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罗马帝国的例子表明，区域气候趋势可能会使文明和复杂社会受益，但也有可能带来挑战。区域气候波动并不能决定罗马帝国走向特定的命运。出色的行政能力和经济的多样化提升了罗马应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但气候变化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加重了罗马帝国晚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古代之后的复杂社会。良好的气候条件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张，但气候波动，也会助长某些复杂社会的危机，尤其是在区域气候变化造成长期严重干旱或降水发生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了史学家们所称的中世纪时期。那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只能栖身在废墟之中，那些建筑并非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建造。事实上，遗留在原罗马帝国各地的石头就能够充当良好的建筑材料。一些大型结构如渡槽等，犹如采石场一般，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石料。在英国伦敦，人们沿着昔日罗马城墙的周围开始建造新的建筑。即便是更远的威尔士，中世纪的建造者们也都是利用原先的材料并在原罗马城墙的基础上进行建造。在东方，东罗马帝国幸存下来，一直延续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然而，七八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已与之前的时代完全不同。修建于公元6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所融合的高超的建筑技艺，在东罗马帝国晚期已然失传。

中世纪时，政治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远离中央集权。帝国本身也土崩瓦解。虽然它仍残存于东方，但也只剩下了一具空壳。其后由蛮族所建立的那些王国，往往也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君权的观念仍然存在，但大家都很清楚，再不会出现下一个罗马皇帝。随着地方豪强和领主的数量增加，欧洲进入封建时代，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的权力分化逐渐加速。任何自立为君主的人想要掌控这些势力都绝非易事。即便是盘亘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也没能阻止这场深刻的变革。在西罗马帝国刚刚灭亡之际，一个振兴的东方帝国似乎完全具备向西扩张的可能。但541—542年瘟疫暴发，大量人口流失，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6世纪晚期至7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来自日耳曼人和阿瓦尔人的攻击，同时还得全力应付与新萨珊波斯帝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争。皇帝赫拉克利乌斯虽然成功地击败了波斯人，但另一支新的入侵势力——阿拉伯人接踵而至。在伊斯兰教形成后，阿拉伯军队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正是他们最终把拜占庭人赶出了埃及、叙利亚等地。

鉴于这一时期变化的规模之大，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将其划为一个全新的时代——中世纪，尽管他们后来一直强调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向中世纪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扩展开的，所以尽管从其他一些地区的历史来看，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划分出一个新时代，但中世纪这一分期仍然得以确立。在中国，汉朝灭亡的时间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间粗略相当，但对另外一些地区来说，中世纪这一分期毫无意义。在对人类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分析中，有时会使用“中世纪”这一术语，指代大约500—1300年这段时间。尽管针对某些地区，历史学家可能会使用其他术语来区分历史时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踪全新世中这段时间内的气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与历史学家所采用的并不十分准确的“中世纪”这一术语类似，这一时期的气候状况被称为“中世纪暖期”。这一术语最早由休伯特·兰姆在1965年提出，用以指代1000—1200年左右，在欧洲持续存在的显著温暖时期。尽管他在最初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承认，中世纪时亚洲等地的气温似乎并没有上升，但这一术语出现在气候文献中，仍会给人留下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当时全球范围内的气温都高于现代。最近有研究显示，这一时期气候变暖的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都很大。例如，在约830—1100年，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地就已经出现了气温升高的现象。而持续数个世纪的暖期在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开端则较晚（约1160—1370年）。也有证据表明，包括热带太平洋在内的一些地区，气温不升反降。而另一术语“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CA）描述的则是全球变暖既不同步也不连续的情况，也包括水文条件变化的情况，后者带给全新世文明的影响可能更大。中世纪期间，全球多地都经历了持续干旱，特别是美国西部、墨西哥北部、南欧、赤道非洲和中东等地。相比之下，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北欧和南非东部等地则较为湿润。亚洲的水文气候在中世纪时表现出区域性差异，一些地区干旱程度较高，而其余区域则更为湿润。

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和随后出现的小冰期期间，气候的变化或变异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驱动，如太阳辐射、火山活动以及气候反馈等。地球上层大气中受太阳驱动反应而产生的宇宙成因同位素如铍-10和碳-14的地质记录表明，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中，太阳的辐照度有所增加。这一时期，也是火山活动相对平静的时期。由于火山爆发释放出的气溶胶能够反射阳光，所以往往会导致短暂的（1～2年）降温。热带地区的爆炸性喷发尤其如此，因为气溶胶会被注入到更高层的大气中，随着风被吹散到全球各地。冰芯中硫酸盐气溶胶的沉积量可以反映出过去火山活动的情况。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中，冰芯中的硫酸盐气溶胶含量较低，表明火山活动少，这可能是这一时期气候相对温暖的原因之一。

太阳辐射的增加可能会诱发海洋与大气间的相互作用，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以及北大西洋涛动，可以用来解释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气候模式。在气候异常期中，包括北美、非洲东部和欧洲南部的部分区域在内的全球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气候干燥的现象。东非地区，降水减少降低了尼罗河的水量。而同一时间，萨赫勒和南非等地则普遍较为湿润。我们在现代发生的拉尼娜现象中，发现了同样的水文气候模式，这表明拉尼娜现象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长期存在。

除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之外，另一种气候振荡现象——北大西洋涛动可能在中世纪的气候变化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那一时期持续存在的区域气候模式与今天北大西洋涛动处于正位相时所形成的气候模式高度一致。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发生时的情况一样，大气压力状况控制着北大西洋涛动。在北大西洋涛动正模式下，副极地和亚热带大西洋之间较大的气压差会形成强劲的西风带。受其影响，北欧和美国大西洋沿岸等地的冬季温暖而湿润，而地中海、格陵兰岛及加拿大北部地区往往寒冷而干燥。北大西洋涛动对尼罗河流域的影响更为复杂。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北大西洋涛动处于正位相，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时期尼罗河水水量减少的现象。

在欧洲和北大西洋，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中相对温暖的气候条件对人口的迁移模式、政府或国家的扩张以及农业发展都带来了影响。在这个政治、社会和文化混乱的时代，罗马晚期的一些趋势一直延续到后罗马时代。曾经改变罗马人口构成并最终导致罗马权力消亡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同属日耳曼民族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迁移到不列颠地区，伦巴第人向西移动到意大利北部。除了日耳曼民族以外，同样进行迁徙的还有斯拉夫部落，他们在6世纪至7世纪时，已分散到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移民时代结束于700年左右，但在8世纪后期，维京人却踏上了远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旅程。

在移民时代中，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维京人是所有民族中走得最快最远的一支。维京人善于进行突袭。他们首次发动突袭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但第一次使得他们声名大噪的突袭发生在林迪斯法恩岛。林迪斯法恩岛位于英格兰东北部诺森比亚海岸之外，作为凯尔特基督教的中心，林迪斯法恩被视为一个神圣的岛屿。在英格兰北部基督教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圣卡斯伯特的遗物就保存于此。793年，维京人袭击了林迪斯法恩岛，杀死僧侣，盗走财宝。这次袭击震惊了许多基督徒，这其中就包括阿尔昆。这位出生于诺森比亚，后被查理大帝邀请去宫中供职的杰出学者，曾在作品中哀叹道：“圣卡斯伯特教堂溅满了上帝祭司的鲜血，所有的饰物都被洗劫一空，不列颠最神圣的地方沦为了异教徒的猎物。”

林迪斯法恩岛突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吹响了维京人发动袭击的号角。795年，维京人袭击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伊奥那岛。802年，他们又卷土重来，对这座拥有修道院的神圣岛屿发动了第二轮袭击。维京人驾驶着长船在海上航行，在欧洲各海岸登陆。他们的船只吃水很浅，因而能够在河道上通行。维京人先是袭击了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再沿着塞纳河逆流而上，于845年袭击了巴黎，同年又洗劫了德国北部的汉堡。

维京人不断扩大他们的袭击范围，以占领更多的土地。9世纪后期，维京人占领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将它们置于丹麦法律的约束治下。在爱尔兰，他们在都柏林的周围建立起王国，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挪威人或挪威-盖尔人都被称为奥斯特曼人（意为东方人）。沿着北海岸，维京人在苏格兰海岸附近以及法罗群岛北部和西部的岛屿上安顿下来。在不列颠群岛南部，维京统治者在诺曼底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皈依了基督教。诺曼人前往地中海，曾一度占领西西里岛。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格兰，史称“诺曼征服”，并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了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在此前几周的斯坦福桥战役中，哈罗德的军队在与挪威人的战斗中几乎消耗殆尽。

维京人的航行远不止于此，他们穿越北大西洋的广阔水域继续向西前进。在9世纪时到达冰岛，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这座岛屿迅速发生了分化。对现代冰岛人口基因的分析表明，当时与维京男性一起来到冰岛的还有凯尔特女性。从冰岛向西，维京人又登上了格陵兰岛，于10世纪晚期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通常认为发现格陵兰岛并创建定居点的人是“红发埃里克”，尽管很有可能其他一些人也推动了定居点的建立。还有人认为，正是他以绿色（green）来命名格陵兰岛，以吸引人们长途跋涉来到这块大部分被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定居。

格陵兰岛上的挪威定居者约有5000人，主要分布在两大定居点：位于西南海岸的西部定居点以及位于岛屿南端的东部定居点。他们经营养羊场，并与挪威进行贸易。他们还建造了许多教堂（包括一座大教堂）、军事要塞，除此之外，还为当时的主教修建了一座主教宫。这位主教后来成为了格陵兰岛上最大的土地拥有者。

维京人的旅程继续向西延伸，直至北美洲。大约在1000年时，他们到达了今加拿大纽芬兰地区，在纽芬兰岛北端的兰塞奥兹牧草地建立了定居点，修建了几座木结构的草皮房子以及一些小作坊，其中包括一间锻冶场。维京人其他的登陆点和定居点被认为主要在北美海岸沿线。其中的几处仅有非常脆弱的证据能够表明它们的存在，有些甚至完全是出自于猜测，但维京人在加拿大海岸建立临时营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尽管他们在北美洲并没有停留太久。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远渡重洋，四处迁移？他们对修道院以及财宝的掠夺，举世震惊，这显示出了他们对战利品的追逐。从这个角度看，维京人与海盗无异。这种观点十分类似于人们对半游牧部落迁徙的解释：他们跨过草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从复杂社会中攫取物资。

低估维京人对贵重物品的兴趣的确有悖史实，但他们的迁徙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偷窃。维京人最广为流传的形象当属船上或战争中的战士，但实际上他们之中的男男女女也有许多是以耕种田地和饲养动物为生的农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属于酋长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参与商业和贸易。例如，维京人在英格兰建立了一个名为约克的定居点，在那里开展各种贸易。

图4.1　兰塞奥兹牧草地

资料来源：伊莎贝尔·利伯曼

另一种可能是，挪威人之所以走得如此之远，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且主观上想要寻找新的家园。维京人拥有长船，具备远航的能力。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条件也可能是促使他们离开的又一因素。一种解释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耕地面积有限、作物生长季节短，人口的增长可能会迫使他们向外移民。然而，事实上维京人仍继续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耕作，在半岛内外开发新的土地。他们的定居点不断扩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4世纪。

维京人的移民不是由哪一个单一因素“决定”的。事实上，历史学家一直都很清楚，没有哪一个复杂趋势，是由单一原因促成的。按照这一逻辑，维京人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会仅仅是由于气候。尽管如此，中世纪区域气候变化还是在几个方面推动了维京人的扩张。这一时期，北方高纬度地区气候温暖，促进了人口的持续增长，有助于海洋航行，为维京殖民者创造了有利条件。较长的生长期和较短的冬季推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口增长，从而激发维京人前往开发新的土地。随着他们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断向西，海冰逐渐减少，航行变得相对容易，即使是对于今天的水手来说，他们的任何一次航行也都具有很高的风险。在穿越北大西洋期间，温暖的气候为殖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冰岛为例，那里作物生长季节短，冰川和活火山众多，移民难度大，但冰岛上挪威移民的人数却成功发展到8万左右。尽管如此，受过度放牧、滥伐森林、换土速度极慢以及火山爆发等因素的影响，要想维持这一人口规模却绝非易事。

要分析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给维京人扩张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把格陵兰岛作为一个复杂案例进行研究。由于几乎没有什么浮冰，维京人穿越北大西洋的难度可能会降低很多。格陵兰岛是欧洲贸易网络的终点，这些来自挪威的人口一旦在这里定居，就将陷入孤立，必须依靠当地的资源来养活自己。在中世纪的温暖气候中，他们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但随后的降温阶段，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对格陵兰西部湖泊温度重建的结果表明，大约在850—1100年维京人移民期间，格陵兰岛普遍较为温暖。但在随后的80年里，那里的气温下降了4℃左右。

最近的一项研究对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格陵兰岛气候温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对气候变化在维京人定居格陵兰岛而后又将其遗弃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用于重建过去千年间冰川范围的高山冰碛沉积物表明，北欧人定居于此后不久，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开始，格陵兰西部的冰川仍处于小冰期阶段。冰川证据表明，当地夏季总体上比较凉爽，但不排除偶尔会有几年气候较为温暖。对从格陵兰冰芯获取的空气样本的温度估算也表明，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间，格陵兰岛的温度较低。而大西洋另一边的气温则相对较高。这种温度对比——温暖的北大西洋东部和凉爽的北大西洋西部——通常发生在北半球涛动的正相位阶段，这正符合了北半球涛动对中世纪气候的驱动模式。

曾与北欧殖民者有过接触的图勒人，他们的经历也挑战了气候与人类迁徙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的观点。由早期传统故事组成的北欧海盗传奇讲述了冒险西行的北欧人如何在遥远的西部与他们口中的斯克林斯人（野蛮人）遭遇的故事。这些野蛮人正是图勒人，今因纽特人的祖先。图勒人并没有长期定居于北美东北部。他们向东迁移的时间与维京人向西移民的时间大致相同。在维京人从北美迁出后，两者之间的接触并没有结束。图勒人迁徙到了格陵兰岛，并在北部定居。而维京人到达格陵兰岛的时间比图勒人或称因纽特人要更早一些。

今天的因纽特人（即图勒人）取代了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早期居民。这些早期居民如今被称为古爱斯基摩人，在距今6000至4000年前迁入北美，晚于那些穿越白令海峡而来的早期移民。他们采用当时的先进工具：欧亚大陆的弓箭以及太平洋和白令海峡地区的猎人所使用的鱼叉，以打猎为生，穿越北方。他们生活在巴芬岛、哈德逊湾、拉布拉多、纽芬兰和格陵兰岛等地区。由于气候和林木线的变化以及印第安人在南部的竞争等原因，他们的定居范围时而会发生变化。然而，在1200—1300年，古爱斯基摩文化已经消失殆尽。直到最近仍有人认为现在的一些北极居民是古代爱斯基摩人的后裔，但基因分析显示，所有的现代因纽特人都是图勒人的后裔。我们无法找到古爱斯基摩人灭亡的确切原因，或许是源于疾病暴发、图勒人的竞争、暴力冲突，或许是其中一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约从1000年前开始，图勒人开始向东迁移。图勒人和维京人一样，都是技术纯熟的旅行者。他们利用犬拉动雪橇，在雪原上疾驰，驾驶船只在海洋上破浪前行，这些船只的船舷由海象皮制成。与维京人一样，驱动图勒人扩张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图勒人捕鲸是为了获取鲸脂，他们的迁徙很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些原料，比如之前可以在与西伯利亚的贸易中获得的铁。与维京人一样，相对温暖的气候可能会减少图勒人迁移的困难，但也有证据表明北极高海拔地区存在区域性降温的现象，这能够显示出图勒人面对区域性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和反应能力。

在欧洲，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的温暖气候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温暖的气候不仅使北大西洋东部的维京人受益，同样还盛行于欧洲城邦和国家权力缓慢但却真正复苏的时期之中。中世纪伊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正处于急剧下降之中，耕地被遗弃，政治权力分化。在早期后罗马时代之后，国家权力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开始复苏，但当时的复原水平还非常低。例如，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地区，散布着许多王国，而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内的日耳曼民族的迁徙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复杂性。君主统治出现在麦西亚、诺森比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等国家之中。其中的一些君主，如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积累了巨大的权力，开始自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在维京人的入侵中，盎格鲁-撒克逊的君主们损失惨重。在第一个千年结束时，英格兰由国王统治的传统已经牢固确立。

罗马帝国统治结束之后，高卢地区的法兰克领主确立了自己作为主要政治领袖的地位。公元前5世纪，克洛维一世建立墨洛温王朝。几个世纪之后，墨洛温王朝逐渐衰弱，最终宫相加洛林的家族接管了实权，窃取了王位。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中，查理曼是最伟大的一位，他所建立的帝国疆域，不但覆盖了之前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地区，还跨过德国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延伸到之前独立于罗马帝国的区域。查理曼于800年的圣诞节那天在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凭借这个称号，他试图将自己的王室与先前的帝国头衔联系起来，并宣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任者。

皇权的重现时断时续且仅存在于部分地区。查理曼的帝国被他的继承者们瓜分。几个世纪以来，在英格兰、法兰西等地，君王们试图完全掌控国家的权力，但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君主最大的支持者往往也是他们潜在的最大威胁。最终，由王室律法或司法制度所保障的中央权威被多个封建政权所取代，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等地的许多城镇都拥有了独立权。

加洛林王朝的例子显示，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国家权力并没有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直到11—13世纪的中世纪鼎盛期，欧洲国家的组织性才大大加强。王朝更加稳固，其中许多王朝与罗马晚期和后罗马时代的那些短命的蛮族王国相比，更加具有生命力。在君主和封建领主的统治下，乡村仍是当时的主要形态，但城镇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尤其是与中世纪早期相比。

北大西洋区域出现的中世纪气候异常可能为中世纪鼎盛期时欧洲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贸易和农业的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个王朝的运势往往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很难将王室的崛起归因于气候的作用。但中世纪伊始时的气候变化使得王室这一群体能够收集到更多的资源。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的推广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粮食盈余，可用于贸易和城镇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王室积聚了更多的奢侈品和专业人员以及更多的农业财富。

将气候因素纳入对这一时期的解读，并不会掩盖人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农民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新技术提高了作物的产量。欧洲农民普遍采用由公牛牵引的铧式犁，这种犁非常适合在厚土中耕作。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选用其他样式的耕犁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土地。新的耕作技术有助于在河床附近的硬质土中进行开垦和播种。而马束的发明则使得没有耕牛的农民也可以使用耕犁。作物轮作周期的调整以及制肥、施肥技术的普及，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与农业生产相得益彰的气候条件，强化了这些改变的效果。气候温暖时期，即使在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也可以进行耕作。人们有时会把葡萄当作研究气候的代用指标。适于酿酒的葡萄品种在极低的温度下很难存活。令人震惊的是，英国的葡萄园在1100—1300年发展得十分兴旺。尽管这可以解释为种植者专业技能的提高、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变化等，但区域变暖也确实给葡萄种植带来了益处。除此之外，农业向高海拔地区延伸也能够有力地证明气候变暖改善了种植条件。人类定居点扩散到了挪威海岸等更加遥远的北部寒冷地区，以及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原先萨米人居住的区域。萨米人是以放牧驯鹿为生的半游牧民族，在英语中也被称为拉普人。

农耕的推广促进了欧洲人口的显著增长。尽管粮食产量的增长并没有消除饥荒的威胁，但人口的总体增长规模仍令人震惊。在经历了罗马晚期的人口骤减之后，欧洲的人口数量在1000—1340年间增长了一倍多，从3000万激增到7000万～8000万。这种增长并不仅仅源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社会及文化潮流包括平均结婚年龄的变化等，都会影响人口的增减速度。尽管目前缺少关于中世纪平均结婚年龄的完整记录，但平均结婚年龄确有改变的可能。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可以推断正是文化因素和气候条件的共同作用，引发了欧洲人口数量的增长。

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欧洲的耕种面积扩大。早在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之前，他们在欧洲内部的殖民就已经开始。随着殖民进程的发展，不列颠东部、约克郡北部和威尔士等地的沼泽和低地中也发展起了农业。威尔士被殖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但新盎格鲁-诺曼的精英们所主导的殖民化则更加广泛。事实上这些殖民者中有一部分是弗莱芒人，但绝大部分还是英国人。有时，新来的殖民者会驱逐当地的土著居民，但他们并非是简单地占领土地，而是把农业活动推广到了那些未耕种的区域。新的英文地名和契约书反映了这一进程。

12世纪，盎格鲁-诺曼人开始了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1155年，教皇阿德里安四世颁布教皇训谕，支持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接管爱尔兰。1169年，盎格鲁-诺曼人的武装以支持内战中的一方为由进入爱尔兰。1171年亨利二世亲临爱尔兰。诺曼人侵入爱尔兰并开始定居于此。1185年，约翰王子在沃特福德登陆，盎格鲁-诺曼的贵族们在爱尔兰奠定了自己的基业，尽管当时爱尔兰的大部分人口仍是盖尔人。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盎格鲁-诺曼人新开发的定居地吸引了英国殖民者的注意。盖尔人的势力在中世纪后期有所反弹。到了现代欧洲早期，英格兰殖民势力又卷土重来，对爱尔兰发动了新一轮的入侵和殖民。

在中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耕种面积都有所扩大。许多低地国家，如今荷兰及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和沼泽地带，都经历过一段排水造田的时期。在荷兰，对泥炭沼泽进行开垦的第一步，是要对其进行排水处理，但由于土地体积的缩小，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很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展运河和堤坝的建设。到了现代早期，荷兰农民的后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再生的泥炭地，要么进行更加劳民伤财的庞大建设工程。中世纪时，凭借着在土地开垦方面的专业知识，荷兰人在自己中欧和东欧的殖民地上进行了类似的造田工程。他们加入到移民的浪潮中，向东进入普鲁士的部分区域，即今天的波兰境内。

欧洲东部曾爆发大规模的移民潮。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及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大量向西迁徙，但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日耳曼人迁徙的方向转向了东方。1107年或1108年发布的《马格德堡宪章》，向移民发出呼吁，一面宣称这些“异教徒”（东方的异教徒）“非常恶劣”，一面也强调到达那里的人将获得财富，因为那是一块“满是肉类、蜂蜜、谷物和鸟类”的土地。移民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回报，“你的灵魂将得到救赎，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定居在这片乐土之上”。在宗教武装（如大名鼎鼎的条顿骑士团）的领导下，殖民运动一路推进到今波罗的海流域各国的土地上。在波罗的海沿岸及内陆森林，日耳曼人在与异教原住民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在包括今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在内的区域，建立了定居点。

随着向东不断迁移，许多地区都留下了日耳曼人的踪迹。他们在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等地建立了殖民地或飞地。13世纪，日耳曼人城镇的数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直至14世纪，他们移民的步伐才开始放缓。尼德兰和弗兰德斯的定居者也加入到向东迁徙的队伍中。有时，当地的统治者或贵族会邀请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前来定居。例如，日耳曼人定居于特兰西瓦尼亚最初就是受到了国王格扎二世的邀请。直至今日，在包括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境内）在内的一些地区，仍有少量的日耳曼人生活在那里。中世纪时，日耳曼在东欧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但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忽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殖民地上的德国人或是逃离，或是被驱逐出境，形成了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强制移民潮。

欧洲移民的足迹一直延伸到近东地区。1095年，为了援助拜占庭帝国并占领耶路撒冷，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召集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骑士们拿起武器成为武装朝圣者，向东到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1099年，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武装力量向耶路撒冷发动袭击。在第一轮的攻击被击退后，他们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围攻，最终占领并洗劫了耶路撒冷。十字军建立了一系列王国。1144年，十字军建立的埃德萨伯国倒台，拉丁教会的力量有所削弱。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145年教皇宣布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87年，萨拉丁夺取耶路撒冷。为了收复失地，十字军开始了第三次东征，但最终铩羽而归。

近东地区之所以会进入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是受到宗教动机的驱使，但十字军东征同样也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农业和人口的普遍增长为西欧及中欧地区拉丁教会的壮大创造了更大的潜力；另一方面，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几年间，他们可能遭遇过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而一旦到达近东，十字军也会面临因装备不良而无法应对当地气候的困境。

中世纪鼎盛期时的气候条件，绝非总是有利于各地作物的种植和推广。例如，11世纪晚期，就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曾在严冬之中屡次遭遇突厥部落的侵扰。在10世纪的相关记录及一些编年史中，描述了地中海东部、埃及、安纳托利亚和伊朗等地出现的极端气候条件。例如，伊朗伊斯法罕市的一部编年史中写道，942—943年天降暴雪，“以致人们无法出行”。然而，只凭一份或一系列有关恶劣天气的报告，并不足以说明气候确实发生了变化，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因此，从2015年2月开始，有关北美东部地区普降大雪的一系列报道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全球范围内冬季普遍温暖的整体气候趋势。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报告能够为这种超出正常变化范围的论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支撑，但气候代用指标却展示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从记录上看，当时尼罗河的水位很低。包括树木年轮在内的多种气候代用指标显示，11世纪中亚大草原异常寒冷，曾有历史学家用“大寒”一词来形容当时的状况。而与此同时，伊朗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则处于干燥之中。有关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的记录则更为复杂，尽管没有出现显著的降温，湿度也处于平均水平，但从12世纪晚期开始，地中海东部却变得越来越干燥。

300—900年间，干旱发生的次数很少。到了10世纪中叶，尼罗河的水量变得不再稳定。在950—1072年间，干旱发生的频率是之前几个世纪的10倍。在这125年左右的时间里，尼罗河有27年处于低水位期。水位过低导致尼罗河水无法导入运河之中，影响了农业灌溉。与中世纪总体水文气候模式一样，尼罗河水量的波动也会受到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以及北方涛动变化的影响。热带辐合带的季节性迁移驱动着埃塞俄比亚高原季风降水量的变化，从而对尼罗河水量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持续处于拉尼娜气候条件以及北方涛动的正相位之下，尼罗河流域水量不足，饥荒频发。

尼罗河水量的减少，不仅给埃及带来了灾难，也损害了埃及周边的许多社会。这些社会依赖埃及的粮食生产所提供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饥荒成了社会混乱、军事叛乱和政治崩溃的诱因。就埃及自身而言，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短暂复兴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法蒂玛王朝。拜占庭帝国利用此次危机，短暂地占领了一些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染指过的区域。1024年或1025年，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下令扣押运输途中的粮食，同时开仓放粮，以此来应对新一轮的干旱。1065—1072年，埃及灾祸连连。名存实亡的法蒂玛统治者还必须竭力控制他们手下的突厥士兵。11世纪晚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多重威胁，粮食盈余减少。同时，帝国不断遭受半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等）的攻击。1049—1050年间，拜占庭帝国失利。货币贬值削弱了这支曾经强大的军队，最终在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中，被塞尔柱突厥人所击败。

汹涌的寒潮给中亚地区带来了巨大挑战，从拜占庭帝国到波斯，再到更远的东方无不受其影响。寒冷的气候促使中亚的牧民移居他处。佩切涅格人、乌古斯和塞尔柱突厥人向西迁移。根据一种说法，伊朗依靠棉花种植在当时已经繁盛起来，但随着寒潮的降临，北方棉花产量下降，而半游牧民族也于此时进入伊朗。史料中记载了发生在1040年的骚乱、饥荒和严寒所造成的影响：“尼沙布尔不再是过去我所熟悉的样子：废墟遍地，因饥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天气寒冷刺骨，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伊朗动乱带来的移民浪潮推动了波斯文化在南亚的传播。突厥人的势力在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有所增强。白益王朝在巴格达的统治垮台。在一段时间的内战后，塞尔柱突厥人最终于1060年夺取了巴格达的控制权。

在中亚当时的气候条件下，牧民们居无定所，四处迁移。这种气候变化模式，与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干旱—迁徙周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因素来解释移民现象的出现以及城市和复杂社会的统治者所遭受的失败。尽管如此，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条件仍可能是导致罗马时代晚期以及11世纪时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向西迁徙的首要原因。另一种解释指出，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突厥人将其饲养的单驼峰雌性骆驼与双驼峰雄性骆驼进行繁殖，从而得到一种更适合在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的骆驼品种。单峰骆驼的抗寒能力差，因而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饲养骆驼的牧民们不得不向南迁徙。

在东亚，受气候波动的影响，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王朝兴衰期。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情景不同，汉朝的灭亡并没有结束帝制在中国的延续。581年，另一个强大的王朝——隋朝诞生。北方军事将领杨坚在夺取了北方的政权后，又于6世纪80年代统一了南方。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于618年灭亡。而其后的唐朝，以中国中北部城市长安为都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众多的宗教圣地和庙宇。8世纪时，长安的人口已达到100万左右。

唐朝的兴盛得益于广泛的区域及长途贸易网络。沿着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蓬勃发展。丝绸之路穿越沙漠，一直向西深入中亚。佛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上通行。佛教在唐朝时成为中国的一大主流宗教，然而在唐朝晚期，佛教徒却遭到了武宗皇帝的迫害。

隋唐两朝处于551—760年的温暖时期。8世纪中叶，唐朝开始衰落。唐玄宗（唐明皇）对政局的误判直接点燃了危机。皇帝任命突厥人为指挥官来守卫边境，扩大中国的势力。其中一位名为安禄山的节度使，逐渐发展起自己的势力。755年，安禄山叛变，皇帝被迫逃往四川。唐王朝在这次叛乱中幸存下来。而内部冲突的爆发则标志着晚唐时代的到来。840—846年，唐武宗在位期间，灭佛运动兴起，大部分的寺庙被关闭，财产也被没收。那一时期，地方藩镇的势力愈加难以控制。唐朝在经历多次叛乱之后，最终于907年灭亡。

与前文中提到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的例子类似，如果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唐朝的衰落进行解释的话，那么气候变化仅仅只能被视为一项背景因素。然而，随着9世纪沙漠化的加剧，晚唐时期的气候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地的石笋记录了当时的气候状况。在190—530年期间夏季风强烈，随后开始逐渐减弱，直到850年。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夏季风仍然疲弱，甚至还出现过几次极端最小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40年。这一系列的季风变化似乎与热带辐合带的南移有关，很可能是造成玛雅文明和唐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只是其中一，但总体来看，在如唐末那般寒冷干旱的气候条件下，游牧民族往往更容易取得胜利。他们通常会选择这样的时期南下，趁机向中原扩张。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但与汉朝覆灭后的分裂时期相比，唐朝之后的这段分裂时期要短得多。960年，北方后周政权的将领赵匡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并没有试图在北部边境重建中央政权的权威。在那里，由半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依然强大。宋朝没有向北或向西推进，而是依托黄河和空前发达的汴河水运定都开封。由于开封位于中国的北部，因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北宋王朝。(www.xing528.com)

宋朝是一个异常繁荣的朝代，在其所属的时代中脱颖而出。宋朝的城乡人口均有所增长。1100年，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1亿左右，远远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许多城市的人口数都在10万以上，而开封和杭州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均达到100万之多。除了稳定的政治制度、繁荣的贸易往来和显著的技术进步以外，气候状况也是促成这一增长的因素之一。稳定的降水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一项重要保障，而强劲的季风更为宋朝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北宋的人口增至原先的三倍，水稻种植在中国愈加密集。

12世纪时，女真族的入侵导致宋朝丧失了中国北方的控制权。女真人分布在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东北的满洲地区，他们的语言为通古斯语，与蒙古语和突厥语都不相同。宋朝并没有就此灭亡，而是南迁至杭州建立了新的都城。尽管失去了大片土地，但南宋的经济依旧繁盛，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宋朝的人民不仅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瓷器，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对火药进行了改良。宋朝的军事工程师们甚至还发明了火器等新型武器。13世纪晚期，蒙古人的崛起最终结束了宋朝的统治。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侵南宋。宋朝使用新型武器抵抗侵略者，但蒙古人也同样采用了宋朝的技术，甚至还赢得了一些宋人的支持。1276年，忽必烈攻占南宋都城杭州，南宋王朝大势已去，而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政权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蒙古人的胜利源于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有效的领导力，但同时也得益于蒙古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踏上了离开故地，向外扩张的征程，最终建立起一个广阔的王国。蒙古人具备高超的战斗技巧。男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骑术、攻击及狩猎。他们几乎从学会走路的那天起，就开始了骑马和射箭的练习。蒙古战士精于射术，配备复合弓，即使骑在马上，也能够射出致命一箭。他们骑马长途奔袭，战斗的组织性极强。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他手下这些来自大草原的勇猛斗士很快成长为一支更加彪悍的军事力量。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练兵，成吉思汗举办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蒙古的猎人们将他们的猎物团团围住，就像他们在战争中包围自己的敌人那样。蒙古军队还懂得运用诈败的策略，假装撤退把敌人引诱出来，再进行攻击。

成吉思汗在世时，宋朝已经退居到了南方。在北方取而代之的是女真部落建立的金朝。1211年，成吉思汗入侵金朝。与此同时，蒙古人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推进，占领了包括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内的古代贸易中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他的继承者将蒙古的控制范围进一步向南方扩展。1279年，蒙古人吞并南宋王朝。同时，蒙古军队也继续向西施压。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洗劫了基辅，并在俄罗斯一带建立起金帐汗国，征收贡品，直到14世纪末才结束在那里的统治。再往西，蒙古军队于1241年到达匈牙利。在近东，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旭烈兀在1258年洗劫了巴格达，终结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

尽管气候条件远非左右战争结果的唯一因素，但蒙古人的获胜却清楚地表明，气候波动很可能在他们扩张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干旱还是降水稳定期都会驱使游牧民族进行迁徙。对蒙古中部树木年轮的记录进行分析，发现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期间曾发生过几次大干旱，尤其是在900—1064年、1115—1139年以及1180—1190年之间。最后的这一时期，恰好与成吉思汗征战的早期相吻合，当时蒙古政治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干旱的气候条件可能是帮助成吉思汗掌控权力的因素之一。中亚地区的凉爽气候逐渐结束，气候开始回暖，并在13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达到顶峰。在1211—1225年期间，还出现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密集降雨。这些记录表明，在蒙古人扩张之时，当时的气候条件与其他时期相比，总体上处于一个更加温暖湿润的时期。

无论是罗马帝国、中国汉代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对政权扩张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蒙古人来说，马匹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物资。蒙古马以强壮耐劳著称。跨越千里开展军事行动需要大量马匹，每名蒙古勇士都会同时配备好几匹马。13世纪早期，蒙古地区温暖湿润，为马匹饲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蒙古人的实力大大增强。

在征战途中，蒙古人还必须为马匹准备充足的口粮。如果不能给这些马匹提供充足的补给，蒙古人的战力就会削弱。在蒙古人和其他半游牧民族向南亚和东南亚南迁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始终是他们的软肋，因而也可以说，正是气候条件决定了蒙古人的势力可最终到达的边界。

在欧洲处于中世纪之时，中国以南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促进了那里各个主要国家和复杂社会的扩张。950—1250年前后，强季风在东南亚占主导地位，与农业生产相适宜的气候条件推动了东南亚几国的发展，其中包括定都吴哥的高棉国、位于缅甸的蒲甘王国以及大越国。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当地第一次有了强大的土著国家，它们也因而被称为“宪章国”。

9世纪至15世纪，高棉帝国是东南亚地区的一大强国。在其鼎盛时期，高棉帝国的疆域远远超过了今天的柬埔寨。尽管如此，在阇耶跋摩七世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带领高棉人进行扩张之前，他们在与竞争对手（如居住在越南沿海一带的占族人）的较量中也曾遭受过失败。

建于高棉帝国时期的吴哥窟，至今仍是一个宏伟的考古遗址。12世纪上半叶，国王苏里亚瓦曼二世开始建造庙宇建筑群。“寺庙之城”最初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中心的政治和宗教场所，但很快便转向了佛教。那里的庙宇的数量达到数百之多。供奉印度教毗湿奴神的中心塔高达约60米。寺庙群周围环绕着护城河。作为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在当时可算一座巨型城市，人口多达75万。

位于今缅甸的蒲甘王国与柬埔寨的高棉帝国几乎同时崛起。其与佛教关系紧密，修建了数千座寺庙和佛塔。其中约有2000～3000个遗址保留至今，尽管其中许多已沦为废墟。蒲甘王国的首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佛教僧侣，是佛教的主要中心，吸引了当时大批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访客。蒲甘王国的人口超过5万，周边还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农民。随着人口的增长，蒲甘王国开始向外扩张。但凡宗教和农耕推广到的地方，都有他们所修建的佛教寺庙。

这一时期的越南历史也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扩张。10世纪，越南第一次从中国独立出来，被称为大越。11世纪时，大越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政权，定都于红河三角洲区域的升龙（今河内）。大越国在北方与中国抗衡，在南方则与今天已成为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占族人统治下的以印度教为主要宗教的地区开展竞争。与其邻国一样，大越国也经历了人口的迅猛增长，在1000—1300年间，从160万猛增至300万。

这些在柬埔寨、缅甸以及越南建立起的王国，它们的政权建设，农业扩张和人口增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大越而言，它们在北方与当时中国各方势力的关系以及先进技术的采用等都影响着自身发展的速度。另外，贸易的增加可能给这三个政权都带来了益处。随着交流和接触的持续增进，某些流行病得到控制，减弱为地方性疾病，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除了这些可能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气候趋势也有利于这些东南亚政权及社会的孕育和发展。在12世纪和13世纪晚期，经常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稳定的强降水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蒲甘王国的扩张和建设。与此类似，强季风也给高棉的扩张和殖民带来了便利。相比之下，对于大越而言，气候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与高棉和蒲甘相比，大越所处的区域更加湿润。丰富的降水可能促进了高地上人口的增长，从而不得不向红河三角洲区域迁移。

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美洲的复杂社会在全新世时也产出了大量的粮食盈余。500—1300年间，该地区的气候呈现出变异性：长达数十年的干旱打断了总体温暖潮湿的气候趋势。尽管美洲复杂社会的悠久历史显示出它们对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具有复原力，但许多文明和政权还是经历了更加突然的转变，有些甚至开始急剧走向衰落，出现了城市被遗弃的现象。在所有的气候变化中，尤以长期干旱的影响最大，对美洲的复杂社会构成了重大挑战。

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北美洲复杂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中，就有许多已经在几次气候冲击的影响下发生改变甚至被完全瓦解。直到今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角的查科峡谷仍有一处在12世纪时被废弃的大型定居点的遗址。在前哥伦布时代，当时的人类在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沿岸以及美国东南部的许多地区都建立了被后人描述为“土丘”的定居点。位于现代城市圣路易斯附近的卡霍基亚就拥有100多座这样的土丘。11世纪和12世纪早期，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养活了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口，然而，卡霍基亚却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就被遗弃了。在更远的南部，西班牙的冒险家和征服者与玛雅人相遇，但玛雅人的世界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型宏伟建筑的废弃引人注目，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歪曲我们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理解。干旱的确对某些特定区域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洲各地的土著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分崩离析。

玛雅人缔造了中美洲延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和文化，其定居点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的农业区。最早的玛雅人定居点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在大约500年的时间里，玛雅人建造了更加精致的仪式中心，开展宗教活动。玛雅社会继续发展，在200—900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典时期，玛雅文明达到鼎盛。在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经由尤卡坦半岛，再向西延伸到现在的恰帕斯的大片地带上，玛雅人建造了许多仪式场所和城镇，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玛雅人的金字塔。在古典时期，为了养活相对庞大的人口，玛雅人采用了多种耕作方式，建造果园，开垦梯田和湿地。通过烧荒和灌溉，使土壤变得肥沃。他们还想方设法对森林进行开发，以获取更多的燃料。

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玛雅帝国，所谓的玛雅文明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城邦所组成。古典时期，一些大型城邦的人口数量超过5万，其中最大的两个是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位于危地马拉北部的蒂卡尔遗址中有五座巨大的金字塔，最高的一座高度超过60米。遗址中留存下来的象形文字讲述了邻邦之间的战争，记录下胜利与失败，然而这些年代久远的石碑、石板以及石柱上的记录，却在869年时戛然而止。

位于墨西哥坎佩切的卡拉克穆尔城邦在古典时期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后发展成为古典时期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6万人左右。他们所修建的金字塔高约46米。今天，在所有的玛雅遗址中，卡拉克穆尔遗址中保存下来的石柱最多。石柱上的铭文叙述了其与邻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城邦有些是卡拉克穆尔的附属，有些则是它的对手；同时还记录了卡拉克穆尔和蒂卡尔之间的战争。公元7世纪时，卡拉克穆尔曾战胜过蒂卡尔，但在695年，又反过来被蒂卡尔打败——这场战争的胜者将俘虏杀死，充为活祭。这些铭文记录终止于10世纪早期。当西班牙人到达卡拉克穆尔时，那里的人口只剩下古典时期人口总数的很小一部分。

当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美洲时，许多玛雅定居点已经沦为废墟。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玛雅遗址不断被发现。例如，1570年，迭戈·加西亚·德·帕拉西奥在今洪都拉斯发现了科潘古城的废墟，其中不仅建有巨型广场、宽达10米的楼梯，还发现了近2000个象形文字。科潘王国的人口曾多达2.5万，在9世纪时走到了尽头。

与罗马文明的例子一样，关于玛雅文明崩溃原因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的答案，还引发了对何为“崩溃”这一问题的争论。玛雅人在古典时期末期存活下来。不仅当时的西班牙探险者见到过玛雅人，时至今日玛雅人也依然存在。然而，被遗弃的定居点数量之多足以表明，在古典时期末期，玛雅社会的确曾遭受过重大的实质性破坏。人们在对其原因的探索中，提出了许多假说：地震、疾病、遗弃女童、贪图享乐、农民叛乱、入侵或在入侵者的驱使下被迫移民等。但这些解释大多都缺乏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玛雅城邦之间的战争。玛雅铭文的破译推翻了玛雅上层精英持有和平思想的观点。例如，伟大的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城邦之间曾爆发过长期的战争，他们各自的盟友也参与其中。玛雅主要城邦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好几代人，因此，即使真的是战争导致了玛雅文明古典时期的终结，这个过程也是十分缓慢的。

今天的玛雅人口数量与当时相比，差距悬殊。古典时期玛雅城邦的发展面临着来自食物、燃料、水等各方面资源的巨大压力。在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建筑工人在制造横梁时，放弃了曾经长期使用的人心果树的木材，转而使用其他替代物，这表明这些木材即将耗尽。此外，他们也不再使用石灰作为灰泥的原料。几个世纪以来，玛雅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强大的复原力，但多年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还是使得他们陷入物资短缺的境地。

气候变化引发干旱，与其他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玛雅文明古典时期的结束。一连串严重的干旱，对于一个已经达到环境承载极限的社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玛雅人很好地适应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但过于庞大的人口和对森林的过度砍伐致使他们丧失了对干旱的复原力。玛雅城邦之间原本就有相互征战的传统，而干旱时期资源枯竭，反过来又增加了彼此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中心城市的条件不断恶化，一步步走向崩溃。此外，迁徙路线从内陆到沿海的转变，可能也促进了玛雅人的迁移。

玛雅人的历史显示出复杂社会对气候条件既有适应性也有依赖性。玛雅人适应了他们所处的地形和气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利用水、土地和森林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养活了密集的人口，甚至可以说，玛雅人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终结——玛雅文化和社会还没有走到终点。反过来，也正是由于这种适应和创新的能力，玛雅人才能够在地形开发以及土壤、木材和水资源的利用中，给环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从而造成古典时代晚期对干旱复原能力的下降。

玛雅文化虽然没有走向终结，但却发生了改变。在玛雅文化中，受气候变化冲击影响最大的当属贵族阶层。当西班牙人第一次遇见玛雅人时，玛雅社会仍在实行等级制度。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手下们在尤卡坦海岸首次击败玛雅战士，之后他要求玛雅人的首领们前来觐见。这些首领给他带来了大批礼物，不但有黄金饰品，还有年轻的女奴，其中就包括马林切（又称唐娜·玛丽娜，她成为科尔特斯的情妇，并在随后征服墨西哥中部的过程中充当翻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朝之间的战争和仇恨曾在古典时期玛雅象形文字记录中占据大量篇幅。然而，这些王朝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些为王室提供贴身服务或奢侈品的人也无法再延续他们之前的生活方式。一些等级划分比较简单的社会，如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诸多社会，本可以更好地适应日益干旱的气候趋势，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把大量粮食盈余集中起来加以利用。热带辐合带的转移也给中美洲南部带来了类似的压力。

尽管玛雅文明的最终崩溃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干旱的发生极有可能动摇了玛雅文明的稳定。多项研究结果均显示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全新世早期，尤卡坦半岛的季风降水增加，湖水充盈。随着夏季日照减弱，该地区从3000年前左右开始变得日益干燥，并在800—1000年左右达到顶峰。而这一时段恰好与玛雅社会崩溃的时间相吻合。事实证明，当降水量减少了大约40%时，尤卡坦半岛和中美洲地区的玛雅城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干旱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崩溃迹象最为明显的地区。尽管在之前的干旱期中，玛雅社会曾表现出强大的复原力，但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以及干旱的加剧，玛雅社会逐渐难以承受。

这场与玛雅社会的衰亡息息相关的干旱可能是源于热带辐合带的移动。委内瑞拉北部卡里亚科盆地的海洋沉积物揭示了现代热带辐合带的迁移模式，可用来推断过去发生的变化。今天，热带辐合带的年际变化留下了清晰的明暗带，盆地中的沉积物在整个全新世中都保持着这种模式。在冬春旱季之时，热带辐合带位于南方，强劲的信风加强了上升流，而上升流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藻类的生长。这些藻类随后成为颜色较浅的沉积物保存在盆地中。在北半球，每年当热带辐合带向北移动时，委内瑞拉的雨季来临，更多的深色沉积物从陆地被冲击到卡里亚科盆地之中。陆源沉积物中的钛浓度，记录了该地区热带辐合带的迁移过程。玛雅人生活在卡里亚科地区的北部和西部。卡里亚科沉积物记录中的热带辐合带移动也给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城市造成了影响。750—900年，玛雅人走向最终的崩溃，而这一时期沉积物中的钛浓度恰好处于低水平。钛浓度的极小值与当时的干燥事件相对应，曾出现在760年、810年、860年和910年左右，而这些年份正与玛雅崩溃的三相模型相一致。尤卡坦地区的钟乳石记录以及附近奇坎卡纳布湖的沉积物为干旱对玛雅人的影响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尽管如此，干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玛雅文明以及其他中美洲文明的崩溃仍在争论之中。

水文气候对玛雅文化中心地带以外的中美洲社会也产生了影响。在墨西哥城以东，坎通纳市的人口在700年时约为9万人，他们向墨西哥湾的某些地区供应黑曜石。500—1150年间发生的长期干旱，并没有立即对坎通纳产生影响，尽管当时来自其他干旱地区的移民确有可能已经进入到该地；但在900—1050年间——近4000年来最干旱的时期之一——该城的人口减少至区区5000人。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降水量的重大变化给美洲大陆上的其他一些复杂社会带来了威胁。例如，以“筑墩”而闻名的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文化。西班牙的冒险家们曾发现过其中的部分土墩。1539年，埃尔南多·德·索托决定开启一场探险，从西班牙已经征服的北部领土进入现美国境内。为了寻找土地和黄金，他在佛罗里达登陆，向北进入阿巴拉契亚山脉，再向西行，后于1541年到达密西西比河沿岸。德·索托于1542年去世，但他的一些手下成功回到了墨西哥城。西班牙历史学家奥维耶多·瓦尔德斯根据德·索托的秘书罗德里戈·兰耶尔留下的日记对他的行程进行了复原。从中我们得知，德·索托发现了密西西比文化遗留下来的大量土墩和土方工程。在今格鲁吉亚，德·索托和他的手下曾进入一座村庄，并在其中的一个土墩上立起一个十字架。在大约今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附近，一个名为塔里木科的地方，西班牙人发现了一座“极具影响力的村庄，礼拜堂修筑在一座高高的土墩之上，深受敬仰”。在穿越密西西比河以后，“基督徒们把十字架立在了一座土墩上”。

在沿途的冲突和战斗中，德·索托和他的手下杀死了许多当地人，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他们还发现，当地一支土著民族的居民身体衰弱，人口锐减，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正是西班牙人传播到美洲的疾病。这清楚地说明这种疾病的传播范围已经超过了西班牙人的流动区域。德·索托及其手下所携带着的欧亚大陆上的传染病有了新的传播途径。在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地区，缺乏抵抗力的土著居民因此而大量死亡。一种观点认为，大量人口的死亡严重削弱了处于密西西比文化晚期的本土社会。从此，建立在高高隆起的土墩之上的庙宇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场所。

新旧世界之间由“哥伦布大交换”所引发的流行病给许多美洲土著居民带来了痛苦、疾病和死亡，但当地复杂社会的萎缩不能仅仅归因于征服者所携带的疾病。事实上，德·索托和他的西班牙探险者们所遇到的密西西比文化，在与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或间接接触之前就已经遭受到了挫折。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的温暖气候可能对密西西比文化以及位于今美国东南部的居民点的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12世纪早期，卡霍基亚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数量达到顶峰。随后，人口密度开始下降。到14世纪时，密西西比文化的居民已经完全离开了卡霍基亚以及他们在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其他定居点。13世纪初，居住在伊利诺斯州南部金凯德附近土墩上的居民数量达到顶峰，但到了1300年左右，土墩的建造终止，定居点也在1450年左右遭到遗弃。密西西比和俄亥俄河谷的许多定居点都以这种相同的模式被废弃。

由于资料匮乏，重建密西西比河文化的完整历史困难重重。气候研究表明，严重的干旱或洪水等水文气候方面的变化，或许给“筑墩人”带来了压力。一种解释认为，发生在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早期的长期干旱削弱了“筑墩人”的社会。周而复始的干旱破坏了卡霍基亚地区的集约化农业。地下水位的下降以及降水的减少，则对维持相对密集人口的必需品——玉米的集约种植带来了威胁。不仅如此，干燥还会使鱼类的数量减少。这种气候趋势尽管不会使密西西比河流域所有的定居点都走向崩溃，但它却动摇了那些人口数量最多，对适宜农业发展的气候条件具有更大依赖性的定居点。与此不同，另一种解释认为，在干旱期即将结束时曾发生过大洪水，给这些社会造成了损失。对沉积物岩心的研究表明，卡霍基亚文明出现在洪水较少的时期，后随着洪水的加剧而走向衰落。

水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因社会类型和具体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莫农加希拉河谷中的一些定居村落，它们的形成和改造，似乎从来就没有受到任何大范围长期气候趋势的影响。像卡霍基亚这样大型遗址的废弃，在密西西比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集中。那些从大规模粮食盈余中获益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关键。事实上，遗址遭到废弃这种结果本身并不意味着某种文化的彻底崩溃或灭绝。

干燥和降水的变换对人类定居点最脆弱的地区（如美国西南部等）造成的影响最大。发源于今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复杂社会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该社会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就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从800年开始到大约1150—1200年期间，该文明在新墨西哥州西北角的查科峡谷建造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定居点。

这些查科峡谷的开发者们设计并建造了许多大型的多层石屋。尽管确切的人口数量难以估计，但居住在中心地带的人口可能多达数千。居民沿着道路又另外建造了许多宏伟的房屋。如今这些道路已经废弃，仅凭肉眼无法辨识，但却可以利用卫星图像进行追踪。在查科峡谷的物质文化中，绿松石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目前，已从该地区挖掘出了大约20万块绿松石。其中有些来自当地，有些则是通过贸易获得。查科峡谷的贸易网络一直延伸到今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一带。

尽管缺少像玛雅文化中那样有关精英阶层的文字记录，但从墓葬的模式中可以看出，查科峡谷中存在着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查科峡谷中，有一处被称为波尼托的地方，是峡谷中最大的一处房屋群落中。从那里发现的陪葬品中含有成千上万颗绿松石珠子。其中一个小房间里的绿松石物品竟然不少于2.5万件。一些容器中甚至还留有可可豆的痕迹，而这些可可豆只有通过长途贸易才能获得。

为了维持他们的复杂社会，查科峡谷的居民们使用了多种方法以获得水资源并进行储存。峡谷的地理位置与地下水位接近。此外，峡谷居民以及附近的社区还利用水坝和运河进行引流和蓄水。小型水坝拦截径流并将水引入运河。他们还拥有几座大型水坝，其中的一座石坝长约40米。充足的水源推动了豆类、玉米和南瓜的种植。

作为一处主要的人口聚集地，查科峡谷的历史在12世纪时走到了尽头。所有幸存下来的人都离开了这里，那些宏伟的建筑也被遗弃。在查科峡谷的个案中，“崩溃”一词的使用依然引发了争议，就像在之前的数个个案中看到的那样。按照对这个术语的一般性理解，我们可以说，查科峡谷崩溃了。假如伦敦、纽约或上海的居民抛弃了这些大城市，只留下那些终将倒塌的建筑，我们可能也会动用这个词。然而，查科峡谷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可能已经迁移到其他西南地区的人口也会灭绝。除了查科峡谷的居民以外，13世纪晚期阿纳萨齐族也离开了他们曾经栖身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的梅萨维德地区，开始向南部和东部迁移。这一举动代表着那些建造在悬崖边上的精美悬宫在1300年左右，被它们的建造者们遗弃了。

为什么普韦布洛人的祖先会在12世纪晚期迁离查科峡谷，又在1300年左右遗弃了著名的悬宫呢？有人将这一切归因于战争，但却缺乏充分的证据，尽管在一些废弃的阿纳萨齐遗址中发现的尸体遗骸表明他们死于暴力，甚至还可能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另一种解释认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遗址被遗弃的具体原因，但绿松石贸易的改变可能给那里的人类文化带来了经济方面的损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假设认为，有关宗教仪式的争议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但目前并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这一假设。

查科峡谷是其所处的干旱区中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那里的居民可能对有限的资源（如木材、水等）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查科峡谷中的建筑多为木梁，因而有理由怀疑可能存在着过度砍伐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查科峡谷的居民消耗了太多的木材，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但目前对于木材的来源和毁林的速度仍存在争议。不管查科峡谷的居民是否砍伐了过多的树木，他们都将面临着一系列严重而漫长的干旱。在本就已经十分干燥的地区，气候的这种波动对当地的粮食供应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虽然我们无法重建查科峡谷被遗弃的过程，但气候变化无疑是该人口中心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居民已经在应对长期干旱的过程中，展示出了他们强大的复原力。但这一系列严重的干旱还是对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整个前哥伦布时代，南美洲西海岸的社会始终保持着善于蓄水和引水的悠久传统。至今在安第斯山脉中的巨型高山湖泊的的喀喀湖附近，仍有蒂瓦纳库帝国（500—900年间达到鼎盛）的运河系统遗留下来的沟壑。1100年至15世纪晚期，秘鲁北部海岸曾经存在过一个名为奇木的重要文化。奇木人成功地适应了各种气候变化，包括洪水和干旱。溢流堰减弱了高水位带来的破坏。奇木文化后期的建筑，多选址在不易受洪水影响的区域。与洪水相比，干旱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奇木人建造了渡槽及其他灌溉网络。除了利用这些水利工程之外，智利北部等地的社区还通过更换作物品种、翻耕土地、扩大贸易等多种途径，来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

在南美洲西部，人类分布广泛，活动频繁，这表明气候波动本身并不会导致毁灭，但复杂社会仍不得不面对干湿两季的转换。例如，居住在秘鲁南部海岸的纳斯卡人尽管已经适应了干燥的环境，但丰沛的雨水仍使他们受益。在大约公元前800—公元650年期间，该地区的降水出现增长。650—1150年，今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的喀喀湖以东的地区降水增加。在1150—1450年期间，纳斯卡地区的降水量再次增多。

关于气候变化对南美西部复杂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们一直存有争议。在秘鲁北海岸，复杂社会莫西的灌溉系统被覆盖在沙漠之下，其都城在6世纪时遭到遗弃，整个社会向东迁移到地势较高、水分更加充足的内陆地区。有人指出，莫西文化的迁移可能是由气候向干旱期转变所致。而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则认为，社会变革才是最可能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气候变化对南美洲的影响。11世纪时，的的喀喀湖流域进入到一段漫长的干旱期中。在此之前，这一地区的提瓦纳科社会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繁荣。作为帝国的都城，提瓦纳科拥有许多仪式场所，包括寺庙和金字塔等，周围有梯田环绕。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逐渐衰落并最终走向终结。一种观点认为，正是降水的减少导致了提瓦纳科社会的衰亡。而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则坚持，提瓦纳科的命运与农业方面的变化没有丝毫关联。

尽管相关性并不能证明气候冲击直接导致南美洲西部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但遗传学证据却能够证明移民现象与气候变化相关。对公元前840—公元1450年间秘鲁南部人口的DNA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这个时间段内出现过两次大迁移：一是在纳斯卡文化晚期，从沿海峡谷向安第斯山脉中部迁移；二是1200年左右，瓦里帝国和提瓦纳科帝国灭亡后，大量居民迁移回到沿海地区。就秘鲁高地上的瓦里帝国来说，其灭亡时间在1100年左右，恰处于900—1350年间的漫长干旱期内。瓦里时代晚期，暴力伤害频发，食物减少，帝国陷入危机。尽管导致这场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内部冲突，但干旱无疑也加剧了帝国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

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南美洲西部出现了多个复杂社会。就在西班牙人即将征服美洲大部分地区之时，印加文明沿着安第斯山脉崛起。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下，印加人征服并吸纳了周边的许多势力，逐渐建立起一个绵延2000多英里的帝国。即使正处于暖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能力和外交手段，印加人的疆域也在不断扩大——他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更广阔的高海拔区域。

对古典时代（即“轴心时代”）欧亚大陆上最强帝国毁灭后的气候条件和人类历史进行研究，结果揭示出区域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欧洲中世纪鼎盛期时气候温暖，适宜的气候与欧洲人在欧洲大陆内部以及北大西洋上的扩张之间确有相互作用。包括中亚、中美洲在内的其他区域以及今美国内陆和西南地区的区域变化也可以说明，气候变化特别是水文气候的变化限制了复杂社会的发展。全新世时，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复杂国家的资源储存能力仍然不足以使它们应对漫长的干旱时期。

在最近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中世纪气候异常期被人们频繁提及。尤其是在攻击气候变化科学以及人类活动已成为引发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时，更是会经常涉及中世纪暖期。一种观点认为，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时的温暖程度相比，目前的全球气温以及气温变暖的趋势并不显著。这些主张所依赖的证据并不牢靠，例如他们提到英格兰和北美文兰两地的葡萄种植，与其他许多作物一样，葡萄栽培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的多种指标之一，但除了气候条件之外，葡萄种植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购买者口味的变化或来自其他葡萄种植区的竞争压力等，完全可能使得农民改换葡萄品种或干脆改种其他作物。与此类似，他们所引用的维京人与文兰（甚至可能与葡萄藤有关）或格陵兰岛的命名等例子，也都缺少关于当时气温的确切记录。

除此之外，以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为例来试图消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关键作用，这其中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中世纪时期的气候变暖很可能是区域性的。虽然一些地区可能和今天一样温暖，但总体而言，当时的气候变暖具有区域性和非同步性的特征。气候的区域表现与内部气候变异（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以及北大西洋涛动）相一致，可能是太阳辐照度的轻微增加所致。

总之，中世纪温暖期不能作为驳斥人类活动迫使气候变化这一观点的逻辑证据。当时的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也有许多经济体，其中一些需使用泥炭或煤炭作为燃料，但那时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内燃机，更不存在化石燃料开采和燃烧的对数增长率。中世纪期间所有气候变化的原因都与今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