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南农民自卫军及工人武装的发展历史

1925年1月，刘格平遵父母之命，与姑表妹杨侬梅结婚。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奉军一部包围了大堤东村，以他家通匪、窝匪、宣传“赤化”的罪名，砸了民团局子，缴了民团全部枪支，抓走了他和他大哥。先押到孟村，后转押泊镇张宪旅部。为了救他兄弟俩人出狱，在其父刘云境托人讲情的同时，当地团组织在刘子芳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营救工作。各村团员发动了成千上万群众，天天到沧县、泊镇等地请愿活动，给张宪施加压力。通过努力和斗争，最后，刘云境变卖家产，凑了两万大洋，他们兄弟俩人才被释放。随后，他去天津向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的情况以及津南地区的现状，提出到河南的国民二军去活动的要求。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转了团组织介绍信。

1925年3月，刘格平被天津党组织派往河南的国民二军中去工作。在开封市行宫角的一个旅店，恰遇同乡张隐韬。军校毕业后的张隐韬，被组织派往河南的国民二军中做兵运工作。俩人彻夜长谈。一致认为：共产党必须组织自己的武装。张隐韬去郑州请示党组织，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没有最后的结果。

5～6月，他从开封到卫辉，经原在天津办补习学习的兰秀山介绍，结识了老国民党员、国民二军的总参议、政客刘守中，在刘的引见下，又接触了老乡南皮籍的张继以及一些省府官员、驻军头头和社会名流，并开展了一些活动。此时，张隐韬也在卫辉，听了他的汇报后，决定让他到驻新乡的国民二军二师三旅史可轩部去工作。通过刘守中的书信介绍，他到新乡史可轩部，被任命为旅司令部上尉副官。不久，张隐韬等人也来到史可轩部，成立了军人俱乐部，和部队的党组织也接上关系。通过军人俱乐部，他们深入联系下级军官，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这期间，他还到开封、郑州等部队中进行了活动。9月，国民军准备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他和张隐韬分析局势后一致认为，国民军大部是由直系军队改编，未经改造，不可能成为革命武装。决定利用时局动乱之机，组织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装。由刘格平到天津组织工人武装，张隐韬到津南组织队伍，完成策应国民军北伐的军事行动后再会师津南。刘格平去天津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支持，并在天津进行了人员和枪支的准备工作。随后，他回到新乡，与张隐韬互通了情况，对下一步活动进行了商议。10月，他暗带副官和警卫员，再次回到天津，秘密对300余人的起义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里应外合，与国民军一起攻打奉军。在这次武装暴动中，他任总指挥，天津地下党派负责工会工作的袁子贞任副总指挥。12月23日暴动开始，他指挥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分乘几十辆汽车，冲入奉军防地。奉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大部被俘，余部逃往山东。经一天一夜激战，缴获大批步枪、机枪、山炮、马匹，取得了战斗胜利。尽管全部物品被国民一军第六混成旅韩复榘部收去，但这次由共产党组织的工人武装，隐蔽于敌人心脏，出其不意，打乱敌人阵脚，扼守住战略要冲——金钢桥、红桥，为国民军攻占天津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较早的工人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张隐韬带领一支40人的武装，由河南新乡乘火车北上，在石家庄藁城东集结，打着国民二军旗号一路招兵买马，到达泊镇后，又收编了一部分败逃的奉军散兵游勇和地方民团，队伍已有500人。张隐韬任司令，陈秀福任副司令，刘格平任副司令兼任参谋长。自卫军提出了“保卫农民利益”“镇压土豪劣绅”“打倒奉张军阀”等反帝反封建口号。

1925年12月，农民自卫军自泊镇出发，挥师东进，先后占领了南皮、盐山县城，收缴一批警察和地方民团的枪支，并向县长约法三章：供给军费，发足军饷；不准横征暴敛，取消苛捐杂税；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土豪劣绅。月底，自卫军进驻旧县镇（今盐山千童镇），短暂修整后，又一举占领了庆云县城（今盐山庆云镇），收编了百余名地方民团团丁。自卫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专门打击土豪劣绅，很快在津南名声大振。青年踊跃参军，队伍扩大到1200多人，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队。除一大队留守庆云城外，二、三大队和骑兵队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在盐山、乐陵、沧县、南皮、庆云等县交界地带，军费由这几县供给。每个战士虽然每月只发一块钱的津贴，与军阀队伍相比少得可怜，但队伍纪律严明，士气高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www.xing528.com)

在旧县镇，农民自卫军以快邮带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公开了革命主张，宣布举行津南农民起义。《宣言》很快传遍全国。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命弓富魁旅由德州向北推进，到达泊镇、南皮一线，伺机消灭自卫军。国民三军也命令门致中旅进驻盐山，企图对自卫军夹击。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张隐韬急电刘格平由天津返回，决定将队伍迅速拉到天津杨柳青一带，与国民二军中倾向进步的史可轩旅合编，以保存革命力量。

1926年2月4日，张隐韬、刘格平率一大队和骑兵队为先遣队北上，行至南皮县城北徐庄附近时，突遭迎面而来的弓富魁部骑兵大队的截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自卫军士兵又多系入伍不久的农民，缺乏实战锻炼，队伍很快被敌骑兵冲散，张隐韬连击数敌后被俘。2月5日，为营救张隐韬，刘格平到天津找到史可轩汇报张隐韬被捕经过，请史救助，虽然史可轩给弓富魁下书令放人，但敌人连夜将张隐韬押送至旧县镇西门外，逼令他给仍驻防在城内的自卫军二、三大队下令投降。张隐韬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当面痛斥他们。敌人又以枪毙相威胁，张隐韬从容地提出要给敌军和当地群众讲话。他把敌人的刑场当课堂，向周围的群众讲解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讲解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才能从苦难中把人民大众解救出来，翻身做主人。最后，张隐韬又要求松开捆绑着的右手，请当地群众拿来一块木牌和笔墨，提笔写下“张隐韬之墓，时年二十四岁，南皮县唐家务村人”两行大字，请乡亲们在他死后把木牌埋在坟前，然后他高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张隐韬牺牲后，多数干部战士不满副司令陈秀福按兵不动，不组织营救的行为，纷纷离队回家，一支新生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被反动派扼杀在摇篮里。

张隐韬、刘格平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在北方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加自卫军的多是孟村、盐山、庆云、南皮等县的农民子弟，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它对整个津南地区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特别是张隐韬就义时的演讲和高喊的口号，使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形象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有了真实的了解，从而为孟村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