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西洱河地区民族很早就在使用汉语，梁建方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率军攻入西洱河地区时，这一时期西洱河的民族已在使用汉语，只不过语音有了些变化。
南诏时期通用汉文。现存南诏时期的金石刻辞都是汉文，如《南诏德化碑》、元封年号摩崖、剑川石宝山造像题字；南诏时期的文件，如异牟寻与韦皋书、南诏与唐使在点苍山的盟文，亦都用汉文。可知南诏时期主要使用的文字是汉文，而且应用得很广泛。连被视为南诏宫廷之宝的《南诏图传》文字卷也全部用汉文书写，《南诏图传》藏于宫廷，只有王室和高官才可以观看，说明南诏国王及上层官员一般都能看懂和使用汉字，《南诏图传》文字卷是南诏通行汉字的明证。[265]
在南诏建立以前，西南地区就已在使用汉文。发现于安宁市大石庄的《王仁求碑》碑文是唐朝前期西南地区所用文字的确凿证据。此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碑文作者闾丘为初唐文人，“与陈子昂等齐名”，[266]而书写人则是立碑者王仁求之子王善宝。王仁求、王善宝父子均为西南民族，《旧唐书·张柬之传》对王善宝有这样的记载：“至垂拱四年（688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267]此“碑中天、地、国、日、月、圣等字已采用武周时写法，尤足见内地风尚传入云南的迅速”。[268]
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认为：“当时唐代通俗习用之字，在南诏时，相当流行，可以断言。”[269]而在南诏国仅存的碑刻《南诏德化碑》碑文中文字则没有异体字，这是因书者郑回为唐经学家，不写俗字。南诏国的民间是流行这些异体字的，以至于到宋代还保存着这些字的写法，如“国”字之异写。(www.xing528.com)
除汉字外，南诏国还有另一种文字——白文。这是一种利用汉字记白蛮语音，或将汉字笔划略作增、损而成的一种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晚期，延续至明、清，南诏用“白文”撰写了地方史籍和其他文献。以汉字来记本民族文字的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字对南诏的影响之大，及汉字在当时西南地区的遍及程度。
在受唐朝汉文化影响的同时，由于西南地区与西部天竺交往的频繁，南诏文字也受到天竺古印度文化的影响。《云南志》卷8记载：“田曰双，汉五亩也。”[270]这一“双”字是滇人袭用印度称谓的有力证明。[271]另据方国瑜先生考，南诏别名“鹤拓”，也出自梵语，即假印度乾陀罗名名之。[272]这是南诏在文字上保留了与天竺联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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