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澳大利亚人费茨杰拉德（C.P.Fitzgerald）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大理调查后所说：“如果只注意到汉文化而忽略了海外对民家的影响的话，那么这幅关于民家社会的画面算不上完整。”[300]同样，对于民国时期西南的其他民族，如果不考虑国外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一步而言，要对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就必须对外国人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而民国时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外国势力或个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怀着政治和军事目的者；二是怀有传教目的者；三是有着科学考察、探险、游历等目的者。例如，进入西南藏区的旅行者大致就包括以下两类人：“一是夹杂着同情心和好奇心的观察家；二是受宗教信仰驱使的藏传佛教及道教的皈依者。”[301]
（一）侵略与抵抗对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
英、法等国家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武装入侵、政治干涉等直接影响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与干涉活动。1910年，英国武装占领云南怒江地区的片马，挑起“片马事件”。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登埂土司在片马的管事勒墨夺扒毅然号召片马地区各寨头人和群众组成包括傈僳族、茶山人、怒族、独龙族等民族的民众抗英队伍，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1933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由于垂涎班洪地区的炉房银矿，英国出兵攻占班洪地区。为此班洪地区佤族部落首领发出了《告祖国同胞书》及《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伊斯兰先生》的信，明确表示班洪地区一直以来即为中国领土。1942年日军入侵滇西，滇西各族人民出工出力支援抗战，并且积极配合寻找“驼峰航线”的坠机飞行员。而且在怒江地区，在六库土司的组织下，组建十一集团军福碧泸练民众自卫队，肩负起为怒江抗日部队“守望、运输、救护、侦察、通讯”的任务。[302]各民族人民在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过程中加强了联系，增进了一体感，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而在康藏地区，由于英帝国出兵西藏，并且插手康藏冲突，使得康藏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20年之久，导致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紧张。
（二）基督教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深入，少数民族信教人数不断增加，基督教逐渐成为影响西南地区各民族之关系演变的重要新因素。
1.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情况，费正清研究认为：“1900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000人，分别代表28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年，已增加到3000多人，代表着60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303]事实上，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影响依然很大。
在四川，据教会的调查，至20世纪20年代，四川省的基督教信徒达12954人，居内地各省第二位。而天主教信徒共143747人，有大小教堂共826处，全省分为四个教区，分别驻于成都、重庆、宜宾、宁远（西昌）四城。天主教堂共附设小学400所，有学生7500余人，还设有大学3所。[304]至1944年，在四川苗族聚居的枧槽乡草霸山、沟边、风岩3个苗寨中有13%的苗民信仰天主教；而基督教后来居上，至1937年前后，循道公会在川南苗区已有信徒1000余家。[305]
在康区，1939年康定教区设立；至1940年前后，云南维西教堂有信徒80人，四川巴塘县有信徒50人，丹巴县有信徒172人，道孚县有信徒50～60人，康定所属各区有信徒914人；1948—1949年，在康定教区内的信徒有530人。[306]1947年，据不完全统计，西康宁属地区有天主教徒7827人。
在云南，基督教于1913年传入怒江地区，1924英籍传教士莫尔斯开始到贡山传教，不久返回维西，1935年其又返回贡山传教并建立了基督教会。1939年，莫尔斯派赫夏、俅扒茨多次进独龙江传教，先后在拉哇夺、马库、孟顶、迪梅打姆、莫波郎、都打建立了6个教堂。[307]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基督教神召会在福贡设治局内进行传教，并在怒族聚居的古泉村建盖了大教堂，教堂的传教士曾对当地怒族说：“汉人的书读不得，汉人的歌唱不得。读了汉人的书，唱了汉人的歌，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死了也升不了天。”[308]无疑这些言论挑拨了民族关系，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妨碍了边疆的稳定。至1937—1938年时，基督教在民家聚居区设立了5个中心，即大理、洱源、石鼓、兰坪、剑川，每个地区平均相距50英里（80.46千米）。在大理县有一个天主教堂、一个基督教布道站，在洱源县牛街有一个教堂。在整个民家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总共有20多人，但他们都不会说民家话。在大理及其周边地区约有天主教信徒100人、基督教信徒70人。[309]而在拉祜族聚居的双江县，至1949年，全县有教堂49所、信徒5800人。至1949年前，昆明地区的基督教团体共有27个、教堂48个；而天主教传教士有40多人，其中外籍传教士20多人，分别来自法国、瑞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中国传教士有20多人，包括汉、彝、苗等。昆明市有信徒500多人。
从云南全省的整体情况来看，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云南全省基督教活动的地区从60余个县（市）增加到80余个县；教堂数目从100余所迅猛增长到900余所；信徒人数从3万余人急剧增长至10万余人，信徒人数约占当时全国信徒总数的1/6。[310]与此同时，云南的天主教至1920年前后，教堂发展到100余所；信徒人数在原来的11000人基础上增加了约5000人。至1930年，云南天主教信徒又增长了6000余人，而教堂数目却变化不大。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虽然教堂数目仍然没有增长，但信徒人数继续增长了4000人。[311]
在贵州，民国时期，天主教设有3个教区：贵阳教区、安龙教区、石阡教监牧区。贵阳教区和安龙教区属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石阡教监牧区归属德国圣心会。全省有天主教信徒4万多人、教堂77所，先后有外国传教士（包括修女）91人，中国籍神父、修士、修女290人，教会服务人员257人。[312]而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机构有19个、教堂241所，分布于全省各地，农村信徒占96%以上，并且2/3的信徒集中于威宁县和赫章县。而在威宁石门坎就设有圣公会苗族教会总堂、内地会葛布苗族总堂、内地会结构彝族教会、四方井彝族教会等。[313]在水族聚居区，“1910年至1927年洋教极盛时期，奉教者达两千多户，五千余人（包括荔波、三合、都江等附近地区的信教人）”。[314]
无疑，民国时期，基督教信徒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当然，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教士所秉承观念的差异，以及其所代表的教会传教策略的不同，使得其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进而对西南民族之间的关系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2.基督教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研究人员称：“据观察，总的来说，接触过汉文化教育越少就越容易转变成基督徒，而完全接受汉文化的人则对传教士的努力无动于衷。”[315]而教会人员也认为：“应当注意的是：凡是少数民族和汉人不经常密切往来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事业就最成功。相反，若是经常密切往来，少数民族就往往学了汉人的缺点而不是学了他们的优点。”[316]显然，基督教的传播对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边地澜沧，“由于教会宣传一些美国物质文明与挑拨离间，教徒们都只知道世界上美国最强，他们非依靠美国不可，汉人都不好，与汉人互相不来往。汉人到糯佛甚至买不到粮食。他们所出产的东西，拿到国外去卖，再将需要的东西买回来。”[317]而且，当地信徒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还向不信教的人称：“我们的洋官不惟时时都来看视，并且每村都派得有撒拉来保护我们，你们不要痴迷了，赶快入教罢！”[318]
对于生活在滇西的傈僳族，研究人员也发现：“这些人对于中国政府和外来移民怀有相当大的敌意，而传教士被广泛错误地视为外国势力的代表，成为基督徒可以使他们免受汉人管制，这种想法无疑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里，由此推动了大多数傈僳族人迅速地皈依基督教。”[319]
特别是自20世纪初以来，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创制和推广民族文字。“起初是为了推行‘文字布道’传教手段，而在具体的实施中，就不仅如此了。如浸礼会出版的景颇文识字本中，就有‘我们的领袖是英皇’这样的宣传文字；浸信会出版的拉祜文识字课本印的是：‘汉人来了，我怕！’石门坎教会在日常的宣传中，传教士在祈祷词中编上：‘上帝啊，汉家压迫我们！’挑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进而制造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与祖国的对立情绪，其负面影响时隐时现地一直存在。”[320]
永伟里父子在拉祜族地区传教30多年，入教者达2万人，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信徒受撒拉（牧师）的保护，不再受汉官的管辖；并且在撒拉的带领下，时常发生抗粮、抗税的事。
清末，美籍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称：“基督教引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授予中国人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这种精神差不多完全处于民族情感偏向的盲目冲动状态。在过去几年的政治危机期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非常不关心他们国家的命运。这方面，士人、农夫、商人和苦力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每个人主要关心的是，在任何即将来临的灾难中如何使自己活得更好一些。如果这种概况有什么例外的话，就我们所知，他们都是一些已经受到中国外部力量感化的人。”[321]的确，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一些地区的传播，确实起到了促发民众国家意识的作用。
葛维汉在四川苗族地区调查时，认为通过政府代理人和传教士的帮助，“他们能成为一个文明的种族，将成为中国有益的一部分，如同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大英帝国有益的一部分一样”。[322]
柏格里在贵州石门坎编写的苗文识字课本中有这样的内容：“苗族是什么？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苗族是从哪里来的？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323]对此，当地的苗族也说道：“长年累月，口朝黄土背朝天地为领主们当牛马，一直没有什么权利过问政治或参与政治活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怎能谈得上爱国保家？基督教传入后，办起来学校，苗族人民经过读书，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方知道有中国，并且懂得中国就是自己的国家，从而才肯定‘我们苗族的的确确是中国人’。”[324]显然，葛维汉、柏格里等的传教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教地区的国家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1910年至1920年间，英国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的同时，还对当地羌民进行了研究，并且他认为羌民的宗教是一种“一神教”，他还把羌民的历史追溯至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而此后，当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kett Graham）再到岷江调查羌民时，他发现当时有些羌民自称“以色列人后裔”，显然这是受了陶伦士的影响所致。[325]
“近数十年，思茅、普洱数县汉人开辟斯土，办团守卫，全乡数十寨得以安静。惟基督教四出宣传，谓既入洋教，即为洋百姓，不能受中国官吏之管辖。所谓不管辖者，诉讼案件不告汉官，税课不纳，调遣不理。”[326]
方国瑜在倮黑山调查时，居住在此的湖南籍老人对他讲：“传教师称洋人与裸黑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辟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若不忘祖宗，则不能从汉教，应从西方教。西方人要信上帝，不信鬼，不祀祖。今尚有裸黑住在西方者。如此宣传日久，裸黑信其教，乃毁祖堂神主，不送鬼祭祖也。”[327]
而对于生活在黔西北、滇东北的彝族，在此传教的传教士就有这样的认识：“诺苏同没有自己文字的苗族不同。他们有一种以大约三千个不同字词为代表的书面语，相比较而言，这个种族的外观好、健壮、高大。他们在语言、习俗、性格诸方面都不同于汉族，或许源于讲印欧语族的部落。在四川南部连绵不断的群山中，他们仍旧生活在自己首领的管辖下，并相对独立于汉人政权。”[328]
而就国家层面而言，政府更为担心的是，传教士在西南一些民族地区创制文字，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产生阻碍。边政设计委员会的沈重宇等人研究后就认为：“今英教士突于石门坎地方，妄创苗文，其内容是否合理、组织是否成熟，尚不得知。如果不合理、不成熟，不过使一部分苗民盲从一时，其害尚小；如其合理而成熟，推行无阻，浸假由石门坎传演，遍及邻疆，则散漫苗民，借文字而团结，在文化上，屹然立异。当此国家多故之秋，尤易供人挑拨离间。平时则为同化之梗，有事则增内顾之忧，本会窃以应当特别注意，能禁止则禁止之，否则逐渐取缔之。”[329]
在西南边疆传播基督宗教的教会颇多，并且属于不同教派，而在传教过程中，由于传教方式的不同，加之教会为了争取各自的信徒，在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生活方式的差异，从而导致民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例如，“循道公会信徒认为内地会信徒‘粗鄙无知’，而内地会信徒又指责循道公会信徒‘信仰不真’。武定苗族地区的内地会信徒和中华基督教会之间相互攻击，咒骂对方是‘鬼教’，甚至‘认教不认亲’。同样，禄劝内地会和安息日会之间的矛盾，导致信徒一家人互不团结，见面就吵嘴，像仇人一样。更有甚者，在寻甸内地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之间，幼时的好友因入了不同的教会，就彼此几十年不相往来。而在彝良苗族地区，各派之间的矛盾和界限十分鲜明，信徒间互不搭理，见面如视仇人”。[330]
再如，在武定县，“约在1934年左右，内地会洒普山总堂澳籍牧师郭秀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安息日会错误》的书，书中主要是说：他们用东西作为魔鬼来引诱（注：指安息日会的美籍牧师为了笼络人心，利用美国援华的旧衣服施舍给信奉虔诚的教徒，主要是宗教头目），使苗族不能得救，猪肉最好吃，安息日会不叫吃猪肉很可惜等等。并告诫内地会的信徒不要与安息日会的信徒来往联姻。此书出来以后，造成内地会与安息日会两个教派信徒的彼此不和”。[331]
1910年，在曾被称为“苗王”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的倡导下，内地会成立了“基督教苗族改良会”，公布了《等堆基督教苗族改良会章程》，对苗族的跳场、跳坡、吹笙弄笛、服装、恋爱婚姻、婚丧嫁娶礼仪等进行了规约或禁止。[332]
在碧江设治局，“信教不信教有所不同，信教者知道洗脸、漱口、梳头。一家只有一个脸盆，手巾是麻布，没有手巾的人家，洗脸用衣服揩。漱口有用牙刷的，有指头搓的。不信教者有的一生只洗过三次脸”。[333]另外，“信教的因为粮食不耗费在煮酒上面，所以粮食比较充足，生活比较好过。此外傈僳族及怒族都喜吸烟，教徒不吸烟，亦可节省一笔花费”。[334]并且，在怒江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对当地的婚姻习俗和卫生观念也产生了影响。非信徒结婚，男方需要给女方若干头牛，如果自己没有牛，就是借也要借来交给女方，有的因此而欠债，导致贫穷。而信徒结婚则在教堂中举行婚礼，男方也不用付女方财物。由于信教的原因，改变了原来买卖式的婚姻，也杜绝了离婚、讨妾等行为。非信徒生了病，就要杀鸡、杀牛祭鬼，而信徒则祈祷上帝或再吃一些药，不再祭鬼。信徒比较讲究卫生，减少了患病的可能。[335]
而在澜沧县的大蛮堆、多衣树、车啊、大车树、蛮弄等信仰基督教的佤族村寨，村民不猎头、不做鬼、不喝酒、不娶几个女人，而读拉丁化的佤文。[336]在楚雄苗族地区，“随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所召开的几次研究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会议以后，几项主要代表民族标志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全部被当作‘魔鬼’而被禁止，如芦笙舞蹈、山歌民蹈、婚俗、烟酒等，而代之以全部的宗教礼仪。从此信教群众中有人参与这些活动仪式，就被认为信得不真而影响其今后不能得救，不信教的人搞这些活动，就被说：这些人就是要下地狱的。这些传统的习俗观念，经过一代接一代，随着年长者的不断谢世，就逐渐被遗忘”。[337]
（三）外国人的相关活动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国时期，在从事政治干涉、武装入侵和传教之外，许多外国人还在西南地区从事科考、探险、旅行以及工作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的演变。
1.科学考察、探险和旅行的影响
1913年，金敦·沃德（F.Kingdon Ward）前往滇藏边界地区考察，在搜集了200多种植物标本的同时，他还对该区域生活的10多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以及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体质情况等做了详细记录，并以游记的形式介绍给西方世界，较早地向世界揭开了横断山地区的神秘面纱。
1930年，年轻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从越南进入云南旅行，之后其旅行的所见、所感陆续在美国发表，对西方人了解云南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腾冲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福斯特在云南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大树杜鹃。然而，他也亲手将发现的大树杜鹃砍倒，做成标本运回英国。
1936年至1938年，费茨杰拉德在大理对民家进行了两年的调查，后来撰写了《五华楼》一书出版，该书是欧洲学者第一次对中国西南的民家群体进行研究，为西方人了解大理、了解白族提供了比较客观和丰富的材料。
葛维汉虽作为浸礼会牧师来到中国，但其在中国的业绩则主要表现在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方面。其任教于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于1923年起，先后至打箭炉、松潘、黄龙沟、峨眉山、瓦屋山、宁远府、汶川、茂州，以及四川、云南交界的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和研究，搜集了大量标本，运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诸如传教士陶伦士等人对羌族起源的错误观点等进行了否定，为西方世界全面认识羌族起到了促进作用。
洛克在民国时期丽江及周边地区的调查活动，陆续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让西方世界对中国西南地区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而洛克的事迹，也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使得一部分中国学者怀着为国争光的学术使命感进入西南地区开展研究，促进了国人对西南民族的认识，有助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改善。
虽然，不可否认部分西方人是怀着真诚之心来到中国西南，进入当地少数民族当中，去发现和了解他们，但是正如澳大利亚人费茨杰拉德所注意到的：“我在大理生活的几年里，偶尔也有来自欧洲的旅行者登门拜访。主要是英国人。有一些是从缅甸来的军官。他们表面上是来度假，实际上另有任务。英国人急于‘开拓’人迹罕至的地方，显然指派他们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西部，考察那里的交通状况。”[338]无疑，许多旅行者、考察者和探险者来到中国西南地区都有着特殊目的：要么为其政府的外交和殖民活动搜集情报；要么为某些机构大肆掠夺动植物标本提供帮助。例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869—1946年期间，国外就有200多人次前来中国大熊猫分布区调查、收集资料、捕捉大熊猫、猎杀大熊猫或购制大熊猫标本。1936—1946年的10年间，从中国运出的活体大熊猫共计16只，另外还有至少70具大熊猫标本存放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今天，世界不少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厅内所看到的中国大熊猫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时期获得的。[339]
2.工作或社会服务的影响
俄国人顾彼得作为道教的皈依者，同时也是中华工业合作社的职员，受派遣在丽江开办工业合作社的同时，他还为当地纳西族提供医疗服务，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此之前，他还前往凉山彝区考察，与土司岭光电等结下了友谊。并且，其还撰写了专门著作，向西方介绍自己的经历，为西方人了解中国西南民族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西方人在西南地区的探险、旅行、考察以及工作，对西南少数民族了解世界，以及世界了解西南少数民族起到了中介和桥梁作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西方人在西南的活动有的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而有的则由于西方人的殖民和掠夺目的，而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使得西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
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与中原、西南地区之间、西南汉族与非汉族之间、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国外因素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探讨，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基督教的传播是影响此一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新因素。因而，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在延续传统的关系的同时，也适时地、相应地发生了许多变化。总体而言，民族间的交往更加紧密，相互融合的现象更为普遍，相互之间的一体感在增强，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受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限制，西南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关系在整个民国时期尚未真正实现。
【注释】
[1]朱映占、段红云：《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2]张文芝：《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载《云南档案》2005年第3期。
[3]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4]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7～48页。
[5]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59年，第156页。
[6]［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7]［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8]［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10]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7页。
[11]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1947年，第1～2页。
[1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1947年，第6页。
[13]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9），1985年，第38页。
[15]［日］王柯：《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年第60期。
[16]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7]［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18]［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19]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20]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页。
[21]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2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3]《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
[25]《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669页。
[26]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7]陈碧笙：《滇边散忆》，中国民俗学会1941年影印本，第35～37页。
[28]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载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29]于式玉：《记黑水旅行》，原载《旅行杂志》第18卷第10期，转载于《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30]林超民：《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载张波主编《丽江民族研究》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31]本节使用的民族名称，为了与民国时期的语言环境相一致，往往直接采用了当时的一些称呼和文字表述，原文照录，没有任何歧视和贬损的意思，特此说明。
[32]李文海主编，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文中的“tai”指广义的泰傣民族。
[33]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34]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35]凌纯声：《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载《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36]朱映占：《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
[37]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38]芮逸夫：《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载《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39]吴宗济：《调查西南民族语言管见》，载《西南边疆》1938年创刊号；吴宗济：《拼音文字与西南边民教育》，载《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40]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41]岑家梧：《西南民族及其文化》，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42]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43]朱映占：《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
[4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等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9页。
[45]《清史稿·土司传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第14226页。
[46]1939年1月，西康建省后，宁属地区划归西康省管辖，为西康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因此，为了不重复，民国时期四川省宁属地区的罗罗情况，一起放到西康省宁属地区的罗罗情况部分介绍。
[47]岭光电：《倮情述论》，开明书店1943年版，转载于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219页。
[48]在此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及除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及西康特别行政区之外其他地区的番族（藏族）。而西康特别行政区和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的番族情况在“民国时期西康省的番族”部分介绍。
[49]葛维汉：《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载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5页。
[50]祝世德等纂修：《汶川县志》卷五之《风土》，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铅印本影印，第135～136页。
[51]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印行，第29页。
[52]民国《汶川县概况资料辑要》，铅印本。
[53]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编：《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54]1958年7月，曾将茂县和汶川县合并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1963年恢复汶川县，后茂汶县也恢复茂县名称。
[55]民国《茂县概况资料辑要》，铅印本。
[56]民国《茂县概况资料辑要》，铅印本。
[57]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编：《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58]康兴璧编述：《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西南印书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17页。
[59]康兴璧编述：《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西南印书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31页。
[60]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编：《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61]也有学者认为六里即九里居民是汉人，参见于式玉著《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62]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63]康兴璧编述：《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西南印书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8页。
[64]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5页。
[65]胡庆钧：《川南苗乡纪行》，载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66]王文萱：《苗民的分布现状及其类别》，原载《边声月刊》第1卷第3期，转载于张永国、史继忠等收集编纂《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州民院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内部刊印，1983年，第101页。
[67]林名均：《川苗概况》，载张永国、史继忠等收集编纂《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州民院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1983年，第91页。
[68]彭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彭水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6页。
[69]转引自《四川苗族志》编委会编《四川苗族志》，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2页。
[70]1953年以后，联合乡划归筠连县管辖。
[71]祝世德纂修：《筠连县志》，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版，第209页。
[72]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73]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全三册），（台北）文艺印书馆1972年版，第1233～1234页。
[74]《四川苗族志》编委会编：《四川苗族志》，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2页。
[7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民族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76]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14页。
[77]康族即西康民族。西方人大都只把西康民族划分为“土伯特（Tibetan）和西番（Hsifan）”两种民族。参见任乃强著《西康图经（民俗篇）》，（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78]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载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问题研究室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重庆）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44～77页。也见于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300页。
[79]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版，第15页。
[80]张承编著：《边疆一览》（初编），1947年蒙藏委员会印行，第85页。
[81]林耀华：《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82]丹巴县的羌族在1965—1981年间，曾被定为藏族，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根据各村羌民自己的意愿和国家有关规定，重新识别为羌族。
[83]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巴县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84]文中所称倮罗、猓猡、倮倮皆指罗罗。
[85]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又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29页。
[86]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又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29页。
[87]陶云逵：《碧罗雪山之傈僳族》，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27～328页；又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88]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8页。
[89]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又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28页。
[90]宋光宇：《近世倮黑族所引发的乱事》，载李亦园、乔健合编《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食货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91]和永惠：《云南西北之康族》，载《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92]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93]余嘉华主编：《范义田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94]冯骏：《云南省中甸县县志》，民国抄本。
[95]和永惠：《云南西北之康族》，载《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96]和永惠：《云南西北之康族》，载《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97]《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65页。
[98]兰坪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兰坪县政协民族研究室编：《普米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
[99]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100]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30页。
[101]对于怒族的自称，大多数文献认为，碧江的为“怒苏”，福贡的为“阿怒”，贡山的为“阿龙”或“阿侬”，兰坪和泸水的为“若柔”（参见《怒族简史》编写组编《怒族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但也有人对贡山和福贡怒族的自称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贡山的怒族其自称为“阿怒”，福贡的怒族自称应为“阿侬”（参见何林著《阿怒人：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102]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32页。
[103]闵为人：《片马紧要记》，民国抄本，第26页。
[104]《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50页。
[105]《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65页。
[106]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33页。
[107]方国瑜：《滇缅边界的菖蒲桶》，载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页。
[108]陶云逵：《俅江纪程》，载《西南边疆》1946年第12期。
[109]怒江州志办公室编：《怒江旧志》，1998年，第95页。
[110]闵为人：《片马紧要记》，民国抄本，第28页。
[111]《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65页。
[112]行政区划上属西康省，但处于西藏地方的控制之中。
[113]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第一集，1983年，第65页。
[114]《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5页。
[115]《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委员会编：《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116]《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117]《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11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委员会编：《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119]《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12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委员会编：《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121]这说明当时山头人还没有完全完成民族的分化。
[122]张一善：《滇边之山头宗族》，载《边疆通讯》1945年第2期。转载于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123]《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24]《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25]《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26]《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27]《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128]《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29]《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30]《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31]转引自保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保山市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
[132]纳汝珍修，蒋世芳纂：《镇康县志初稿》，1936年稿本传抄，此处根据《云南日报》资料室油印本。
[133]《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30页。
[134]闵为人：《片马紧要记》，民国抄本，第24页。
[135]肖迎：《怒江地区民族社会发展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36]吴志湘、杨永生主编：《德宏史志资料》第十八集，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137]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27页。
[138]罗常培：《苍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139]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7页。
[140]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428页。
[141]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42]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43]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44]宋恩常：《云南苗族述略》，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45]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www.xing528.com)
[146]凌纯声：《苗族的地理分布》，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43页；转载于张永国、史继忠等收集编纂《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州民院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刊印，1983年，第106～107页。
[147]《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148]韩再兰、李恩光：《平彝县志》，民国年间抄本。
[149]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纂：《昭通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50]《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151]彭桂萼：《顺镇沿边的濮曼人》，载《西南边疆》1939年第7期。
[152]1956年与通海县合并，改名杞麓县，1960年复称通海县。
[153]转引自兴蒙蒙古族乡志编纂组编《兴蒙蒙古族乡志》，玉图（报、刊）字2004018号，第53页。
[154]宋恩常：《通海兴蒙乡蒙古族社会经济生活和习俗》，载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155]梁耀武主编：《玉溪地区旧志丛刊：民国地志十种》，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156]李拂一编著：《十二版纳纪年》，复仁书屋1955年版，第308页。
[1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其识别为水族。
[15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被识别为水族。
[159]实际上有84种，分别为黑猓猡、白猓猡、青苗、红苗、花苗、白苗、黑苗、克孟牯羊苗、阳洞罗汉苗、谷蔺苗、紫薑苗、八寨苗、九名九姓苗、洞苗、高坡苗、黑生苗、鸦雀苗、黑山苗、水西苗、清江黑苗、黑脚苗、黑楼苗、生苗、九股苗、车寨苗、洪舟苗、短裙苗、姑卢苗、摆榜苗、西溪苗、班苗、鸭崽苗、宗地苗、东苗、西苗、平伐苗、杨保苗、羊獚苗、宋家、蔡家、补笼狆家、卡尤狆家、青狆家、黑狆家、白狆家、八番狆家、水家、狑家、羊家、獞家、黑猺、花猺、狪家、红犵狫、花犵狫、披袍犵狫、猪豕犵狫、剪发犵狫、锅圈犵狫、水犵狫、土犵狫、木犵狫、犵当、犵兜、犵獞、白龙家、曾竹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狗耳龙家、侬家、夭家、蛮人、冉家蛮、楼居蛮、僰人、峒人、土人、六洞夷人、里民子、六额子、白额子、羿子、白儿子。
[160]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61页。
[161]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162]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3页。
[163]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贵州省苗民概况》，1937年，第1～3页。
[164]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65]岑家梧：《贵州民族研究述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岑家梧：《贵州民族研究述略》，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166]吴泽霖：《贵州的民族》，原载《文讯》第5卷第1期，转载于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6页。
[167]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页。
[168]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169]凌纯声：《苗族的地理分布》，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41页；转载于张永国、史继忠等收集编纂《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州民院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刊印，1983年，第104页。
[170]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7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上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172]解幼莹、钟景贤：《开阳县志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贵州印刷所铅印本。
[173]虽然文中将部分县的犵当、犵兜归为僮家部分，但犵当、犵兜的族属问题仍有争议，有研究认为其属于苗族群体，而在有的县1949年后则被识别为仡佬族。
[174]《贵州省志民族志》（下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99页。
[175]佚名纂辑，潘一志重编：《荔波县志资料稿》第二编《民族资料》，1954年油印本。
[176]王佐、樊昌绪修：《息烽县志》卷之三十一《诸夷志·苗族》，1940年成书未刊，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5年，第340～341页。
[177]林耀华：《贵州苗民》，载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370页。
[178]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17～18页。
[179]赵国治：《边疆行政制度之研究》，（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政治研究所，1970年，第40页。
[180]张兆和：《杨汉先关于黔西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载赵心愚主编《西南民族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181]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182]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83]《国民政府渝字第470号训令》，1939年8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全宗12卷，第58页。转引自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184]《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载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内部版，1972年，第96页。
[185]贵州省档案馆藏1943年10月奉令抄发委座未感侍密代电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通知，转引自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34页。转引时有所删减。
[186]朱家骅：《边疆问题与边疆工作》，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译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第13页。
[187]王文光、朱映占：《承认与认同：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88]刘健：《云南少数民族问题（节录）》，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89]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15页。
[190]张廷休：《再论夷汉同源》，载《西南边疆》月刊社1939年第6期。
[191]张其昀：《“少数民族”名词的纠正》，载《黔灵》月刊1946年第10期。
[192]张少微：《研究苗夷族之内容及方法刍议》，载《贵阳日报·社会研究》1941年第18期。
[193]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94]范义田：《值得注意的苗夷问题》，原载《全民抗战》37号，1938年；转载于余嘉华主编《范义田文集》上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607页。
[195]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14页。
[196]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22页。
[197]张承炽：《中国边疆问题·初集》，1949年，第20页。
[198]张承炽：《中国边疆问题·初集》，1949年，第21页。
[199]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99页。
[200]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99页。
[201]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106页。
[202]康兴璧编述：《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成都）西南印书局承印，1940年，第41页。
[203]边氓：《我们有没有边政》，载《边疆服务》1947年第19期。
[204]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8页。
[205]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14～15页。
[206]《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46页。
[207]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
[208]原载于《清真铎报》新十二号，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转载于马建钊、孙九霞、张菽晖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7页。
[209]一言：《试论班洪佧佤十七王民族自决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
[210]张兆和：《杨汉先关于黔西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载赵心愚主编《西南民族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211]《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政治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12]侯祖荣：《西双版纳现代历史人物——柯树勋传 李拂一先生与西双版纳》，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213]《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政治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214]贵州省档案馆藏：《开化威宁县石门坎苗族意见书》，卷宗号M8-6021，第111页；转引自李鸣编著《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2～463页。
[215]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216]马建钊、孙九霞、张菽晖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17]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页。
[218]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219]《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220]李拂一：《十二版纳纪年》，1949年，第308页。
[221]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222]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14页。
[223]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224]张邦翰：《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叙言》，载杨履中编辑《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发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第1页。
[225]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226]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主编：《贵州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227]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228]Joseph F.Rock：China on the Wild Side：Explorations in the China-Tibet Borderlands，VolumeⅠ，Yunnan and Sichuan.Published by Caravan Press Ltd.，HongKong，2007，p.100.
[229]《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46页。
[230]第一次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二次为民国元年（1912年），第三次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因行政委员史国英苛虐无道，傈僳乃聚戕之，后经政府派兵剿办。（注释内容为引文原注）
[231]《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52页。
[232]陈碧笙：《滇边散忆》，中国民俗学会影印，1941年，第38～40页。
[233]［澳］C.P.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234]李全忠、漆明生、张为波：《四川少数民族与抗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235]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236]《叙永县文史资料》第九辑，1987年，第32页。
[237]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6页。
[238]《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239]《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240]《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241]《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242]四川省阿坝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4年，第44页。
[243]蒋彬、罗曲、米吾作主编：《民主改革与四川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244]《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245]蒋彬、罗曲、米吾作主编：《民主改革与四川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46]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编纂：《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247]《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248]《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249]《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250]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调查，宋伯胤、杨树谷、施泽旱整理：《怒江区的历史与民族关系》，载云南省编辑组编《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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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马长寿遗著，李绍明、周伟洲等整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3～14页。
[253]《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317页。
[254]欧阳枢北：《瞻化土酋之过去与现在》，载《康导月刊》，1939年。
[255]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民国三十年（1941年）印行，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影印，第171页。
[256]《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257]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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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原载《康藏研究月刊》1949年第24期；转载于任乃强著《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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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四川省志·民族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262]孙明经摄影、张鸣撰述：《1939：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263]《昭通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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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第148页。
[266]黄举安：《云南德钦设治局社会调查报告》，原载《德钦县志》；转载于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267]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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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陈正军：《贵州仫佬族历史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71]刘文辉：《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序》，载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民国三十年（1941年）印行，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影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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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澜沧县帝国主义活动与宗教情况》，载《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转引自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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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324]杨忠德：《威宁苗族文化史略》，载《威宁文史资料》第2辑，威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转引自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页。
[32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8～139页。
[326]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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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英］王树德（威廉·哈兹佩斯）：《石门坎与花苗》，东人达译，载《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第90页。转引自东人达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329]贵州省档案馆藏，1936年8月边政设计委员会沈重宇等研究石门坎设治等办法，转引自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1页。
[330]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31]龙学林：《基督教在楚雄苗族中的影响》，载《云南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
[332]东人达：《族群认同与文化交流——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南》，载特木勒编《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
[333]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调查，宋伯胤、唐迪芳、包佶整理：《怒江区文教卫生情况》，载云南省编辑组编《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34]《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335]《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336]《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337]龙学林：《基督教在楚雄苗族中的影响》，载《云南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
[338]［澳］C.P.费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郇忠、李尧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339]史幼波：《大香格里拉洋人秘史》，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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