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印度河文明的决定性破坏

从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全新世晚期，众多的文明及人类社会在此时兴起、变化，有些又走向衰落。从传统上来看，气候是这些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未经考证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全新世社会历史时，历史学家往往从假设开始，这其中就包括对该社会所在区域的气候类型的基本预设。然而，气候历史表明，即使是在全新世晚期，人类社会也可能面临显著的气候波动。

一旦我们不再把气候变化仅仅看作是人类活动的背景，那么就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将气候变化的历史与人类历史联系起来。其中最谨慎的做法是，只把气候看成影响农业基本条件和日常生活的因素，而非政治或经济变革的主要原因。的确，在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人类社会繁荣昌盛，可能永远也不会面临来自气候的重大挑战。另一种方法则是将气候视为一种可能导致文明兴衰的因素。这是崩溃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模式。与此相对的另外一种方法则侧重于人类社会的复原力以及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及其他外部变化的方式。

总体而言，全新世时期的人类文明和复杂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既表现出了自身的复原力，也表现出了其脆弱的一面。如果文明出现的时间更早，它们很可能在气候变化面前陷入崩溃。例如，道格兰或白令海峡地区的复杂社会最终会被海水淹没。分散的狩猎采集者不会留下水下的亚特兰蒂斯。庞大的人类文明如果出现在受新仙女木事件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害。全新世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气候变化，但几个重要的人类文明仍然面临着气候波动的挑战。改变环境和储存资源的能力使人类文明和复杂社会具有一定的复原力，但即使只是些许温和的气候变化，也可能使对稳定的气候条件、水资源供给以及降水具有依赖性的人类文明面临挑战。

在气候学家看来，印度河沿岸文明的命运显示出气候变化对高度发达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复原后的印度河文明遗址，在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大的两处——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哈拉帕遗址呈现出几何形的布局，还遗留下许多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的基础，这证明了遗址在建造前曾经有过设计和规划，人口规模估计在3.5万～5万。摩亨佐达罗以其水井和排水系统，以及享有“大浴池”之名的大型水塘而闻名。其他遗址中的排水系统、水井、水渠和水坝也同样显示出这一失落的文明对控水和储水的重视。印度河文明也拥有自己的书写形式，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能完全破解零星手稿残片中的记录。

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后来陷入了沉寂。它出现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晚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大型城市的发达程度，领先于青铜时代顶峰时期的中国文明。然而，公元前1800年左右，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其最大的定居点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被遗弃，远远早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复杂社会的终结，这个问题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一位在现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的考古学家断言，雅利安人洗劫了这座城市，摧毁了这一文明，遗址中散落的尸体便是雅利安入侵者发动的大屠杀的受害者。这种说法虽然引人注目，但却难以令人信服：形形色色的尸骨并不能证明某个特定的族群进行了屠杀，也不能证明城市走到了尽头。许多骸骨可能之前就被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埋于地下，而且几乎没有考古学证据能够表明，这座城市在毁灭前曾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为了取代这一入侵假说，其他历史学家提出了印度河改道的可能。这种起伏变化确实会导致某些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衰落，但却无法解释，如此先进的社会为何不沿着新的河道继续发展。最终，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对印度河文明“立即死亡”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是当时的定居模式发生了改变，以规模更小的社区为单位向东迁移。在这种情形中，印度河流域的一些民族幸存下来，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农业可能正是以这种方式随着移民的流动而扩散开来，而印度河文明连同其独有的器具和记录一起，走向了灭亡。

图3.1　摩亨佐达罗大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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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气候变化对印度河文明的破坏似乎是最具决定性的。季风会带来不可缺少的降水。随着季风的移动，文明逐渐消失。大约5000年前（约公元前3050年），强烈的夏季风在这一地区引发了严重的洪水，对人类定居点和规范化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阻碍。受地球岁差周期的影响，该地区夏季日照量减少，季风强度随之减弱。约4500年前（约公元前2550年）之后，干燥的气候趋势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复杂社会的兴起。河流变得愈加平静，洪水也不再那么猛烈，这一切为沿河城镇的建造提供了条件。然而，受季风减弱的影响，降水持续减少，对农业生产带来了威胁。对孟加拉湾沉积物进行的化学分析，证实了这一干旱趋势的存在。沉积物中的植被生物标志物显示，在约4000至1700年前（约公元前2050—前250年），能够适应干旱条件的植物越来越多。在1700年前以后，这类植物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沉积物中的浮游生物壳，记录下了自约3000年前（约公元前1050年）以来，孟加拉湾海水盐度整体增加的情况，这表明该地区河流流量逐渐减少。人类的过度放牧和滥伐森林，可能加剧了这一问题，导致水资源供应进一步紧张。古病理学或者说对人类遗骸的分析表明，伴随着来自气候的压力，疾病开始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真的有人曾向东迁移，那么恰体现了他们对气候的复原力，但这些移民并没能保留自己的文明。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是印度河文明走向终结的主要原因。这给人类历史上了重要的一课。即使社会已经进步到能够控制和引导水资源，也会因干旱而灭亡。尽管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对降雨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但如果气候变化足够剧烈，他们仍会变得不堪一击。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人类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和适应力？在什么情况下，人类的应对策略会失败？

印度河文明并不是唯一一个，在4000年前左右（约公元前2050年）经历过干旱所带来的重大挑战的复杂社会。在全新世总体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藏东部和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可能给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破坏。位于中国西北部的苏家湾，森林变成了森林草原，最终退化成草原。干旱似乎已经影响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社会，一些地区的居民从农耕转向游牧。干旱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北部内蒙古的浑善达克地区，破坏了那里的以玉石文化闻名于世的新石器时代红山社会。湖泊与河流被沙丘取代。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工制品或人类定居的证据。

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气候干燥趋势，并没有严重到足以对所有的复杂社会或文明都产生破坏。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叙利亚），青铜时代早期的一些定居点遭受到了挫折，另一些则经受住了考验。位于今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以东的乌姆埃尔马拉附近的定居点遭到了遗弃，叙利亚东北部靠近幼发拉底河支流哈布尔附近的大部分定居点完全消失，但其他地区的定居点坚持了下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然存在。

公元前3000年末埃及古王国的陷落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对南亚和中国西部的复杂社会造成破坏的干旱趋势是否也曾给古埃及带来类似的压力。古王国见证了一个强大富有、拥有丰富宗教文化的国家的崛起。当人们想到古埃及的巨型建筑时，通常都会联想到古王国时期这一伟大的金字塔时代。埃及历史的后期，留下了许多纪念碑，但位于开罗西南吉萨的巨大金字塔群以及狮身人面像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所有这些都需要设计、规划和劳作方面的技能，都依赖于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盈余，这就要求必须保证农业用水供给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整个古埃及先进的社会大厦是以尼罗河流域农民的生产能力为基础的，他们生产出的粮食超过了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

在古王国末期，中央集权统治瓦解，埃及进入了所谓的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60—前2055年）。古王国的标志——巨型纪念碑的建造也停止了下来。在古王国和中王国的间期，内乱和骚动加剧。有关这个时期的文本资料，记录下了来自强盗的危险和频繁的死亡。

传统上，历史学家将第一中间期的出现归因于某些因素，如古王国最后一位法老佩皮二世的长期统治、权力斗争或外部入侵。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河水流量的减少削弱了埃及的国力。埃及中部法尤姆洼地中的湖泊干涸。大量研究表明，地中海东部以及西亚地区在约4200年前（约公元前2250年）左右发生了大面积的干旱。尼罗河流量的最小值与古王国的崩溃恰在同一时间，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记录凸显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形下，由干旱引发的尼罗河流量的减少助推了国家的崩溃。

在第一中间期，埃及社会各阶层所面临的困境并不相同。在当今世界，气候变化往往对那些没有财富或权势的人打击最大，而精英阶层往往能更好地躲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埃及，古王国中央政权分裂。供精英阶层享用的奢侈品的产量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种类更广泛的手工制品生产的下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最高阶层以下的埃及人的墓葬中，发现的陪葬品的种类更加丰富，包括护身符、念珠等。以此来看，只要平民能在饥荒中保住性命，他们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可能不及精英阶层那么严重。

面对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干旱，古埃及文明表现出了同样的复原力，在第一中间期时并没有走向崩溃。王权模式在中间期得以存续，埃及政权在中王国时期恢复了实力。干旱也许曾削弱过古埃及文明，但并没能摧毁它。然而，在第一中间期出现的文化变化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王国的法老们虽然依旧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不再仅仅以统治者的身份示人，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象——牧羊人。标志性的牧羊人弯杖成为了法老的象征之一。

在青铜时代余下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和文明在不同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全新世时代的农业生产继续为不同地区的人口增长提供保障，为欧亚大陆上的人类文明提供支持。人类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北的区域幸存了下来。赫梯帝国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曾与埃及新王国交战。在青铜时代，爱琴海以及其周围地区也同样开出了文明之花。克里特岛孕育了米诺斯文明，希腊南部大陆上则诞生了迈锡尼文明。在东亚，商朝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这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尽管有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中还提到了比它更早的夏朝，但夏朝的存在难以考证。青铜器时代人类的人口总数有所增长。在约5000年前，这一数字大约为1400万，到约3000年前铁器时代来临时，已增加到了5000万左右。从那开始，铁取代青铜，成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的首选金属。

密集的耕种和放牧活动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景观和环境。人们对森林的砍伐超出了政权精心设定的范围。农民们先后利用燧石和青铜斧作为砍伐的工具，甚至还会放火烧林。例如，在新石器时代，由于英国农民的砍伐，一片片的森林消失了。到了青铜时代，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大片区域的景观。

全新世时，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与后世相比，其规模微乎其微。游牧和养殖业的扩大，至少会产生更多的甲烷。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们清理土地、焚烧树木，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可能性。2003年，威廉·拉迪曼第一次提出了早期人为干预假说。这一假说认为，由于种植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使用，人类对气候的干预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开始了。目前，研究者已经观测到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于7000年前开始增加，而甲烷的增加则开始于5000年前，这种增长模式在之前的间冰期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为早期人为干预假说提供了证据。二氧化碳增加的时间与开垦农业用地的时间相吻合，而甲烷含量的增长又恰与开发水田和牲畜养殖业发展的时间是一致的。虽然早期文明对气候的影响仍无定论，但早期人为干预假说可以为解释古气候学和考古学的记录提供帮助。

青铜时代于混乱之中终结，给复杂社会带来了灾难。埃及新王国在公元前1070年终结，国家陷入分裂。公元前1000年，埃及在经历了集权分解、内战和外邦入侵之后，最终接连落入一系列外邦帝国之手。在安纳托利亚，赫梯帝国在公元前1160年灭亡，但赫梯语却幸存了下来。在叙利亚沿海地区，乌加里特城邦于公元前12世纪解体。希腊文明则整体走向崩溃。位于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地区的米诺斯宫殿在青铜时代晚期被遗弃，尽管仍有部分人口滞留其中。青铜时代的文明并没有在希腊大陆上保留下来。迈锡尼文化的宫殿被摧毁，在公元前1200—前1100年间，整个文化最终走向了崩溃。

如此深刻的变化，使得最早期的希腊文明彻底湮灭，只存在于神话之中。成书于铁器时代的《荷马史诗》，回顾了早期的希腊文明，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后来的读者往往会对这种由口述记录而成的书籍产生质疑，他们甚至怀疑特洛伊城的真实性，更不用说特洛伊战争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与一位名叫弗兰克·卡尔弗特的英国领事合作，挖掘出了特洛伊城的遗址，特洛伊城的存在才得以证实。

随着希腊青铜时代的结束，文明遭受到了极大破坏，书写的时代结束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文字，即后世所称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已不再使用。线形文字A从未被破译过，而线形文字B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破译。在希腊青铜时代文明灭亡300年后，以雅典等城邦闻名于世的希腊文明才重新开始出现。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铜时代末期，南欧和黎凡特地区的许多复杂社会遭遇了这一系列的严重挫折？外族入侵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当代埃及文献曾提到过海上民族的袭击，但没有更多的细节来确定这些海上劫掠者的身份。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祭庙——哈布城神殿中的碑文，描述了埃及对海洋民族的胜利，“那些来自海中岛屿国家的敌人，他们向埃及挺进，他们的心依赖于他们的武器。网是为他们预备的，要把他们缠住。他们偷偷地溜进港口，却落入其中。他们被困在原地，他们被处死，尸体被扒光”。从这段描述来看，埃及获得了胜利，但它却并没有强调为获得胜利可能付出的代价。

自然灾害是另一个可能动摇了青铜时代晚期社会的因素。以米诺斯文明为例，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琴海岛环中的锡拉岛（今圣托里尼岛）发生火山爆发。考古学家对其造成的破坏进行了研究。这是人类所经历的威力最大的火山爆发之一，喷发出的沉积物高达30米厚。米诺斯文明是否就毁于这样的一场毁灭性的火山爆发呢？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此进行调查，但即便火山爆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海啸对米诺斯文明产生了破坏，它们也不可能立即摧毁米诺斯文明的所有遗址，消灭希腊大陆上的青铜时代文化。

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这本身可能就是导致青铜时代晚期危机的另一个因素。由于铁取代了青铜，缺乏现成铁供应的国家或文明面临着军事上的劣势。无论是因为向铁器时代的转变、外部势力的侵入、内部势力的分裂或是所有这些因素和另外一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埃及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里遭受了多次入侵。公元前8世纪，位于努比亚南部的库什王国入侵并控制了埃及。公元前7世纪，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强大军事社会亚述再次入侵了这里。到了公元前6世纪后期，埃及又落入了波斯人之手。公元前331年，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后一个本土王朝的统治终结。公元前30年，埃及被罗马占领。尽管这些外部势力对埃及直接统治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这个曾经高度独立、持续了2000多年的文明，最终沦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除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内部问题和外部攻击之外，气候变化也是给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带来压力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北半球气温在经历了连续升高之后，在铁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降温和干旱趋势，导致了“水文异常”的发生——公元前1200—前850年之间，可供人类使用的水量减少。从尼罗河三角洲的植被记录可以看出，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干旱，如约4200年前以及约3000年前（分别为约公元前2250年、约公元前1050年）的两次干旱。这些干旱对该地区的文明产生了影响。

即使没有发生任何灾难性事件，平均降雨量的逐年下降也将会减少食物的供应。这虽不是突发的气候冲击，但却使当地面临的压力增加，这些压力与其他内部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削弱了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人类社会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中，粮食短缺也可能是促使海洋民族进行侵略的原因，绝望推动着他们通过殖民去获得新的生存方式。从这种观点来看，海洋民族不再是掠夺成性的海盗，而是环境难民。

青铜时代晚期的气候波动并非对所有的文明和社会都产生了破坏。欧洲西北部的人口下降，但在铁器时代早期，降温出现之前，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已经开始下降。即使这种时间顺序能站得住脚，也并不能证明气候变化与爱尔兰等地人类社会的命运毫无关联。气候变化也许不能决定人口下降的速度，但在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降温无疑会增加农业社会在应对其他挑战时的难度。

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美地区的许多复杂社会遭到了遗弃，由此引出疑问：这一时期的气候波动是否给美洲社会带来了压力。例如，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弗蒂角纪念土冢，建于3700至3100年前之间，由多个土冢和同轴半椭圆的山脊组成，庞大而精致。大多数研究认为，这里后来被遗弃。距今2600年前左右，出现了早期林地文化，其特点是人口密度较低，贸易线路较短。除了移民和技术变化以外，气候变化可能也是造成文化及社会转变的原因之一。沉积物记录显示，气候变化很可能增加了洪水暴发的概率。然而，相对而言，该地区缺乏详细的气候代用指标，也没有关于在向早期林地文化过渡中出现的问题的描述，波弗蒂角高地上也没有抵御洪水的工事，这些都给气候变化假说带来了挑战。但该地区的食物供应和贸易路线却有可能受到了洪水的扰乱。

气候变化不仅给青铜时代晚期社会带来了严峻挑战，处于铁器时代的社会也未能幸免。作为铁器时代早期最成功的帝国之一，亚述文明向世人展示了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也显示出干旱的气候条件可能造成的紧张局势。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为根基，亚述国王每年都要发动战争。他们所拥有的铁制武器、工兵以及对军事策略的熟练运用，使得他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亚述军队征服了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和埃及。他们有时手段残忍，在一段铭文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我在对方的城门上立了一根柱子，剥下反抗首领们的皮，把它们蒙在柱子上”。亚述人大量驱逐那些被征服的民众。气势恢宏的亚述石刻描绘了民众被驱逐的场景以及战争、皇家狮子狩猎等其他主题。亚述人对自己的征服行为赋予了宗教层面上的解释。皇家铭文中指出，扩张亚述人的神的领土，特别是阿舒尔神。

几个世纪以来，亚述一直在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但在那之后，它却迅速走向了崩溃。公元前7世纪晚期，亚述帝国发生了内战和叛乱。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和米底亚人的军队占领了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一个长期给邻国带来巨大恐惧的国家，突然间就这样令人意外地垮台了。叛乱和内战导致了亚述帝国的灭亡，但气候变化也可能给亚述增加了负担。公元前7世纪，近东地区发生干旱，当时，亚述帝国的人口负担很大。一位宫廷占星士在书信中写到“颗粒无收”，可见当时的艰难局面。然而，另一种解释却对亚述人口过多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太阳辐射量的下降可能对气候产生了影响。对欧洲泥炭沼泽的评估显示，这一时期的太阳辐照度下降。一些模型显示，由于太阳辐照度的下降，降水增加，沙漠面积缩小，中亚和西伯利亚南部的草原面积增加，牧草的供应量也随之上升。这进一步引起了该地区游牧人口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一个被称为斯基泰的民族。随着人口的增加，斯基泰人向西迁移到高加索、黑海一带，最终到达欧洲。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进行了描述。根据他的记录，斯基泰人自称来自沙漠，但希罗多德本人却认为他们来自亚洲。在希罗多德的记录中，斯基泰人曾遭受过周边民族的攻击，他同时也提供了证据，可以支持斯基泰人迁徙的另一种解释——对入侵作出的反应。如果气候影响斯基泰人的迁移，那么干旱也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西迁。

在全新世期间，干旱趋势引发区域压力。与之相反，更加稳定的气候条件则有利于文明的发展。例如，从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公元200年左右，气候相对温暖稳定，人们称之为罗马气候或最佳气候。这些术语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古典时代的复杂社会和强大帝国得益于其所处时代的气候条件。当然，所谓的最佳气候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种气候条件，对某个帝国来说可能非常不适宜，但对其他帝国来说，却可能是最合适不过。因而，末次冰盛期的寒冷天气，对驯鹿而言恰是“最佳气候”。可以说，“最佳”一词本身就表明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马和汉代中国，这两个古代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帝国，在气候最佳时期蓬勃发展。罗马最初只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逐步扩张到了整个意大利及地中海盆地，最终统治了西欧和东南欧内陆的广阔区域。罗马的起源颇具传奇色彩。其中一个传说，是关于一对由狼养大的兄弟——罗穆卢斯和莱姆斯。兄弟二人发生了冲突，最后哥哥罗穆卢斯获得了胜利，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另一个著名的传说来自于罗马作家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其中讲述了特洛伊难民建立罗马的故事。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公元前8世纪时，罗马还只是一个村庄或小镇。早年，罗马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在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放弃君主制，成为一个共和国，每年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官和参议院。由于其强大的贵族统治，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属于大众的民主国家。

在标准叙事中，罗马的扩张以战争及军队和公民数量不断增加为特点。从起点台伯河开始，罗马稳步发展。这个过程早在罗马成为帝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与周边的拉丁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4世纪，罗马获胜，被征服的拉丁人成为了罗马公民，罗马的军事力量得以加强。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一直采用这样的增长模式，通过战争扩大公民数量。在南方，罗马与希腊的殖民地作战，并不断地吸收希腊文化的元素。公元前3世纪，皮拉胡斯国王接受意大利地区希腊治下城邦的请求，协助他们攻打罗马。罗马军队与之发生鏖战，最终获得了胜利。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史称布匿战争。迦太基是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最大对手。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占领了西西里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罗马军队与凶悍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之间展开了一场硬仗，罗马曾一度落败，但最终还是挽回了局面，获得了胜利。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是一场复仇之战。罗马摧毁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屠杀或驱逐平民，企图进行种族灭绝，以此作为对叛乱的报复。其后，罗马对马其顿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并在公元前1世纪进入叙利亚，最终完成了对地中海区域的征服。与此同时，他们也向内陆进发，尤利乌斯·凯撒率军征服了高卢。

在凯撒的统治下，罗马开始向帝国过渡。凯撒的遇刺引发了一场权力斗争。最终，凯撒的外甥女之子兼养子屋大维取得了胜利，并以元首，即第一公民的身份统治罗马，拥有最高统治权，事实上已经建立起了罗马帝国。在权力的更迭中，罗马继续扩张，帝国的边界离地中海越来越远。他们打回了凯撒曾经到达过的不列颠，进入了罗马尼亚，又继续向瑞士和德国进军，最后在与日耳曼部落的战斗中失利，被赶回莱茵河畔。

从罗马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把气候视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在许多以上述简要叙述为基础的罗马扩张史中，一般并不把气候归为罗马获胜的主要原因。促成罗马获胜和帝国成长的因素很多。罗马人宣称自己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并会取得胜利。不管别人是否认为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罗马人的确获益于取得胜利赢得奖赏的军事精英。事实证明，罗马拥有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包括凯撒在内的许多指挥官曾出自贵族精英阶层，但当罗马帝国在3世纪遭遇挫折之后，职业军人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指挥官。军队中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组成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

罗马善于吸收邻国和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力量，这使得罗马帝国的实力与日俱增。这一点与著名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期间，斯巴达是希腊所有城邦中最强大的一员。他们先是于公元前5世纪与雅典结盟，共同对抗波斯帝国。后又在公元前431—前404年之间，与雅典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的强大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的士兵往往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训练。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随着士兵数量的减少，斯巴达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了。相比之下，罗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军事模式，他们从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吸纳力量，扩充自己的军队。

取胜的关键有很多，因而最适宜的气候条件不可能被视为罗马扩张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那些被击败的城市、城邦及部落联盟与罗马处于相同的气候条件之中。罗马之所以能够打败迦太基、征服高卢，并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但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帮助罗马王国和罗马帝国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统治。

在气候最佳时期，罗马的人口数量和耕种面积出现增长。由于缺乏涵盖所有居民的完整统计，罗马的人口规模很难估计。在经历了2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其人口上限估计在5000万至7000万之间。

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需要稳定可靠的食物供应。想要养活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的人口，不仅要依靠罗马人自身的适应能力，也依赖于有利的气候条件。罗马人在耕种的同时也会对食物进行征集和分配。罗马城自身就需要从帝国其他地区征集食品和谷物。与此同时，耕种的面积也增加了。早在公元前1世纪，随着共和国的扩张，罗马人就开始开垦土地。罗马食品生产和分配系统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例如，在埃及，尼罗河丰富的降水使得农作物产量增加，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罗马鼎盛时期的来临始于对树木、橄榄和葡萄种植的重视，而并非始于将军和皇帝的丰功伟绩。从罗马作家的叙述来看，在气候最佳时期，山毛榉、栗树等许多树木以及橄榄和葡萄的种植范围发生了变化。生活在1世纪的作家克卢梅拉评论说：“过去，这些地区冬季寒冷漫长，葡萄树、橄榄树无法适应这样的气候。但现在，温和宜人的气候驱散了早前的寒冷，人们收获了大量的橄榄，还有酒神巴克斯的葡萄酒。”橄榄种植推广到了新的地区。事实上，在罗马统治时期，橄榄在高卢和法国的种植就已经普及开来。同样，葡萄的种植也推广到罗马北部。最佳气候条件减轻了种植扩大的难度，在罗马人移居到那些被征服的地区之后，对诸如此类的产品产生了大量的需求。

气候代用指标表明，在共和时代晚期出现了普遍升温趋势。地中海气候的覆盖范围可能因此而向北移动。来自波河三角洲、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卑斯山的证据均可以表明，意大利的气温正在上升之中。这些指标证实，确实曾出现过一个明显的暖期，尽管其温暖程度无法与20世纪和21世纪相比。这段温暖的时期为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增强了引起人口增长的其他因素的作用。(www.xing528.com)

社会与文化变迁与气候相互作用，加强了这些趋势。在最佳气候时期，罗马人的创新和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粮食的供给。在帝国的偏远区域，罗马人对水资源加以管理和引导。直到今天，那些具有近2000年历史的罗马渡槽，仍在向人们展示着罗马人在引水方面的独创性。生活在罗马帝国干旱地区的人们掌握了储水技术。帕尔米拉以及附近叙利亚地区的村民建造了蓄水池来收集雨水，用于当地的农业生产，而这片土地如今已是荒漠。在利比亚，被称为堡垒的罗马人防御工场遗迹仍屹立在那里。如今这一地区雨水稀少，居住在那里的牧民只能在雨后的谷底种植作物。罗马农民之所以能在今天如此干燥的土地上种植作物，主要得益于那时湿润的气候，但水分的增加是有限的。当时，罗马统治下的利比亚农民能够耕种旱地，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擅长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农民利用蓄水池、地下水管等进行储水和引水。他们把季节性降雨引导到需要更多水分的农田里，来种植大麦、小麦、水果、香草、橄榄等作物。

气候条件影响着罗马的规模。罗马人的势力在地中海盆地和邻近的土地上蓬勃发展。在其鼎盛时期，罗马的疆界向北推进，占领了整个高卢和巴尔干半岛以及大不列颠和高山地带的大部分区域。然而，随着罗马军队进一步深入中欧，罗马的力量开始动摇。在地中海沿岸、高卢和西班牙多次赢得胜利之后，罗马军队于9年在特托堡森林遇到了日耳曼部落的伏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罗马人的认知中，日耳曼人具有在恶劣寒冷的气候条件中茁壮成长的能力，这成为了他们心目中日耳曼人形象的一部分。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强调了日耳曼人的这些品质。他把德国的气候与意大利及其他地中海区域的气候区分开来。“除非自己的祖国就是如此，否则谁愿意放弃亚洲、非洲或意大利，而到德国去呢？这样一个丑陋、粗野、气候恶劣、不适宜观赏和耕种的地方。”塔西佗问道。那里的景观和气候使日耳曼人变得顽强，“他们的气候和土壤使他们更加坚韧，可以忍受饥饿和寒冷”。

罗马帝国在特托堡战败后幸存了下来，并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建立了军事边境。这段边境的大部分区域都比较稳定，罗马人在那里的建设为日后科隆和科布伦茨等城镇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到了3世纪晚期，寒冷气候和日耳曼人的威胁又再次出现在罗马人面前。这次危机几乎把罗马帝国推向终结，直到3世纪晚期，罗马的实力才得以回复。有些观点认为，河流结冰为入侵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路线。

在不列颠，气候也同样影响了罗马人对当地居民的认识和军事边界的设置。身为罗马执政官的历史学家卡修斯·迪奥特别强调了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的英国部落的坚韧：“他们能够忍受饥饿、寒冷以及其他任何苦难。他们陷入沼泽之中，在只有头露出水面的情况下，仍存活了许多天。在森林里，他们能以树皮和树根为食，维持生命。”虽然在2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罗马军团有时会进入苏格兰地区，但他们只是沿哈德良长城停留在靠近今苏格兰南部边界的地带。哈德良的继任者试图将边界向北推进，但最终还是败退回了长城沿线。生活在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经提到，这段长城是气候的一个明显分界线，“现在，在不列颠岛上，古人建造了一堵长长的墙，把岛的大部分区域切断开来；两边的气候、土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不相同。长城的东边空气清新，季节更替，夏季温和，冬季凉爽……但长城的西边，一切都皆与此相反。人到了那里甚至连半个小时都活不下去”。

在中国，秦汉两朝同样是在气候最佳时期建立起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庞大帝国。然而和罗马的情况一样，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中，气候往往被当成背景因素来看待。公元前1046年，周朝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取而代之，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西部和南部扩张。但到了公元前8世纪，周朝出现分裂。当铁器时代到来时，中国还未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各诸侯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构成了哲学家孔子的思想背景。生活在纷争时期，他崇尚已经崩解的旧礼，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应按等级各司其职。在传说由其学生编纂的《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国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是一个强大却又短命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秦始皇征服了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各个诸侯国。他建立了一套强大的官僚机构，并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他采纳法家思想，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维持统治的秩序。法家著作中所体现出的目标，与秦始皇加强国家权威的思想是一致的。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帝国就崩溃了，但中国没有再次陷入到如战国时期那样的长期冲突中。相反，公元前202年，汉朝开始统治中国。

在汉朝的统治下，中国发展为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帝国。汉朝将法家思想融入到儒家思想之中，并任用儒生治国。帝国的疆域覆盖了后世朝代所到达的大部分区域，并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建立了强大的势力。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汉朝军力达到顶峰，开始向西推进。为了推动贸易和殖民，汉朝军队曾冒险进入中亚地区。帝国在边界地带建立城市，用夯土筑起城墙，保护子民免受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汉武帝就曾命人迁居到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地带（今内蒙古）。汉朝军队同时也向南方开疆拓土。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的边疆半游牧民族都难以控制和征服。汉朝皇帝依靠外交、贸易以及军事行动等手段来维持西部和北部的安定。

主流叙事往往更加关注朝代的兴衰以及政权统治与民族融合的途径，而气候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凸显。但就像罗马文明一样，在气候最佳期，稳定的气候使得农业生产的扩大变得更加容易。汉代农民利用多种工具和技术来提高产量。在国家的赞助下，修建了灌溉工程，农业专家撰写文本，介绍农业的改良模式。1世纪早期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人口总数急剧下降，但到了汉朝中期，人口从2000万左右增加到近6000万。

正如在罗马帝国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气候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汉朝疆域的划定。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把汉朝的疆域向西推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汉朝统治的中原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导，但却要竭力在西部和北部干旱、寒冷的地区维持自己的统治。汉朝在北部地区修建了防御要塞。沿着北部边境，汉朝特别注意对匈奴这一游牧民族的控制。汉朝对匈奴人以及他们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生存能力的认识，与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看法相似，尽管蒙古人与日耳曼人差异很大。汉武帝时期，曾遭受过严厉刑罚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在论述中把匈奴的土地描述为“荒服”。

和罗马帝国一样，汉朝庞大的人口也依赖于对水资源的成功利用。事实上，汉朝对黄河的开发规模之大，本身就构成了风险。防洪大坝在黄河沿岸绵延数百英里。汉朝人口众多且不断增长，必须开展密集的农耕活动，从而加剧了对堤坝的侵蚀，这就要求对堤坝进行进一步的维护。14—17年，黄河堤坝系统在连续的洪水侵袭中崩溃，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也引发了帝国的危机。帝国的统治秩序被叛乱打断，直至东汉建立，定都洛阳，才得到稳定。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全面开发的新高度。在此之前，包括整个人类历史和史前时期在内，人类所耕种的土地、种植的谷物以及饲养的动物从来没有如此之多。随着农业用地的开垦，遭到砍伐的森林越来越多，二氧化碳的浓度也随之不断上升。从2000年前以来，空气中可观察到的甲烷含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灌溉稻田以及饲养牲畜造成的。

几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逐渐走向灭亡。“崩溃”这个词经常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政治崩溃”一词会遮蔽连续性因素的作用。例如，罗马崩溃并不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以同样的速度受到削弱。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于476年结束，但在那之后，东罗马帝国仍存续了许多世纪。后世将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但在当时，它的名字仍然是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文化在东罗马帝国中得以延续，直到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大部分领土，在文化、社会和宗教方面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逐渐脱离了古代社会的形态。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势力一直延续到1453年，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才彻底灭亡。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罗马帝国的崩溃意味着什么，那么就会发现对其进行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尽管东罗马帝国依然存在。崩溃并不表示所有地区的古代文化和社会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速度立刻消失。帝国西部的混乱没有蔓延到东部，那里的生活仍在继续。但罗马帝国的崩溃，还是反映在许多现实层面。城市生活在欧洲西部几乎全部消失，在东部也出现萎缩。在东罗马帝国，这种变化的速度相对要慢得多，局部的差异也更大。即便如此，君士坦丁堡已不复往昔的繁荣，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年久失修。到了拜占庭时代后期，东罗马帝国的人口数量与之前几个世纪相比，只剩下一小部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之前那套复杂的国家和官僚体系在很大范围内被瓦解，权力极度分散，四分五裂。人口数量锐减，耕地面积减少，许多地区变成了荒地或森林。

在文化方面，民众的文化水平下降，读写能力成为了宗教人士的专长，甚至连中世纪前半期西欧和中欧最强大的统治者，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768—814年在位）也无法读写。尽管他在晚年曾试图学习，但没有成功。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所述：“他也曾尝试写字，常常把写字板和白纸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在闲暇的时候就可以练习书写。然而，他在晚年才开始进行练习，显然已经错过了练习的最佳时期，最终还是失败了。”

中国在经历了1世纪的危机之后，东汉王朝建立。迁往东部新都城的汉王朝获得了新生，但面临的挑战却未曾间断。帝国权力受到侵蚀，王朝内部斗争激烈。随着定居点和殖民范围的西扩，中国也背负着巨大的负担。为了安定动荡不安的边界和难以驾驭的半游牧民族，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王朝内部面临着一系列由道教及其他势力发动的叛乱。包括宦官、儒者等在内的派系争斗长期笼罩着帝国的首都。王朝长久以来所依赖的地方指挥官变得越来越强大，直至220年，东汉王朝结束，中国分裂为多个王国。

之后的历朝历代证明帝国模式并没有在中国结束，但自汉朝分裂开始，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出现衰落：人口下降，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在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之前汉帝国的领土范围。

如果说稳定的气候条件有助于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的建立和扩张，那么在它们崩溃和衰落的过程中，气候条件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在中国，王朝的兴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统治者的作为、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循环往复的叛乱等。然而，降雨量较大的时期，也往往正是王朝兴旺的时期。从公元前206—公元24年，西汉时期的沙漠面积缩小。总体而言，西汉早期的粮食收成较好。而当干旱发生时，国家则更有可能遭遇财政危机。

再回到罗马的例子。罗马崩溃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的目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历史学家从内外因两个方面提出过多种可能导致罗马衰落的事件或现象：蛮族、日耳曼部落以及其他各种势力从罗马帝国边境发起进攻，在帝国境内横行无忌。城市生活的逐渐衰落，则从内部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在帝国边境之内，地方巨头和军事强人的崛起侵蚀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政府本身日益腐败，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帝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失衡加剧，在西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后，东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持着相对富裕的水平。不仅如此，罗马帝国的防御也被削弱了，军队的优势不再，越来越多地依赖那些蛮族新兵，模糊了敌友之间的界限。一些学者认为，宗教信仰的改变以及基督教的兴起也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原因，但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驳斥了这一观点。

以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导致罗马崩溃的原因都得到了历史学家的确认。无论如何定义崩溃，如果要把所有关于罗马灭亡的假设一条不落地列出来，那么这份清单将如百科全书一般。即使其中的一些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但仍有大量可信的论据能够表明罗马的崩溃和衰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便如此，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仍极少强调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创造了“衰落与瓦解”这一表述的18世纪作家爱德华·吉本，曾讨论过气候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但历史上对衰落的标准解释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基于气候的确定性论据。

由于导致衰落的原因众多，因而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气候变化决定了罗马帝国或汉代中国的命运。但目前已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确曾使这两个帝国面临困境。以罗马为例，管理水资源管理和分配食物的能力使罗马能够应对天气的波动，但罗马人口的增长也使罗马帝国更容易遭受决定性的气候破坏。

罗马时代晚期，不稳定的气候条件影响着农业生产。3世纪，在罗马帝国几乎就要崩溃的时候，气候开始变得干燥，粮食丰收越来越罕见。出现在古代晚期的气候波动在帝国东部却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更高的湿度和丰沛的降水改善了地中海东部和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耕作条件。这种更加有利的气候条件是帮助古典文明在帝国东部持续时间更长的因素之一。随着谷物、橄榄、核桃和水果的种植，包括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内陆地区在内的帝国东部的聚居地蓬勃发展起来。6世纪末，农民放弃田地和果园，转而从事畜牧业。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人口数量在古代晚期也有所增长，直到后来气候趋于干燥，原先种植谷物和核桃的土地，转变为遍布松树和雪松的草原及森林。与此类似，巴勒斯坦的戈兰高地及其他一些地区也曾受益于潮湿的气候条件，后又在7世纪时陷入农耕萎缩的困境。

尽管气候波动远非罗马帝国兴衰的核心因素，但它却确实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命运。帝国晚期，尼罗河不再是农业发展的可靠保障。中亚接连发生的大规模干旱可能给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大规模的干旱很可能刺激了人口的流动：包括匈奴人和阿瓦尔人在内的大量居民从中亚向西迁移，来到罗马边境，构成了重大的军事威胁。从中国华北地区的树木年轮推断，中亚曾经历过三次长达数十年的干旱，分别发生于360年、460年和550年前后，而每一次干旱又都与入侵发生的时期大致相吻合。

由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带来的气候波动可能是引发中亚地区“超级干旱”的原因。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对厄尔尼诺（暖）期和拉尼娜（冷）期的交替有着重大影响。当处于厄尔尼诺（暖）期时，赤道东太平洋的水温较高，而当拉尼娜（冷）期来临时，海水的温度则较低。在厄尔尼诺（暖）期时，信风减弱，温暖的海水沿着赤道太平洋向东移动。较高的水面温度增加了大气对流的强度，降低了太平洋中部的大气压力，从而改变了大气和海洋环流的模式，并带来了正反馈：大量温水汇聚在太平洋东部，秘鲁沿岸上涌的冷水开始减弱。而拉尼娜（冷）期的气候条件恰与之相反，表现为信风变得更加强劲，上涌的冷水水量增多，东太平洋水面温度变低。目前，厄尔尼诺（暖）期和拉尼娜（冷）期每2～7年发生一次转变。

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天气和气候变化。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循环改变了中纬度地区的急流，从而影响了风暴轨迹。例如，在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冬季，急流的移动增加了南加州的降水，而在拉尼娜期，急流向北移动，会加剧美国南部的干燥气候，而太平洋西北部的冬天则更加潮湿。当拉尼娜现象发生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北部、南非部分地区和巴西北部的湿度增大，而非洲赤道地区和南美洲东南海岸则变得更加干燥。同样，拉尼娜现象让中亚气候干燥，而厄尔尼诺现象则使其变得潮湿。匈奴人和阿瓦尔人迁徙期间发生的三次干旱可以说明当时正处于拉尼娜现象时期。此外，年轮记录也显示出，在中亚大干旱期间，拉尼娜现象也普遍存在。

由于没有书面记录可以说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向西迁徙之前的情况，我们无法断定那些可能诱使他们离开草原的内部因素。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强调，匈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对书写完全没有认识，至今也不熟练”。而对于同样来自大草原，在6世纪中叶到达高加索地区的阿瓦尔人，我们也同样知之甚少。

图3.2

（a）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下的降水地图

（b）拉尼娜现象影响下的降水地图

和大草原上的许多半游牧民族一样，匈人和阿瓦尔人都十分善战。匈人骑在马上，快速前进，利用弓、套索和长矛攻击敌人。阿瓦尔人同样拥有强大的骑兵。他们不仅配备了复合弓，在战斗中还使用攻城车，铁马镫也有可能是由他们引入欧洲的。匈人和阿瓦尔人的弓箭手都具备在全速前进中快速射箭的能力。

随着匈人和阿瓦尔人的向西迁移，罗马帝国面临着新的潜在威胁。罗马人与日耳曼部落之间的宿怨已久，在奥古斯都·凯撒统治时期，罗马人就曾被日耳曼部落赶出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特托堡森林溃败后，罗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建立起稳定的边境。在3世纪时，蛮族跨过莱茵河，对罗马帝国发动新一轮攻击。结果与其在东部与波斯人的战斗结果一样，罗马人再度失利。在3世纪末4世纪初时，在拥有军事背景的新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下，罗马的实力再度恢复。

中亚地区的干旱气候促使蛮族开始向西进行迁徙或发动侵略，西罗马帝国走向末路。匈人和阿瓦尔人走出中亚，向西迁移，转而与日耳曼部落发生接触。中亚游牧民族和德国人之间的接触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即便是发生了战争，匈人和阿瓦尔人也并不总是赢家。然而，来自东方的竞争愈演愈烈，迫使更多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领地。其中许多人被吸纳进罗马人的军队，扩充了军队的力量，但也破坏了罗马的稳定。376年，特维吉人/西哥特人首领弗里提根为了逃避与匈人的竞争，试图进入罗马帝国。当时，正在罗马与波斯边界地区的皇帝瓦伦斯接受了哥特人的请求，条件是他们必须服从罗马的统治，向帝国缴纳赋税，并加入罗马人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哥特人越过多瑙河，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罗马人的预期。罗马一侧多瑙河沿岸的秩序很快就开始崩溃。从那以后，源源不断的哥特人、格鲁托基人渡过多瑙河，以此来躲避匈奴人的追击。

即使瓦伦斯试图阻止人潮的涌入，他也可能根本无法成功。378年8月9日，那些他亲自下令允许越过多瑙河的哥特人，包围并摧毁了罗马帝国在阿德里安堡外的军队。罗马士兵英勇奋战了数个小时，一位当时参战的士兵描述道：“野蛮人蜂拥而来，践踏我们的马匹和士兵，队伍拥挤不堪，进退不得。”哥特人没能在取得胜利后，进一步占领重镇或要塞，但皇帝瓦伦斯本人在战斗中被杀。新皇帝狄奥多修斯与哥特人达成和解，哥特人作为帝国的臣民，仍然保留自治权。阿德里安堡战役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导致罗马的灭亡，但罗马帝国已无法驾驭其内部强大的哥特领袖。410年，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在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拒绝其要求的情况下，洗劫了罗马城。

很快，跟随着日耳曼部落的步伐，匈人也进入罗马境内。5世纪初，匈人建立起强大的邦联，开展外交的同时也发动军事行动。那时索要人质是维持和平的一种方式。罗马帝国5世纪时的指挥官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年轻时就曾在匈人那里为质，后来他曾数次镇压过匈人，被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称为“最后的罗马人”。然而，在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入侵罗马，对巴尔干半岛造成巨大破坏。451年，他向高卢发动攻击，一年后，被埃提乌斯和西哥特人在沙隆战役中击败。匈人本身并没有终结西罗马帝国，但匈人的不断入侵牵制了罗马人的力量，罗马人更加难以维持本已支离破碎的帝国。虽然埃提乌斯成功保住了高卢，但他却无力阻止西班牙的沦陷。

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人口向西迁移，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压力。与匈人一样，大草原的干旱可能是促使阿瓦尔人向西迁移到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拜占庭统治者时而与阿瓦尔人作战，时而与其结盟，时而向其进贡。那时拜占庭帝国正疲于面对与波斯人的战争，无力调配大量的资源来应对与阿瓦尔人之间全面持久的战争。在601年皇帝莫里斯统治末期，拜占庭军队击败阿瓦尔人。602年，军官福卡斯发动叛乱，皇帝莫里斯被刺杀。之后新的萨珊王朝（波斯第三帝国）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了新的战争。曾在610年击败了福卡斯的拜占庭新帝赫拉克利乌斯，在这次战争中，却没能逃脱彻底溃败的结局。在波斯军队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之后，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半岛再次发动攻击，并于626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城外，但他们并未占领这座城市。

纵然某支蛮族的入侵不会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崩溃，但长期的掠夺、战争和难民流动累积下来的负担削弱了西罗马帝国的实力，也加重了东罗马帝国的负担。在人们心中，蛮族往往被看作是掠夺者，他们入侵富饶的土地，带着战利品绝尘而去；又或者是被文明的奇迹所引诱的乡巴佬，着迷于模仿和吸收那些处于他们胁迫之下的风俗和文化。除此之外，气候变化是这一系列蛮族入侵的另一个诱因。除了文明的吸引力这个原因之外，严重的干旱是促使人口向古老的帝国中心迁移的又一个驱动因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移民浪潮和入侵，使这个本就面临许多威胁的帝国变得更加风雨飘摇。

536年，拜占庭帝国疑似遭遇了一场火山爆发。在那以后，帝国及其他一些地区可能经历了一次突发的降温过程。亲历者记录下了当时漫天沙尘的景象。树木年轮证实了降温的存在。其后在540年和547年又发生了两次火山爆发。根据对树木年轮的分析，这些前后相继的事件引发了明显的降温趋势，被称为“古代小冰河期晚期”。此时拜占庭帝国正欲向西扩张，进入前西罗马帝国的领地。

总体而言，罗马帝国和中国汉代的历史显示出适宜气候条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气候记录的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我们很难将罗马帝国或中国汉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单一事件归因于气候条件的作用。然而，尽管在1世纪时突发的洪水曾打断汉朝的发展，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在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帝国繁荣，人口兴旺。在帝国崩溃、衰落和转变的复杂过程中，许多因素都曾发挥作用。气候相对稳定期的结束使得帝国的实力受到削弱。

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古典人文景观也消失殆尽。考古学家发现，6世纪和7世纪时，在被意大利和法国占领地区中，大量的古代（古典时期）遗址被遗弃。例如，位于法国南部的罗纳河谷，5世纪时的遗址数量只有2世纪时的三分之一。在高卢的东北部，许多罗马时期修建的别墅和农舍遭到遗弃。今法国北部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居住的地区之外，耕地面积减少，森林不断扩张，家畜的体形也比罗马时代的要小。

罗马帝国在西欧失势后的几个世纪里，定居人口数一直呈减少的趋势，这种现象常常被归因于蛮族的不断迁徙。尽管蛮族的迁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力量，却几乎没有留下暴力破坏的痕迹。中世纪早期人文景观的持续变化，可能是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强冷空气和强降水的极端天气而引起的，甚至有证据可以表明，在六七世纪时，罗纳河曾经洪水泛滥，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冰川也出现了生长。

总体而言，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全新世的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和复杂社会文明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农耕村落的出现到罗马帝国和中国汉代的崛起，复杂社会的规模和程度在几千年间不断发展。建立在农业盈余基础之上的城市生活和复杂国家的总体模式向越来越广泛的地区蔓延，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其原先的大部分领地开始急剧收缩为止。政治和社会历史出现破裂和间断，但文明的基本模式或形态在多次政治变迁中仍得以保存，显示出其自身的韧性。

在全新世的气候波动中，干燥趋势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最极端情况下，季风带的移动会成为给印度河流域城市造成破坏的主要因素。新月沃土地带的城市文明历史悠久，这一事实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文明已具备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但在青铜时代末期他们却普遍受阻，这其中似乎也有气候条件的作用。干旱和局部降温也是刺激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往西向罗马帝国迁移的因素。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人文景观。因此，关于罗马帝国农作物和农业情况的记录为研究气候历史提供了可能的代用指标。除此之外，经济因素和文化偏好同样也会对种植起到推动作用。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在景观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