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割据势力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在南方及河东先后存在着十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平、南汉、北汉。五代十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政局不稳，战祸不休。在此情况下，西南地区各民族主要是和周边的政权发生时断时续的联系。
（一）前蜀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废唐帝自立，建都开封，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随即，时任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而在此之前的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篡蒙氏政权自立为王，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大长和国。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大长和国曾入侵大蜀。
此次入侵为前蜀所击败，而且由于蛮酋三王为前蜀所杀，大长和国与前蜀的联系也就断了，西南各民族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就更加困难了。
（二）南汉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后梁时封唐静海军节度使刘隐为大彭郡王，其弟袭位后以广西为中心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于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国号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大长和国在与蜀地不通的情况下开始和南汉发生联系。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大长和国王郑旻求婚于南汉，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得到南汉政权的同意，“是岁，云南骠信郑旻遣使致朱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帝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昭淳好学有文辞，垄与游宴赋诗，垄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隐女增城县主妻旻”。[236]这是自南诏末年与唐和亲以来，西南民族的又一次和亲。
（三）后唐与西南民族的关系(www.xing528.com)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伐蜀，给西南地区各民族与内地恢复联系带来了希望。定蜀后，时任后唐军招讨的郭崇韬等人试图与当时的大长和国联络。《新五代史》载：“同光三年（925年），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自言尝使南诏，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南诏不纳。”[237]徐蔼在唐僖宗时曾随李龟年出使南诏，[238]前蜀王衍时与南诏应是又发生了战争，故有“所俘南诏蛮”。虽然这次对大长和国的招抚没有成功，但郭崇韬“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风谕南诏诸蛮，欲因以绥来之”，[239]为此两林、牂牁及昆明等部落先后归附。这是五代时期西南民族对外交流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民族的归附使得西南地区各民族与中原内地的联系部分得以恢复。
（四）楚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在湖南，五代时曾建立楚国，楚国的势力曾到达了今贵州东部，因此西南地区的部分民族曾归附楚。《新五代史·楚世家》载：“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锦、奖诸蛮攻沣州，希范遣刘勍、刘全明等以步卒五千击之，士愁大败。勍等攻溪州，士愁走奖州，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牁、两林，南通桂林、象郡，希范乃立铜柱以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240]
五代时期，由于内地与南诏的政局动荡，导致双方的政治关系疏远，但经济交流却仍在进行。“乾化元年（911年）……安南两使留后曲美，进筒中蕉五百匹，龙脑、郁金各五瓶，他海货等有差。又进南蛮通好金器六物、银器十二并乾陁绫花
越‘足毛’等杂织巧者各三十件。”[241]天成二年（927年）牂牁、昆明遣使朝拜后唐，“贡草豆蔻二万个，朱砂五百两，蜡二百斤”，而后唐也赐物以归，“各赐官告、缯彩、银器放还蕃”。此类西南地区物资与中原的物资交流不在少数。
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也并未中断。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大长和国所遗巂州通中原的信物中，其文字“笔力遒健，有诏体”，可见此时大长和国的书法仍与中原相同；而转韵诗与中原的“击筑词”相似。由此可见，唐朝时期传入南诏的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在大长和国时期仍能与中原不差。大长和国在传递给后唐的信物中放入绘画及诗，很明显是在向内地显示自己的汉文化水平，同时也包含想和内地在文化方面进行交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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