复原力已经在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气候波动和寒冷天气仍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重大挑战。对于刚刚经历过人口激增的帝国而言，气候恶化使之深受其害。小冰河期，地中海地区的干旱更加频繁且严重。从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是过去500年以来最为干旱的时期。庄稼因干旱而枯萎，许多牲畜也死于严冬之中。16世纪晚期，奥斯曼波斯尼亚地区的葡萄酒产量下降，当地农民放弃葡萄种植，转而种植李子来酿造白兰地。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如此。

16世纪晚期，干旱、严寒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酿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危机。16世纪90年代，在干旱寒冷的冬季中，饥荒暴发。与此同时，帝国为了应对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而竭力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在欧洲作战的帝国士兵不得不忍受饥饿，而帝国西亚部分的状况也在不断恶化。韦尼耶曾描述过1595年2月君士坦丁堡的惨况：食物匮乏，“恶劣天气造成供给不足”。寒冬之中，大量牲畜因饥饿而发生疾病，造成重大损失。为了寻找食物，人们开始远离安纳托利亚西部等地的村庄。城镇变得拥挤不堪，加速了流行病的传播。

这场危机还助长了叛乱的爆发，这其中就包括由16世纪谢赫·塞拉尔领导的暴动。1596年，帝国征用绵羊的命令激发了反叛。当时，盗贼横行，到1598年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拉伦德地区全部落入土匪或叛乱分子的手中，那些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学生也遭到了控制。叛军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洗劫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区域，直到1609年才最终被镇压。

尽管经历过人口流失和内部叛乱，奥斯曼帝国却幸存了下来。17世纪40年代，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严寒和干旱又阻碍了人口数量的回升。直到1850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才恢复到1590年左右的水平。(www.xing528.com)

恶劣的气候一再给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造成阻碍。1683年，进军维也纳的奥斯曼军队遭到挫败。他们遭遇了低温多雨的天气。暴涨的河水将桥梁冲毁；道路泥泞，几乎无法通行。奥斯曼军队运送物资的马车经常出现故障。帝国骑兵不得不等到草料补给到达之后才能开始行动，因而拖慢了整个战役的速度。直到7月，奥斯曼军队才最终开始向维也纳发起围攻，但在短短两个月后，一支救援队伍就打破了奥斯曼人的包围。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发动试图占领维也纳的军事行动。

在印度，莫卧儿王朝于16世纪开始掌权，其后便不断加强自身的权力。在18世纪初崩溃之前，他们一直控制着广袤的疆域。17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曾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干旱。1630—1632年，苏丹沙贾汗拿出食物和金钱作为救济，以应对干旱带来的灾难。沙贾汗的继任者奥朗泽布在印度南部发动了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漫长战役。1707年，沙贾汗去世。其后不久，莫卧儿帝国陷入分裂。比起气候因素的影响，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更多的是缘于扩张所需的巨大成本以及维系一个多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帝国所带来的挑战。

地处东亚和西亚的帝国同样没能逃脱所谓的“17世纪危机”。在中国，明朝的灭亡被视为17世纪危机的关键事件之一。在推翻并取代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权之后，明朝进入到一段长时间的经济、人口增长时期。人口普查显示，1393—16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从6000万～8500万，增长到1.5亿～2亿。15世纪初，为了提高北京的粮食供给量，永乐帝下令对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进行改造和修复。此举有效地促进了帝国内部贸易的增长。明朝的农业产量也有所增加，大量移民涌入中国南方。从外部来看，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航海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在1405—1433年间，郑和率领船队前往印度洋和东南亚各地，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了顶峰。

尽管明朝的势力不断扩张，人口不断增长，但在17世纪危机期间，明朝没能逃过灭亡的命运。现行的主流历史观点认为，明朝的衰落是由于外部攻击和内部冲突的共同作用。16世纪晚期，明朝军队在南方与苗族人开战，又派遣士兵前往朝鲜，助其抗击丰臣秀吉的入侵。在那之后，满族（女真）势力崛起，对明朝构成重大威胁。满族人生活在中国东北部，与蒙古人一样，重视骑马和射箭。部分满族人也从事农业。17世纪早期，在首领努尔哈赤的统治下，满族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主要在长城以南活动，并最终统一了满族各部。就在满族军队从北方压境时刻，明朝内部叛乱频发，掏空了明朝的实力。17世纪40年代初，许多地区连年旱荒，尸横遍野，李自成带领义军向北京进发。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杀。在各方势力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满族人得到了明朝将领吴三桂的支持，南下入关，宣示天命，建立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军队继续与明朝残余势力进行斗争，直到1681年才彻底将其击溃，取得最终的胜利。

深陷内忧外患之中的大明王朝，也没能逃脱气候波动的影响。16世纪晚期，干旱以及不断生成的沙漠破坏了北部边境军队的补给体系。明朝晚期，寒冷干燥的气候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干旱是17世纪叛乱的诱因。在18世纪官方编撰的《明史》中，记录了1614—1619年的严重干旱，其中提到土地犹如被烧焦一般。在1640年干旱时期，绝望的山东农民只能以树皮果腹，甚至还有人以死尸为食。1641年，大运河山东段干涸。与此同时，严寒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就连南方各省也没能幸免。一名官员在描述河南省的惨状时写道：“人们面黄腮肿，眼睛里呈现出猪胆汁一般颜色。”绝望的饥民涌入城市寻找食物。据说，当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来自上海的一篇报告中含有对这场灾难的描述：“干旱来势汹汹，席卷各地。蝗虫肆虐，粟米价格飞涨，饥民横死街头。一点点的粮食须得大量的白银才能换得。”

根据树木年轮记录推算，明朝末年的这场干旱是中国东部5个世纪以来，甚至可能是自5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明末中国北方发生干旱的频率比明初提高了76%。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下降，价格上涨。

干旱和降温本身并不能决定明朝的灭亡，但它们会在许多方面危及王朝的统治。气候波动削弱了卫戍部队的战斗力。严寒和干旱破坏了北方边境驻军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供给体系。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早期加大对北方驻军的投入，最终耗尽了整个帝国的财政。干旱使农业生产陷入危机，导致饥荒频发。绝望的农民离开田地，加入到汹涌的反叛浪潮之中。

北美洲的恶劣气候令定居于此的欧洲人难以招架。在征服墨西哥之后，西班牙探险家及传教士冒险向北进发。和其他国家的探险者一样，他们发现那里的气候条件极端恶劣。令这些人烦恼的，不仅有严寒、降雪，还有干旱。小冰河期的寒冷气候也给当地的原住民社会带来了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天气寒冷，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才会在西迁之后，继续前往更加遥远的南方寻找新的家园。

面对北美东部的极端气候，英国殖民者显得无所适从。事实上，许多人曾写下他们的担忧：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可能会对英国定居者的身份认同和性格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北美南部也比他们预想的要更加寒冷。而在更加遥远的北方，冬季寒冷气候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令法国探险家塞缪尔·尚普兰等倍感惊讶。身处纽芬兰的英国殖民者也有类似的感受。尽管如此，北美的殖民化进程依然在继续，推动者和倡导者们转而强调加强对北美洲气候条件的适应能力。

殖民计划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遭遇失败。早在最初的两块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建立之前，一支英国探险队曾于1585年试图在今北卡罗莱纳州的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1587年，一批新的移民来到这里，然而，战争阻断了殖民地的补给。直到1590年，一艘英国船只才最终返回那里，却发现当地的移民已经全部消失。至今，罗阿诺克殖民地毁灭的确切原因仍无定论：殖民者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是在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冲突中丧生，尽管目前并没有发现直接暴力冲突的痕迹。1587—1588年，当地发生了严重干旱，最后一批殖民者恰于此时到达那里，这也可能是导致殖民失败的原因。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的还有1607年在缅因地区建立的波帕姆殖民地。

在新英格兰，清教徒们遭遇了严寒的袭击。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定居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一本开始写于1620年12月的种植园日志记录了当时的情形，“由于之前一直在霜冻和风暴中探索，再加上在科德角的艰难跋涉，人民的身体羸弱无比，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感冒，很多人后来便因此而丧命”。然而，严冬并不是清教徒们唯一的苦难：他们来得太晚，错过了耕种的时机。冬天过后，在普罗文斯敦登陆的人中，大约只有一半幸存下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初来乍到的清教徒都会面临重大挑战，而小冰河期严酷而漫长的冬季无疑加剧了这种挑战。

即便是在英国殖民者扎根于新大陆后很久，小冰河期的寒冷气候仍在给他们制造麻烦。17世纪晚期，在新英格兰已经生活了数年的定居者觉察到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冷。1699年的年鉴中，有这样一句话：“季节已与往昔不同，夏季如冬季一般寒冷，冬季则更加艰苦难耐，许多人都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1675—1676年菲力浦国王之战期间，虽然英国殖民者牢牢控制着新英格兰南部地区，但大雪却增强了北部印第安人的军事力量。17世纪90年代，阿布纳基人利用大雪作掩护，对英国殖民地发动偷袭。尽管处于隆冬时节，阿布纳基人仍可以进行狩猎。他们脚穿雪鞋，穿越内陆层层积雪，捕杀驼鹿，以其肉为食，剩下的部分也会用作他途。在17世纪90年代以及18世纪初异常寒冷的冬季里，阿布纳基人扩大了自己的狩猎范围。

长途突袭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恐慌。一支由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组成的突袭队伍，沿今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边界行进约50千米，袭击了鲑鱼瀑布镇。由于无法在厚重的积雪上行走，英国人根本无法开展追击。著名的清教徒牧师、作家科顿·马瑟写道，“由于仅靠双脚无法在雪地上自如行动，他们不得不手脚并用”。1692年1月，阿布纳基人袭击了缅因州的约克县，杀死英国殖民者约50人，俘虏100人，并继续向南进攻，于1697年3月袭击了马萨诸塞州梅里马克河流域的黑弗里尔，次年3月初又袭击了安多弗。

1704年2月，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突袭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北部康涅狄格河谷的迪尔菲尔德镇。对英国人而言，这是他们遭受的袭击中最为激烈、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大雪帮助袭击者成功翻越了护墙。在迪尔菲尔德，共有约50名英国殖民者遇难，另有约112人被俘。俘虏中包括清教徒牧师约翰·威廉姆斯、他的妻子尤尼斯以及他们的5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已在袭击中丧生。尤尼斯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遇难。到达蒙特利尔后，约翰·威廉姆斯被赎回，5个孩子中的4人，最终也都返回了殖民地。而最小的女儿（也叫尤尼斯）却留了下来，嫁给了一名印第安人。这一举动着实震惊了威廉姆斯一家。后来，约翰·威廉姆斯曾去探望过她，但她却丝毫没有兴趣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和英国移民社会中去。

农作物歉收，再加上农场和谷仓遭受袭击，英国殖民者在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不得不面对食物短缺的威胁。首席牧师英克利斯·马瑟描述了当时粮食短缺的情况和人们对饥荒的恐惧：“战争带来的灾祸仍在持续。因物资匮乏而产生的恐惧，在过去的50年中从未如此强烈。”

为了应对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英国殖民者装备了雪鞋，军事实力得到提升。新法律要求士兵们必须穿着雪鞋作战。英国士兵终于有机会深入印第安人的狩猎场。从此，阿布纳基人再也无法在冬季靠近英国殖民者的定居点。冬季带给阿布纳基人的优势荡然无存。

气候波动、降温以及饥荒时期的生活经历，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欧洲及欧洲移民社会的例子充分地显示出，面对小冰河期的挑战，人类文化和社会所作出的反应。如果我们联想起小冰河期时欧洲人曾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就不难理解他们所拥有的那些鲜明的文化形象和偏好。例如，速度滑冰是荷兰人最热衷的全国性运动项目之一。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荷兰队在长距离速滑项目上斩获了23枚奖牌。荷兰拥有许多专业的速滑俱乐部及标准速滑场地。他们在速度滑冰方面的超凡技艺虽具有现代性，但显然是建立在一种悠久的传统之上——他们对速度滑冰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小冰河期。

为什么滑冰运动会在一个当今没有多少天然冰的国家扎根呢？大批荷兰大师的画作以及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画家的作品，帮助我们对近代低地国家的生活有了强烈的视觉感受。这些画作的主题多种多样：乡村的风车和农民、骄傲的市民（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各种各样的静物、圣经故事以及许多其他主题。除此之外，这些画作还展示了冰上的场景：人们在冰上行走或滑行。由于艺术创作会受市场偏好的影响，这些画作本身并不能被视为追踪近代欧洲小冰河期的关键证据，但它们却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寒冷气候条件下的生活景象。众所周知，覆冰期如今已经越来越罕见，但荷兰的滑冰爱好者们仍希望每年都能够举办在弗里斯兰省进行的总长约193千米的特登托赫特冬季滑冰比赛（又称“11城市巡回赛”）。这项比赛于1909年首次举行。由于只有在冰层足够厚时才能够进行，至今总共只举办了15次，最近的一次比赛是在1997年。而自1963年以来，也只举行了3次（除1997年之外，另两次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2012年的寒冬，让人们再次燃起了举办比赛的希望，但适宜比赛的气候条件并没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冰冻还为城市举办集市提供了场地。在伦敦，人们有时会在结冰的泰晤士河面上举行霜冻集市。在1309—1814年间，泰晤士河冻结了23次以上。在这期间，至少举行了五次霜冻集市，最后一次是在1814年。在冰雪阻碍河流航行的时期，举办霜冻集市，为贸易的继续开展提供了机会。除了出售食品和饮料之外，冰场上还会上演特技表演，如大象过河等。泰晤士河的结冰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旧伦敦桥的结构减缓了水流的速度等，但霜冻集市的举办仍需以小冰河期时更加寒冷的气候条件作为保障。

气候波动不仅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条件，还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影响。有些人认为粮食歉收是对罪孽的惩罚。各种不同寻常的事件——北极光、大雪、自然灾害——都可以被解释为这种惩罚的表现。小冰河期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则更加严重。如果把这些麻烦或灾难性事件归因于罪孽，那么便理所应当应该去寻找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罪孽可以是普遍的、广泛的，这会招致针对所有人的严厉惩罚；罪孽也可以来源于某些特定的群体，尤其是那些本就身处怀疑、蔑视或恐惧之中的人群。

图5.2　亨利克·阿维坎普（1585—1634年），《滑冰者与冬日风光》

资料来源：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由伦勃朗协会赞助购得）

然而，要想确定与气候冲击有直接关联的替罪羊却并非易事。从宗教信仰来看，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犹太人被视为最大的异端，但事实上早在小冰河期之前，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或对犹太人的敌意就已经存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刺激着人们对莱茵河沿岸城镇中的非基督徒犹太人发动了攻击。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反犹太人的政策和行动激增。1290年英格兰将其境内的犹太人驱逐出境，1306年法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之后，法国君主又把他们召集回来，而后再度驱逐，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394年，查理六世最后一次将犹太人驱逐出境。

近代的许多德国作家认为，犹太人身上具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在马丁·路德的笔下，犹太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就像瘟疫一般，纯粹是国家的不幸”。但那时，犹太人并没有被当成招致恶劣天气的祸首。对犹太人的仇恨主要是缘于将其视为给他人带来苦难的剥削者。例如，在1629年的一幅插图中，一名犹太人举着一面印有“垄断”字样的旗帜，骑在魔鬼身后。这幅图暗示了糟糕的气候应归咎于犹太人的观点，因为无论是插图说明还是图中形象都指向恶劣天气，正如圣经中之言，“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此外，为了寻找恶劣天气产生的替罪羊，还直接导致了对巫术指控的激增。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恶劣天气正是巫术的表现。意大利科尔托纳的神学大师贝加莫·约旦曾断言：“通过语言和符号的力量，女巫可以生成冰雹和雨之类的物质。”1486年，一本关于女巫的小册子《猎巫手册》问世，教皇伊诺森特八世亲自为其撰写序言，其中细数了女巫的种种罪行。英诺森特八世写道：“我们确实有耳闻……一些男男女女……毁灭了大地上的物产，葡萄藤上结出葡萄，果树上生长的果实……葡萄园、果园、草地、牧场、玉米、小麦以及所有其他谷物，全都无一例外。”其他人也持有与教皇一样的信念。例如，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曾在1597年写道，女巫会招来“暴风雨”。

在小冰河期期间，对巫术的指控和惩罚变本加厉。尤其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严寒时期，对女巫的追捕和审判大幅增加。据统计，女巫受罚现象的增长与气温降低趋势相一致。16世纪60年代，中欧地区对女巫的追捕逐步升级。1563年，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维森斯泰希，至少有63名妇女因被认定为女巫而遭到火刑。同一时期，苏格兰和英格兰地区的女巫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在1580—1620年间，对女巫的攻击达到新的高潮。严寒和粮食歉收引发饥荒。寒冷潮湿的春季和暴风雨天气使得生活在高地和偏远地区的居民格外艰难。焚烧女巫的浪潮随之而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女巫数量惊人。瑞士伯尔尼共和国沃多伊斯地区共有1000多名女巫被活活烧死。洛林公国在1580—1595年间处决了800多名女巫，到162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700人。德国特里尔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在1581—1595年间，被烧死的女巫超过350人。

17世纪20年代末，在德国的一些小公国中，小冰河期的恶劣天气与猎巫活动之间的联系尤为明显。1626年5月，一场严重的晚霜来袭，当时的人们便把责任归咎于女巫。一篇来自法兰克尼亚公国的报道中写道：“所有的东西都被冻住，记忆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物价大幅上涨……底层的民众只能依靠乞讨度日。人们质问当局为什么继续容忍女巫和巫师肆意摧毁庄稼。就这样，主教大人惩处了这些罪人。”德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杀戮事件：在班贝格主教的领地上，约有600人被处以火刑。可以看出，屠杀女巫最凶猛的地区往往是一些较小的领地，而非大的国家或城镇。

小冰河期时气候恶劣，著名的女巫审判案就发生在此期间。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新英格兰地区，14名妇女和5名男子被判处绞刑。当局为强迫71岁的吉尔斯·科里认罪，用石头压住他的胸口，最终导致科里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其他人也于监禁期间死亡。另有几人在1693年受到审判。通过分析发现，促使这场审判发生的原因可能来自经济、心理或其他多个方面。小冰河期并不一定会在突然之间引发塞勒姆市对女巫的追捕，然而，寒冷、困苦再加上战争，使当地在女巫迫害事件发生前夕已经危机重重。

小冰河期影响下的人类社会面临着真正的挑战和困难。对那些处于贸易路线或种植带边缘的国家来说，气候波动可能会迫使它们后撤，甚至出现更糟糕的后果。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足以推翻中国大明王朝的统治，加速苏格兰等受灾地区的移民进程。在气候变化和战争的共同作用下，人口出现减少（至少是暂时性的），整体健康状况下降。在中国等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显著的极端气候条件和气候变化将大量人口置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也在住房、服装和能源等方面做出了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小冰河期既体现出了人类在气候波动面前的脆弱性，也展示了人类的复原力和适应性。

随着气温的降低，欧洲部分地区的居民制造出了保暖性更好的衣物。例如，冰岛女性改进了原先生产羊毛布料的方法。整个中世纪，冰岛妇女一直使用羊毛进行纺织。这些纺织品不仅是出口到欧洲的主要商品，还是冰岛国内流通的一种货币。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气温逐渐下降，冰岛妇女开始纺织土布。由于在原料中增加了纱线，织物密度更大、保暖效果更好，更适合寒冷的气候条件。早在14世纪，格陵兰人就采用过类似的方法。有些历史学家曾提出质疑，格陵兰人为什么不像因纽特人那样穿着毛皮衣物，毕竟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社区在小冰河期中幸存了下来。面对气候波动，冰岛上的定居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纺织中普遍使用合股线。这些改变一方面是由于纺织品不再具有货币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受气温下降的影响。

为了使房屋更加温暖，欧洲人还对建筑和施工工艺做出了广泛且具有创新性的改进，为身处寒冷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些许舒适，如采用密封性更好的玻璃窗等。羽绒床垫等家具在16世纪时普及开来。

寒冷的天气促使欧洲人选择保暖性更好的衣物。更加厚重的面料博得了人们的青睐，甚至连精英阶层也不例外。人们挑选毛皮制作的大衣和帽子。尽管品味和时尚会影响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但衣物的防寒性也在考虑之中。科隆人赫尔曼·温斯伯格以狐皮为填充物，为自己制作了一件特殊的睡衣。由此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认为，衣物的保暖性在当时相当重要。

对动物毛皮的追逐，给那些最适合用来制作保暖衣物的物种带来了威胁。原先那些作为欧洲人皮毛来源的动物几乎已被杀绝。许多地区的海狸都已灭绝。而其他能够提供皮毛的动物，包括兔子在内都变得稀有而昂贵。2009—2010年，海狸的身影重新出现在苏格兰的一片森林中。2014年，英格兰地区发现个别几只野生海狸，这是自16世纪海狸灭绝之后，几个世纪以来首次在英格兰发现野生海狸。

欧洲人对动物毛皮的需求刺激着帝国的扩张，同时也推动了与更远区域的贸易往来。俄国于16—17世纪时东扩至西伯利亚，开始从事巨额的貂皮贸易。西伯利亚同时也出产黄金、白银等其他资源，但皮草交易始终是他们最直接最赚钱的一项贸易。征服、殖民和毛皮贸易三者密切相关。1633年，哥萨克军官彼得·贝克托夫在叶尼塞斯克军事长官的命令下，沿东西伯利亚的勒拿河探查。两年多以后，贝克托夫和他的部下“将勒拿河流域许多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的土地置于沙皇强大的王权统治之下”。他们收到了很多充当贡品的皮草，并在雅库茨克建造了贸易站，后来这里发展成为勒拿河上的主要港口。貂皮贸易发展迅速。1698年，向西运往俄国在欧洲境内地区的毛皮数量达到256837件，到1699年又增长至489900件。皮草贸易历经几代人的经营仍然利润丰厚。博物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在1779年写道，“黑貂越往东越常见，同时，越是往北往东，越是在高山地区产出的黑貂，其毛皮质量就越上乘”。小冰河期的气候条件强化了人们对皮草这一时尚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俄国向东扩展贸易以满足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

防寒服的流行同样为北美西部的商业扩张提供了契机。商人们寻找各种各样的皮毛：狐狸皮、貂皮、熊皮甚至浣熊皮以及麝鼠皮，但最受欢迎的仍是海狸皮。时尚与保暖相结合，催生了对海狸皮的需求。海狸帽随处可见，以海狸皮做里衬的大衣为欧洲市民和精英们带来了温暖。

为了参与海狸贸易，法国、荷兰以及英国的商人们不惜远道而来。英国商人沿康涅狄格河和特拉华河航行，很快就买断了康涅狄格河流域的全部货源。在加拿大，英国商人最远曾到达北部的哈德逊湾，与法国人在那里展开了争夺。17世纪初，法国人刚来到魁北克不久，便开始从休伦湖流域购买毛皮和毛皮制品。每年成千上万的毛皮制品从内陆运往法国人的贸易基地。法国毛皮贸易中心逐渐从魁北克向西转移到蒙特利尔。法国商人沿着圣劳伦斯河，穿过五大湖流域，进入北美腹地。

对海狸的屠杀反过来对环境产生了影响。被杀死的海狸总共多达5000万只，导致许多湿润的地区逐渐干涸。理论上，许多地区的海狸都濒临灭绝，从而改变了池塘中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通量，其程度或许已足以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皮草贸易也重新塑造了印第安社会。毛皮竞争助长了冲突和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印第安人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如武器、酒精等。这些接触也为疾病的传播和毁灭性流行病在北美内陆的蔓延开辟了道路。

小冰河期并没能摧毁人类主要的文明中心。在这一时期，整个北半球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加速了家庭供暖方式的改善。近代，欧洲人把壁炉建在侧墙内，改善了中世纪以来利用屋顶上的洞口排出烟气的做法。为了进一步提高采暖效率，欧洲人开始使用封闭式炉灶。温暖干净的房屋也改变着社会和文化，这种改变广泛而深刻，突破了精英阶层的范围。在德国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里，这种新式房间成为了农民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

将煤炭与工业革命相关联，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上，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许多地区的居民已不再使用木柴来取暖。燃料消耗和居民取暖扩大了对木柴的需求。16世纪，欧洲木柴价格上涨，偷盗木柴的事件也逐渐增多。18世纪，欧洲燃料（木柴和煤炭）的价格继续上涨。木材短缺和寒冷的天气激发人们继续对供暖方式加以改进。16—17世纪，北欧地区装备的砖瓦炉灶比壁炉的木柴利用率更高，且保温时间更长。一些高档住宅，房间的两翼可以封闭，从而减少了建筑面积，降低了取暖成本和燃料消耗。

在英格兰，取暖、建筑工程以及新兴工业对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加，导致木材供应枯竭。据统计，1608—1783年，英国用材树的数量从232011棵下降到51500棵。为了填补缺口，英格兰只得从北美进口，木材的价格一路上涨。

在北美，为了开辟田地以及为房屋建造提供木材，殖民者大量砍伐树木。除此之外，用于取暖的木柴也消耗极大。1686年圣诞节，一位弗吉尼亚庄园的访客观察到，“尽管天气很冷，但没有人会去刻意地靠近火炉，因为壁炉里的木柴足有一车那么多，整个房间都十分温暖”。1770年，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农民兰登·卡特不禁开始担忧今后木材的来源：“我忍不住要去想，几年之后我们该从哪里获得木材。如今一年内足足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需要不停地烧柴取暖。此外，制作圈地的栅栏需要木材，建造、修缮房屋也需要木柴……一年365天，家家户户都要生火做饭。”

木材需求的增加和不断上涨的价格推动人们加大对其他燃料的开发，其中最主要的当属煤炭。长期以来，煤炭在英国的用量一直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大规模开采煤炭的历史已长达几个世纪。在宋代时，煤炭已成为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部分北方地区的主要燃料。

然而，英国煤炭的开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煤炭已成为英国的主要燃料。英国的煤炭总产量从1550年的20万吨增加到1800年的900万吨。1550年，从纽卡斯尔运往伦敦的煤炭约为3.5万吨，到1700年，这一数字增至56万吨。

在漫长的小冰河期中曾出现过几次气候突变。火山爆发导致剧烈降温。尽管这些火山爆发无法与最初引发小冰河期降临的一系列火山爆发相提并论，但这些独立的火山爆发和短期火山活动，也对小冰河期的气候波动产生了影响。

小冰河期后期，独立的火山爆发事件引发了多个不连贯的剧烈降温周期。冰岛就曾经历过火山爆发导致气候突变的情况。1783年6月，汹涌的熔岩从位于原瓦特纳冰原西南端的拉基火山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喷发一直持续到1784年2月，共向大气中释放了120 Tg的二氧化硫。附近村庄中的牧师乔恩·斯汀里姆斯森生动地描述了拉基火山喷发的情景。他写道：“刚开始的时候，地面向上隆起，随着一声巨响，阵风从深处袭来，然后天崩地裂，仿佛有一头疯狂的野兽，正不停地把大地撕扯开来。”四周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弥漫着海草的苦涩和腐物的怪味，臭气熏天。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患有胸部疾病的人，根本无法顺畅地呼吸，尤其是在看不见太阳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人能活过一星期，都是件令人惊讶的事。”当熔岩逐渐逼近村庄时，斯汀里姆斯森仍坚定地留在教堂。熔岩在到达教堂之前停止了流动。从此，斯汀里姆斯森便以“火灾布道”而闻名于世。

在这场火山爆发中，多达20%的冰岛居民遇难。许多人和动物死于氟中毒。羊和马的死亡率分别高达75%和50%。面对巨大的损失，当时统治冰岛的丹麦王国不得不考虑转移冰岛的全部居民。拉基火山爆发的影响远至千里之外。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大雾久久不散，笼罩了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在之后的几个冬天里，远至巴西的大片区域都一直处于寒冷之中。

19世纪早期，位于印尼巴厘岛以东松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喷发，引发了另一段降温期。从1815年4月10日开始，坦博拉火山持续喷发，直至山体坍塌，整座山的高度下降了1400米。顷刻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而幸存下来的人，随后又面临着海啸的威胁。火山爆发的震动激起高达3.7米的水墙。在火山爆发和海啸的共同作用下，庄稼被毁，数万人死于饥荒。

坦博拉火山喷发对气候的影响范围很广。在南亚，空气中的硫酸盐致使季风推迟，引发干旱和饥荒。在北美，坦博拉火山爆发的余波导致新英格兰地区出现夏季霜冻，人们将那年称为“没有夏季的一年”。没有夏季的那年，寒潮格外猛烈。5月和6月接连出现大霜冻，积雪足有30厘米厚，同时还伴有干旱。7月初，天气寒冷。到了8月中旬，霜冻再次来袭。至此，这个悲惨夏天的苦难还没有结束，9月底又经历了另一场霜冻。佛蒙特州的农民开始以荨麻果腹。粮食歉收加速了居民向中西部移民，从东部迁移到印第安纳州的人数超过4万。

粮食歉收同样也困扰着欧洲。1816年夏天，暴风雨袭击了爱尔兰。连续的降雨泡坏了庄稼。爱尔兰著名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写道：“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经历过这般危难和资金匮乏的局面。”当时除了爱尔兰之外，英国、法国和德国也普降大雨。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例外，但其受到的影响可能没有欧洲其他地区那么严重。

农作物歉收，物价上涨，人民处境艰难，这增加了他们对政治的不满。1815年，英国与其盟国在滑铁卢击败法国皇帝拿破仑。获胜后的数年里，英国社会一直处于政治动荡之中。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坦博拉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气候冲击的影响，同时还交织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英国的激进分子要求进行议会改革。1819年，6万名群众聚集在曼彻斯特城附近的圣彼得球场聆听激进演说家亨利·亨特的演讲。英国骑兵突然对其发动攻击，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联想到几年前取得的滑铁卢大胜，愤怒的民众把这次事件称为“彼得卢”。

坦博拉气候冲击引发的粮食歉收，推动居民向美洲的移民。爱尔兰就出现了这样的浪潮。流离失所的农民只能依靠乞讨为生。1816年与1817年之交的冬天，异常严酷的气候条件阻碍了莱茵兰和瑞士等地的粮食进口，这些地区刚刚熬过一个寒冷多雨的夏天。人们试图逃离到美洲，甚至连俄罗斯都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地。

暴风雨天气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其中就包括英格兰的一些著名的浪漫主义者。1816年夏天，拜伦勋爵、珀西·雪莱以及玛丽·雪莱来到瑞士，阴沉的天气可能对玛丽·雪莱的经典小说《科学怪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拜伦的诗歌《黑暗》中体现得更加直接：

灿烂的阳光熄灭了，星星在永恒的空间里徘徊，
没有光线，没有轨迹，冰封大地。
在没有月亮的黑暗中摸索；
清晨来了又去——却不见白昼。

从中国来看，坦博拉火山的爆发很可能削弱了清朝的国力。这个由满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18世纪时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人口增长强劲。在对外关系中，其西部和北部与半游牧民族之间的边境也得到了稳定。清朝对蒙古人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18世纪中叶，为了解决准噶尔部（漠西蒙古）的持续威胁，乾隆皇帝命令他的将领将漠西蒙古的势力彻底消灭。皇帝下令进行屠杀，“不要怜悯这些叛乱分子。除了老弱之外，一律不留”。

18世纪末，英国人试图扩大本国贸易，他们发现中国是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国家。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外交使团来到中国，试图说服中国开展贸易。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特意挑选了许多货物：钟表、手表、望远镜、韦奇伍德瓷器及画作，希望能够吸引和打动中国人。然而，清朝拒绝做出任何改变。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表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遭遇严重危机。经济衰退，民族关系紧张，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更加剧了这些困境。特别是在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下，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出现饥荒。可能正是由于粮食歉收，当地绝望的农民放弃了大米等主食的种植，转而种植罂粟，从事鸦片贸易。就这样，他们找到了一种利润丰厚且稳定可靠的经济作物。

从整体上看，气候变化对晚清的影响不如之前对明末的影响那么严重。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处于降温时期，但降温幅度没有明末那样明显。清政府在组织赈灾方面的能力比明政府更强，内部迁移也比明朝时更加活跃。

坦博拉火山的大规模喷发，在一段时期内加剧了非洲南部社会的政治动荡。历史学家将19世纪初期出现的持续战乱和迁徙称为姆法肯（祖鲁语）或迪法肯（苏陀语）。在这段时期里，人群四处迁移，流离失所，祖鲁王国逐渐称雄。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可以从降水模式上加以解释。18世纪晚期，降雨增加，再加上玉米种植的推广，非洲南部人口有所增长。紧接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干旱降临。历史学家一直对社会、政治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争论不休。“姆法肯”（粉碎）一词暗示，战争和迁徙的原因在于沙加领导下的祖鲁人的崛起，但这绝非引起这些事件的唯一因素。

受坦博拉火山爆发以及之前一系列火山爆发的影响，非洲南部的干旱进一步加剧。从模型来看，坦博拉火山爆发会给非洲南部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干旱，对玉米种植和牲畜饲养都会造成巨大损害。对津巴布韦树木年轮的分析也可以证实19世纪早期确实存在过一段干旱时期。

小冰河期向许多国家和文明发起了挑战，但最终却证明当时那些最先进的复杂社会的复原力正在日益增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时确实出现过气温下降且不同地区最显著降温阶段的确切时间有所不同，尽管这些确切时间究竟是在何时仍存有争议。对于那些生活在北大西洋及欧洲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的人来说，小冰河期早期最为难熬。在东亚和东南亚，由热带辐合带移动造成的水文气候变化引发了高棉帝国等地的危机。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的强降温阶段，是小冰河期中记录最完备的阶段之一。在降温以及其他因素，如王朝或宗教冲突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历史学家所称的“17世纪危机”。降温使饥荒进一步恶化。而干旱则加重了明朝晚期中国所面临的负担。

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小冰河期中，气候条件与一些最先进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脱钩，例如，荷兰正是在17世纪危机中走向繁荣。近代欧洲国家在应对饥荒的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