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成果展示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动态演变发展的，是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切换、党的自身建设、社会矛盾发展、思想潮流演化以及国际形势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传承与弘扬基本上实现了从局部到系统的发展演变，实现了从简易到科学的发展嬗递，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蜕变。^[3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穷尽对所有传统文化的认识，必须要经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也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客观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但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这一主题始终未变，坚定如磐。

1．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中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全面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文化内容，这已经超越时代、民族、阶级、地域的界限，为解决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想智慧，具有特定的、合理的精神价值，但是这些文化不能简单地拿来与马克思主义机械拼接。它们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和文化生长点，必须运用使二者融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对这些文化的内涵进行改造和创新，并在新的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其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整合，才能表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认识、把握和运用。例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层次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注重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党在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系统，不仅包括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以历代典籍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内容，而且包括反映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感情、心理、兴趣、习俗等层面的文化内容。因而从学理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的群体得以引进和传播的，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蔡和森、李汉俊、李达、恽代英等在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相当好的文化教养的知识精英，其中还有不少是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的知名教授和学者。因此，这种背景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带有书斋里的“革命”的特点，即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文化精英们大多从传统的知识背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精英文化相融合。然而这种“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让广大群众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群体所接受。即便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大多也都是缺乏基础文化知识的普通民众。因此，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极其有限，更加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时，以“农民反对新学”这个奇怪的现象为例，分析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新学的弊病”。他说，农民“所需用的教育是经济上的要求——经济的解放。从前的教科书中，多含地理、历史等知识；而现在的教科书，是居在上海租界上的先生们编的，适合资本家的需要，与一般农民是毫无利益的。本县的地理、历史、政治上的组织，与农民没有大关系的。而现在的小学教员，多不给农民教以这种知识，故不能供农民之需求。再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单纸、告状、田契、佃约……不能供农民之需要……”也就是说，新式教育脱离农民的心理和实际需要，而私塾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他的用费非常简单，不照资本家所设的学校，一切设备用器，均取减少。乃一桌上可坐四五个人，一凳上可坐三四人……又有许多的农民问题，私塾中教师可以答复的。新学校中的教员，往往不能答复的。因为教师日常多接近农民，教员与之适相反”。^[3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环境转移到偏僻落后的农村社会。客观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还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都不能仅停留在书本层面。

因此，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农村社会文化包括宗族社会结构、“地主文化”与“农民文化”、农村社会风俗习惯、“农民革命”与“中国传统”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一次深层突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化，同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20世纪20至30年代，毛泽东对兴国等地苏区农村做过深入调查，让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结构有了科学把握、对农村宗族组织掩盖下的阶级关系有了深刻揭示、对地权的演变所带来的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有了深刻体会。这样一来，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传统和文化状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分析，在事实认识和现实批判的层面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现代变革打下基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特别注意到中国历史传统和农村文化，具体剖析中国农村社会活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一是提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34]的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数千年来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做出的基本结论。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狭义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毛泽东认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文化思想上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是属于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和维护了封建宗法社会四种有系统的权力，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斥责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5]。二是提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36]的结论。农村的变动，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三种运动。文化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必然结果，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是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推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三是提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37]。“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文化革命是使文化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只有农民参加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革命。农民的新文化在国民革命中也露出了端倪：“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38]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系统、整体、具体、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实现二者全面整合，是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必要过程和先前准备。

2．传统文化在追求民族复兴中传承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改革开放到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历史看，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经过了从简易到科学，并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是随着党认识传统文化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时代主题、党的使命及社会矛盾变化休戚相关，并在运动、发展、变化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39]

一个民族长期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革命主题之下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摒弃批判成为党早期对待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只有扫除旧文化的迷雾才能实现人的思想的彻底解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突破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并唤起中华民族新的思想觉醒，倡导以辩证方式对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1936年9月，由陈伯达、艾思奇等人领导的新启蒙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反对国民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立场，反驳“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这两种“矫枉过正”的偏颇倾向。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是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必要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和时代延续，要以辩证的态度认识古代文化的发展历史，决不能以割裂历史的态度认识现代新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40]。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传统”的文化生命力，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在“不应当割断历史”“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识到国家发展要建立在既有文化遗产基础之上，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对传统进行内容和形式上新的改造。在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是典籍、书法、建筑、绘画、戏曲，只要是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进步性成果，都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1956年8月，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谈到“向古人学习”的问题，对传统文化学习领悟不深刻或者不能做到与现实的结合都会陷入“半瓶醋”的错误倾向，“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41]。对待传统文化不能闭门造车或者搞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中国化的方向，要学习西方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批判地学习西方有益内容，这表明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有了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传统文化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要纠正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方法，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邓小平认识到，改革开放必须首先在全国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这当然也包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1979年10月，他在同全国文艺工作者讲话中谈到，要坚持毛泽东科学的文艺思想，要坚持文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方向，处理好“一”与“多”，“陈”与“新”，“洋”与“中”，“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以科学方法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4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更加理性辩证。2001年12月，江泽民在出席新世纪文艺工作者会议时指出，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是相生相映、彼此联系的，不能切断和割裂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内在联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43]。胡锦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深化。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从传统节日、文化典籍、少数民族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教学基地等多个方面，专门论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问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精华与糟粕、古代与当代、保护与利用、普及与弘扬的辩证关系，在科学方法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深入阐发和主动挖掘。对待传统文化要呼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它伴随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而不断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担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责任，而且还承担着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专门考察调研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情况时强调，要重视和挖掘五千年中华文化所积淀的璀璨精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有机融合，在传统文化的汲取中坚定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多元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作为核心推动要素，在意识形态中严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逻辑关系。坚持大历史观。历史、现实和未来是融通的，对待传统文化要认清历史发展方位、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提高大历史的思维能力。“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44]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从历史中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以更清醒的眼光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象和未来方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要把握“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关键，立足文化“本来”“外来”“未来”的发展融通，抓住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的关键。要把传统文化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科学对待，处理好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中传统文化的发展样态，结合现实需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及综合创新。

3．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中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既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又具有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反映古代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需要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则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管理社会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其中许多优秀文化成果都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这就是文化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认识其相互关系，是观察和处理文化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精华，又要注意抵制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批判落后文化并消除其对党执政的消极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站在结果层面上的总结和认识，更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序曲。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甄别分析和科学提炼，要选择和弘扬“精”“真”的积极文化内容，去除和刨去“粗”“伪”的消极文化内容，“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45]。批判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足当今做好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兼容并包；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厘清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扬弃、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使之成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当然，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例如，对于包括传统道德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问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把封建时代的道德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加以无情批判。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摧毁旧道德代之以建立无产阶级新道德，但是在关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上，却长期缺乏从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能力。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表现为：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农业社会留存给我们的是因袭、奴性、懒惰和依赖的陋习，使人们缺乏反抗精神和创造意识；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识。认为应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它们是真正新兴而健康的文明，是能够让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免除剥削和压迫并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文明成果。实际上，这种认识恰恰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分析，存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这样做不利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不利于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开始关注对道德继承性问题的探索，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等一批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提出无产阶级道德可以而且应当继承中华民族一切优秀传统美德。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性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批判标准是以阶级性作为划分标准的，把传统文化分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其实就是承认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为“民主性”精华，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的文化就是“封建性”糟粕。这种贴标签的办法，其实并不能完全区分精华与糟粕。以农民阶级为主体而形成的农民意识究竟如何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民主性”精华来概括。因此，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性”和什么是“封建性”是一个复杂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及国门的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研讨的热潮，“文化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进入90年代，围绕弘扬传统文化，印发《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等重要文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党逐渐把传统文化列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资源。进入21世纪，国内高校建设了一批传统文化研究基地，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世界各地建立起一大批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姿态大步走向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步入崭新的阶段。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党的政治发展、文化建设、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众多领域：批判吸收传统“民本”“仁政”思想，汲取“和为贵”“均平”理念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以“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的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传统祭祀文化的转化，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义利观、和平观都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直面问题中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路径，立足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构，从制度和机制角度做好长期性的接续工作。根植中国沃土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在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得到充分的保护，传统文化价值在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中得到充分彰显，进而有效发挥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血脉和文化滋养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