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云南的乌蛮
清代，西南的乌蛮在分布区上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是在诸多的文献中，关于乌蛮的文化记述比较详细。此外，在清代的许多文献中把乌蛮以罗罗相称，而且由于罗罗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又把罗罗分为在文化上有一定差别的不同的部分。
黑罗罗：昆明县等地有分布。《滇南志略·云南府》载：“黑罗罗为滇夷贵种，凡土官营长皆其族类。自唐时隶东、西两爨部，元收其地为郡县，分处各属。其居处斫木代瓦，名曰苫片，男子青布缠头，或带箬帽，布衣毡衫，妇亦以青布蒙首，布衣，披羊皮，缠足著履，言语、饮食颇类齐民；性朴鲁，好射猎，岁时用鸡酒摇木铎以祈年，种稻黍，输税维谨；土官服亦华，不脱夷习，土妇缠头用采缯，耳带金银环，服两截杂色锦绮，以缎为套头衣，曳地尺许，饰以金银铃索；各营长妇皆细衣短毡，青布套头。”[1]看来这些分布在昆明县的黑罗罗属发展较快的一个部分，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中，有明显的汉化倾向（言语、饮食颇类齐民），但众多的民族文化仍保留着。
白罗罗：昆明县等地有分布。从族内的阶层来看，白罗罗的社会地位比黑罗罗低，在文化方面与黑罗罗有一点区别，由于生活在昆明县，所以亦有汉化倾向，“白罗罗于夷种为贱，一名撒马都，又称洒摩，其部落贡税与黑罗罗同；居处依山箐，或居村落；男子以布蒙首，短衣，胸挂绣囊，著草履，妇女垂髻，蒙以青蓝布，缀海巴、锡铃为饰，缠足著履，勤于耕作；婚姻以牛马聘，祭用丑月，插山棒三百支于门，诵经罗拜，有占卜则投麦于水，验其浮沉，其言语、饮食、输赋税均类齐民”。[2]这里的白罗罗是他称，自称为撒马都，从“其言语、饮食、输赋税均类齐民”来看，白罗罗的汉化程度比黑罗罗更深。
妙罗罗：分布较为广泛，“皆土蛮官舍之裔，或称虎头营长，或称官娜，与黑白诸种异，广南、元江、开化、大理、楚雄、永昌、永北、丽江等府皆有之。无部落，随各属土流兼辖。貌猛性悍，善用镖弩；男子椎髻短衣，耳带圈环，常服用梭罗布，妇女青布缠头，衣胸背妆花，前不掩胫，后长曳地，衣边弯曲如旗尾，无襟带，上作井口，自头笼罩而下，桶裙细折，跣足无裤；婚姻野合，听女择配；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炉，父子、妇姑围炉而卧；惧捶挞而不畏死，祭以羊豕，捶死不杀；身没火化，收骨灰埋葬，插松枝以栖神”。[3]
鲁屋罗罗：分布在曲靖府，他们应该是黑罗罗的同类，都是贵族上层，凡土官营长皆其族类。
大罗罗：分布在景东，“性勤力健，种山地，畜牛羊，衣食稍足，在诸夷种类中差强，顺宁亦有之。男女色黑，性悍，赤足，缠头，披羊皮，衣麻布，山栖草舍，刀耕火种，言语侏离，习爨字，师阿闭，信鸡卦，婚姻备牲醴，葬垒木，鸡豚皆火燎而后烹食，日用则荞、稗、杂粮与米相半”。[4]分布在景东的罗罗虽然与众多民族杂居，但仍然较好地保持着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
小罗罗：分布在顺宁府，“男著麻衣，短衣裤，女垂发两辫，覆麻布帕，著麻布衣密折裙，赤足，自织麻布，薄种山地，捕鼠鸟，樵采木植以佐生计；夜卧无被，燃火于房，男妇围炉而卧；婚丧如白罗罗；性嗜酒，以薪一担入市，得钱数十，只供一醉；少穿戴，好猎畜犬，重信怖法，纳赋如期，其习尚与大罗罗相近”。[5]
普拉罗罗：分布在广西直隶州，“力勇，居山巅，短衣不履……以佃以渔”。
阿者罗罗：分布在广西直隶州，“性愚而勤，男女皆短衣裤，耳缀大环，男跣足，女著履，婚礼以牛为聘，婿亲负女而归，岁种杂粮，计田输税”。又阿者罗罗，“衣服大略与黑罗罗同，但耳环独大，在东偏则江川诸邑有之，在西偏则宾川有之；婚以牛为聘，婿亲负女而归，耕山捕猎，性好迁徙，无土司管辖”。[6]
阿蝎罗罗：分布在广西直隶州，“树皮为屋，身披羊皮，种植谷、荞、野麻，不知尊卑长幼”。
个倮（罗）：分布在广西直隶州，“性刚狠，善偷窃，终年围火，夜向火灸背，不入城市，罔知法度”。
葛罗罗：分布在弥勒，“性犷悍，以死为勇，好猎，亦带耳环骨簪，俗同黑罗罗，但男子著麻衣，妇人袍裙稍短”。
撒完罗罗：分布在昆明县，“居明月诸村，在黑、白（罗罗）之外，勤于耕作，捕虫豸及鼠而食，夷民善于背负而不善于肩挑，凡运薪、米数十百斤，皆负之于背，束带于胸及额，伛偻而行，如服轭之状（按，今昆明西山区、官渡区山区的彝族还保留着这种方式）。始有阿、耶、者、良、也等家，其命名皆夷语，无所取义”。[7]
卢鹿蛮（罗罗）：分布在曲靖府，《滇南志略》载：“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两迤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名号差殊，言语嗜好亦因之而异，大略寡则刀耕火种，众则聚而为盗；男子椎髻，摘去髭鬚，左右佩双刀，喜斗轻死；妇女披发，衣皂，贵者饰锦绣，贱者披羊皮，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掩膝。以腊月为春节，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巫号‘大觋皤’，或曰‘邦马’，或曰‘白马’，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其部长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继父职，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早夭，始及庶出者，无嗣则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多养死士，名曰‘苴可’，厚瞻之，每兵出，则‘苴可’为前锋，军无行伍纪律；部夷称夷长曰‘撒颇’，华言主人也。”[8]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条信息。
第一，彝族先民曾被称为罗罗，就是因为乌蛮中的卢鹿蛮被讹称为罗罗，以后便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将罗罗作为他称、泛称，如果要作进一步区别，就在罗罗前面加上限制词，如白罗罗、黑罗罗、干罗罗、海罗罗、鲁屋罗罗等。
第二，罗罗既然作为泛称，所以其内部的众多支系就有“名号差殊，言语嗜好亦因之而异”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变化，故彝族各支系的他称、自称加起来有近百个。
第三，到清代，整个罗罗的社会分化、分层仍然十分明显，而且贫富悬殊很大，“贵者饰锦绣，贱者披羊皮”。
第四，上层贵族十分看重男性嫡系血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十分浓重，这从“其部长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继父职，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早夭，始及庶出者，无嗣则立其妻女”的法则中看出。
第五，一直到近代，还没有产生能够统一罗罗内部各支系的政治力量，各支系仍然是各自为政，政治处于自发的、分散的状态。各支系的内部靠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宗教领袖“白马”（今译写为“毕摩”）控制运行。
被他称为撒弥、罗婺等部分的文化。乌蛮的后裔除了被称为罗罗外，还有许多乌蛮后裔没有被称为罗罗，而是有各种各样的他称，各个支系在文化上仍然各有不同。
撒弥：又作洒美，人口不多，在昆明坝子中和汉族杂居，“其人面目多黑，男子椎髻，青布裹头，衣褐披毡，白布束胫，著草履，腰短刀，俗嗜酒，以角为杯，颇勤耕种，输赋税，间有知书者，妇女青布缝合两鬓间如帽，著绿衣，披青布单，系白布短裙，著履，解织布及毛褐”。[9]
罗婺：是罗罗在昆明人口较多的一个支系，主体在武定，“男子髻束高顶，戴笠披毡，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缉而织之，粗恶而坚致，或市之省城……妇女辫发，两绺垂肩上……方领黑衣，长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养为业，有屋无床榻，以松叶藉地而卧；婚姻喜庆之事，结一松棚为宴，葬用火化；腰刀长枪，行坐不释，嗜酒好斗，狡猾难活”。[10]罗婺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多，“知伦礼，颇华风；富者周贫，耕者助力；春烹宰牛羊，召亲戚会食，歌笑为乐；腊则宰豚，登山顶以祀天神；暇则射猎，凡蔓菁、笋、蕨之属，皆干而储之，以备荒年；披毡被，秽不可近；语非重译不能通”。[11]
子间：又称为子君，居住在昆明坝子之中，是云南府汉化最深的罗罗支系，“归化不久，服食皆同华人，嫁娶必乘马，平时负薪以行”。[12]
阿车：主要分布在易门县，《滇南志略》载：“通属民少彝多，内（有）一种阿车，即爨蛮，性狡悍，后门外设松棚，祀祖于门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大节，宰牛剁生，拜坟祭祖，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年节；女辫发，青布包头，布折二指许宽，年少者围包如罗筐大，有喜事则以红绿布三四寸大一块缝背上，或肩上，以为补服，好带尖刀于左右。余与爨蛮同。并无土司管辖，尔来浴沐教化，略无旧习，稍有华风矣。”[13]显然易门县的阿车到清末开始有汉化的倾向。
爨蛮：大部分分布在滇中地区，“性嗜生，切肉为脔，加豆腐，和之以蒜，众甘焉；俗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为年，至期，搭松棚以敬天祭祖，长幼皆严肃，无敢哗者”。[14]东川府也有爨蛮，在《滇南志略》中主要描述爨蛮的结婚仪礼：“爨蛮，聘妇议银币，娶议牛马，轻重多寡凭媒妁口，贫者不得易妇；爨之父母将嫁女三日前，持斧入山，伐带叶松树，于门外结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淅数十缸，集亲族执瓢杓，列械环卫，婿及亲族新衣黑面，乘马持械鼓吹至，两家械而斗，婿直入松屋中，挟妇乘马急驱走，父母持械，杓米淅逐浇婿，大呼亲族同逐女，不及，怒而归；新妇在途中，故坠马三，新婿挟之上马三，则诸爨皆大喜，即父母亦以为是爨女也；新妇入门，婿诸弟抱持新妇扑跌，人拾一巾一扇乃退；及月，爨女归宁，子生，婿别议以牛马迎之，否则终身不娶也，未生子，夫妇相见不与语。”则爨蛮历史上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江直隶厅也有爨蛮，《滇南志略》载：“性最凶悍，口角之嫌，执戈相向，邻里亲族，仇杀无忌，佩刀乘马，以抢劫为生，旧日野贼即其种类，今则沾濡圣化，渐知畏法；男妇衣服多用红绿，会饮以跪为敬，凡设席，必以生肉剁碎，用蒜调和，每人分而食之。”显然到清代晚期这部分爨蛮已多有汉化倾向。[15]
喇乌：为罗罗阿武支系的他称，分布在临安府，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较多，“男如摆夷，衣用棉布，女如窝泥，短衣桶裙；山居，亦务耕植，男善伏水取鱼”。[16]喇乌也有记为剌鲁、阿鲁的情况。《滇南志略》载：“喇鲁，亦曰喇乌（按，开化府也有称喇乌者，但为哈尼族先民），楼居近水，牛羊豢其下，勤本业，遇人退让；其散处荒僻者，食蜂、蛇，不应赋役。”[17]喇鲁当是彝族支系分布在较南者，为了适应亚热带的生态环境，住的是干栏式民居。其内部发展仍然极不平衡，政府还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故他们“不应赋役”，生计方式为“不耕田，种棉花，捕猎，采芦为生理”。
母鸡：是汉族记少数民族名称（他称或自称）的音译，分布在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滇东南，是罗罗的一个支系，到清代已纳入朝廷的治理范围，按时缴税，“居多负险，以竹为屋，迁徙无常，俗好斗，性愚而诈，佩刀负弩，捕生物即食，有占卜，用鸡骨，耕山种荞，输税”。[18]母鸡的服饰是“蓬头椎髻，标以鸡羽，形貌丑恶，妇女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文绣，短不过腹，项垂璎珞，饰其胸”。从对母鸡文化特点的记载来看，母鸡吸收了百越系民族的一些文化，如“椎髻、鸡骨卜”等。由于母鸡内部有发展上的差异，所以汉族史家又将他们在发展上的差异区别为白母鸡和黑母鸡，“白母鸡，朴直小心，不能受屈，种旱稻、杂粮、棉花等物，居瘴地，衣服自为织染，饮食更属淡薄；婚不用媒，财礼以牛，多至五六只；丧不用棺，无论山坡俱横葬”。与白母鸡族群相比较，黑母鸡的发展似乎更加缓慢一些，“黑母鸡，性如桀兽，居山负险，出入挟弓弩，卧以牛皮，四季拥炉以度长夜，种荞为食”。东川府的母鸡是从嵩明州迁入的，“母鸡，一作鲁机，本一姓名，初自嵩明州迁东川，居鲁机村，有赵、李、杨三姓”。则母鸡是鲁机的讹音，而鲁机是乌蛮的一个支系的自称译音，汉族将之记为鲁机，又讹写为母鸡。
山苏：是罗罗支系中分布在滇中的高寒山区者，《滇南志略》载：“山苏，潜居深山，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能制竹器，入市易米；男子披发跣足，妇人挽髻蒙头，诸夷惟此种最苦。”因为山苏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所以文化有一些显得特别，“短发赤足，婚无媒妁，不论寒暑，晚则架火一炉，男妇围而卧之”。[19]
朴喇：发展较为缓慢，“山居火耕，迁徙靡常，衣麻，披羊皮，弩矢随身，专记仇杀，能毒人，其有恩者，漠然不念”。[20]这些发展较为缓慢的朴喇分布在阿迷州（今开远市）。分布在开化府（今文山州）的朴喇，许多习俗与母鸡相同，但也同样存在内部不平衡的问题，而被称为白朴喇和花朴喇。“白扑喇，性最朴，住山坡，种荞麦、杂粮、火麻之类，衣白麻布，妇人以绳束发，青绿磁珠杂海贝环饰，项垂璎珞；婚多苟合，丧无孝服，亦不用棺，以木架扛送火化，腊月初旬过年。”[21]而花朴喇与之相比，大约是汉文化吸收得较多之故，发展显得快一些，“花朴喇，丧亦用棺，葬不用火，且论山向，自谓不似诸夷，各有古礼，语言亦微异”。则花朴喇已经放弃火葬的文化传统，改为棺葬，而且还有风水的讲究。分布在广南府的扑喇，《滇南志略》载：“扑喇，一名扑腊，古蒲那九隆之苗裔，居高山峻岭，男子束发，裹头，插鸡羽，著青布衣，披羊皮，刀耕火种，数易其土以养地力；祭用牛、羊、豕，名曰三乐。”[22]
普特：分布在昆明，“以捕鱼为业，性耐寒，舟不盈丈，而饮爨、牲畜、资生之具咸备焉；又有涸水捕鱼者，卷鬓蓬发，竞没水中，与波俱起，口啮手提皆巨鱼，不事耕种、商贾，碧鸡山下亦有此种”。[23]
扯苏：当是罗罗车苏泼支系的又一种汉语记音形式，分布在楚雄府南部，“朴陋似罗罗，而性较强悍，其归顺亦与黑罗罗同，其居处多结板屋于山巅岩石间；男子束发裹头，著短衣，披羊皮，耕山输税，妇女短衣长裙，跣足，颇知纺绩，俗以牛毛占晴雨”。[24]
黑乾夷：《滇南志略》载：“（宣威）州有黑乾夷一种，男椎髻，头缠麻布，耳带大铜圈，垂至肩，穿麻布短衣，跣足；女衣套头衣，毛褐细带，编如筛盘，罩于首……居深山密箐，婚姻不用媒妁，男吹笙，女弹口琴，唱和相调，悦而野合，归语父母，始用媒聘，迎妇归；死则裹以毡，舁而焚诸野，此夷中最贱者。通属僻处万山之中，其气候与黔之威宁相近而稍暖，然较之曲靖，则已凉矣。山寒水冷，惟植荞麦，而稻谷间有之。当长夏盛暑，一雨便冬。风俗大约与各处相同，而稍异者，其土瘠薄，故其俗勤俭，民间终岁劳苦，不得稍休耳。”[25]其最突出的是头饰，用毛褐细带，编如筛盘罩于首，这在罗罗各支系中少见。此外，氐羌系统民族火葬的习俗在黑乾夷生活中到清代仍然保存完好。
利米：作为罗罗的一个支系分布在普洱府，已开始吸收汉文化，但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保存较好，“性横嗜酒，畜羊豕，勤耕艺，男女俱麻布衣，跣足，婚丧如汉民。秋收后，宰牲祀神，吹芦笙，跳舞而歌，谓之祀庄家”。[26]
以下的聂素、马喇、阿成等十余个乌蛮支系都分布在开化府，文化上有较大差异，说明他们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聂素：“居永平里，服食日用与倮罗同，读书力田，纺织贸易，性情较朴。”看来聂素已有相当的汉化程度，才会有“读书”“贸易”之事。
马喇：“居王弄山，种棉为业，男子服红经白纬布，妇女衣白，首插鸡羽，风俗与黑、白朴喇不甚相远。”
阿成：“性怯懦，畏汉人，质朴行俭，暇则网鱼弋鸟；婚嫁以羊酒，娶时，挹瓢水倾女足前，谓之压性，丧尚简略，盖夷类之最可悯者。”
阿戛：“性顽，种地资生；有丧，老幼向尸前跳舞，尸以火化，无孝服；俗多淫，每春夏，男女卜日跳掌，心愿即成夫妇。”
阿素：“极愚鲁，耕种之余，牧羊为业；男女皆衣青蓝布，背负羊皮，寒暑无间；丧，立长幡以招吊客，祭用牛羊；世居郡之乐农里。”
阿度：“性柔懦，山居，织麻为衣；婚姻不拘财礼，婿将亲迎，负薪之女家，以重者胜，新妇于归，即事舂米，以多为能；葬用火化掩埋。”
普岔：“性朴谨，多信鬼，种水田；男衣黑色，及旧不加洗濯，制同汉人；女衣长袖，花桶裙带风；饮食多不用碗，以匙挹之；婚多苟合，丧用木槽，盖以马鞍，孝子披白抱鸡，亲戚吹唢呐送之，藏于石洞，岁余横葬。”
孟乌：“妇人象环方冠，男服蓝衣，捕鱼为业。”
普马：“性与人殊，刀耕火种，婚礼尚财。人死，不论男女，俱埋于堂房下常行走处，每日以滚水浇之，俟腐取出，以肉另埋，骨则洗净，用缎为袋盛之，家人尽穿红绿，杀猪牛，令婿负之跳舞，藏于家，三年乃葬，疾病则取出再跳，以为未瘗之骨作祟也。”
普列：“安东里有之，束发椎髻，播种之日，牢牛于侧，以猪奠祭土神。”
腊欲：“性极粗蠢，杂粮不敷，常以瓜菜为食。”
腊兔：“勤俭守法，治其庐，罕与人往来。”
舍乌：“性弱俗俭，耕牧之暇，兼事佃渔，皆衣麻，遇人辄畏避。”
分布在东川府的乌蛮支系也很多，有甘人、孟人、披夷等。
甘人：“靡莫别种，性勤恪，耕山种水，服教畏威，近更多业儒者，风弥淳矣。”[27]显然甘人到清代时受汉文化影响较深。
孟人：汉化程度超过甘人，大多采用汉姓。“孟人，亦靡莫种，蜀汉孟炎部民也。有赵、苏、李、钱、冯、卜、金、杨、张、王、吴诸姓。当诸葛征南日，斩雍闿，释孟获，擢炎为辅汉将军，召诸蛮赐以汉姓，祠炎于金钟山下，岁时祭祀。”
披夷：在文献中出现不多，是黑罗罗的一部分，家中还有蓄奴的情况：“披夷，性情憨呆，形状凶恶，语言与熟夷不同，好抢掳，不知法度，其大户别无蓄积，惟牛、羊、奴仆百十，随时迁徙。艺山粮者十之七，艺水田者十之三，水田多熟地，艺毕上山，成熟下取。交接款待有礼，间有入其家者，恭敬宴乐过于汉人，约必顺从，并无他意。”
披沙夷：当与披夷同类，都是黑罗罗种，“披沙夷，为爨人遗种，身长逾格，面黑力大，跣足善走，上山捷如猿猱；首挽发髻，插铜簪，头不包布，衣用毡裁成，直统半身，夷妇与熟夷同”。
野蛮：居住在东川府巧家厅的乌蛮还有被汉族史家称为“野蛮”者，由于他们和凉山彝族先民有共同的打冤家习俗，故又被他称为“打冤家”，《滇南志略》载：“野蛮，俗称曰‘打冤家’，其婚丧事故，则烹羊酾酒，聚群欢呼，若日用细节，则渐习汉俗。”[28]
鲁兀：分布在广西直隶州，“耐劳苦，栖山种荞，牧牛马，颇庶，暇则掘山药，采蕨、笋以佐食”。[29]
阿哂：也分布在广西直隶州，“居山凹，勤于治生，择婿，必其家之去水远者，俾女子负水时，绩麻以为私蓄也”。
武定直隶州也有许多乌蛮支系，如麦岔蛮、土人等。
麦岔蛮：“惟武定属有之。武定在汉为越巂地，僰、鹿诸蛮所居，麦岔亦其别种，又宋时段氏使乌蛮阿
治其地，名罗婺部，今与罗婺别为二，其居处杂居于齐民。男挽发，短衣跣足，时负米粮入市，和曲有之，担柴荷蒉，勤于治生，输赋惟谨，妇人装束与男子略同；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地产火草，可织为布，刻木人祀祖。”
土人：“男衣絮袄，腰束皮索，饥则紧缚之，系刀弩；妇披羊皮毡毳，姻亲以牛羊，刀甲为聘，新妇披发见舅姑；性刚劣，不能华言；有争者告天，沸汤投物，以手捉之，屈则糜烂，直者无恙；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与麦岔蛮相比，土人与汉文化的接触较少，“不能华言”，盛行神明裁判。
个倮：“乃属生夷，缠头跣足，结髻剃髭。”
罗缅：“元谋、禄劝有之，耕种山田，肩挑背负，采薪拣菌，贸易盐米，短裤裸肌，别有土语，遇山而菑。”
与乌蛮关系较近者，或者说乌蛮中发展较缓慢者，在元江直隶州境内还有苦葱，《滇南志略》载：“苦葱，爨蛮之别种。自元时归附，今临安、元江、镇沅、普洱四府有此种。居傍山谷，男女椎髻，以蓝布裹头，著麻布短衣，跣足，挟刀弩，猎禽兽为食，妇女短衣长裙，常负竹笼入山采药；土宜禾稻，岁输粮赋；其在三猛者，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年，十二月二十四为岁首，至期，烹羊豕祀先，醉饱歌舞。”[30]
（二）清代云南的白人
云南除乌蛮各支系人数最多外，白人的人数也不少，而且各地的白人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大理地区白人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从表面上看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特点较为突出。
云南府的白人，吸收汉文化较多，甚至有许多读书应试的人。当然，内部也仍然发展不平衡，“白人，其先居大理白岩川，即金齿白蛮部，皆僰种，随各处土流兼辖，其居处与民相杂，风俗、饮食悉仿齐民，有读书应试者，亦有缠头、跣足、衣短衣、披羊皮者，又称民家子”。[31]文中认为白人是“金齿白蛮部”有误，“金齿白蛮”专指傣族先民。
普洱府的白人主要分布在他郎厅，和周围的民族相比，具有较为浓厚的汉文化特点。《滇南志略》载：“白子，古白国之支流也，其先居大理白岩川，彼以夷从汉，自称为民家子，在威远名蒙化子；其居处与民相杂，风俗、衣食、婚姻、葬祭与汉相近，性勤俭，力田，读书知礼，六月二十四日，脔生肉合蒜而食，然炬为乐，称为佳节。”[32]
永昌府境内的白人，其汉文化程度是当地少数民族中最高者。《滇南志略》载：“（腾越厅）俗习朴厚，鄙浮薄，恶游荡。居山谷中者有罗罗、僰人（按，即白人）数种，亦知伦理，婚姻、丧葬与汉礼相去不远。其子弟之俊秀者皆知业儒，有古风焉。”[33]
（三）清代云南的窝泥
1.临安府的窝泥
临安府的窝泥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红河县、元阳县，今开远市、建水县、金平县也有分布。众多的窝泥内部发展极不平衡，清政府以窝泥上层贵族对他们进行管理。
在今元阳县有以下窝泥土司：稿吾卡土把总龙氏，治所在元阳县东南。第一代龙在渭本纳更司土目，雍正年间因随政府军讨元江普洱有功，被授予土把总职衔。从龙在渭传至龙鹏程，共传九代。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龙鹏程承袭。[34]猛丁寨土寨长张氏，地在今云南元阳县南老勐。第一代张政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投降清军，授土寨长。从张政传至张元龙，共传六代。猛弄寨土寨长白氏，地在今云南元阳县亚沙拉托。第一代白安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投诚，每年向政府纳银四十四两，秋米七石，授土寨长。从白安传至白张惠仙共传十代，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白张惠仙袭职。
今红河县境内的窝泥土司：思陀长官司土副长官李氏，治今云南红河县西南思陀，第一代思陀长官遮比，和泥种，洪武年间（1368—1398年）授遮比为副长官，从遮比传至李呈祥共传十五代，最后一代李呈祥在民国年间承袭；溪处甸长官司土副长官赵氏，治今云南红河县东溪处，第一代溪处甸土官束充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归附，授副长官职，弘治年间（1488—1505年），知府陈晟始教之姓赵，从束充传至赵其礼共传二十四代，最后一代赵其礼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承袭；瓦渣长官司土副长官钱氏，治所在今云南红河县西南，第一代土司阿因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归附，赐姓钱，授长官司副长官，从阿因传至钱祯祥共传十七代，最后一代钱祯祥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承袭；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吴氏，治所在今云南红河县西南左能，第一代吴蚌颇明洪武时纳粮有功，即以所开辟之地别为一甸，授吴蚌颇长官司副长官，从吴蚌颇传至吴忠臣共传十三代。
建水、开远、金平等地的窝泥：纳更山巡检司土巡检龙氏，治所在今云南建水县东南，第一代龙政为本人案冠带火头，年力精壮，通晓夷情，会奏堪任更山巡检，从龙政传至龙恩共传十三代；郭旧村巡检司土巡检白氏，治今云南开远市，传袭两代；茨桶坝寨土寨长李氏，地在今金平县西南茨桶坝，第一代李文第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任寨长，从李文第传至李温氏共传六代，最后一代土司代办李温氏，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自愿解除土司名称，并呈缴印信；斗岩寨土寨长李氏，地在今云南个旧市西南外陡岩，寨长李朝于崇祯五年（1632年）归附，从李朝传至李成藩共传六代。
2.元江直隶州的窝泥
元江直隶州的窝泥以今云南元江县和江城县为多，清政府亦设有土司管理当地的窝泥。
钮兀长官司长官任氏，目前仅知承袭一代。长官司副长官陀氏，同样也只是仅知承袭一代。治所在今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禾摩村巡检司土巡检李氏，治所在今云南元江县城东，第一代李华在明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跟随土官知府那荣征青娘等处节次有功，明宣德十年（1435年）奏任禾摩村巡检司土官巡检。从李华传至李济贤，共传六代。[35]
3.窝泥的文化
窝泥，或曰斡泥，是今哈尼族的先民，属氐羌系统民族，与乌蛮有亲缘关系，文化生活与罗罗有一定区别，“男环耳跣足，妇女花布衫，以红白锦绳辫发，海巴杂珠，盘旋为螺髻，穿青黄珠垂胸为络，裳无襞襀，红黑沙缕饰其左右；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雉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抚掌踏足，以钲鼓、芦笙为乐；食无箸，以手搏饭；勤生啬用，集贝一百二十索为一窖，死则嘱子取几窖，余留为来生用”[36]。
窝泥到清末已经比较稳定地发展，出现了与汉族杂居的情况。《滇南志略》载：“以火草布及麻布为衣，男女皆短衫长裤，耕山牧豕，纳粮赋，与齐民杂处村寨；其俗，女适人，以藤束膝下为别，娶妇数年无子，则逐之；祭祀宴会击钲鼓，吹芦笙为乐。”[37]
窝泥内部也有众多的支系，被他称为白窝泥、黑窝泥、阿佧、卡堕、糯比等，现分述如下。
糯比：糯比支系的一部分分布在元江直隶厅，无定所，刀耕火种，“居地无常，山荒则徙，耕种之外，男多烧炭，女多织草为排，负鬻于市，剥蕉心煮食，亦负薪入市”。[38]看来这部分糯比与汉民族的交往还不多，不如临安府的窝泥，因为临安府的窝泥大多已定耕，成为编户，即“耕山牧豕，纳粮赋，与齐民杂处村寨”。[39]分布在宁洱县的糯比“性情桀骜，鲜通汉语，山居僻处，鲜入城市”。[40]而他朗厅的糯比却“性亦循良，服色与苦葱相类，担柴烧炭入市贸易，女亦背负蔬菜，或织草为排入城售卖”。元江糯比的服饰和丧葬习俗较为特别，“男环耳跣足，妇衣花布衫，以青布绳辫发数绺，海贝、杂珠盘旋为螺髻，穿黄白珠垂胸前；丧无棺，先击鼓摇铃跳舞，名曰洗鬼，忽歌、忽泣、忽饮，三日砍松为架，焚之”。
阿卡：主要分布在山区，与汉民族交流不多，故不被了解，所以汉文献中常有一些民族偏见性的描述：“性顽貌丑，男女服青蓝，以红藤系腰，耕余猎狩，罕入城市。”[41]
卡堕：卡堕的情况与阿佧相近，“性情愚蠢，懒而且悍，相貌粗恶，男女穿青布短衣裙裤，红藤缠腰，女事耕凿，男佩枪刃，以捕猎为生，稀入城市；所居之屋，人住楼上，畜养其下；病不服药，惟卜鸡卦，媚鬼神，祷祀而已”。卡堕的婚恋习俗中有重女习俗，“喜歌舞，男女多苟合；遇婚娶，通媒妁之日议聘金，多者至百金，娶后，子孙犹有代祖父偿聘金者，故娶妻之家，见妇生女，喜不自胜，若生数子，即以为大累，葬皆火化”。[42]
白窝泥：宁洱县的白窝泥较之本县同族的糯比情况好一些，《滇南志略》载：“白窝泥，性情愚鲁，服饰尚白，身挂海巴，耳坠大环，所居上楼下屋，人住楼上，牲畜楼下，名曰‘掌子房’；以耕种为生，土产花猪，家家畜养之。”[43]而他朗厅的白窝泥比宁洱县的白窝泥可能受汉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白窝泥，性情朴野，口衔烟袋，背负竹笼，或盛货盛柴；左手以圆木小槌，安以铁锥，怀内竹筒装裹绵条，右手掀裙，将铁锥于右腿肉上擦撵，左手高伸，使绵于铁锥上团团旋转，堆垛成纱，谓之撵线；至心喜时，口唱山歌，名‘倒板腔’，亦娓娓可听也”。[44]
黑窝泥：黑窝泥主要生活在思茅厅盛产茶叶的地方，“采茶、卖茶，其业也。女子勤绩缕，虽行路不去手”。[45]。
同属于彝语支的哈尼族先民喇乌（此喇乌与乌蛮的喇乌不是同一回事）、普剽是开化府内的两个重要部分。[46]
喇乌：喇乌分布在开化府，“多居边地，性愚劣，自为耕织，男女蓬头跣足，面黧黑而身短小；议婚先定礼银数两，耕牛一条，嫁无妆奁；父母兄弟之丧，吹角跳舞，宰牛以祭，无孝服，以木编床，发尸火之”。分布在临安与景东的喇乌，“男如摆夷，衣用棉布，女装如窝泥，短衣桶裙，山居，亦务耕植，男善伏水取鱼”。[47]
普剽：普剽分布在开化府，“不剃发（与喇乌蓬头相同），著青白布长领短衣，女则长服委地；亲亡，令子婿跳舞，击鼓鸣锣，名曰娱尸”。
元江直隶州境内还有黑铺，“其俗与阿泥同而言语微异，性巧慧，善作宫室，编竹为器，一切床、几、桌、凳备极精巧，汉人莫难及；男多黧黑，妇微白；上下相接皆有礼，畜养山羊，不食羊肉，夷中之最善者”。[48]由于某种原因还处在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之中，所以黑铺“怕见汉人，不应赋役”。
（四）清代云南的么些(www.xing528.com)
1.丽江府的么些
丽江府附郭的丽江县是么些的核心分布区，主要分布在作为今滇川省界的金沙江两岸。么些最大的土司为丽江军民府土知府木氏，府治在通安州（今丽江市古城区），从木得传至木琼共传二十七代，木琼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袭职。
丽江府宝山州土知州和氏也是么些，“土官和耐，本州人，前元任本州知州，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本州系边境，西番俱系生拗么些蛮，他出官劝人民认纳粮差，本府前故土官木得委充火头，二十三年（1390年）土官知府木森举保袭任知州，西平侯暂令管事，后准任知州”。[49]虽然到清代宝山州的土知州和氏被废，但纳入流官治理的么些人却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外，么些贵族担任过的土职还有石门关土千夫长（驻今云南丽江市古城区西北巨甸）、巨津州土司同知阿氏（州治巨甸）、丽江军民府土照磨木氏（驻今丽江市古城区）、石门关巡检司土巡检阿氏（驻今丽江市古城区西北）、西路土把总王氏（驻今云南维西县北康普）、塔城土把总王氏（驻今丽江塔城）。[50]
2.永北直隶厅的么些
永北直隶厅是滇西北一个以么些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道光《云南志钞》载：“永北厅，唐贞元（785—805年）中，南诏异弁寻始开置北方赕，徙洱河、白蛮、罗落、么些……峨昌等七种蛮以实其地，号剑羌。”[51]从所列举的民族看，仍以氐羌系统民族为多。
永北厅的么些以永宁土府为多，道光《云南志钞》载：“永宁土府，本汉越巂地，旧名楼头赕，与吐蕃接界，又名茶盐，后为么些蛮所据，么些蛮酋祖泥月乌者逐出吐蕃而徙居其地。”[52]永宁乡在今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这里的纳西族为纳日支系。
此外，还有一部分古宗因为历史原因与么些杂居，相互影响，表现出更多的么些文化特征，故被称为么些古宗，可以视为正在么些化的古宗。《滇南志略》载：“古宗有二种，皆无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沐氏屠未尽者，散处于么些之间，谓之么些古宗……么些古宗，大致同么些，惟妇髻辫发百股，用五寸横木于顶，挽而束之，耳环细小，与么些异。”[53]
（五）清代云南的古宗
丽江府的中甸厅主要为古宗分布，清政府设了众多的土官管理当地古宗百姓，所设的二十三家土司全是古宗贵族，有土守备刘思、陈延年，土千总松耀魁、汪曲批、杨汉钦、田馀丰、七玉麟，土把总十六人的姓氏传袭不详。[54]
在维西厅有古宗和么些杂居。“（丽江）府西北三百八里为维西厅……旧属丽江木府木氏，么些、古宗诸夷所居。雍正六年（1728年）开辟，取名维西，移鹤庆府通判分驻，始建土城。”[55]为了有效地对当地古宗百姓进行管理，在维西设有土千总二、土把总五、头人四。
丽江府的维西厅是古宗的一个大聚居区，盛行藏传佛教，生产生活习俗与西藏的藏族大同小异。古宗的宗教信仰以信仰黄教为主。
景东直隶厅的古宗大约是分布在云南较南部者，《滇南志略》载：“古宗，乃西番别种，先为吐蕃部落，与滇西北接壤，流入鹤庆、丽江、景东三府，土流兼治，与民杂居；男子戴红缨黄皮帽，耳缀银环，衣花褐，佩刀系囊，著皮靴，妇人辫发，以珊瑚、银豆为饰，著五色布衣裙，披花褐于背，足履革靴；种青稞，牧牛马为生，颇知礼法，输赋惟谨。”[56]对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部分被称为“小古宗”，“小古宗，男如小罗罗，女短衣，以带缠腰下，著麻布衣，密褶裙，织麻布，以叶构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菜以为食，性嗜猎，喜酒，丧葬掩土，不知祭祀”。[57]
（六）清代云南的峨昌
峨昌主要分布在今云南梁河县和陇川县，其上层贵族曾被封为土官：一是户撒长官司长官赖氏，二是腊撒长官司长官盖氏。据相关文献所载，赖氏和盖氏为四川汉族，道光《云南志钞》载：“户撒长官司长官赖有位，其先赖罗义，四川巴县人。明正统时（1436—1449年），兵部尚书王骥征麓川，罗义为左哨把总，随师有功，令守户撒……腊撒长官司土官盖氏英，其先况本，亦四川巴县人，与赖罗义同时从征，授把总。”[58]虽说两个土官是汉族，但他们治理下的民族为峨昌无疑，而且土官最后也融入了峨昌之中。
峨昌也是氐羌系统民族，又称阿昌，“以‘喇’为姓，男女戴竹笠，饰以熊皮，簪以猪牙、雉尾，麻布为衣，弓弩不去身，婚聘用牛马有差，宴待必烹犬”。[59]文中的“以喇为姓”中的“喇”又译写为“腊”，这个词并不是姓，而是一个前缀词。阿昌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人都有汉姓，云南梁河县阿昌族有赵、梁、冯、王、石、曹、张、孙、杨、李、马、肖、范等汉姓，但用阿昌语表达时都要带上一个前缀词“腊”，而后一个词也是用阿昌语发音，如赵姓叫“腊依”、孙姓叫“腊松”、李姓叫“腊施”、王姓叫“腊纳”、曹姓叫“腊翁”、杨姓叫“腊倍”、冯姓叫“腊莎”、梁姓叫“腊擦”、张姓叫“腊架”。[60]
（七）清代云南的三撮毛
普洱府境内有三撮毛，又称攸乐人，是清代汉族学者根据今天基诺族先民的发饰特点概括出的一个他称，《云南种人图说》载：“三作毛，居思茅，性情平和，种茶为业，身穿麻布，发留三作，相传诸葛武侯至其地，以中发为武侯所留，右发为父母所留，左发为本命所留。足缠红籐，好捕孔雀野物。”[61]
作为基诺族先民的三撮毛在文献当中出现得较晚，汉族史家们根据他们的发饰特征将之称为三撮毛，《滇南志略》载：“三撮毛，种茶，好猎，剃发作三撮，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62]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三撮毛除农业生产外，种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来源，狩猎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补充。
（八）清代云南的“野蛮”、遮些、景颇
“野蛮”是氐羌系统民族，是乌蛮系统中发展最为缓慢的部分，所以才被汉族他称为“野蛮”，《滇南志略》称之为“化外野夷，不听教化”，到清末还处于游动的状态，生产生活水平也很低，“多以树皮障风雨，刈收毕，便徙去；取鱼则垂藤，人附以入江，最贫苦，畜牛一二头便称极富；饥亦远去劫掠，先世屡剿之，以恃地险，汉人至，则避迹无野，盖因地在蜀之极边，与西番联姻戚，故习遂难遽革”。[63]当然，也有一些开始定居，“铁锁箐之稍近白井者，渐知居处”。[64]
永昌府的西南部是遮些的主要分布区，《滇南志略》载：“遮些，绾发为髻，男女皆贯耳佩环，性喜华彩，衣盘旋蔽体，饮食精洁，战斗长于弓矢，恃象铳，稍与缅同，孟养一带多其种类。”[65]“野蛮”、遮些是景颇族的先民。
永昌府的景颇主要生活在永昌府境内的怒江流域，明清时期接受瓦甸安抚司安抚使早氏和茶山长官司长官早氏、副长官早氏治理。
（九）清代云南的力些
力些即傈僳，和彝族同是氐羌系统民族，可以认为都是乌蛮的同源异流民族，发展程度比乌蛮稍缓慢一些，“于诸夷中最悍，依山负谷，射猎为生，长刀毒弩，日不离身，祭赛则张松棚，然炬，剥獐鹿诸兽而已；亦事耕种，饶黍、稷、荞、稗；骨肉有隙相仇杀，颇为行旅患”。[66]
楚雄府的力些因为与汉族接触的多寡不一，吸收汉文化有差异，所以又被汉族史家分为“生力些”和“熟力些”两种，《滇南志略》载：“力些，迤西皆有之，在州者名傈僳，有生、熟二种，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而妇无伤，以此制服西番。”[67]
丽江府境内的力些发展较为缓慢，除简单的农业生产外，狩猎也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政治上受么些贵族的控制。《滇南志略》载：“力些，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黄铜勒束带，耳带大环，优人衣旧，则改售其富者，常衣杂以麻棉布及织衣，色尚黑，袴及膝，衣齐胯，出入佩利刀；妇挽髻束箍，耳带大环，盘领衣，系裙曳裤。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迁徙不常，喜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飞，获禽兽，则烹灸共食；婚以牛聘，丧则弃尸；不敬佛不信鬼，借贷该木为契，杂处于各夷中，而受于么些长，犹较驯顺。”[68]作为氐羌系统民族，乌蛮的直系后裔，其尚黑的文化习俗到清代仍然保持，原始宗教信仰亦然。
（十）清代云南的苦葱
《滇南志略》载：“苦葱，爨蛮之别种，自元时归附，今临安、元江、镇沅、普洱四府有此种。居傍山谷，男子垂髻，以蓝布裹头，著麻布短衣，跣足，挟刀弩，猎禽为食；妇女短衣长裙，常负竹笼入山采药。土宜禾稻，岁输粮赋。其在三猛者，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岁，至期，烹羊豕祀先，醉饱歌舞，男女混杂，不知礼仪，衣服多同。”[69]苦葱也是氐羌系统民族，与乌蛮有直接的族属关系，近现代又写为苦聪，所以苦聪是他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现经过识别，分别归属到拉祜族和哈尼族之中。
苦葱是乌蛮诸部中发展较为缓慢者，但到元代还是有一些苦葱接受了政府的管理，而绝大部分则还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之中，《滇南志略》载：“苦葱，爨蛮之别种，自元时归附，今所属皆有之。性情良，居山崖，种荞、稗度日，男女混杂，不知礼义，男穿青蓝布短衣裤，女穿青蓝长衣，下著蓝布桶裙，短不掩膝；耕种之外，男多烧炭，女多织草为排，负鬻于市，剥蕉心煮食，亦负薪入市。”[70]这些苦葱大约就是已经接受政府管理的部分，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形状粗野，打猎为生，居处无常，山荒则徙”，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
还有一些苦葱被汉族学者记为古宗，但此处的古宗应当是苦葱的又一种同音异写，与滇西北的古宗（今藏族先民）不是一回事。和居住在坝区的僰夷不同，古宗（苦聪）主要生活在山区，还较好地保留着传统文化，《滇南志略》载：“古宗（苦聪），多山居，种地而食，性嗜酒，男女皆负柴薪野蔬入市，必易一醉而归；其衣或麻或布，女人辫发，至老不束髻；婚礼以银或牛，无拘数目，娶日，亲戚会饮，吹芦笙为乐，无床褥，环火而眠；丧葬火化，即于焚处掩土葬亡。”[71]
（十一）清代云南的倮黑
倮黑亦是氐羌系统民族，是乌蛮中发展较缓慢的部分，一直到清末都还处在不断的迁徙移动过程之中，《滇南志略》载：“倮黑，居深箐，择丛篁蔽日处结茅而居，遇有死者，不敛不葬而去，另择居焉。”[72]
由于倮黑到清代也仍然没有完全定居下来，处于相对迁徙流动的状态之中，所以政府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滇南志略》载：“倮黑，系属化外，性情顽劣，不事耕作，以捕猎为生，男女皆短衣裤裙，遇有仇隙，以勇悍为能。”[73]倮黑与罗罗是同源异流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比罗罗缓慢一些，“大倮黑，黑陋愚蠢，所食，荞麦即为上品，其余树皮、野菜及蛇、虫等类，遇之生啖，不葺庐舍，与野人同类”。[74]在同一区域内体形小一些的，被称为“小倮黑”。
（十二）清代云南的西番
西番分布在维西，滇西北兰坪、永胜、宁蒗和四川省的盐源、木里两县也有分布。元代以前将宋朝西部氐羌系统的羌族、吐蕃泛称为西番，公元1253年，有一部分西番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和四川，这部分西番才是普米族最直接的先民。但是，在《清史稿·甘肃土司传》中也有西番人，则甘肃的西番显然是指当地的藏族，和川滇交界地区的“西番”不是同一民族。
和乌蛮的各部分相比较，同源于氐羌的西番还较多地保留着氐羌的文化习俗：“西番，性畏炎热，住必高山，无论春、夏皆毡裘，椎髻，行必带刀、执棍以为卫护，遇有怒仇，不知鸣官，惟以报复相寻。”[75]至今为止，普米族大多仍然分布在滇西北海拔2000～3000米的高寒山区和半山区。
（十三）清代云南的怒子
怒子是怒江和澜沧江两岸的古老民族，与古代的卢鹿蛮有直接的族源关系，都是氐羌民族的后裔，《滇海虞衡志》载：“怒子，男子发用绳束，高七八寸，妇人结布于发。刚狠好杀，余与么些同。”注引道光《云南通志稿》说：“怒人以怒江甸得名，明永乐间（1403—1424年）改为怒江长官司。其部落在维西边外，过怒江十余日，环江而居。本朝雍正八年（1730年）归附，流入丽江、鹤庆境内，随二府土、流兼辖。”[76]
（十四）清代云南的俅人
俅人是今天独龙族的他称，分布在独龙江流域，《滇海虞衡志》载：“俅人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注引道光《云南通志稿》说：“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披发，著麻布短衣裤，跣足。妇耳缀大铜环，衣亦麻布。性柔懦，不通内地语言。无贡税。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如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77]
（十五）清代云南的摆夷
清代摆夷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沿国境一线，有众多的支系。到了清朝末年，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边界的明确，许多原来属于中国的摆夷被划到界外，摆夷成了跨境民族，而重新又从境外返回的支系就有了不同的支系名称。此外，由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一部分摆夷还被他称为“飞头僚”等奇怪的称呼。
花摆夷：在总体上显示出摆夷柔弱的民族性格，饮食上喜爱酸食，居住在山间平地的溪流边上，以稻作为主，辅之捕鱼，笃信佛教。
艮子：艮子也是从缅甸进入云南的摆夷，被他称为“艮子”，性格与其他摆夷稍有不同，“性情剽急，头缠白布，身穿窄袖紧衣，外披各色细布，家畜驯象，令负薪担水，出入乘骑”。[78]
“老挝”：“老挝”是从老挝进入云南宁洱等地的摆夷，也被他称为“老挝”。“披各色布为衣……大概与内地摆夷相类，喜吹笙唱歌”，这是宁洱的“老挝”。他郎厅的“老挝”亦大同小异，“老挝，他郎边境有之，男以五彩布匹为短袄，女则周身饰钉银泡，以多为胜，下系桶裙，性颇柔顺”。[79]
飞头僚：在他郎厅有一种被他称为“飞头僚”的民族，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是把摆夷中的一些传说附会为一种民族名称，《滇南志略》载：“飞头僚，目无瞳，周项有痕如缕，又名尸致鱼，乃夷妇也，夜飞入人家，食小儿秽气，侵儿腹即死，并能窃吞鸡卵鱼腥，头返，合体如故，即以所窃之物供家食，如移其体于别处，则不得合而死，今他郎腊白果地方尚存其种，古所谓飞头国是也。”[80]
更有甚者把摆夷中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和尚也当作一个民族群体来看待，称之为“缅和尚”。“缅和尚，思茅、威远、宁洱有之，衣服仿佛喇嘛，所谓经，皆蒲叶缅文，饮食不忌荤腥，自不饮爨，皆摆夷轮流供给，捧至寺门外，去包头及鞋，以饮食置头上跪献之，惟其尊敬之如此。”[81]显然，缅和尚只是摆夷中的僧侣，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群体。
莽人是从缅甸又迁徙回到永昌府内的傣族先民，《滇南志略》载：“莽人，其先隶缅甸部落，夷人称其长曰‘莽’，纪以为姓。明嘉靖间，与孟养、木邦相仇杀，为其所破，由此内附，今普洱、永昌二府有此种，与齐民杂处。”[82]本处未言莽人的文化特征，而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引《宁洱县采访》则有详细记载：“（莽子）性情疲缓，贪得好利。头缠红布，耳塞银环。身披花土
，名为抄子，不穿衣袴。头目用披红绿呢抄子，用金银食器。喜食糯米、槟榔。袖中藏枪，用自来火开放，人不及见。以铁笔书缅文于竹筒、蒲叶之上，其字形与内地宣慰司缅字差异，俗名‘莽子字’。故有识缅字而不识莽子字者，车里有兼识两种者。”[83]
开化府自古就是百越分布区，到了清代，在开化府南部仍有众多摆夷分布，其居住在水滨者被称为“水摆夷”，居住在山地者被称为“旱摆夷”。[84]“水摆夷，居多傍水，喜浴，男渡船，女佣工糊口。夫死，名为鬼妻，无复可嫁，又能为鬼魅，以一帚系衣服，即变形为象、马、猪、羊、猫、犬，立通衢，行人稍畏避之，即为所魅，入腰中，食人五脏，易之以土。”此处仅讲了寡妇的可畏，尚未交待以稻作农耕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另外，这里的摆夷大约也不信佛教。“旱摆夷，山居性勤，男子衣及膝，女高髻帕首，缀以五色线，裳亦然。”
镇沅直隶州的僰夷以姓刀的为多，《滇南志略》载：“僰夷，多姓刀，又以男女名字作姓氏者；夷人呼父为‘爸’，呼母为‘咩’；如生长男则名‘喇艾’，遂呼父曰‘爸艾’，呼母为‘咩艾’；生长女则名‘喇叶’，遂呼父为‘爸叶’，呼母为‘咩叶’；丧祭，如亲没，以击鼓为号，闻声，亲戚毕至，孝子用笋叶帽，上束红花白棉花条戴之，每日束草人，穿平时衣服，为尸浴于河岸二次，祭用牛、猪，葬用孝子，先以生鸡蛋祷于灵，左手持往山卜地，如死者不愿，打在地，遇木石不损，葬后，每日二次送饭往墓，或一年，或三月乃止，自后即以亲丧日为忌日，百事不作。”[85]
广西直隶厅弥勒县的伯彝当为摆夷（或白夷）的同音异写，从其文化习俗来看也应如此。《滇南志略》载：“伯彝，性柔直，善耕种，多白姓，蚕织，居草房；男戴帕，穿两截衣，著鞋，妇人青白布包头，交裹为饰，筒裙无裤；乡谈较雅，如谓杖为‘扶老’，粉为‘改老’，画为‘遮壁丑’之类；其妇善挑担，无犬不祀。元江一种剃头，俗呼摆衣，即白夷也，又能畜拨厮鬼，无形而能噬人魂，中者越宿死，死则白夷取其尸为醯，鬼畏犬，闻犬声则遁，不复反。”[86]
云南府的摆夷（今傣族先民）不算太多，但从傣族自己的口传历史来看，云南府各县（特别是滇池地区和金沙江沿线）曾经是他们祖先生活繁衍的根据地和早期的起源地。例如，富民县到清末还有地名叫“摆夷沟”，但当地的傣族已不多了。清末的罗次县也有僰夷，《滇南志略》载：“僰夷，男带黑布帽，窄袖白衫，妇着桶裙；好楼居，釜甑俱以陶瓦；俗尚奢侈，孟春作土主会，称贷以炫其饰；又有秋千会，男女杂坐；信鬼好讼，见人多所忌讳；掘鼠及虾蟆以敬宾客；葬有棺。”[87]
从僰夷总的分布来说，楚雄府不是僰夷的聚居区，只是散杂居区，但这里的僰夷信佛教、喜文身等习俗仍然保留。当然，由于已经分布在汉民族的核心地区，仍受汉文化很大的影响，《滇南志略》载：“僰夷，男子以帕为冠，妇女出，辄以帕覆顶面，别有乡语，居室器用与汉人同；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应武童试者十居七八；俗好讼，破家不悔，有历数世而仍理前说者；好浮屠，喜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积重难遽反；畏暑而喜寒，近水为居，冬入水浴，另有书字，或漆其齿，或漆其身。”[88]
（十六）清代云南的侬人、僮人
侬人主要分布在广南府，广南府自古为百越分布区，到清代以壮族侬氏为主，故设有侬氏土司。道光《云南志钞》载：“广南府……汉牂牁郡南裔。宋仁宗皇祐间（1049—1054年），广源州蛮侬智高作乱，狄青讨之，追至科岩，智高败死，其裔居此，曰特磨道……国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开滇，侬鹏投诚，仍授土知州府。十八年（1661年）设流官知府，授侬氏土同知职，富州仍以土官知之。”[89]
广南府土同知侬氏，治今云南广南县县城，第一代侬郎恐为侬智高的后代，元朝被授予广南西道宣抚使，从侬郎恐传至侬鼎和共传二十三代，最后一代侬鼎和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承袭。[90]
富州土知州沈氏为僮人，治今云南文山富宁县东皈朝，第一代沈郎先元时为富州土官，从沈郎先传至沈定坤共传十八代。
教化三部长官司长官龙氏也是僮人，治今云南文山县城西，第一代龙者宁在明初受封长官司长官，从龙者宁传至龙升共传十代。
明代时在今天云南蒙自市东边的老寨设了安南长官司，任命蒙自僮人沙氏为土副长官，说明开化府的安南长官司辖地内有众多僮人。
僮人是今天壮族的先民，在历史上不同地区的支系有不同的他称，如侬人、黑土僚、沙人等。
临安府境内以侬人为主，其之所以被称为“侬人”，是因为上层贵族姓侬，“其土酋侬姓，相传为侬智高之裔。喜楼居，脱履而居，坐卧无床榻。性悍好斗，出则携镖弩。其类与沙人相似，岁纳粮赋”。[91]广南府的侬人“习俗大略与僰夷同，甘犬嗜鼠，妇人衣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布帨，衣粗布如
。长技在铳，盖得之交趾者，刀枪盾甲寝处不离，日事战斗”。
开化府内的黑土僚是先秦时的百越后裔，到近代被他称为“黑土僚”，其生产生活状况为：“喜种水田，穿青衣褂，女上穿短衣，用五色碎布簇成四方锦于前后，与补相似，下穿青桶裙；婚丧近花土僚，送葬，女婿吹葫笙，跳舞尸前。”又《滇南志略》载：“土僚，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传为鸠僚种，亦滇中乌蛮之一，蜀、黔、粤西之交，流入滇境，散居澂江等府，与齐民杂居；男子首裹青帨，著麻衣，常负竹笼盛酒食入市贸易；妇女高髻红巾，缝花布方幅于短褐，其治生最勤，生子置水中，浮则养子，沉则弃之，今俗亦渐革矣；鼓噪而祭，谓之迓福；其土宜杂粮，输赋税。”[92]按，此中提到的“土僚”乃鸠僚种，是僚族之后，符合历史事实，但认为是“滇中乌蛮之一”则误矣，因为僚为百越系统民族，而乌蛮则为氐羌系统民族，二者不可相混。
广南府境内的僮人的各支系被分别称为“土僚”“沙人”，而且还更进一步用生活习俗特点细分为“花土僚”“白土僚”“黑沙人”“白沙人”等。[93]
花土僚：“服尚青蓝，妇女衣花绣短褐桶裙，婚不亲迎，送者携酒食以荐婿家祖先；自正月至二月，击铜鼓跳鼓为乐，谓之过小年。”
白土僚：“性狡忤，重农力穑，卜居近水，以便耕作；十月朔为岁首。”看来将花土僚和白土僚区分开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二者确有一定的区别。
沙人：“安南土酋沙氏之裔，多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寝无衾枕，坐牛皮中，拥火达旦，以耕、渔、射猎为生，出入带刀剑，性狡而悍；男女衣饰颇类齐民，其风俗多同侬人，而剽劲过之。”沙人内部也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被区别为黑沙人、白沙人。
黑沙人：“散居溪河，性情狡悍，耕种为业。”
白沙人：“散居四乡，性情顽梗多疑，暇日男女俱往河内捞鱼，亦勤耕种，知贸易，二种惟土富州有之。”
上述土僚、侬人、沙人的相关习俗，《滇南志略》又载：“所属黄姓尚多，而侬姓殊少，盖智高乱后，侬氏盖良，许从国姓，今多姓赵氏。同姓婚姻自若，酋长或娶数妻，皆曰‘媚娘’。洞官之家，婚姻以粗豪汰侈相高，聘送礼仪皆千担，少亦半之。婿来就亲，两家各吹鼓乐相迎，盛陈兵马，成婚后，随便而归夫家。亲始死，披发瓶瓮痛哭水滨，掷铜钱、纸钱于水，取归浴尸，谓之买水，否则以为不孝。正月，男女抛绣球戏扑，又竖一直木于地，以一横木凿其中，合于直木头，二人一左一右扑于横木两梢头为戏，此落彼起，腾于半空，名曰磨鞦。六月初六、初九二日，各村寨宰牛作小年，户染红糯米祀神，土司家亦然。七月十八日，妇女为巫者，男女围聚欢唱，名曰牙亡。”[94]
（十七）清代云南的仲家
云南的仲家主要分布在曲靖与贵州相连地区，到清代还留有居竹楼、嗜犬等文化遗风，《滇南志略》载：“仲人，与黔省仲家苗同一族，宋时隶摩弥部，其人好楼居。男子缠头，短衣跣足；妇女以青布为额箍，如僧帽然，饰以海巴，耳缀大环，衣花布缘边衣裙，富者或以珠缀之，白布束胫，缠足著履。男女皆力耕作，输赋税。嗜食犬、鼠，风气朴陋。病不服药，惟务祭鬼，习俗大约与沙人同。”[95]
昭通府的民族以乌蛮为多，苗人也不少，但《滇南志略》对昭通府境内的仲家（布依族先民）记载最为详细：“仲人，与黔省仲家苗同一族类。在曲靖者，宋时隶摩弥部。在昭通者，唐以后均隶乌蒙部，本朝改设流官辖。其人好楼居，习俗大约与沙人同。”[96]
仲人又称为“羿子”“沙兔”。《滇南志略》载：“（昭通府镇雄州）种人有沙兔，语言难晓，置业不喜依岩谷，择沃腴始家焉，勤耕织布，粟恒有余；男剪发齐眉，衣不蔽膝，女束发为髻，著平顶冠，系桶裙，好赤足，饰官服，缀贝，织花文；婚姻不用媒妁，寨中男女互相窥，农隙，去寨一二里，吹笙引女出，隔地兀坐，长歌宛转，更唱迭和，愈歌愈近，以一人为首，吹笙前导，众男女同旋歌舞，谓之跳月，两情合者，男女告父母，以牛羊为聘而取之；丧事，子戴白布一幅，媳必易锦绣衣，乃以为孝云。羿子，一名沙兔，与诸夷通婚姻，故又名仲家苗。”[97]正是因为今滇东北的仲家苗与“诸夷通婚姻”，所以很快发生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故今天当地已不多见仲家（布依族）。
（十八）清代云南的蒲人、卡瓦、黑濮
1.蒲 人
永昌府辖境内有部分蒲人（今分别被识别为布朗族和德昂族）分布，蒲人的上层贵族是朝廷委任的各级土官，主要有施甸长官司长官阿氏和荞氏，这两个土司清初废。在保山县下辖的“十五喧二十八寨”土官中也有众多土官是蒲人：石册寨莽氏副千夫长、施甸东山寨莽氏副千夫长、下腾场寨莽氏副千夫长、金齿东山寨莽氏副千夫长、甸头寨子莽氏副千夫长、保场寨莽氏副千夫长、乌邑寨莽氏副千夫长、波艮邑寨莽氏百夫长、木瓜郎寨莽氏百夫长、呵思郎寨莽氏百夫长、南窝寨莽氏百夫长、南册寨莽氏百夫长、信邑寨莽氏百夫长、瓦窑寨莽氏百夫长、锦邑寨莽氏百夫长、老姚寨莽氏百夫长、交邑寨莽氏百夫长、牛旺寨莽氏百夫长、山邑寨莽氏百夫长、蒲傈寨莽氏火头。[98]
顺宁府虽然不是蒲人的主要聚居区，但也有不少蒲人分布。顺宁府土知府猛氏是蒲人族属，治今云南凤庆县城，从阿曰贡传至猛廷瑞共传十二代；右甸守御所土千户蒋氏，蒲人，治今云南昌宁县城，传袭情况不详；大侯州巡检司土巡检阿氏，蒲人，治今云南云县县城，从阿能传至阿仲共传三代。
普洱府的蒲人主要分布在车里宣慰司境内，清政府曾设倚邦土千总曹氏管理相关事宜。倚邦土千总曹氏，治今云南勐腊县北，从曹当斋传至曹瞻云共传七代，第一代曹当斋是雍正七年（1729年）从征普思有功授土千总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因军功升为守备。最后一代曹瞻云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承袭。[99]
楚雄府的蒲人是孟高棉民族分布在靠内地的部分，文化上还有刀耕火种的习俗，在体质上也显示出个性差异，“蒲人，山居火种，女人织火麻布为生。蒲蛮性多疑，貌黑而寝，其音类鸟，通汉语，知礼让，耕山善泅，食蕉心如蔬”。[100]之所以说蒲人“音类鸟”，是因为对于汉民族来说无法听懂这种接触较少的语言（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从文献记载来看，澄江府的蒲人是元代迁入的，而且在编户之内。《滇南志略》载：“蒲人，即蒲蛮，相传为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国，元泰定间（1324—1328年）始入内附。居多傍水，不畏深渊，寝无衾榻，食惟荞、稗。男子青布裹头，著青蓝布衣，披毡褐，佩刀跣足，妇女青布裹头，著花布短衣，长裙跣足。常负米入市，供赋税。”[101]需要说明的是蒲人与古代百濮无涉，古代百濮生活在楚国西南，商代曾到黄河流域参加过周武王领导的牧野之战，与中原（即中国）的华夏族关系密切。
2.卡 瓦
卡瓦主要分布在普洱府的宁洱县和思茅厅，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卡瓦，性愚蠢，男穿青蓝布短衣裤，女穿青蓝布短衣裙，均以红藤缠腰，耕种杂粮，暇则佩刀持枪，捕猎为食。在思茅者稀入城市，在宁洱者应役当差”。[102]
在永昌府内的山区，今佤族先民被他称为“卡瓦”“戛喇”，自称是“阿瓦”。从文献所载来看，不同的支系有一些差异，《滇南志略》载：“戛喇，永昌、腾越内外境俱有之。耕种类阿昌，形状似倮罗，凶悍善斗。妇女斜缠锦布于腰。居山巅，户不正出，迎山开门，迁徙无常，不留余粟。”[103]这些佤族先民可能还处于游耕状态，而处于定居状态的部分则又有不同：“阿瓦种类，其人体肥力健。男子束发，戴黑漆帽，裹幅布于身；妇人挽髻，窄袖短衣，缘边桶裙。编竹丝为器，盛食物，状如葫芦。俗勤耕织，输粮赋。”[104]
3.黑 濮
黑濮（今布朗族先民）是闽濮后裔，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因人肤色较黑，故被他称为“黑濮”。《滇南志略》载：“黑濮，人多黑色，男女皆徒跣，语言稍似西番，知耕织，多作竹器入市交易；男子剃发为辫，短衣裤，善弩矢；女子单衣，仅长尺许，前不扣合，彩布桶裙，蒙乳以至下体，用五色烧珠为饰，束于脐下，两耳穿孔，环以银、铜、锡；婚聘以牛与银，丧服白布，葬即除之，丧用木槽。”[105]
（十九）清代云南的苗人和徭人
云南的苗人是后进入的民族，主要生活在山区，《滇南志略》载：“苗人，有苗氏之裔，东川在战国时属楚地，故有苗人，所居树栅为墙，削树皮为壁，编叶为瓦，制度颇善；性懦而狡，善治田，为爨、僰服役；其男子青布帕首，青布长裤，跣足，妇人绣巾高顶，金银大珰，青布衣，桶裙，所食米，就地垒而炊。”[106]
清代，已有许多徭人分布在云南境内，他们是从广西迁徙而来的，主要以狩猎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到清末仍然过着游耕的生活：“性犷悍，自谓盘瓠之后，自耕而食，少入城市，男女皆知书，多处深山，喜猎，善搏虎豹，衣服近汉人，长衫拖裙，婚用媒，死者骸骨不落地，火化收藏，不争讼，不喜淫，所居之处，不四五年即迁。”[107]显然到清代徭人已经吸收了一些汉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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