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司”（按，以上三府元代属云南行省，为乌蛮的主要聚居区，清代改土归流后将之归回云南。现代将乌撒作为威宁县，归贵州省）。所以，明代今滇东北地区的乌蛮在政区归属上属于四川省。
（一）明代云南的乌蛮
1.云南府的乌蛮
云南府是乌蛮分布的一个主要地区，云南府大约与元代的中庆路相当，下辖昆明县、富民县、宜良县、罗次县、晋宁州、归化县、呈贡县、安宁州、禄丰县、昆阳州、三泊县、易门县、嵩明州。据《元史》所载，嵩明州、晋宁州是乌蛮的核心区，而呈贡、归化、三泊、易门等县也有乌蛮分布，但在明代文献中，没有明确云南府的乌蛮分布情况，只说晋宁州、罗次县、禄丰县、易门县历史上有乌蛮分布。
2.临安府的乌蛮
元代的临安路，明改为临安府，这里是乌蛮重要的分布区，元代的临安就是在乌蛮阿僰万户府的基础上设立的，所以明代临安府仍然是乌蛮的分布区，但天启《滇志》只指出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宁州、新化州、河西县、蒙自县、新平县历史上有乌蛮。元、明朝代紧接，其间又无民族迁徙的记录，故乌蛮仍在，他们是今天上述各地彝族的先民。
但临安府南部的蒙自县等地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和氐羌民族的交错杂居区，以乌蛮为主，此外还有百越后裔仲家和仡佬。
阿迷州更靠近南部，所以是夷多汉少，仍以乌蛮部众作为民族人口的主体，天启《滇志·旅途志》载：“阿迷东逾桥至东山关……山巅为马者哨，土酋普氏据其地，重栅守之。居者百余家，夷多于汉……自阿迷东入夷巢，无亭缴止宿，天明行，至日中而税，多野处。”[10]则在此附近也多为乌蛮普氏的势力范围：“马者东历矣马驿……罗夷居之。”[11]又，“矣马，罗台旧有驿，今俱废。驿记藏之广西府，地俱为普氏夷寨，杂以四方流移汉人数家”。[12]又，“罗台驿逾山而南，经倒马坝……其地隶普氏，而沙、侬溷处，夷患时有，普氏设哨所守之”。[13]显然已经到了乌蛮和百越后裔的交错杂居区，故又载：“（倒马坝）经陇希南至新哨，侬、普二氏分疆之所，常为母鸡（按，乌蛮支系）所焚。”[14]看来元代所立的驿站到明代时已经大多废弃不用，因而政府的治理也就难以深入，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乌蛮与僚族之间，这大约仍是一种文化冲突所致。
3.楚雄府的乌蛮
明代的楚雄府由元代的威楚路改设，领有楚雄县、镇南州、南安州、定远县、广通县、定边县等，其中楚雄县、南安州、定远县、广通县有乌蛮分布，在天启《滇志》中将他们称为“爨蛮”“黑爨蛮”：“楚雄县……为爨蛮所据……南安州，为黑爨蛮所居地。”[15]正因为楚雄府有大量的乌蛮分布，所以在民族识别时便将以乌蛮为主体发展而来的罗罗识别为彝族，故今天的楚雄州才成为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
4.曲靖军民府的乌蛮
元代的曲靖路宣抚司改为曲靖军民府，下辖南宁县、亦佐县、沾益县、陆凉县、马龙州、罗平州，所辖各州县都有乌蛮分布：南宁县“元初置千户所，隶（乌蛮）磨弥部万户”；亦佐县有乌蛮夜苴部；沾益县有乌蛮磨弥部，“天宝末没于蛮，后为乌蛮磨弥部所据”。陆凉州有乌蛮落温部，马龙州有乌蛮撒匡部，罗平州有乌蛮夜苴部。[16]
5.澄江府的乌蛮
元代的澄江路改为澄江府，下辖河阳县、江川县、阳宗县、新兴州、路南州，各州县都有乌蛮分布，河阳县有乌蛮罗伽部，江川县有乌蛮步雄部，阳宗县有乌蛮强宗部，新兴州有乌蛮么些部，路南州有乌蛮落蒙部。[17]
6.广西府的乌蛮
元置广西路，明改为府，下辖师宗州、弥勒州、维摩州，师宗州因有乌蛮师宗部得名，弥勒州因有乌蛮弥勒部得名。“隋……为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巨师宗、弥勒一部浸盛。师宗州，有乌蛮师宗者据匿弄甸，号师宗部。弥勒州，宋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部甸、巴甸、部笼而居，故其部曰弥勒。”[18]
7.寻甸军民府的乌蛮
元代的仁德府明代改为寻甸军民府，为乌蛮仁德部的分布区。因为乌蛮内部矛盾冲突，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改流，设寻甸军民府。[19]虽然改流，但乌蛮仍然分布在府内。所不同的是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同时还有部分白族，所以汉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寻甸府）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白人与居，颇知向善。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20]
8.武定府的乌蛮
元代的武定路明代改为武定府，下辖有和曲州、元谋县、禄劝州，是乌蛮罗婺部的核心分布区，明代改为武定军民府。乌蛮罗婺部的分布区是较为大的，在金沙江北的姜驿也有分布，而且由于地理位置在川滇两省结合部，川滇两省对其管理都不到位，再加上地理位置的险要，令人过而生畏。
9.元江军民府的乌蛮
元代的元江路，明设元江军民府，是乌蛮阿僰部的分布区。“宋侬智高之党窜于此。寻为些么徙蛮阿僰部所有。”[21]
丽江军民府“兰州，东汉为博南县，属永昌郡。唐属南诏，为卢蛮所居”。[22]卢蛮即乌蛮中的一部分。
鹤庆军民府有乌蛮后裔分布，其下的剑川乌蛮就是唐代浪穹诏的后裔，而顺州则有乌蛮的罗落部杂处其间。[23]
11.北胜州的乌蛮
北胜州是乌蛮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处在与吐蕃的交接地界，“战国、两汉属白国，时铁桥西北为施蛮所据，异牟寻始开其地……徙昆弥河白人及罗罗、么些蛮实之，号剑羌”。[24]文中提到的施蛮为乌蛮中的一支，这在《蛮书》中有记录，而罗罗则是乌蛮中的一部分（后来才成为泛称）。此外，由于白人、罗罗、么些蛮都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才被称为“剑羌”。
北胜州又辖蒗蕖州，是罗罗和么些蛮的传统分布区，今天也仍是滇西北彝族、纳西族的主要分布区。
12.者乐甸长官司的乌蛮
者乐甸长官司辖地原为百越系统民族的分布区，南诏国中后期乌蛮南下扩张后，被乌蛮的阿僰部所据，成为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
13.乌蛮的文化
天启《滇志·种人》中，将乌蛮称为爨蛮，认为爨蛮即乌蛮：“爨蛮之名，相沿最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25]说明明代乌蛮的分化更加明显，各支系内部开始出现个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名号差殊，语言嗜好”不同的情况。其内部又有白罗罗、黑罗罗、撒弥罗罗、撒完罗罗、阿者罗罗、鲁屋罗罗、干罗罗、妙罗罗、罗婺、摩察、普特、母鸡、仆剌、扯苏、土人、野人等。
明代乌蛮的文化已非常丰富多彩，现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生产方式与经济状况。
由于乌蛮分布广大，所以并不是“寡则刀耕火种，众则聚而为盗”。[26]乌蛮仍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如黑罗罗“其在曲靖者，居深山，虽高岗硗陇，亦力耕之，种甜、苦二荞自赡”。[27]同时也有一定的牲畜业和手工业以及简单的贸易，他们“善畜马，牧养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碗。交易称贷无书契，刻木而析之，各藏其半。市以丑戌日”。[28]其他支系也大多如此。
撒弥罗罗：“居山者耕瘠土，贩薪于市，终岁勤动。滨水者浮家捕鱼，仅能自给。”[29]
撒完罗罗：“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类而甘之。”[30]
妙罗罗：“以樵采耕艺为事。”[31]
仆剌：“垦山，种木绵为业。”[32]
扯苏：“耕山，种荞麦。”[33]
土人：“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34]
除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外，还有部分乌蛮以游耕、捕猎为主，如阿者罗罗“耕山捕猎，性好迁徙”。[35]
摩察：“执木弓药矢，遇鸟兽射无不获。所逢必劫，遇强则拒……巢居深山，捕狐狸，松鼠而食之。”[36]也有个别支系以捕鱼为生，如普特：“以渔业……竟日水中，与波俱起，口啮手捉皆巨鱼。滇池旁碧鸡山下，其类千余，乘风扬帆，所居无定。”[37]
第二，服饰及相关文化。
一般来说，乌蛮的服饰有一些基本特点，首先是男女在服装、发型、服装的装饰上有一些区别，男子发型为椎结，摘去髭须，妇人剪发齐眉，披发；一般妇女穿黑衣服，披羊皮，贵族妇女穿较为华丽的衣服，未婚少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穿短裙。但由于乌蛮内部支系较多，在服饰文化上也有各自的个性特点。
白罗罗：白罗罗男子的衣服分为两个部分，“裹头跣足。妇人耳带铜环，披衣如袈裟，以革带系腰”。[38]
黑罗罗：黑罗罗的服饰则较复杂，男女区别大，不同等级区别大。男子挽发，用布带束之，耳戴圈坠作为耳坠，披毡佩刀，时刻不离身；妇女则头上蒙有一块黑布，身穿短衣，在短衣上又披袈裟，下着筒裙，跣足，手戴象牙圈。由于黑罗罗是乌蛮中的贵族，所以他们的服饰较为华丽、繁杂。土官妻子的服饰就更加华丽，体现了鲜明的等级特点：“土官妇缠头彩缯，耳带金银大圈，服两截杂色锦绮，以青缎为套头，衣曳地尺许，身披黑羊皮（按，黑罗罗以黑色为贵），饰以金银铃索。”[39]一般小头人的妻子则有明显区别：“各营长妇，皆细衣短毡，青布套头。”[40]
妙罗罗：妙罗罗服饰与黑、白罗罗又有明显不同，“珥圈环，常服用梭罗布。妇女衣胸背妆花，前不掩胫，后常曳地，衣边弯曲如旗尾，无襟带，上作井口，自头笼罩而下，桶裙细摺（按，即今所谓百褶裙）”。[41]
罗婺：罗婺男女的服饰显得十分朴实，又不失民族特点：“男子髻束高顶，戴笠披毡，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缉而织之，粗恶而坚致，或市之省城，为囊囊以盛米贝。妇女辫发两绺垂肩上，杂以
璖缨络，方领黑衣，长裙跣足。”[42]
母鸡：母鸡支系的服饰为：“（男子）蓬首椎结，标以鸡羽，形貌丑恶。妇女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文绣，短不过腹，项垂缨络饰其胸”。[43]
仆剌：仆剌应该是乌蛮各支系中发展较为缓慢者，仍然保留乌蛮服饰文化的两大特点，即跣足、披羊皮。“蓬首跣足，衣无浣濯，卧具簟牛皮，覆以羊革毡衫。在王弄山者一名马喇，首插鸡羽，红经白纬衣，妇衣白。”[44]
第三，婚姻文化。
在早期的文献中对乌蛮的婚姻文化记录不多，天启《滇志》中开始有详细记录，而且还提到了乌蛮中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当时的婚姻文化为：“夫妇昼不相见，生子十岁，乃见其父。妻妾不相妒嫉。嫁娶尚舅家，无可配者，方许别婚。”[45]具体到不同支系又有不同。
白罗罗的婚姻是严格的族内婚，有抢婚习俗，“婚姻惟其种类，以牛马为聘，及期聚众讧于女家，夺其女而归”。[46]
阿者罗罗为：“婚以牛为聘，婿亲负女而归。”[47]
第四，宗教信仰。
乌蛮的宗教信仰是以祭师为中心，有多种占卜，祭师“巫号大觋皤，或曰拜祃，或曰白马”。占卜以鸡骨卜为主，也有草卜。鸡骨卜时，“取雏鸡雄者生刳，取其两髀束之，细刮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48]通过鸡骨上的痕迹来占卜凶吉。草卜则是“或取山间草，齐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应如响”。[49]绝大多数祭祀都是由精通夷经的白马主持，“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亦白马为之祷”。[50]记录夷经的文字如蝌蚪，故有人将之称为蝌蚪文，但通常则称为爨字，精通夷经者能知天象、断阴晴，还能“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
以上是乌蛮大部分支系共有的情况，各支系也有一些独特的信仰。
白罗罗：“信鬼畜蛊。以手量裙边，投麦于水，验其浮沉，以当占卜。”[51]这当是“投麦于水占”，属神明裁判范畴。乌蛮中土人的神明裁判方式为：“有争者，告天，煮沸汤投物，以手捉之，屈则糜烂，直者无恙。”[52]
第五，丧葬习俗。
乌蛮长期以来一直沿袭氐羌先民火葬的习俗。贵族上层甚至是“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53]
在都是火葬的传统之下，各个支系在细节上又有一些差别。
黑罗罗支系虽然同是火葬，但上层贵族火化前“裹以皋比”，一般人则用羊皮裹尸，然后“焚诸野而弃其灰”，[54]而干罗罗则是“丧以牛皮裹尸，束锦而衣之以薪”。[55]
白罗罗的丧葬习俗史载较为全面，对丧葬过程描述详细，由于火葬，故“葬无棺”。对于亡人，首先将亡人的尸体用火麻缠起来，再用毡子包住，用竹椅抬着，前边有七人身披甲胄，这七人一边走一边向四方射箭，名叫“禁恶止杀”，最后在山上火化。火化之后，也有一系列的仪式：“既焚，鸣金执旗，招其魂，以竹签裹絮少许置小篾笼，悬生者床间。”[56]这是在灵魂指导下的招魂活动，从现代民族学的调查看，小篾笼就是灵魂栖息之所。在此之后，“祭以丑月念三日，插山榛三百枝于门，列篾笼地上，割烧豚，每笼各献少许，佐以酒食，诵夷经，罗拜为敬”。[57]
第六，武装力量及相关法律规定。
从《蛮书》开始，对乌蛮的军事制度就有记载。到明代，许多习俗仍然沿用，上层贵族“多养死士，名曰苴可”。[58]平时对这些苴可给予很高的生活待遇，但每遇战事，则让他们冲锋在前。
乌蛮的土兵没有严格的队列军规，每有战事先蹲着行进，每人拿三支标枪，见敌便挥标跃起，三支标枪“发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则以击刺不发也”。[59]此外，苴可还有“劲弩毒矢”，击破出血必死，以这种“劲弩毒矢”去狩猎，是不能吃中箭部位的肉的，因那儿有剧毒。
乌蛮贵族称为“撒颇”，民众都十分忠于“撒颇”，即“夷皆憨而恋主”。“撒颇”在执行法律时十分严格且简约，“诸酋果于杀戮，每杀人，止付二卒携持至野外，掘一坑，集其亲知泣别，痛饮彻夜”，[60]这种场面是相当动情和感人的，到了天明杀头，检查是否死亡，最后才让亲人收尸。即使是平时的友人，当杀则杀，只要令出，没有人敢求情，死者家属也不敢埋怨。因为如此严格，“故境内无盗”。
第七，民族性格。
黑罗罗“性皆鸷悍，好攻掠”。[61]那些不能或不善于外出“攻掠”的人，是找不到妻子的。这大约是因为黑罗罗总体上处于生态环境较为恶劣之地的原因。而居住在滇池周边各县的撒弥罗罗则“无盗贼”，但这种情况不多，总体上外出“攻掠”，是他们的民族性格之一，史载较为突出的是：“鲁屋罗罗，持矛盾之利，性尤狰狞，好驰马纵猎……干罗罗，岁终，遍索乡民鸡豚酒米，谓之‘年例’，饱其欲则一村无虞，不尔，辄勾东川夷劫掠。近岁武、寻大扰，为乡导者，皆此曹也。”[62]
第八，文化变迁及其对汉文化的认同。
明代的乌蛮各部绝大多数开始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之中，加上各自的地理环境不同，与汉民族接触程度的差异，各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区域特征更加显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不同支系开始有了区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乌蛮分布在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永昌府这些汉文化集中地方者，已基本纳入郡县统治，“渐习王化，同于编氓”。[63]而在边远地区或乌蛮聚居区内，情况仍有不同：“其在蒙自、定边，尚称顽梗……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称撒马都，大抵寡弱易治。”[64]
天启《滇志·羁縻志》就曾说：“（乌蛮分布在）姚安者，性狡悍，好为盗贼。”[65]按，“好为盗贼”虽有夸大，但喜掠夺却是一些民族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生存方式，如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大量需要农业民族的粮食等，但他们多以掠夺的手段获得。分布在“新兴者（今云南玉溪市），居昌明里，力田为生”，[66]这已经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分布在滇西“腾越者，专资射猎”，农业生产不发达，但却“善于射猎”。[67]
从文化习俗看，也有诸多差异。北胜罗罗与四川建昌罗罗同类，“纯服毡毳，男女俱跣足”。[68]但在踏歌打跳时，就要穿上皮底靴，“男吹芦笙，女衣缉衣，跳舞而歌，各有其拍”。[69]而顺州的乌蛮又被汉族史家记为“落罗蛮”，衣服与北胜罗罗又有不同：“男鹊帽襞秋衣，妇三尖冠，以樵采耕艺为事。”[70]新化州的乌蛮因为小腿上束有白布，故被称为“白脚罗罗”。由此可见，明代乌蛮各部开始产生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习俗开始出现各部的地区特征。
（二）明代云南的和泥
和泥，在相关文献中也称窝泥，或称斡泥，应当是对同一对象的同音异写。
纳楼茶甸长官司：“唐蒙氏为茶甸，元初置千户，隶阿宁万户。至元中改隶善阐宣慰司。后分为二千户，隶云南行省。寻改隶临安宣慰司，又改纳楼茶甸。本朝（明朝）置长官司，仍其名。”[71]这是对纳楼茶甸长官司设置情况的说明，其辖境内以哈尼族先民为多。
教化三部长官司：“唐时蛮名强现，汉讹为教化部，强现、牙车三部酋也。元为强现三部，隶临安等处宣慰司。后属强现四部。”[72]明朝始设长官司。
王弄山长官司：“元兀良吉歹征交趾，路经阿宁，立大小二部。”[73]明朝改为长官司。
亏容甸长官司：“汉旧铁容甸部，元至元中归附，拨隶元江路。”[74]明朝改设长官司。
溪处甸长官司：“汉旧七溪溪处甸部，元置军民副万户，隶云南行省，后置副万户，属元江路。”[75]明朝改置长官司。
思陀甸长官司：“汉旧为官桂思陀部。元置和泥路，隶云南行省，后属元江路。”[76]明朝改设长官司。
左能寨长官司：“唐前为思陀寨甸，后为左能寨。”[77]明朝改置长官司。
落恐甸长官司：“唐前为伴溪落恐部，属思陀甸，后自为酋长。元置军民万户，隶云南行省。后属元江路。”[78]明朝改设长官司。
元江军民府是和泥分布的一个重要地区。元江军民府：“古西南极边之地。唐蒙氏属银生节度……后和泥蛮据其地。”[79]明代元江军民府的和泥，多分布在因远罗必甸长官司。
景东府古时为百越后裔分布区，大约在唐代和泥也开始进入，开始接受农耕文化：“景东府，古徼外荒僻之地，名曰柘南，蛮名猛谷，又云景黄，昔为朴、和泥二蛮所居。”[80]
大部分和泥的服饰，男子比较简单——“珥环跣足”，而
嘉哈尼男子“剪发齐眉，衣不掩胫”；而妇女就较为复杂，衣“花布衫，以红白绵绳辫发数绺，续海贝杂珠，盘旋为螺髻，穿青黄珠，垂胸为绺；裳无襞积，红黑纱缕相间，杂饰其左右”。[81]对于已经出嫁的妇女，则“以藤束膝下为识”。
由于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要，所以对结婚多年不能生育的妇女，是可以“出之、休之”的。
丧葬文化仍然保持氐羌系统民族的火葬习俗，葬礼仪式也较为复杂，并不是一来就举行火葬仪式。首先，“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要如此进行三天；然后才采来松木架起来，“焚而葬其骨”。
祭祀用牛羊（也有只用鸡作为祭品的），配以歌舞，“挥扇环歌，拊掌踏足，以锃鼓芦笙为乐”。[82]
和泥历史上曾用贝作为货币，而且在他们的观念中，贝币还可以带到“阴间”。他们一生省吃俭用，“积贝一百二十索为一窖，死则嘱其子：‘我生平藏币若干矣，汝取某处窖中，余留为来生用’。”[83]
日常的娱乐活动是饮酒踏歌为乐，饮酒之后，人们乘着酒性，“以一人吹芦笙为首，男女连手周旋，跳舞为乐”。[84]
（三）明代云南的么些
1.丽江军民府的么些
关于丽江军民府的设置及境内的民族情况，天启《滇志》载：“古荒服地，与吐蕃接壤，汉属越巂、益州二郡，东汉属永昌，隋属巂州。唐因之。太和以后没于蛮（乌蛮），为越析诏。贞元中属南诏，置丽江节度。宋为么些蛮酋所据，段氏不能制。元宪宗四年（1254年）讨平之，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85]明朝改为丽江军民府，境内的民族以么些蛮为主，是氐羌系统的民族之一。
丽江军民府下有通安州、宝山州、兰州、巨津州、临西县。(www.xing528.com)
通安州是么些的传统居住区，为么些叶部落分布，元宪宗时内附，叶部落的首领麦良被元朝封为察罕章管民官。
宝山州是么些的传统分布区，元时内附，蒙古语称其分布地为察罕忽鲁罕，至元年间改为宝山州。
兰州在东汉时属于永昌郡的博南县，是卢蛮的分布区（卢蛮即乌蛮），也有么些分布，大理国时在兰州设兰沧郡，元改为兰州。
巨津州在唐代为乌蛮分布区，后么些蛮进入，“巨津州……濮、卢二蛮所居。后么些蛮夺其地，南诏并之，属丽江节度。元内附，至元间置州”。[86]
临西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有么些、吐蕃、番人。“临西县，唐为么些诏之地。元至元间，以其地西邻吐蕃境，置临西县，隶巨津州。本朝仍之。正统二年（1437年）为番人（今普米族先民）所据。”[87]
丽江府内的么些族，其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虽然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汉文化进入，但传统文化仍占主导地位，天启《滇志·地理志》曾载：“（丽江府）衣同汉制，板屋不陶，焚骨不葬，带刀为饰。”[88]么些与杂居在一起的古宗（今藏族先民）常有矛盾冲突，史载：“境内夷么些、古宗负险立寨，相仇杀以为常。”[89]
2.永宁府的么些
永宁府（今宁蒗永宁乡）“么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据其地。唐属南诏，后为么些蛮所据”。[90]则这一带为吐蕃与么些交错之地，么些与吐蕃争夺较为频繁，元代内附，置茶蓝管民官，明永乐四年（1406年）为永宁府，领有革甸长官司、剌次和长官司、香罗长官司、瓦鲁之长官司。
么些的日常饮食是十分俭朴而且节约的，但如果是年节之时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况，“岁暮，竞杀牛羊相邀请，一客不至，则为深耻”。[91]
宗教习俗和丧葬习俗还较好地保留着氐羌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篑舁至山下，无贵贱皆焚之”。[92]
（四）明代云南的西番与古宗
明代的西番分布很广，川滇两省都有，云南主要集中分布在永宁、北胜、蒗蕖，而且金沙江以北靠近四川之地也不少，天启《滇志·旅途志》说：“金沙江北渡有三：一由宾川渡江至北胜、蒗蕖，可通盐井卫，地属番夷。”[93]
由于过着随畜迁徙的生活，所以西番的服饰还带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点：“辫发，杂以玛瑙、铜珠为缀，三年一栉之。衣杂布革，腰束文花毳带，披琵琶毡，富者至二三领，暑热不去。”[94]
居住在山腰可供畜牧之地，住房长期也一直保留着以木板覆盖屋顶的习俗。民族性格是尚勇武，性情暴悍，“善射”，饮食喜好酥油茶。
少量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者，被称为：“野西者，倏去倏来，尤不可制。”[95]
明代尚未将滇西北的迪庆藏族分布区划归云南，但由于北与吐蕃接壤，所以在丽江、鹤庆地区仍然有少量藏族先民，史书中称之为古宗，被认为是“西番之别种”。文化更具游牧经济特点，男子“辫发百缕，披垂前后，经年不栉沐，栉必以牲祭。披长毡裳，以牦牛或羊尾织之”；妇人“青白磁珠……悬于首”。饮食有食生肉习俗，主食为蔓菁、稗麦。
（五）明代云南的怒人、峨昌、力些、“野人”
明代史书对怒人的记载较为简略，男子“发用绳束，高七八寸”，妇人“结布于发”。除民族性格“刚狠好杂”外，其他习俗与么些相同，由此也说明了怒人与么些同属一个族系。
峨昌也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在里麻长官司境内，与僰夷杂居在一起。因为是山地游牧民族，所以生性畏惧暑湿，居住在山地，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反映在文化生活习俗上也就显得较为突出，妇人以“红藤为腰饰”，祭祀用犬，占卜用竹三十三根，类似于汉族的卜筮之法。饮食上嗜酒，肉类多为生食禽兽昆虫。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再加上他们是后进入这一地区的，峨昌受同区域的僰夷土司统治。有族内转房婚习俗，“父兄死，则妻其母嫂”，但到明代已经有一些变化，如罗板寨百夫长早正死，“其妻方艾，自矢不失节，遂饿而死”。这便说明了族内转房婚及相关习俗的变革。
力些在明代尚未大量进入怒江峡谷，据天启《滇志》所载：“惟云龙州有之。”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汉族文化接触不多，男子“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力些除农业生产外，狩猎也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所以“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外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矢中其盾，而妇人无伤”。[96]此弩也在民族间发生矛盾冲突时使用，“以此制伏西番”。[97]
“野人”是史书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缓慢部分的景颇族先民的称呼，到明代时仍然“居无屋庐，夜宿于树巅……以树皮为衣，毛布掩其脐下”。对狩猎经济极为依赖，“采捕禽兽，茹毛饮血，食蛇鼠”。服饰也与这种经济生活有关，“首戴骨圈，插鸡尾，缠红藤，执钩刀大刃”。性格十分凶悍，“登高涉险如飞，逢人即杀”。[98]当然，“逢人即杀”过于夸张，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民族。
他们分布在茶山、里麻两个长官司的外边，距离腾越千余里，由于无法对他们进行约束，所以常对茶山、里麻长官司有侵扰，“二长官为所戕贼，避之滇滩关内”。[99]
（六）明代云南的僰夷等民族
明代对僰夷的认识较之前代更加具体，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僰夷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特征是：由南向北可以分为聚居区、杂居区、散居区。到了明中后期，因为缅甸洞吾王朝的崛起，聚居区内的民族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缅甸洞吾王朝的兴起、强大，对中国土地的侵占，明代僰夷聚居区的许多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僰夷被从明王朝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导致许多僰夷归入洞吾王朝，成为跨境民族；另一方面，依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僰夷逐渐产生了强烈而明晰的国家认同感，如僰夷的土兵积极参加平定麓川之乱、参加平定乌蛮叛乱，他们把为国家立功受奖作为世代的荣誉。
永昌府、景东府、元江府等行政区则属于僰夷的杂居区，与同区域内的乌蛮、蒲人生活在一起。此外，因为调动僰夷土兵参战或调动他们到异地种田，所以明代在金沙江中游出现了僰夷的散居区，使僰夷的分布区向北推进到北纬27度，形成了今天金沙江中下游川、滇两省交界地区有傣族分布的格局。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僰夷的文化也开始出现分化和变异，在保存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聚居区、杂居区、散居区的僰夷文化开始出现了区域性的差别，而且还呈现出由聚居区、杂居区、散居区僰夷人口和传统文化逐渐递减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代。
1.聚居区的僰夷
明代在西南僰夷分布地所设的羁縻性质的行政单位有车里军民府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府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府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府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府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府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艮府、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耿马宣抚司、猛密宣抚司、蛮莫宣抚司、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潞江安抚司、芒市长官司、孟琏长官司。以上各土司之地都与中南半岛的老挝、缅甸相接，是僰夷的核心分布区，僰夷的主体都分布在这些地区，多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
2.杂居区的僰夷
具体来说，景东府的民族以僰夷（摆夷，或记为百夷）为多，天启《滇志·地理志三》载：“（景东府）民多百夷，性本驯朴。田旧种秫，今皆为禾稻。昔惟缅字，今渐习书史，民风地宜，日改而月化。”[100]则到明代，景东府的僰夷在文化上正发生着变化。
同是僰夷，镇沅府的僰夷又有不同：“郡多僰夷，信巫鬼，轻医药。妇勤耕蚕无少暇，产子浴于江。”[101]看来镇沅府的僰夷传统文化保存得还较好。
武定府的元谋县黄瓜园，明代时还有众多的僰夷，天启《滇志·旅途志》载：“元谋北六亭达黄瓜园。旧有环州驿，今废。历马街子、龙海落，地皆平原而荒，人皆僰夷。”[102]
3.百越系统的侬人、沙人、土僚
广南府是百越后裔壮族先民的分布区，“宋名特磨道，侬智高之裔居之”。[103]侬智高为壮族先民今已无疑义。从文献所载来看，广南府的百越后裔是壮人中的侬人和沙人两个支系：“（广南府）侬人、沙人，男女同事犁锄，构楼为居。男服青衣曳地，贱者掩胫。妇绾髻跣足。好巫不好医。恃险剽掠，时相仇杀。”[104]
临安府东南部是氐羌系统与百越系统民族的交错杂居区，有不少的百越后裔，被称为沙人、侬人（今天壮族的侬人支系和沙人支系）。这在天启《滇志·旅途志》的“粤西路考”中有载：“陇希南至新哨，侬、普二氏分疆之所……疆理隶弥勒州，以汉官久不至，侬氏斥境至此，而又远不能制，沙、普诸酋互争之，戎马纷沓，居民望风逃匿，无宁日焉。”[105]在政府控制力弱的地方，侬氏贵族进行了扩张，由此而引发了乌蛮与侬人的冲突。
从新哨过弥勒湾，到俺排寨，也是侬人分布区，“江东有大八百、小八百二寨，皆侬氏属夷”。又过母忙寨至木铁，有“侬夷数十余家”。这里的侬人，其文化与百越各支相同：“居民皆楼居，以竹为椽柱，覆以松皮，去地三四尺，人居其上，畜溷于下，中设地炉，悬稻穗于上，熏令极干，每日舂而食。编竹笼若鱼罶，累累数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宾不设。”[106]则居干栏、稻作、以达寮祭鬼、嗜异物等习俗千年未变。
土僚原来分布在川、黔、桂相连地区，在与上述地区毗邻的云南也有分布，以石屏、嶍峨（今峨山县）、路南（今石林县）为多。男子“首裹青帨，服白麻衣，领上缀红布一方”，妇人则“冠红巾，衣花绣胸背衣”。[107]
在生产生活上，各地又有不同，分布在嶍峨的土僚，除农耕生产外，更多是“樵苏自给”；分布在路南的土僚，“为人佃种，屋庐与僰人同”；分布在新兴州（今玉溪市红塔区）的土僚，“服食昏丧，习同白罗”。[108]在上述地区，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土僚后裔，他们当已融入当地彝族先民之中。
侬人主要分布在广南，由于同样都是百越后裔，所以生产生活习俗都与僰夷相同，是侬智高的后裔。民居建筑为干栏式建筑，“楼居，无几凳，席地而坐，脱履梯下而后登”。饮食生活中还有喜食异物的习惯：“甘犬嗜鼠”。服饰上妇人“衣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大约是处在民族杂居区，民族之间多有矛盾冲突，所以“刀盾枪甲，寝处不离，日事战斗”。[109]
沙人与侬人在很多方面几乎相同，但前者性格更为剽悍，分布在广西府、富州、罗平等地，分别受本民族土司龙氏、李氏、沈氏统治，相互之间经常为水、土地发生矛盾冲突。
4.僰夷的文化
元代以前，对僰夷的记载十分少，到明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使我们能较为详细地了解明代僰夷的分布、政治制度及各种文化。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僰夷的政治制度较有特色，而且由于文献记载较为详细，现具体分析如下。[110]
第一，作为各种文化基础的等级制度。
僰夷将宣慰使称为“昭”，相当于汉语“主人”之意。昭的下面分别有叨孟、昭录、昭纲，他们相互之间是一种臣属关系，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关系。叨孟总理政事，兼管军民，所管辖的军民“多者数十万，少不下数万”，[111]昭录管万余人，而昭纲就只管千余人甚至几十人。被他们统治的民众，都要听从调遣，“赏罚皆任其意……皆听其使令，食其赋，取用无制节”。[112]看来近代所说的领主制度在明代就已在僰夷的主要分布区存在了。因此，其他的一切文化都已经贯穿着十分森严的等级制度。
第二，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礼仪。
出行以乘象为贵，贵族所乘之象是精心装饰的，“十数银镜为络，银铃银钉为缘，象鞍三面以铁为栏，藉重裀，悬铜铃鞍后”。[113]表现等级的仪仗是“象奴一人，铜帽花裳，执长钩，制象为疾徐之节，招摇于道”。[114]
行人相遇于道，“长于己者，则跪拜，有所谕，则叩头受之”。贵族之间也按等级高低如此行事，“虽贵为叨孟，见宣慰莫敢仰视，凡有问对，则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一般小辈见长辈，下级见上级，都必须持此礼仪。而从长辈或贵族面前通过，“必躬身而趋”。宴会时，贵人上座，“僚属侧移，以次列坐于下”。[115]
第三，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也有充分显示等级的作用。贵族和平民都“冠箸叶，累金玉诸宝为高顶，上悬小金铃，遍插翠花翎毛，后垂红缨”。[116]但贵族与平民则在衣服制作原料上有了区别：“贵者衣纻丝绫锦，以金花金钿饰之”。[117]其他显示等级区别的还有：“妇人挽独髻脑后，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贵者锦绣，白行缠跣足。”[118]
即使是新生儿，一出生也就有了贵贱之别，“凡妻生子，贵者以水浴于家，贱者浴于河，三日后，以子授其夫，耕织自若”。[119]在婚姻家庭方面，虽然以一夫一妻为主导，有多妻的习俗，但仍有尊卑之别：“头目之妻百数，婢亦百数人，少者数十，庶民亦数十妻，无妒忌之嫌”。[120]可是庶民是没有婢女的。
僰夷的服饰文化除了有尊卑等级的区别之外，还有地域性的区别。同是滇南孟定、南甸，僰人男子“长衫宽襦，无裙”，而陇川、猛密、孟养的僰人则“俱短衫小袖，有裙”。[121]
在散居区的僰夷的情况就十分复杂多样，分布在金沙江南岸的禄丰、罗次、元谋等县的僰夷，男戴黑布帽，上穿窄袖白衫，下着白布扁帽筒裙。
分布在越州卫的僰夷被称为白脚僰夷，“男妇俱短衣长裳，茜齿文身，戴笠跣足”。[122]
分布在临安的僰夷，男人以黑布交叉缠头，穿皮底靴，“衣有襞积，妇人白帨束发，缠叠如仰螺”。[123]
分布在顺宁的僰夷，“冠玄而锐其顶，珥环踏屦，好素衣”。[124]
分布在镇南县的僰夷，男子穿短装，妇女筒裙跣足。
第四，车里的音乐及宴饮。
车里僰夷的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僰夷乐、缅乐、车里乐。所谓僰夷乐是学汉族制作筝、笛、胡琴、响盏等乐器，大多是唱汉族的乐曲；而缅乐则是用缅人制作的排箫、琵琶等乐器，大家拍手而和音乐节奏的音乐；车里乐则是车里当地人所做的鼓（今天的象脚鼓），“以羊皮为三五长鼓，以手拍之，间以铜铙、铜鼓、拍板（作伴奏），与中国僧道之乐无异”[125]。这些大约是较为正式的演出形式，而“乡村燕饮，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126]贵族们宴饮时的气氛是十分热烈的：“有客十人，则令十人举杯，齐行十客之酒。酒初行，乐作，一人大呼一声，众人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坐，先进饭，次具醪馔有差，食不用箸。每客一卒，跪坐侧，持水瓶盥帨。凡物必祭而后食。”[127]这样的宴饮给一般的民众增加的负担是不小的，“凡一头目出，象马兵戈及木榻器皿，仆妾财宝之类皆从，动辄数百人，随处宴乐，小民苦之”。[128]
第五，相关的制度文化。
文书：僰夷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使用文字的几个民族之一，其中以车里僰夷使用得最为广泛，即“无中国文字……大事书缅字为檄，无文案”。[129]而小事就刻木记事，当然时间一长也就多有遗忘。
赋税：车里僰夷贵族没有常规的“仓廪租赋”，仅是“每秋冬，遣亲信往各甸计房屋征金银，谓之‘取差发’，每屋一楹，输银一两或二三两。承使从者，象马动以千百计，恣其所取而后输于公家”。[130]
法律：由于传统的法律以严惩为主，“其法，杀人与奸者皆死，窃盗一家皆死，为寇盗一村皆死”。[131]所以治安较好，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军事：作为一个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业民族，车里僰夷虽然有过大的政治权力机构，但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军民无定籍，每三五人，充军一人。正军谓之昔剌，犹中国言壮士”。[132]每当行军打仗，昔剌持兵器战斗，还有众多的人“负荷供饷”，在号命有条不紊的指挥下，依靠象队的气势作战。每次打仗，“胜则骄惰争功，负则逃窜山谷”。[133]
信息传递：相对而言，僰夷长期处在较为封闭的农业社会之中，所以信息传递方式十分古老，无驿路无邮传，仅仅是“一里半里许构一小草楼，五人守之，千里有报，闻在旦夕”。[134]当然，看来这种方式的作用仍不小。
第六，丧葬习俗。
大约因为僰夷的生死观与汉民族不同，人死亡后有“娱尸”的习俗：“人死，用妇人祝于尸前，亲邻相聚，少年数百人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尸。”[135]与此同时，众多妇女聚到一起，相互敲击碓杵为戏，如此数日之后，才将亡人下葬。下葬之日，死者的亲人持火把和刀为前导，到了坟地，以木板作为葬具，亡人生前的器皿、甲胄、戈盾等物都砸坏放在墓侧，从此以后也就不再进行祭祀了。
第七，竹楼民居习俗。
所有的僰夷在明代几乎都采用干栏式民居建筑形式，即使是车里地区的僰夷，“众廨与民居无异，虽宣慰亦止竹楼数十间。”[136]其他则大致相同：禄丰、罗次、元谋的僰夷“好楼居”。江川、路南的僰夷“构竹楼，临水而居，楼之下以畜牛马”[137]。临安的僰夷“山居构草楼，家人狎处，稍以帷帐间其卧具”。[138]干栏式竹楼是中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为了避湿热暑气、避蚊虫野兽侵扰的一种特殊民居建筑，楼上住人，在楼下饲养牲口；其与众多民族不同是“家人狎处”，即全家老少男女都睡一个地方，仅仅是“稍以帷帐间其卧具”而已。
第八，文身习俗。
本习俗是从越人先民时代就有的，到明代仍然保存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符号。“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则酋长杀之。”[139]看来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天启《滇志》记载有此习俗的僰夷是：越州卫僰夷，“茜齿文身”；十八寨僰夷因为髡头，被称为光头百夷，“頞上黥刺月牙，所谓雕题也”。[140]
以上是聚居在云南南部的僰夷及散杂居僰夷共有的文化，而各地的散居僰夷，“其种数十，风俗稍别，名号亦殊”，[141]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些地域性特征。
金沙江南岸的僰夷主要分布在禄丰、罗次、元谋、剑川、姚安等县，其生产生活习俗亦各有不同。
禄丰、罗次、元谋三县的僰夷在服饰上都是男戴黑布帽，上穿窄袖白衫，下着白布扁帽筒裙；基本上都住竹楼；善于冶陶，“釜甑俱以陶瓦，釜深中而宽边，状类箨笠”。[142]节日有土主会和秋千会。从这两个节日可以看出，这三个县的僰夷到达此地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受当地氐羌系统民族的影响很大，因为土主会和秋千会主要是当地氐羌后裔乌蛮各部的节日活动。在土主会上，僰夷表现出一种“奢侈”，“称贷以炫其饰，信出息偿人不惜”。[143]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更美，借贷为之也在所不惜。秋千会则是男女交流的好时机。
僰夷自身的特点是生性柔弱，但被当时的人误认为是“见人多所忌讳”。作为百越后裔仍保留的文化有“信息好诉”，丧葬时“有棺材而少哀戚”，喜食异物的习惯仍然保留，“掘鼠炙虾蟆，以敬宾客”。[144]剑川县的僰夷由于与白人杂居，所以在人们的眼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的语言被认为是“言语侏离”；因为种水稻需要在温度高一点的地方，故被认为是“所居瘴疠”；人死之后的葬具“棺如马槽，以板为之”；性格上“惧公信鬼，多为奸盗”。[145]从僰夷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看，认为他们“多为奸盗”是不确切的。剑川僰夷以稻作为主，也精于冶陶。
分布在姚安府（下辖姚州、大姚县和白盐井盐课提举司）的僰夷，从其文化特征看，还保存着稻作农耕的文化特点，如“滨水好浴，腰系竹笼，捕虫鱼动物入笼中为醢”。[146]这是百越系统民族几千年以来喜食异物的习性，但由于与境内氐羌系统民族杂居，所以许多方面就表现出他们受到姚安乌蛮的文化影响，具有游牧文化的特征，如“婚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泼女足为定。箨叶为尖顶帽。擅土布、羊毛之利”。[147]既然有大量的羊毛用来织布，说明僰夷饲养着很多羊，羊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聚居区内的僰夷有了很大的区别，这样的文化变迁是民族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僰夷自身对客观生活环境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
分布在曲靖府越州卫，澄江府江川县、路南州，临安府各州县的僰夷除具有百越系统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外，还有一些地方特点。
在越州卫的僰夷，因为男女都穿短衣长裳，被称为白脚僰夷，所保持的传统文化为“茜齿文身，戴笠跣足”。[148]
在江川县、路南州的僰夷，民族传统保持较好，在水边建竹楼而居，妇女戴大耳环，婚礼以羊为祭礼；生产方面是“知蚕桑，勤于耕织”；[149]民族性格柔和，“畏法度，见人退让”。[150]
临安府的僰夷在服饰、民居上仍具有百越民族系统的特点，如不论寒暑都坚持喜浴；亡者之妻如果不改嫁，被称为“鬼妻”；喜食糯米制品和昆虫。而在丧葬祭祀时却要请哈尼贝玛来请夷经，“丧，衣绯架木，置尸其上，以竹箅裹而舁之山”。[151]这就是文化变迁。
蒙自、阿迷的僰夷又与上述各地的僰夷不同，分布在蒙自者，“插鸡尾笠端，出则捕猎，居则纺绩”；[152]阿迷州的僰夷却相反，“为镇庄佃民，习同蒲人”。[153]
十八寨的僰夷在众多僰夷中显得十分异类，“性俭好杀，畜蛊饵毒，捕鱼食鼠，焚骨而葬”。[154]首先是僰夷性柔弱，此处则“好杀”；其次，僰夷行完全土葬，而此处则要“先焚”，而且在下葬之后不再去扫墓，“或焚亡者，昧爽至冢上，设一石祀之曰：‘勿使返也’”。以上都表明当时一些僰夷处在文化变迁之中。当然他们所恪守的传统文化也不是没有，如文身，在额上黥刺月牙，“所谓雕题也”。婚姻方面有自由恋爱，“男女先通而后娶”。[155]
顺宁府、镇南州、腾越州的僰夷与主要聚居区的僰夷离得较近，故文化变迁不多。但却在总体相同的前提下，表现出各自的区域性特点，即文化变异区的特点。[156]
服饰上，顺宁府的僰夷戴黑顶尖帽子，大耳环，皮底靴，穿白色衣服，还有服役姻存在，“婚聘用牛，贫不能具者，佣女家三年”。[157]镇南州的僰夷则“男子短衣，妇桶裙跣足。婚礼，夷歌佑饮”。[158]丧葬习俗也各有不同。顺宁府的僰夷，“丧有棺敛，封藏以石”。[159]镇南州的僰夷在有人去世之时，“令亲者捉刀尸傍，昼夜守之，亲朋以絮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诸口中，如是者三日而葬”。[160]
有关习俗也多有不同。顺宁府僰夷，以帮人种田为主，表现出柔弱的民族性格，与周边民族和谐相处；腾越僰夷地近僰夷聚居区，所以“习缅字”，食异物，“火炙肉食，不求其熟，或取蜂槽而食之……器用粗磁”。[161]镇南州僰夷，“每村植树以为神，未月念四日，集众燃炬，哗而赛神。所居在山之巅”。[162]
从天启《滇志》的记载来看，认为元江僰夷普遍有巫蛊之术，“能为鬼魅”，具体是用一把扫帚系在衣后，这扫帚马上就可以变成象、马、猪、羊、猫、犬等动物，站在大街上，凡避之不及被碰到的人，“即为鬼魅”。“鬼魅”进入人的腹中，吃掉人的五脏，再放入泥土。此外，还在食物中放毒药，“中之必不治”。这主要是针对过往的生意人，“估客娶夷女者，欲出必问还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饵之，如期至，更以药解救，亦无他，若不尔，必毒发而死。其所许还期，即死日也”。[163]当然，他们并不毒一般善良之人，“信实朴厚者累出入亦无伤”，而那些“偿约失信及窥其妻女者，必毒之”。[164]元江僰夷除了农业外，还广种槟榔，“种莳如中国农桑，葩时杀犬洒血污树，乃成实”。[165]过往的商人，多因此获利，“故驰走如鹜”。
元江僰夷虽地近滇中，但仍以象为战骑，还使用火枪，然而由于民族性格柔弱，冲锋陷阵能力较弱，常常是花钱请乌蛮后裔罗夷作为“佣用军”。
（七）明代云南的蒲人
楚雄府南边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分布区，其间又有闽濮等分布，故楚雄府以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府南的镇南州、定远县、
嘉县、定边县都有孟高棉民族的先民分布。[166]
“镇南州，汉为朴落所居，有城曰鸡和。”此处的“朴落”当为“朴剌”，是今孟高棉民族的先民；滇中地区的寻甸军民府历史上也有过“朴剌”，“寻甸军民府，古滇地，昔仆剌蛮居之，号仲札溢源”。[167]
“定远县，汉为越巂郡地，唐置西濮州，后没于蛮。”则因为此地有濮人，故称西濮州，而乌蛮则是后来到的。
景东府在古代被认为是荒僻之地，“名曰柘南，蛮名猛谷，又云景董，为昔朴、和泥二蛮所据”。[168]此处的“朴”，当为“扑子蛮”的简称，是孟高棉民族的先民。
明代的蒲人内部的分化还不太明显，普遍分布在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宣、二十八寨，因为蒲人的分布，至今还留下了蒲干、蒲缥等地名。蒲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勤力耕锄”。永昌、凤溪、施甸等地的蒲人的服装，男人“裹青红布于头，系青绿小条绳，多为贵，贱者则无之。衣花套长衣，膝下系黑藤数遭”。[169]从服饰文化上显示出了人的社会尊卑。妇女“挽髻脑后，头带青绿珠，以花布围腰为裙，上系海贝十数围，系莎罗布于肩上”。[170]
而散居在新兴（今玉溪）、禄丰、阿迷（今开远）、镇南的蒲人，服饰又有一定的差别，男人“形质纯黑，椎结跣足，套头短衣，手铜镯，耳铜圈，带刀弩长牌，饰以丝漆，上插孔雀尾。妇女簪骨簪”。[171]
蒲人由于内部发展的差异，在民族性格上便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分布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的蒲人，大约因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被称为野蒲，“桀骜甚诸夷”；分布在景东的蒲人则性格淳朴，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布在顺宁沿澜沧江的蒲人，又被称为普蛮（当为蒲蛮的另一种记音），或称扑子蛮，在汉族史家的眼中，扑子蛮的诸特征更为突出，“性尤悍恶，专为盗贼”，战斗力很强，甚为勇猛，“不鞍而骑，徒跣短甲，不蔽颈膝，驰突迅疾，善用枪弩”。服饰也区别于其他地方的蒲人，男子“以布二幅缝合挂身，无襟袂领缘”，妇人“织红黑布搭于右肩，穿左胁而及于胸，别以布一幅蔽腰，见人不知拜跪”。[172]
与蒲人有亲缘关系的还有哈喇、古喇、哈杜，同为现代孟高棉语族的民族，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栉”。服饰上，男子穿花布套衣，妇女以红黑藤“缠腰数十围，产子，以竹兜盛之，负于背”。[173]古喇不论男女皮肤更加黑；哈杜，分布在山上，言语有差别。看来哈喇是发展更为缓慢的部分，大部分与后来的佤族有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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