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西南与内地的政治交往较唐朝少，经济交往却由于各地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增加，随着南宋以后对外贸易的增长，西南地区与南方地区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商品交换日渐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一）宋代西南地区的交通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局势较为稳定，周边大的政治势力都未有大规模扩张的行动，特别是宋朝在西南地区未进行大规模的边疆开拓，同时由于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大理国也未进行对外扩张，且两国间的官方接触不多，故而西南地区战事少，民族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频繁，表现在交通上是双方交通线路的增多与交通线路的利用率增大。
四川人杨佐入大理买马时在云南驿见到有一指路牌，“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166]可见，大理国与其四境大体上仍保持着南诏国时期的交通格局，对外交往的道路基本是通畅的。不过宋朝时期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与唐朝时期相较，其特点是北部及西北部的交通量减少，一些传统的线路在消失，而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交通线路则蓬勃发展，交通量大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西南地区的西北部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故而此方向上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消失，而由于五代时期西川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政治隔绝，导致西南地区与西川的交流量迅速减少，到宋朝时，由于北方的形势严峻，宋朝政府在南方奉行以稳定为主的政策，对大理国采取敬而远之，控制与其交往的政策，因而大理国通吐蕃、通西川的道路较唐朝时期衰落不少。宋朝政府从种种原因考虑，选择在其广南西路（今广西大部）与西南地区各民族进行经济交往，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与今印度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也在飞速地发展着。
当时自邕州横山寨往大理有三条通道。其一是自广西田东、百色、田林、凌云经贵州册享、安龙、兴义，云南师宗县、昆明市而至大理；其二是自广西田东、百色、田林、凌云经贵州望谟县后抵兴义市与前面一条汇合；其三是自广西田东县出发，经德保、靖西、那坡，云南富宁、广南、开远市、昆明市而至大理。[167]
由于宋朝政府的民族隔绝政策，以往连接云南与四川的两条主要路线石门关道和清溪关道在本时期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但是民间的交流却仍然一直在继续。熙宁七年（1074年）为招徕西南各族卖马，北宋曾招募峨眉进士杨佐入大理国，其在《云南买马记》中所说的“麻茬路”便是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经济联系的证据。杨佐在去大理的途中路过虚恨部落时迷路，见一条麻茬丛生的道路，他们顺着这条路经凉山到达了云南。而这条麻茬路形成的原因就是兄弟民族到汉区购买麻籽，因布袋有缝隙，落下的麻籽滋生长出从而形成了道路。这充分说明了西南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密切。
事实上，不唯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经由这些道路进入汉区，同时也有一些汉族进入了西南地区。由于大理国实行隔绝政策，因而宋朝西南地区人口的迁移较之南诏时期少得多，形成不了规模，但民族往来是在持续进行的。杨佐在《云南买马记》中载，杨佐于束密见到汉人：“老髽涕泣而徐言：‘我乃汉嘉之耕民也。皇祐（1049—1054年）中，以岁饥，来活于兹。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也’。”[168]束密是一民族聚居地，为大理国所辖，当在杨佐出发地虚恨至大理之间，此老者为逃荒到西南，当时应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随同前来。侬智高攻打宋朝时也曾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169]参与其中。其后，侬智高兵败退入大理，其部属也有随之进入大理的，侬智高被杀后，其部属却多数受到了大理国的重用，包括要犯黄玮。[170]“（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诏曰：‘昨邛部川蛮朝贡，有华人亡入其境者亦与偕来，意冒赏赐。自今如有此类，宜令益州马知节办认厘革之。”[171]另外，《护法明公德运碑》的作者在碑中自称：“大宋国建武军进士，两战场屋，画虎无成……南国，十有六年。蒙公清照如族辈人……命……史记修春秋，褒贬合宜，为万世之信书，而发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宋“建武军”在今广西南宁一带。那么，碑文作者明显应是南宋流落到大理的失意文人了。来到大理以后，受到高量成的特别器重，令为史官。[172]由此可见，西南地区和内地之间人民移居和往来是不曾中断的。[173]
（二）各民族之间的交换贸易
宋朝建国初期，北方地区与辽国的战争接连不断，为对付辽国的骑兵，军队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而且战争中马匹损失严重，需不断补充，因而每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马匹供应量。由于当时北宋主要的购马地北路“马道梗绝”，只好开辟西路马源，于是在西北的熙州、河州以及西南的雅州等增设马市。雅安种植茶叶有悠久的历史，生产的砖茶备受蕃民的欢迎。宋以雅安的茶叶和土特产换取蕃民的马匹。这种官方或民间的贸易，历史上称作“茶马互市”。宋朝通过“茶马互市”从西部获得了大量的马匹，绍圣（1094—1098年）中，每年购买的马匹定额达2万匹之多。[174]但以后由于北方战事延续，买马通道断绝，宋朝不得不向西南地区买马。
到了南宋时由于与北方金国战争不断，西北地区的回鹘、党项等处买马的道路不通，因而买马的主要任务就由西南地区的市马来完成。大理国成为南宋时期西南地区马匹的重要来源地。
宋朝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马匹交易也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易，“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直。（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175]宋朝在西南地区买马时沿用这一经验，用当地人喜爱的物品作为交易品，用于与西南各民族的马匹购买，这些商品作为汉族地区的交换物资经交易进入西南地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176]这里提到用金银、彩帛及盐进行市马。《宋史·兵志十二》“马政”载：“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
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177]所用交换物资品种相同，而由于马匹交易量巨大，所以宋朝用以交换的物品量也颇为巨大。例如，每匹马最低交易价格为“银四十两”，每年以定额一千五百匹计，最低每年也得用银六万两，而盐更为其中数量最多的商品，达每年二百万斤，成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需的最大宗商品。除此以外，还有茶叶也是交换马匹的大宗商品。茶马互市成为内地与西部、西南部各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宋朝的西南地区自南诏时期与沿海各国加强了紧密的贸易关系，到大理国时期这种经济联系更见紧密。《南诏野史》载：“乙丑，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178]绍兴六年（1136年），广西路招马效用谭昂到大理国招马时，曾有蒲甘国的使者随同大理国贸易团到达广西，“六年（1136年）六月四日，广西路经略司言：‘招马效用谭昂去大理国招马，经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内，蒲甘国王差摩诃菩俄托桑一行人，赍机密文字，与大理国王具章表匣，内差王与诚、杨贤明等管押象一头，马五百匹，随昂前来’。”[179]蒲甘国与大理国之间陆路相接，距离不远，谭昂到大理国招马，而蒲甘国（今缅甸）也派使者随同大理国使团来宋，表明蒲甘国与大理国关系一定密切。大理国与今印度地区也有贸易，《马可·波罗行纪》阿木州条载：“产马不少，多售之印度人而为一种极盛之贸易。”[180]这应是大理国时期就存在的贸易，延续到了元代。
大理国与其南部及西部沿海地区贸易关系密切的证据还体现在其货币形式上。大理国时期的货币已固定为贝币，《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及《世祖本纪》都记载有赛典赤向中央政府请示云南暂不实行通行全国的通货政策，而是“以交会贝子”。[181]使贝仍作为通行货币，说明贝子作为货币在大理国已是很稳定的，同时也表明大理国时期西南地区与沿海各国的经济交往十分紧密，对比南诏时的情况，可见到贝币已完全取代了其他货币形式而成为西南地区的主流货币。货币形式的变化可以明确地体现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大理国时期，由于中原对西南地区的封锁，导致中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不能顺利进行，故而中原货币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减小。大理国对外经济交流的需求，只能从与今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的贸易上来满足，而这些地区在当时的货币形式就是海贝。大理国贝币的流行，正体现了宋朝时期西南地区与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经济关联性。(www.xing528.com)
此外，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乾道癸巳年（117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人在广西横山寨向宋朝出示了所需物品的清单，其中琉璃器皿（琉璃壶）、香料（紫檀）、海产药物（沉香木、蜜陀僧、香蛤、海蛤）等为海产品和海外舶来品，大理在广西横山寨向宋朝求购海产品，是内贸与海外贸易同时并举，大理各民族通过广西的大市场来补充海外贸易的不足。[182]
（三）文化交流
由于长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大理国对汉文化心怀仰慕，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不断，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其中，儒家文化对大理国的影响尤为深刻。大理国使者过鼎州（今湖南常德市[183]）时不仅参观了当地的学校，而且还参拜了孔子像、会见了学校的学生，这都表明大理国人对中原的儒学是很崇敬的，而且儒学在大理国应有了极深的影响，不然大理国的使者不会对宋朝的学校如此感兴趣，而专门要求安排参观。
大理国也曾依照内地汉族政权的做法进行开科取士。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184]明朝李浩认为，儒学在大理国的传播得力于蜀地名儒，段素英时开科取士，大兴儒学，段氏曾以重金聘请蜀地名儒入滇课学于大理、鄯阐二地。[185]清代倪蜕的《滇云历年传》亦载：“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段素英敕：述《传灯录》，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186]
僧道学儒是大理国的一个奇特现象，师僧是阿吒力僧人，大理国崇佛，国中习佛出家之人甚多，可以说僧人成了大理国中的知识分子。而政府开科，以学习过儒家经典的僧道应举，必然诱导许多僧道习读儒家典籍，而中举者必有一定儒学造诣。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文化融合现象，即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共融。今云南省的许多宗教场所中，三教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内地，其特点更为明显。追溯这一思想的历史根源，较之内地悠久。这一思想有可能经过民间交流，传入中原，导致中原地区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这更加体现出西南地区民族文化走廊的作用。大理国以僧道习儒，而从师僧中取士，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外地文化本地化的一个途径，通过这一做法的实施，既使中原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又使中原与天竺（古印度）等地的文化在西南地区产生交融，创造出一种具有新特征的文化。
在中原内地佛经传入大理的同时，大理的佛教书籍也传入了中原内地。1925年，罗振玉在天津发现大理国段正严时写的《维摩诘经》，绀纸泥金书，末有《写经记》一段，文曰：“大理国相国公高泰明致心为大宋国奉使鍾，造此维摩一部。赞祝将命还朝，福禄纯嘏，登山步险，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年戊戌季冬旦日记。佛顶寺主僧尹辉富监造。”[187]此部写经是高泰明为了赠送宋廷来大理国的使者而造，此人当是政和六年（1116年）来封高泰明的“儒官鍾震”，《写经记》最后祝愿使者平安归还内地，并希望“中国遐邦”（即内地和边远地区）永远保持联系，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大理国和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大理国写经以优质的纸张、讲究的装帧著称，当时已成为内地人爱好的艺术品，故大理国一再携来朝贡。高泰明为宋使写的《维摩诘经》大概也就是送给宋使者的一件礼物。这虽是一种宗教书籍，却成为大理国和内地友好交往的象征。除有经书流入中原地区外，大理国的佛教也对今四川地区产生了影响。宋代的四川石刻中有不少诸如孔雀明王、摩梨支天、诃梨帝母、如意轮观音、罗刹利童子、十六罗汉、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普贤神变等的内容。其中，著名的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密宗造像，为四川高僧赵智凤所建，他本人原是大理国的密宗教主。[188]
大理国的文学艺术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1979年，大理五华楼出土一批宋元碑刻，从所发现的汉文碑碣来看，书法工整，文字通泰，个别碑文不仅铿铿可诵，字体也娟秀可喜，文化程度基本上与内地相同。[189]其中，出土的一通宋碑《大理国故高姬墓铭》中的碑文是骈体文：“姿过合浦，少溢照车之光；质孕兰田，长发联城之莹；釐降宅室，心规帝乙归妹之文；□□□□，志虑齐姜济晋之术……朝暮不爽，类鸤鸠之在桑……”引述《易》《诗》等典籍，运用娴熟，可证其时大理文化，与中原一体。“齐姜济晋”一联，借述齐姜助晋文公致霸故事，相互比附，可以联想，高姬夫妇在相位争夺中，或者起过积极作用。[190]碑文作者“谏议大夫敕赐紫大师杨俊升”即是一位释儒，又称儒者之镜，可谓释、儒和高官三位一体。
大理国的文学同时也受到天竺文化的影响。在大理五华楼出土的宋元碑刻中，有的是当中直书汉文，两旁横写梵文，有的全是横写的梵文。[191]汉文、梵文同时出现在碑刻上，可以看出当时大理国的文化受到中原及古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
大理国著名画师张胜温，于段智廉时（1200—1205年）曾随入宋取书使者到过内地，归来后为精研内地名家丹青神韵，曾夜宿收藏有诸家金石字画的五华楼三年整，从此画技大涨，名扬南中。[192]所以，其传世之作《张胜温梵画卷》被誉为我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张胜温梵画卷》处处泛动着土、巫、佛、儒、道各家融汇一流的鳞鳞波光和脉脉风韵，而很难用某一家、某一派来概括其内容、风格与主题。的确，这幅长卷中精心绘制了众多的传统佛教人物形象，从佛、菩萨、罗汉到天龙八部，个个形象生动，傅彩涂金，光彩夺目，但画卷也以相当的笔墨、在重要的位置精彩地刻画了大理国王段智兴和王妃及其众多的宫女侍从的形象，道教的青龙白虎，禅宗的六祖、神会大师和流入南诏大理国的荷泽宗系列人物，南诏王隆舜或段智兴的摩诃罗嵯像，与南诏历史有关的赞陀崛多等梵僧形象。即使是佛教艺术中的常见人物，也似乎主要突出密教中的种种观音变相和五密诸尊。采用兰叶描线画法刻画人物，线条流畅有力，工细生动；用水墨山水画法勾勒背景苍山十九峰，逸远空濛；设色精致，造型严谨，结构井然，又明显具有唐宋绘画风味。有些佛像描金傅彩，用线纤细，又似乎吸收了藏式佛画的手法。出色地表现来源复杂、内容纷繁的各种题材，达到密契圆融、浑然一体的境界，没有半点勉强的斧凿、雕琢痕迹，说明了大理国画家高超的造诣，同时也说明经过长时期的演化融汇，大理国艺术家们复合性文化审美心理积淀已经十分深厚，一旦投入艺术创作，自然就会在出神入化的运作创造中体现出强烈的复合性的审美理想与整体风格。[193]
大理国的书法艺术深受中原的影响，现存大理的碑刻，书法水平相当可观。多数碑刻都是当时流行的写经体，结构严谨，用笔挺拔犀利，深受欧、柳楷法的影响。个别碑刻则能于写经体之外独树一帜，如《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体兼行楷，运笔流畅，大似李北海；《大理国护法明公德运碑》，端庄厚重，出入于徐季海、颜平原。[194]1956年于云南大理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其书法都是生动活泼的行书，劲秀兼长，有晋人笔意，字的结构布局自然大方，既吸取前人书法之长，而又不拘泥于旧迹；既敢于信手而挥，而又不失其严谨；既得神韵于中原，而又不失豪放疏朗的边疆民族风格。这些写经都是当地人所书。[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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