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的民族分布及主要聚居区

（一）明代四川的乌蛮

明朝建立后，把元朝属于云南行省的罗罗宣慰司都元帅府（今四川凉山州）划归四川，于是这些地区的乌蛮便成为四川境内的民族，而且是当地除汉族之外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建昌卫、会川卫、越巂卫、黎州、马湖府、乌蒙府、东川府、乌撒府、镇雄府、永宁宣抚司等地。

总之，明代的乌蛮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是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因而，不同地区乌蛮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如“川西南地区的‘罗罗’不常戴竹笠，而云南的罗罗普遍都以戴竹笠和披杂毡、羊皮为特征”。^[184]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载：“男子椎髻披毡，摘去须髯，以白布裹头，或黑毡缦竹笠戴之，名曰：茨工帽。”

（二）明代四川西部的吐蕃与西番

四川的吐蕃最早是在唐代进入的，《蜀中广记》卷35“雅州”条注引《寰宇记》说：“贞元（785—804年）中，吐蕃七部来降，界近雅州，因安置于和川等路。其名曰吐蕃笼官杨矣蓬、费东君等部落六十人在蛮宿川安置；吐蕃业城首领笼官刘矣本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逋租城首领笼官马东煎等部落在夏阳路安置；吐蕃国师马定得并笼官马德唐等部落在夏阳路安置；吐蕃巍笼城首领铄罗莽洒等部落在和川路安置。”^[185]这些吐蕃元代为吐蕃宣慰使，明代归附，但元明以后在文献中常常又将他们记为西番。

除上述的西番外，据《明史·地理志四》所载，松潘卫有大量西番分布的还有：阿角寨安抚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境内）、芒儿者安抚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毛儿盖）、阿用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大寨乡）、潘斡寨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若尔盖县）、阿角寨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蜡匝族长官司（治所在今甘肃舟曲县西北）、白马路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白马）、山洞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九寨沟县）、思曩日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北定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麦匝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黑水县）、者多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黑水县）、牟力结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班班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平武县）、勒都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包藏先族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若尔盖县包座）、别思寨长官司（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以上西番中的许多部分被称为“族”，实则为部落，今识别为藏族。

此外，四川的理番直隶厅、懋功直隶厅、康定府也都是西番的分布区。

明代四川的吐蕃主要分布在松潘、天全地区。

（三）明代四川茂州的羌人

茂州（以今四川茂县、汶川县为中心的地区），自先秦以来就是羌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先后在茂州设置了众多的土官，这些土官都是羌人中的贵族，治理着茂州的广大羌人。

（四）明代四川的么些

明代的么些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上游两江的云南境内，但四川境内也有分布，与吐蕃、僰人、伯夷、乌蛮杂居在一起，人数较多的是在盐井卫。

《蜀中广记》卷34注引《上南志》说：“么些人身长色黑，男子发纽成索，白手巾缠头，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垢不洗，常带凶器，内著黑大编毡，外披衣甲，畜犏牛、山羊，以艾炙羊骨占。妇女纽发细编，短衣赤脚，内披短毡，尚以羊皮。青稞、荞面、乳饼、酥油煎茶充饥。病不服药，杀猪羊祭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为礼，丧葬不用棺椁。将猪取去肠肚，带毛用物压扁，名曰猪膘。用绫缎布匹裹尸，同用柴烧化，取顶骨并四肢，挂悬绝顶上，三年后杀马，延番僧作佛事，尽将骨弃之。”^[186]与云南的么些相比，这部分么些的文化习俗更多地受西番的影响，不仅是“发纽成索”，而且在生计上也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生产水平没有云南的发达。

（五）明代四川的僰人

明代，四川的僰人主要分布在东川军民府、建昌卫、叙州府等处，与云南的白人是同一个民族。与同一时期云南僰人的文化相比，仍有一些不同。“到明朝，白族的汉文化水平与汉族已趋于一致。”^[187]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风俗》说：“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而四川僰人分布的几个地区，除叙州可算为汉文化教育水平发达地区外，其他的都属于教育水平落后的地区。在风俗习惯方面，天启《滇志》卷30说：“白人……习俗与华人不甚远。”而四川僰人传统的风俗文化保留仍较多，如会川等地的“白族妇女服饰着巾，着圆领对襟衣，着短裤，着履，仍保持着较多传统服饰的特点”。^[188]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体现在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上。

（六）明代四川的土家

我们知道，秦汉时期的人出于先秦时期被称为“巴人”——广义“巴人”的一支。这些人应源于西北氐羌系统民族。从先秦时期开始，居于西北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中的一部分就不断沿汉水、嘉陵江等河流通道南下。沿汉水南迁的一支迁至汉中，可能先为宗姬之巴所统，最后到达湖北清江流域一带，与廪君蛮融合，后又不断西徙至渝东、渝中地区，建立巴国。而沿嘉陵江南下的一支则主要分布于嘉陵江上游两岸，后不断南迁，曾以今四川渠县为中心建立过国。秦汉时期，这些人也因擅用板楯而被称为板楯蛮。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李氏建立成汉政权，使西南地区的人又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时机，后东晋桓温伐蜀，成汉末帝李势兵败出降。成汉灭亡，成都地区的人大部分陆续融入汉族之中；而向东迁徙的一部分与原居于渝东、鄂西、湘西北、黔东北的人会合，保持其传统的习俗和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当地土著、濮人、蛮蜓及后来西迁的江西彭氏等融合发展成为土家人。(www.xing528.com)

明代四川的土家主要分布在川东南的石砫宣抚司、酉阳宣抚司境内，众多的土家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土家上层贵族的治理之下，作为政府官员的上层贵族，以冉氏等政治势力最为强大，官阶也最高，为酉阳宣慰使，《明史》对他们的记载大大多于对其他土家上层的记载。

总的来说，在明代，随着汉移民的逐渐进入，四川土家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变迁态势：一方面，“讲婚则累世为亲”，反映出其社会中血缘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地缘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伐木烧畬以种五谷”反映了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上，“已开始出现土地买卖，地主经济开始有一定发展”；^[189]以封建社会门阀观念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所体现，石耶洞长官司的杨姓土司把自己的始祖说成是太原杨业之后，邑梅洞长官司的杨姓土司也把自己祖先说成是宋代太原杨光甫之后。^[190]这种变迁的情况是随着这一时期汉族陆续进入四川的土家地区所引起的。

（七）明代四川的百越系统民族

在四川境内有百越系统民族白夷的记载首见于《明史·四川土司传》：“盐井卫……永乐五年（1407年）设马剌长官司（地在今盐边东南，攀枝花市西北），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长官阿氏，洪武时归附，授世职。地接云南北胜州，称庶富，人亦扰驯。”又会川卫载：“迷易千户所，土官贤姓，其先云南景东僰种也，徙其属来田种。洪武十六年（1383年）归附，以随征东川、蛮部劳，授世袭副千户，居所治城外，所辖僰蛮仅八百户。”^[191]既然洪武初归附明朝，说明四川的白夷进入很早，《蜀中广记》卷34曾说：“唐时南诏阁罗凤徙白夷戍此，即白夷也。”则说明这里的白夷在唐代即已到达。^[192]

四川的“白夷”分布在四川盐井卫、会川卫，其生产生活习俗与澜沧江、怒江下游的白夷大体相同。雅州的僚种也是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蜀中广记》卷35“雅州”载：“卢山县新安乡百余家僚种也。其妇人娠七月而产，置儿向水中，浮者取养，沉者弃之，千百无一沉者，长则拔去上齿，加狗牙各一以为华饰，今有四牙，长于猪牙而唇高者别是一种，能食人，无长齿者不能食人。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焉。”^[193]从凿齿习俗和击铜鼓的情况看，雅州的僚种当为百越系统的民族，与后来的仡佬族有源流关系。

土僚蛮当是百越系统民族中发展较为缓慢的部分，分布在今天的宜宾、昭通之间，到明代时还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牛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抟饭而食之。踏高跷上下山坂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坠大双环，衣黑布衣，项带蜡牌以为饰。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刃巅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草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多以采荔枝贩茶为业”。^[194]

明代，在成都以南的邛州地区分布有部分僚人，嘉靖《四川总志》卷13邛州《风俗》载：“其人敏慧，颇慕文学，夷僚相杂，人民质朴，不尚浮华，勤于耕桑，力于矿炭，信巫鬼而专祷祠，慕文学而知礼节。”^[195]

川南叙州府的高县等地也分布着许多僚人，但已经开始汉化，原来僚人“不辨姓氏，所生男女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改，妇人阿夷阿等之类”。^[196]但到了明代，则“稍从汉俗，易为罗杨等姓”。居住形式亦有改变，“依树积土以居其上，名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之口数。干栏即夷之榔盘也。制略如楼门，由侧劈构梯以上，即为祭所，余则寝焉”。服饰上也吸收了许多汉文化的东西，“男织班布缠头，衣裳俱如华制，行缠一班为之；女绾发为髻，缠以班带，簪缠用银，两耳各穿两孔，上贯钗，下贯环，富者迭贯之”。尽管如此，川南僚人依旧保持有许多民族传统文化，在服饰上，“衣尚左衽，下著桶裙，间以组采长覆膝下”。在婚姻方面，“初娶不论物采，惟通媒妁，杀牛豚以为礼即引归，惟老死后方大索婚价”。

在更南部的乌蒙军民府也有部分僚人，“夷人土僚种类不一，出入佩刃以相随，相见去帽为礼，架木为棚以居”。^[197]显然，由于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区，与邛州、叙州府的僚人相比，这部分僚人自身的文化保留得更多些。

明代，四川还分布着另外一批百越体系的群体，在当时的史籍中被称为“南客”，《寰宇通志》卷70说：“土僚号南客，言语侏离，好捕猎。”他们是僚人的一个分支，在四川主要分布于川黔交界处的酉阳宣抚司和平茶洞长官司，嘉靖《四川总志》卷14酉阳宣抚司和平茶洞长官司《风俗》对其有所记载：“（平茶洞长官司）言语侏离，好捕猎，火炕焙谷，野麻缉布，巫祷治病，歌唱送殡，号为南客，古为难治。”^[198]“（酉阳宣抚司）人分三种，（曰仡僚，曰冉家，曰南客）暖则捕猎山林，寒则散处崖穴，借贷以刻木为契，讲婚则累世为亲，古号难治，今被华风，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教化渐入，风俗渐易。”^[199]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织斑布以为衣”是苗瑶语系民族的服饰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可以认为明代的酉阳宣抚司除了有上面这段史料中提到的仡僚、冉家、南客三个民族，还存在一部分苗人。

永宁卫也有部分属于百越群体的僚人，他们分别被称为土僚、都掌蛮。明中期曾试图对这一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因各少数民族“言语性情不相习”，改土归流不仅未获成功，反而引发了永宁都掌蛮、白罗罗、羿子等少数民族的反抗。这反映出永宁地区的僚人传统势力还非常强大，在文化上也有所体现。嘉靖《四川总志》卷14永宁宣抚司《风俗》说：“刻木为信，巢居箐寨，不事商贾，惟务农业，习俗鄙陋，性格野朴，垂髻跣足，悬弓带弩。”^[200]

此外，四川还分布着另外一个僚人的群体，被称为“羿”。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中）说：“叙泸诸夷泸戎依山险，善寇掠，即僰、羿、苗、罗等种是也。”他们是仲家分布于四川的一部分。从相关记载看，他们与苗、倮等种蛮夷杂居，“夷性好斗乱”，成化十六年（1480年），“白罗罗、羿子与都掌蛮、大坝蛮相攻”。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叙州至泸州南部地带，即今滇东北、川南、黔西三省连接地带。上述记载表明，由于区位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这一区域的辐射还非常有限。

（八）明代四川的苗人、瑶人

明代四川苗人主要分布在川东南和川南与黔西、滇东北连接地带，包括酉阳、邑梅二司，叙马泸道。^[201]不同地区之间苗人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叙泸、邑梅洞长官司的苗人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保存较多。这两个区域内的苗人已普遍与彝族的先民杂居在一起，故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中）说：“叙泸诸夷泸戎依山险，善寇掠，即僰、羿、苗、罗等种是也。”元以前对这一地区的苗人“皆为羁縻”，“生杀予夺一以夷法治之”，明代设置了流官，但“诸夷叛服不一”，“僰、羿、苗、倮等种蛮夷杂居，夷性好斗乱，为害无常”。^[202]正因为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所以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保存尚多，嘉靖《四川总志》卷14邑梅洞长官司《风俗》载：“语异蛮音，衣穿斑布，用木浪漕为臼而舂稻粱，沥苦蒿水代盐而鲊宿肉，婚姻以牛只为等，疾病以巫祝为医。”^[203]

播州的主体民族也是苗人，播州杨氏土司在主动归附明朝后，与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并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播州宣慰使司及各安抚司的土官，都“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国子监官善训导之”。^[204]因此，嘉靖《四川总志》卷14播州《风俗》所记载的“以耕殖为业，鲜相侵犯，天资忠顺，悉慕华风”，指的是当地苗民中的“宦、儒户”，而大量的苗民则还是“椎髻披毡，以射猎山伐为业，信巫鬼，好诅盟，婚姻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燕乐以铜锣、鼓、横笛歌舞为乐，会聚以汉服为贵，出入背刀弩自卫”。^[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