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村回族自治县革命老区的发展历程

1922年冬天，刘格平的父亲来到天津，要刘格平回家，找一位老先生再补习一年功课。刘格平想到可借此到家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协助张隐韬建立更多的团组织。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隐韬和小于子。过了几天，张隐韬告诉刘格平，组织上已经同意他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并给他带去一些宣传材料。

这次回家乡，刘格平肩负着革命的重担，为家乡撒播革命火种，心情格外激动，革命激情高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懈怠，利用冬闲和一些熟悉的佃户青年谈心，宣传革命思想。但是这些青年总是疑团很多，有时会问他：“你们家能把地公出来吗？”又说：“就是你愿意，他们也不会同意！”刘格平没有想到，他们一提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不是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于是，经过筛选，他发现家乡有个盐帮手枪队是一支可发动的革命力量，因为这支手枪队都是由一些家境贫困的回族中青年组成，而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和自卫能力。

于是他发展团员的第一个对象，是他堂兄刘子芳。此人在沧县上过高小，是个有知识、有志气的青年。但因其家境从他父亲那辈已由地主败落为自耕农，为本族6户地主看不起。他结婚的时候，好心好意地去给人家拜礼，竟被近门几户地主拒之门外。他深切地感到世态炎凉，不甘心沿着这个下坡路走去，时而仰天兴叹，时而纺徨野外。后来，他为寻求出路，曾到段祺瑞的皖系军阀马良部当过兵，担任过排长。但他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又愤然回乡。由于他的处境、地位，不愿来往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混迹于长工和佃户之中，成为穷哥儿们的代言人和主心骨儿。刘格平理解他的处境和苦闷，便主动去找他谈心。

刘格平打破了与子芳家感情上的僵局，几乎天天到他家串门，与子芳越谈越投机。子芳还常召集一些青年人，来他家听格平讲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工人、农民打倒地主、资本家，将来穷人坐天下的前景。子芳听出了一些门道，估计格平从天津可能带了什么“任务”，两人越谈越投机，刘格平就把刘子芳发展为团员。不久又发展了本村刘景泉入团。(www.xing528.com)

刘子芳、刘景泉，都是回民盐帮队的头领。这一带的回民土地很少，他们的生活出路，一是搞饮食业，二是刮盐碱土，熬晒小盐，运往内地去卖，后来发展到去沿海一带贩卖大盐，开始人担，继而车推，后来用驴驮。而私自制盐、贩盐，历来是犯法的。再就是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当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因此，旧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把这一带回民村庄视为“匪患特区”，严加控制。回族人民为了生活，以多种形式反抗反动统治，除了拿起武器，组织绿林武装之外，一些不愿“落草为寇”的，就组织起盐帮队，结队而行，贩运私盐。他们为逃避盐巡稽查，夜行晓宿，弃行官马大道，迂回于阡陌小径，穿行在青纱帐和漫洼红荆丛中。尽管如此，仍不断遭到盐警劫掠。面对这种情况，外号叫“二嘎游”的刘景泉，动了脑筋。此人爱讲三国故事，重义气，有胆识。但家境贫寒，很不得志。他比刘格平大13岁，是本族兄弟。幼年随父到河间给地主扛活放牛，因伤了东家一头牛被解雇，又到古北口讨饭，还去枣庄煤矿挖过煤，后来回到家乡给地主看家护院。就在这时，他把地主给他护院用的枪，偷偷借给盐帮队，打过两次盐警，保住了人和驴的安全。从此，盐帮队的人们尝到甜头，感到武器的重要，便在刘景泉、刘子芳的倡导下，集资购买匣枪，由少到多，达到20多支，组成盐帮手枪队，刘景泉被推为队长。他们上路时，把枪带在身上或藏在驴驮子里，遇到盐警劫掠，便抽枪还击，使盐警望而却步，闻风胆怯，不敢轻易侵犯。由于刘子芳、刘景泉被刘格平发展为团员，这个盐帮队便成为一个有觉悟、有组织、倾向革命的武装。

刘格平发展的第三个团员，是山东乐陵县杨马连村（今盐山县）的王俊峰，也是回族，是刘子芳的姑表弟，比刘格平小4岁，自幼上学，在盐山乡村师范毕业后，回家乡附近教书。1923年2月春节期间，来大堤东外祖家串亲拜年，经刘子芳培养推荐，由刘格平介绍入团。于是，刘格平组织刘子芳、刘景泉和王俊峰，在大堤东刘子芳的家中，主持建立起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子芳任团支部书记，王俊峰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随后他们分头活动，在附近一些村庄、学校和盐帮队中，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团员，扩大组织，革命火种逐渐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