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民族，自《尚书》就有涉及和记录，及至《史记·西南夷列传》，已开始用文化的标准对其进行识别和分类。《史记》开创的这种传统得到了后来史家的继承和发扬，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而且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学、民族学的传入，使得国人在研究西南民族时，除了参考文献典籍之外，又多了实地调查一途。而在此之外，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开始，外国人也陆续对西南民族进行研究和分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探险、旅行、科考、传教、殖民等活动的兴起，一批外国人深入西南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就产生了上百种著述，而这其中就有涉及西南民族识别与分类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政府对西南民族的认识也开始借助于实地调查所得。
被誉为“川滇民族学调查第一人”的杨成志，在1930年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9期至132期合刊上发表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在其中，他对西南民族做了如下分类和统计：广东的瑶（属tai族）黎，约100万人；广西的瑶僮（属tai族）约350万人；贵州的仲家，瑶（属tai族）苗约350万人；四川的卢鹿、西番约200万人；云南的摆夷（属tai族）、卢鹿、苗约800万人；湖南的苗瑶约50万人；西藏的藏人、西番约230万人；印度支那（安南、缅甸、暹罗）的tai和lai约1500万人。总数3580万人。[32]据杨成志估计，西南民族人口几至358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然而，杨成志所指的西南民族，在地理区域上除了云、贵、川三省之外，还包括两广、湖南、西藏和中南半岛。并且，根据他的归纳，西南民族应包括tai族、苗、仲家、卢鹿、西番、瑶、藏人、僚。与此同时，杨成志也意识到他分类时所用的民族名称沿用的是汉人的惯常称呼，通过研究，他还注意到一些有着不同称呼的人群，实际上却是同一个民族，因而在他看来，地方志列举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民族是有待研究的。因而西南具体有多少种民族，杨成志没有明确指出。他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尚需实行更多的考察。
1936年，马长寿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上发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在文中，他对中国西南民族做了如下分类：“（一）苗瑶族系（甲）苗群（1）红苗（2）白苗（3）青苗（4）黑苗（5）花苗（6）杂苗（乙）瑶群（1）瑶族（2）畲民或輋客（丙）瓦噗喇群（1）瓦（2）喇（3）噗喇（二）掸台族系（甲）僰夷群（1）僰夷（2）蒲蛮（乙）仲家群（1）仲家（2）水家（丙）僮僚群（1）僮（2）僚或土佬，或仡佬（3）侬（4）沙（5）俍、
、佯、伢、但（丁）黎群（1）黎或俚（2）岐或
（3）孝（戊）民家群（1）民家或白儿子，或那马（三）藏缅族系（甲）西藏群（1）藏族或古宗（乙）西番群（1）西番（2）么些（3）怒子（丙）倮亻罗群（1）倮亻罗（2）傈僳（3）罗婺或倮黑（4）窝泥（包括马黑、卡堕、普特、骠人、阿佧、山苏、苦葱、糯比等滇南民族）（丁）缅甸群（1）马喇（2）喇溪（3）阿系（4）阿成（戊）开钦群（1）开钦或青颇。”[33]
显然，马长寿在对西南民族做具体分类时，虽然其愿望是参考体质和文化的标准来进行，但是主要还是以语言作为分类标准。在马长寿看来，人种分类的标准不外乎体质和文化两项，而文化与体质相比较变化较快，但是，在体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之前，对民族的分类只能以文化当中比较固定的要素——语言为标准来进行，故而他把语族作为划分族系的单位，即把在语言发生学上处于同一个语族的人群归类为同一种民族。而在民族之下为群，群之下为具体的民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长寿在对西南民族做分类时，如他所说，对民族的称谓极力采取中国本音本字，在必要时才以域外音字作为佐证。[34]由此可以看出，马长寿在对西南民族进行分类与识别时，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的主体意识。这与当时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是相一致的。
凌纯声在1938年的撰文中则认为：“西南民族虽名目繁多，然依科学的分类，大约不外乎罗缅、苗瑶、掸傣三种民族。罗缅族散于川南及滇之东北；苗瑶族居于黔桂两省；掸傣族多在桂西及滇之西南。三种民族之人口估计，约在千万以上。”[35]可见，凌纯声也认为在具体的民族称谓之上，依据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可把这些民族称谓下的人群归为三个大的族系。
楚图南于1938年10月在《西南边疆》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一文则认为，可以借用苏联常用的“小民族（national minority）”这个名词来指中国境内的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而对于西南民族究竟包括哪些民族，分为多少种类，他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探讨。[36](www.xing528.com)
1939年，江应樑在完成的《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书稿中，将西南（包括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海南）民族分为四大系和其他系统民族，即苗族系，其中包括湖南境内之苗人，贵州境内之苗人，云南境内之花苗和瑶人，广西境内之五种瑶，广东境内北江瑶人及散居于海南岛黎人区中之苗人；罗罗族系，包括川滇交界之巴布凉山上的独立罗罗，四川境内之蛮子，四川及云南境内之傈僳，云南境内之裸黑、黑夷、窝泥、山头、野佧、缥人、马黑、普特、山苏诸族；摆夷族系，大体包括云南境内之水摆夷、旱摆夷、花摆夷，暹罗、缅甸、安南境内之掸族（shan）或台族（tai），贵州境内之仲家、沙人、侬人，广西境内之僮、伶；藏族系，包括云南西北部中甸、维西、阿墩子一带之古宗族，云南丽江及其北部之么些族，云南西部怒江沿岸之怒子或怒人；其他系统民族，主要包括海南岛的黎人，民家或白子，云南境内之阿昌或峨昌民族，云南西部一带之崩竜民族。[37]
在上述研究展开的同时，对于西南民族的语言分类，不同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芮逸夫把西南民族分为三个或四个语系，即藏罗语系、泰掸语系、苗瑶语系、孟吉语系；八个语群，即西藏语群、西番语群、罗罗语群、卡侵语群、泰掸语系西支、泰掸语系东支、苗瑶语群、瓦崩语群。[38]李方桂、吴宗济等人则认为西南各省的民族，其语言大都属于印度支那语系，在此语系下包括汉语群、泰语群、藏缅语群、苗瑶语群、奥亚语群。[39]通过对西南民族语言的分类研究，他们认为西南民族的语言多数与汉语同支，据此他们强化了对西南民族和汉族的统一性的认识。
至1944年，岑家梧发表《贵州民族研究述略》一文，对西方学者和受西方学者影响的西南民族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彼辈多以印度支那土著之语系为标准。所谓台掸系、孟克系之名称，不适用于滇、黔、桂、粤各族，故应改为摆仲系、藏缅系及苗瑶系三大类。”[40]同一年，岑家梧又发表了《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文，就国人传统上的西南民族分类，清末民初以来的外国人的西南民族分类，以及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当时国人的西南民族分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提出了他的西南民族分类。他认为：“西南民族应分为苗瑶、罗藏及摆黎三大系，其各支群如下：（一）苗瑶系（包括苗族、瑶族及畲族、佤、崩龙）；（二）罗藏系（包括罗罗、傈僳、藏人、古宗、西番、么些等）；（三）摆黎系（包括摆夷、吕人、黎族、仲家、水家、侗家等）。”[41]在有学者看来，岑先生用“苗瑶—罗藏—摆黎”取代戴维斯以来的“猛吉蔑—掸—藏缅”西南民族三分法，目的是力图把西南民族分类的话语拉回到中国境内，以此来抵御印度支那英法殖民主义、入据缅甸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东南亚新兴的大泰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支配与侵犯。[42]
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学者对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虽然互有参考和借鉴，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这一方面说明了西南民族的复杂、多样，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与政治环境变迁相呼应，特别是在边疆危机和抗战的大背景下，认识西南民族，团结西南民族，找到适合中国的西南民族分类，是当时负有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为自己制订的研究任务。因此，在具体到西南民族识别与分类时，民国早期的分类和抗战爆发后的分类有差异，国人的分类与外国人的分类有差异。[43]
在此，本书分别以西南各省为单位，结合上述学者的分类和识别，以及当时的学术语境，在呈现西南各省民族种类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南各民族的分布、人口，以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等进行描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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