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质在于其相互区别和自我标识的差异性，是一个国家发展道路自我繁衍、内生演化的客观结果和内在动力。中国道路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内容体系和当代价值意义都传承、发展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一，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过程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救赎与传承创新。近代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的历史实践和接力探索中，逐渐开创和形成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民族国家发展道路。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与重新认知。其中，在经历了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怀疑乃至否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52]在中国道路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文化担当精神，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担负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主体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53]另外，我们说中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其中所蕴含的深层逻辑在于，我们在尊重和运用自己历史和传统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使得中国道路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特色，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命运也成为中国道路生命活力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表现。
第二，中国道路的内涵体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智慧和话语体系，有崇仁爱、重民本、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有自强不息、扶正扬善、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担当；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意识等思维智慧。“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54]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比如，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和完善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从而把握和引领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开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局面。而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民本、和合、包容、进取的印记，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思维智慧和价值诉求。(www.xing528.com)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更从深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认识的高度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55]。进而总结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必将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极大地增强文化自信。
第三，中国道路的时代意义蕴含了传统文化的人文生命关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生命情怀，这就是其对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及民族国家道路选择能动性的尊重。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道路的文化本质传承发展了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本情怀，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56]他提出的文化自信更是体现了对中国道路文化本质和内涵的深邃把握。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其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特征。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57]。这就要求不同国家认清自身在发展阶段、发展程度上的特殊性，以及发展先后的差异性，从人类发展的高度审视自己的问题，并选择既符合自身特点，又顺应社会演进趋势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进程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也具有客观统一性特征。但这些规律的实现形式，又必然与民族国家自身的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体现出了其实现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这同样要求不同国家在研究和洞悉其本质上统一性的同时，注意因具体条件不同而形成的路径选择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主动改革与现代市场经济等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要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使其朝向更加合理、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更加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道路既是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又是中国人能动选择的客观结果。中国道路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是客观规律和实践主体结合自身历史与现实能动选择的有机融合。而中国道路的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其为别国提供了可供学习的制度模式，更在于其创造和树立了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性选择的成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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