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时期著名的《南诏图传》流传至今，绘制年代为舜化贞“中兴二年”（899年），此画不知是否有汉族画匠参与，但南诏劝丰祐保和九年（832年）于赵赕所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绘，于今罕见，意非汉匠名笔不能造也”。[273]说明南诏国流行的绘画技艺可能源自内地。
石窟艺术发源于古印度，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几乎遍布全国，在我国艺术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南诏时期的石窟艺术不仅在形式上融入了周边各地的元素，而且在内容上体现了当时与各地交流的情况。
剑川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南诏国时期，完成于大理国时期。石窟造像上与汉传佛教关系紧密，同时又表现出我国白族、汉族、藏族、彝族人民互相进行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情况。
云南在两晋时期就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熟悉汉字书法者不乏其人。《王仁求碑》的书写者王善宝本人就擅长书法，此碑即为他自己手书，由此可见唐初中原文化影响云南之深。[274](www.xing528.com)
贞元十年（794年）时任御史中丞袁滋入云南册封异牟寻，在今盐津豆沙关留下摩崖石刻，正文正书，末行题名为篆书，“袁滋篆书与李阳冰、瞿令问齐名。此摩崖即其手迹，末有篆书题名三字，从书法史角度看也是弥足珍贵的”。[275]
南诏时期云南民歌也曾随《南诏奉圣乐》到达唐朝。“惟其中有可以特别注意者，即亿万寿中有歌‘天南滇越俗’四章……则天南滇越俗四章，乃异牟寻所献之夷中歌曲组织于《奉圣乐》中者也。”[276]由此也可看到南诏时期的民歌情况。当时唐朝的教坊记所收曲目中也有南诏乐曲，如“盖罗缝”“破南蛮”“定西番”“羌心怨”“南天竺”“赞普子”“菩萨蛮”等，[277]表示了当时南诏民歌的丰富。
南诏的乐器也因传入中原而被记载。随《南诏奉圣乐》进献唐朝的乐队中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筚篥、铙、铎、钲和铜鼓，由此可见当时南诏宫廷的乐器情况。《岭表录异西南事迹》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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