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国内民族关系：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简编

（一）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国内民族关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从内部发动政变，夺取了南诏政权，建立了“大长和国”。但由于无法解决南诏末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矛盾，此后这一地区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不断。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权臣杨干贞灭“大长和国”，扶持郑氏政权的清平官赵善政为王，称为“大天兴国”；次年（928年），杨干贞干脆废除赵善政，自立为王，号称“大义宁国”。

杨氏政权统治时期，不仅未致力于解决国内的各种矛盾，反而加强了自身的独裁统治，不断排斥其他白蛮封建主，并加紧了对当地各民族人民的横征暴敛，其结果是“中外咸怨”，“大义宁国”的覆灭已成为必然。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大义宁国”的通海节度使、白蛮贵族段思平起兵反杨，他打出了赦免徭役的口号，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奴隶以及被统治民族的拥护，最终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是一个由白蛮贵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其疆域范围基本上继承了南诏时期的版图，“东至普安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137]。

大理国境内的民族群体和南诏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主要民族有白蛮、乌蛮、和蛮、施蛮、顺蛮、磨些蛮、锅锉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蛮、扑子蛮以及茫蛮、白衣等。其中的东部乌蛮经过发展演化，到南诏末期出现了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他们在大理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段思平任通海节度使期间，他利用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等民族群体的不满心理，提出了免除他们徭役的要求，这样他就得到了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的拥护，在他们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而在大理国建立后，段思平确实实现了其诺言，免除了其境内包括东部乌蛮三十七部在内的各民族群体的集体奴隶地位，这些民族群体也就此成为段氏政权的拥护者，被纳入大理国的统治范围之内。

大理国实行分封制，在大理国建立之初确立了白蛮封建主的统治，使得大理国社会逐步稳定了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导致统治权力分散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各个地方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割地自雄，大理国陷入分裂割据当中。而三十七部也参与到了此分裂割据活动当中。公元1080年，杨义贞发动政变，杀国王段思廉而自立为王，但随后高氏和乌蛮三十七部合力将其击败；公元1094年，拥有了大理国实权的高氏废段氏国王自立，改国号为大中国，但此次政变也遭到了其他白蛮封建领主和三十七部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还位于段氏，史称后理国。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境内的分裂割据局面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和严重。在各白蛮封建主相互倾轧的同时，其他民族也陷入了分裂割据当中。割据东方的三十七部，一方面其内部经常干戈不断，另一方面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白蛮高氏，争夺对附近土地的控制权。

至于对西南边疆的民族群体，白蛮封建主也已经无力控制。在西部的“金齿百夷”中，勐卯（今云南瑞丽）等四大部之间，在互相兼并的同时，又相互联合，推其中的一个部长为盟主，不完全服从大理国王的统治。在南部的“金齿百夷”中，景兰贵族叭真统一了附近部落，自称“景眬金殿国”。其地以今云南西双版纳为中心，包括了附近的兰那（今泰国清莱）、猛交（今缅甸南掸邦境内）、猛老（今老挝北部）等地。对此，大理国不得不予以承认，“制发虎头金印”，而命其为“一方之主”。^[138]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大理国，但事实上“景眬金殿国”已经具有了极大的独立性。

（二）大理国与宋朝的联系

公元937年，段思平击灭杨氏，建立大理国政权，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当时中原地区为后晋政权，蜀地为孟氏所据，内地政权纷争，对西南地区的情况就有所疏远，因而建国初期的大理国与内地的交往未见记录。但宋朝建立后，大理国开始与宋有了一些接触。(www.xing528.com)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正是宋将王全斌灭后蜀国之年，此时大理国派人递牒宋朝，既有对宋攻占蜀地的庆贺之意，同时也是在试探宋朝平蜀后的动态，看宋兵是否会继续南下，攻占大理国。在得知宋兵不会乘胜南下的消息后，大理国转而向宋朝请求通好，希望寻求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但来书一封后便没有了消息，而其附属的邛部、两林等部落却与宋朝关系紧密，不可否认，邛部、两林与宋朝的交往受到了大理国的指派或默许，大理国靠邛部、两林的渠道与中原地区的宋朝政府保持了相互往来的关系，这样就不至于与中原失去联系。

在平息广源州侬智高叛乱时，宋朝与大理国也曾有过官方的接触。《宋史·侬智高传》载：侬智高兵败后“由合江口入大理国”。^[139]即侬智高兵败后退入大理，而宋兵曾追击到特磨道，生擒侬智高的母亲、儿子及兄弟三人，其后也可能有杨文广部宋兵追击侬氏而深入到了大理国境，但恐引起大理国与宋的纠纷，很快便退了出去。^[140]《南诏野史》载侬智高为大理国段思廉所杀，“亟首送京”。^[141]这是大理国主担心因侬氏之事与宋发生误会而做出的表示。但侬智高死后，其部属（包括要犯黄玮在内）多数都受到了大理国的重用，这又引起了宋朝政府的恐慌。^[142]

宋朝初期，中央政府对与大理国发展关系所持的是较为谨慎的态度，而大理国对与宋朝的交往却是积极主动的，宋朝对与大理国交往的谨慎使大理国也受到影响，也在小心地处理与宋朝的关系，不与宋朝产生矛盾，互不交往，但互相防范。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两国之间的交往出现了向亲密友好方向的发展。《宋史·大理国传》载：“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143]大理国主动与宋朝接触，但宋朝没有积极地响应，双方关系没有因此而进一步发展。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大理国与宋朝出现了友好的政治交往高潮。宋朝对大理国的朝贡相当重视，专门在宾州设局接待，其时大理国的使者不断往来，政和六年（1116年）的来访当是其中规格最高的一次。对于这次大理国的朝贡，宋朝是相当重视的，不仅派高级官员陪同朝拜团至京，对大理国王加了封号，为示郑重，宋朝派遣官员到大理国进行册封，《南诏野史》载：“六年（1116年），遣儒官钟震黄渐赍敕褒相国忠贞。”^[144]政和八年（1118年）宋科举考试的题目也与大理有关——“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145]

但对比宋朝与西南地区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宋朝对大理国的关系较为疏远。大理国多次主动表示愿意成为宋朝的属国，归附宋朝，但宋朝不愿与大理国有较多的政治交往，《宋史·大理国传》在绍兴三年（1133年）大理国入贡被拒后说明其原因：“朱胜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贡，言者深指其妄，黄璘由是获罪。’帝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但雠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也’。”^[146]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宋朝在如何对待与大理国交往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出于民族交往的正常需要，宋朝与大理国的交流受到一定的支持，如黄璘之属，主张对大理国进行招抚。另一方面，与大理国发展关系也与当时宋朝政府面临的困境有关。宋徽宗在位时期是北宋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国内腐朽反动的大官僚蔡京、王黻等无恶不作，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在北方，宋朝虽与金联合击灭辽国，但在联合攻打辽国时金朝深知宋的虚弱无能，对宋朝已有所觊觎，这是北方对宋朝新威胁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对南方的稳定与安全相当重视，与大理国交往，是稳定南方的一个方式，同时通过与大理国的交往还可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如马匹等，这是宋朝开始发展与大理关系的背景。但在宋朝政府中长期存在对大理国的一种偏见，认为唐朝灭亡是南诏国入侵所导致的，即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之说，^[147]所以把大理国看作是唐朝时的南诏国。虽说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对宋朝政权构成威胁，但对南方的大理国也不得不防。由于宋朝国力弱小，不了解大理国的实力情况，因而宋初攻占四川时太祖赵匡胤阻止了部队的继续南下。在此以后，宋朝对大理国的基本政策是限制与其往来，希望靠双方的互不了解阻挡大理国对宋朝入侵的企图，因而大理国数次对宋表示臣属意愿，而宋朝的态度很消极。黄璘招徕大理国，出于战争需要的目的明显，但与大理国的关系一旦有所发展，宋朝政府中对大理国的成见立即显现出来，如周穜等，就对大理国归附的动机妄加猜测，使得宋徽宗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大理国的关系，其结果仍是保守思想占了上风，断绝与大理国的政治关系，而暂时保留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宋朝政府对大理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册封了段和誉，又将招抚大理国的黄璘下罪。表现在向大理国购买马匹上，这种矛盾的态度更为明显，《宋史·大理国传》载：“（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马，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乞谕广西帅臣，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患于未然。诏从之。”^[148]看来宋朝对大理国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向大理国买马无非是出于北方战事的需要，且为一时的权宜之策，如北方买马的道路一通，向大理国买马的事就必须停止。

此后，宋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待大理国的政策上出现了偏激，《宋史·大理国传》载：“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又以邑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其邕州提举、巡检官宜精其选，以抚峒丁。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