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治理中国西南民族史

（一）元朝将西南各民族纳入元王朝的统治

随着元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深入，为对西南地区这一比较复杂的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元朝在原大理国的疆域上建立了云南行中书省，在西南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统治方式，以使西南地区更快地与内地融为一体。

在各地归附的同时，元朝也不断派兵对还未归附的边境地区进行武力征讨。

而今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在当时则分别被划归了四川行省和湖广行省。

通过以上措施，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之中，并且政权机构的设置也已经和内地一致。但是由于西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西南各民族内部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元王朝无法对其进行整齐划一的统治，所以元朝就在西南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从上可看出，西南地区的土司职官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等，此外元朝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了一些路、府、州、县，在这些地区同样也设有土司，分别为总管、土知府、土知州和土知县等。这些职官，大多任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例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杨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1]“至元十八年（1281年），信苴日（末代大理国王段兴智之弟段实）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2]将这些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纳入中央王朝的官僚体系，使得元王朝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间接统治，西南各民族地区成为一个个的半自治区域。一方面，中央王朝对这些民族地区的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各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在本民族内部的生杀予夺大权并未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元朝对其也不再是简单的羁縻而已，而是对其义务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土司必须向朝廷朝贡和纳赋，并且对朝贡的时间和人数，对土司的承袭、升迁、奖惩等都有规定。

（二）驻防军队

为实现迂回包围南宋的目的，公元1252年，蒙哥汗命令其弟忽必烈统率10万军队进攻云南。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消灭了大理国。公元1254年，忽必烈还师，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并以云南为据点征服西南临近地区。公元1267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管辖大理、善阐（今昆明一带）、茶罕章（今丽江一带）、赤秃哥儿（今贵州水西）、金赤（今保山、腾冲等地），又有一批蒙古和色目士兵进入了西南地区。元朝建立后，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任用各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充当中央政府的官员，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间接统治。但是原先留驻在西南的蒙古军队并未离开，而是一直留在了西南地区驻守，形成了强大的蒙古势力。他们以武力统摄，从而使得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得以持续下去。元朝灭亡后，这些驻守西南的士兵无法返回西北地区，从此留在了西南，其中大部分的蒙古族士兵融合到了汉族等其他民族当中，但仍然有一部分保留住了其民族特征、民族意识，成为今天西南地区的蒙古族，而其中的色目士兵则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成为今天西南地区的回族。

（三）建立站赤

元朝对交通的发展十分重视，《元史·兵志四》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3]元朝特有的交通系统名称为“站赤”，它是在历代驿传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元世祖时期，这项制度日趋完善，站赤道路遍布全国，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经世大典·站赤篇》载：“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纲挈维之大机也。”其篇亦载站赤的作用：“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4]

在西南地区，站赤也已经非常发达。仅云南行中书省就“辖站赤七十八处。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水站四处，船二十四只”，^[5]形成了纵横全省的驿道网。这些驿道对内能通往云南邻近的省区和中央政权统治中心；对外能通往周边各国。它们共有七条，即由中庆（昆明）经建昌（西昌）过大渡河入川西站赤道；由中庆经乌蒙（今昭通）老雅乙抹入四川水陆站赤道；由中庆经贵州、湖广至大都（北京）站赤道路；由中庆经广南路（今广南）至邕州（广西南宁）站赤道；由中庆经临安路（今通海）至安南站赤道路；由中庆经大理、永昌西出缅国站赤道；由中庆经大理北上至丽江站赤道。^[6]这其中有三条道路通往元朝以外的国家，分别为中庆经大理、永昌西出缅国的驿道，经中庆通安南的驿道，经邕州通安南的驿道。中庆通缅国道有三条，分别是从腾冲南下至梁河（南甸），沿杨柳江，穿萝卜坝（罗卜丝庄），到清平（杉笼），过陇川、警坎、章凤至孟卯出汉龙关或天马关到缅甸的天马关道；自南甸（今梁河县）沿杨柳江经杉木龙，过陇川，至章凤，从章凤向西出虎踞关，经骠甸，沿瑞丽江抵江头城的骠甸路；由干崖（今盈江）向西，沿大盈江从弄璋街或太平街至蛮允，再经蚌西、三台坡，至红蚌河，从红蚌河入缅，大盈江在今蛮暮与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汇流，沿江而下，至江头城的阿郭路。^[7]中庆通安南驿道没有详细记载，推测其走法如下：由鄯阐南下，经今开远至蒙自，分二道，一道由蒙自莲花滩（今河口西北），一道由蒙自至河阳隘，经河口出国境，入安南后分沿洮江（今红河）左、右两岸下行，会于白鹤三歧江，前行渡富良江（红河下游）抵达河内，这条路还延伸到了占城（今越南南部）。^[8]经邕州通安南驿道有两种走法，即中庆路经和菜（今广南县）至邕州陆路；中庆经曲靖、维摩陆路。前者为干道，后者为支线。到达邕州后，宋朝时有三条陆路通安南，元朝应走太平路（今广西崇左）一线。^[9](www.xing528.com)

元朝时由于西南地区与内地形成统一的格局，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内地交通，由于统治的需要得以全面恢复，较之唐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而与周边各国，也由于有中央王朝为强大的后盾，政治交往频繁，经济交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押赤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又说永昌城“商人多携银至此易金而获大利”，可见由于元代站赤的开通，使得西南地区的对外联系加强，促进了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

（四）开展军民屯田

元朝屯田制起于战争需要，以后在无战事的地方也实行军屯，为部队提供粮食，但在边境地区，屯田又有其特殊意义。《经世大典·屯田篇》载：“云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也。”^[10]即在各民族的聚居地实行屯田，以控制当地的局势，故而元朝在云南行省实行的屯田制其作用是多样的。元初云南设置军民屯田，这是前所未有之事，对在云南行省确立地主经济、稳定郡县政权、推动农业生产都起到重要作用。^[11]云南行省的民屯以原大理国段氏、高氏及一些土官的附民为主，就是将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人口解放出来，转变身份，成为屯田户，进行农业生产。例如，《元史·昔里钤部（爱鲁）传》载：“十年（1273年），平章赛典赤行省云南，令爱鲁疆理永昌，增田为多。十一年（1274年），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12]《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13]租赋政策的设立，使云南行省与全国其他行省一样，靠税赋收缴的手段来对中央政府履行义务，不再靠朝贡形式来进行。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这些隐户多为各族首领的奴隶，将这一阶层的人解放出来，成为自耕农，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封建地主经济代替奴隶制经济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元朝在云南行省的屯田政策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虽然实行军民屯田是为了满足元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需要，但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为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赛典赤在云南就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无杭稻桑麻……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14]《元史·张立道传》载：“至元四年（1267年）……皇子忽哥赤封云南王，往镇其地，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立道劝王务农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佩银符。”^[15]张立道对发展云南的农业生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元十年（1273年）张立道再次到云南发展农业生产，《元史·张立道传》载：“十年（1273年）三月，领大司农事，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16]这样，云南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

屯田制度的实行，使云南行省内的地方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征粮税是前所未有的，但元朝时期，云南行省每年为中央政府提供二十七万多石粮食，虽说还不到全国税粮的四十分之一，但较之农业生产发达的四川省的一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高出一倍多，^[17]且云南纳粮以此为始。

（五）传播儒学

赛典赤在云南行省大兴儒学。《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子弟不知读书……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8]《元史·张立道传》载：“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19]儒学在云南开始兴盛，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云南。

蒙古军进入西南地区，使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政治形势来看，由于军事占领，西南地区与内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地域的统一使得地区民族关系能够更加全面地展开，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流更加广泛，西南各民族与内地汉族的交流由两个政治团体间的民族交流转变成为同一国家的民族交往，这与以往任何时期的政治形势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元朝在西南地区设立云南行省后，西南民族关系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