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其残存于大陆的两个主要军事集团胡宗南部和白崇禧部正分别撤向西南各省和广西一隅。蒋介石企图依靠在西南的37个军约45万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与共产党“持久作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伺机反攻；迫不得已时，则向康、滇退却，或逃到国外。[1]对此，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早在1949年1月和3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做出了决定，把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0师进驻并接管贵阳市，标志着大西南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在贵州结束。[2]退入黔西南的国民党第89军及由贵州保安部队改编的独2师、独3师、271师、272师和黔西南绥靖区的地方保安部队共3万多人已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中。11月21日，刘、邓发出了《向西南伪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的电文，国民党19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89军军长张涛、49军军长王景渊于1949年12月10日在普安通电起义。国民党兴仁专员公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也于12月19日正式举行起义，保安部队的3个师也相继宣布起义。至此，黔西南地区宣告和平解放。[3]
人民解放军第16军于清镇地区稍事休整后，即向毕节进军，46师主力于鸭池河正面强渡，尔后夺占大关，直取黔西。至12月初，相继进入了直至赤水的黔北广大地区。
当第5兵团大部队直趋贵阳的时候，右路第3兵团第10军协同第五兵团，以大迂回动作，插入贵州，断敌退路。具体部署是进占思南、石阡，尔后继续向遵义方向前进，配合第五兵团作战。第28师以第84团及军师侦察、工兵分队和通信连报话排组成先遣支队，11月21日6时，先遣支队进入遵义城，国民党第44军第150师第450团2营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遵义城。
解放军第5兵团解放贵阳后和第3兵团第10军攻占遵义后，两部根据刘、邓电令，继续向川黔滇边境挺进，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退逃之路。与此同时，担任正面攻击的解放军右集团，于19日将西逃的国民党47军一部在涪陵木根铺歼灭后，攻占白涛，活捉敌14兵团司令钟彬，进入涪陵，矛头直指重庆。[4]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乘飞机离开成都。30日下午，中共川东地下组织代表和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入城。驻守市区的国民党“反共保民军”一个师和江防舰队的7艘军舰经策反后宣布起义。傍晚，解放军大部队由朝天门、储奇门、南纪门等处进入重庆。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曹荻秋为重庆市正、副市长。[5]
二野刘、邓大军于1949年11月30日进入重庆后，分兵两路：一路向川南荣昌、泸州、内江进军，继续执行包抄溃集于川西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另一路从垫江、邻水、铜梁、璧山、永川西进，紧追国民党军队孙震、罗广文等部后尾，向内江、遂宁、资中推进，12月27日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胡宗南等部30多万人被彻底歼灭，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南北两线解放军于27日在成都会师。12月30日，贺龙司令员率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www.xing528.com)
1949年12月9日，刘、邓、潘发表通电起义。12月12日，第24军驻雅安、西昌、康定的部队也宣布起义。同时，西康省民政厅厅长、代省长张为炯也通电全省各县宣布起义。13日，在雅安成立了“西康临时军政委员会”（后改称军政会议），接管西康政权。至此，除西昌地区尚为国民党胡宗南、贺国光的部队控制外，西康的康雅两属地区基本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6]
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分别由南北两方面开始向西昌的国民党军队进攻。3月27日，南北两路解放军正式会师西昌城，西昌战役结束。[7]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通电全国，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解放军入滇接管。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从四川退守云南，或借道云南逃往国外的企图。卢汉起义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下令进攻昆明。从12月16日开始，国民党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起义部队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的序幕。从12月16日下午开始到22日，经过7昼夜的英勇奋战后，国民党军队南撤，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8]
战败的国民党第8兵团2万多人，从石屏分左右两路向元江方向进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于1950年2月19日到达中缅边境重镇打洛，滇南战役胜利结束。[9]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西南兵团机关和部分部队进驻昆明，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率领起义军政人员出城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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