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颊河是华北平原上的黄河故道,流经鲁北平原进入渤海。当时马颊河流经河北省的只有庆云县南端约30华里的一段(1964年,河北、山东两省以漳卫新河为界,该河段全部划入山东省境内)。1933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要求庆云县疏浚马颊河道。国民党庆云县政府以工程量大,本县无力施工为由一直拖延,但把省里下拨的8万元修河款私吞花光。1934年春,正当麦苗返青之时,庆云县政府在河北省政府的再三催促下,决定就地筹款筹工,勒令农民去挖河。规定每户人家出一壮劳力,每亩地捐大洋一元。由于土方量大,势必毁坏两岸大批麦田,已引起农民不满,加之连续几年饥荒,又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强迫农民出钱出工,更是民怨激愤。但庆云县政府毫不体察民情,反而派警察坐催,并追打做农活的农民,致使矛盾激化。
中共庆云县地方党组织决定急群众之所急,组织领导罢河工斗争,这一决定得到津南特委批准和支持。津南特委委员刘格平、特委交通员邸玉栋等亲自到庆云坐镇指挥,要把罢工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农民暴动。4月15日晚,刘格平、邸玉栋参加了在庆云西安务村(今属山东省庆云县)召开的中共庆云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参加会议的有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组织委员范廷俊、社会委员武大风、军事委员胡泮河、团委书记杨德然、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城东南区委书记张云峰、庄科村支部书记肖佐芝等30多人。会议决定:第一,马颊河大部分在山东,挖河主要对山东有利,山东省应该拿钱赔偿两岸麦田和土地的损失,并花钱雇劳动力。第二,问庆云县老百姓要不要挖河,很简单的一个答复,不挖。第三,河北省如果同意挖河,省里拿钱。会后,以“鸡毛信”(信上粘鸡毛,每家收到后再发出同样的10封)的形式,以抗河工“后援会”的名义,向全县人民广泛散发了《告庆云人民书》《抗河工的若干理由》及大量传单标语。提出: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在东林庙会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每户一人,风雨无阻。庆云县政府获知后惊恐不已,决定进行镇压。
17日夜间,庆云县公安局和保安队逮捕了胡恒熙和张笃骞,并派保安大队长胡振国带30多名警察与便衣队到东林庙会镇压。18日上午,东林庙会人山人海,刘格平登戏台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欺压民众的罪状。会场上群情激奋,一致高喊“到庆云请愿去”“坚决罢河工”。在事先布置好的党员的组织引导下,数千名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10千米远的庆云城进发。沿途村庄的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亦积极参加请愿,队伍达到两万余人。队伍到达县城时,庆云县政府早已下令将城门紧闭,并调集100多名警察和保安队员防守。愤怒的群众撞开城门,缴了守城警察的枪支,蜂拥到县衙前,要求县长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停止挖河。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县长傅魁升被迫签字画押,答应释放胡恒熙和张笃骞,停止挖河工程。罢河工斗争取得胜利。群众抬着胡恒熙、张笃骞游行庆祝,并到西门外广场上开大会。大会宣布: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如有警察到哪个村里抓人即鸣鼓,各村都去救援,取消警报时即敲锣。第二天到板营马颊河工地游行。为防备敌人的镇压,由胡恒熙宣布成立后援会,遇有情况,各村互相支援。
18日晚,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等召集有关人员在城北马刘家开会,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决定借机发动武装暴动,组建农民自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委交通员邸玉栋昼夜兼程,迅速通知津南各县县委组织武装,要求20日到庆云严家务集合,宣布成立农民自卫军。19日,马颊河工地人山人海,约三万人到场,会上散发了刘格平亲自撰写的《告庆云县人民书》。游行队伍到达皂王桥,在北桥头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如果反动政府再卷土重来,就和他们斗争到底。下午两时左右,游行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民愤极大的板营镇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因为他为逼迫百姓挖河,在板营周围村庄打了许多春耕的农民。愤怒的群众涌向板营镇,包围公安分局,抢夺警察枪支,并把孙长荣痛打至昏。
19日晚,刘格平、胡恒熙等又在庆云城北马刘村开会,部署20日在严家务成立农民自卫军的相关事宜。决定组织人员赶制旗帜、袖章,把群众编为军队编制;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各保安队、民团保持中立;对立场顽固的警察队伍,发动群众缴械。与此同时,特委领导决定派吴建华到庆云协助刘格平指挥,将特委掌握的几十人的武装向庆云靠拢,准备接应。(www.xing528.com)
20日清晨,刘格平、胡恒熙等在去严家务会场的途中,得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已调集驻泊镇国民党军骑兵二师两个连赶赴庆云,要镇压农民暴动。但刘格平等临危不惧,决定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旗帜、袖章散发到群众手中。然后夜间集合,把队伍拉向庆云和无棣边界一带打游击。然而,正当刘格平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严家务给各村群众骨干散发袖章,准备宣布农民自卫军成立时,国民党保安队骑兵和步兵160余人对人群开枪。刘格平紧急组织党员向集市中疏散。大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混入赶集的群众中脱险,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负伤被捕,胡恒熙、胡泮河、张云峰、刘全录、刘之亨5名领导干部和党员同时被捕。正在庆云西关印制传单的群众积极分子刘全政被庆云县公安局逮捕。
21日,反动军警又在板营镇,将参加罢工的群众骨干张维德、王永春、郭德明、齐月仁、齐万仁、齐九如、刘凤亭7人抓捕。特委由青县派来庆云工作的张文元亦同时被捕。至此,共有17名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在斗争中被捕,马颊河暴动尚未发起即被残酷镇压。
刘格平等被捕后,关押在庆云县监狱。为防备民众再次暴动劫狱,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给刘格平等戴上大铁镣、“木狗子”(用较硬的木头锯成两半,剜上两条腿粗的洞,夹在腿上,两头钉上铁钉子,几乎不能行动)。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被捕的17名党员干部无一人变节,拒不承认组织暴动。国民党县党部呈报河北省党部要求就地枪毙刘格平、胡恒熙、胡林晓、刘全政等人,未获批准。之后,刘格平等被送往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监狱。
在宪兵三团监狱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格平、胡恒熙等均遭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但在刘格平鼓励下,大家守口如瓶,使敌人未得到有利的供词,加之庆云县当局未把袖章、布标等证据交往北平,证据不足。刘格平的父亲刘云镜又串联当地一些社会名流,写诉状呈给刚任北平军分会会长的张学良,称刘格平的行动绝非共党造反,纯属不满庆云县政府借挑河敲诈百姓,为民请命,抱打不平而被捕。从而激起张学良的同情,派人到宪兵三团监狱,借口重新审理,强行将“犯人”要出。宪兵三团监狱无奈,将他们转交北平军分会看守所。中共党组织及时派人与张学良联系营救。1935年5月,张学良部被调陕西“剿共”前,草率判决,除刘格平被判无期徒刑、胡恒熙被判10年徒刑外,无罪释放4人,判1~2年的11人也陆续释放。1936年,刘格平因宋哲元为其母做寿给政治犯减刑。而胡恒熙却在1935年判决后不久,因患痢疾得不到治疗而病逝于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马颊河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刘格平在大会上宣布建立津南农民自卫军的主张,唤起了民众,为后来建立革命武装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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