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吐蕃势力向西南推进
松赞干布死后，其孙芒松芒赞继位，由于赞普年幼，国事委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在对待唐朝的问题上，思想感情与松赞干布是一致的。所以，在禄东赞辅政期间，吐蕃与唐朝仍然维持着松赞干布时期的亲密友好状况。[217]禄东赞死后，由于唐朝未能妥善处理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还发兵征讨吐蕃，致使两国开始不断发生战争。开始时战争在唐朝西北部进行，而后战线南下，发展到今新疆、青海至四川西部。
这以后，吐蕃的势力开始南下侵入西南到达洱海地区。
唐朝为对抗吐蕃的南下，于公元707年派姚巂道讨击使唐九征出兵攻打南下的吐蕃军队，唐九征大破吐蕃，烧毁了吐蕃城堡，拆除了铁桥城跨越金沙江的铁桥，但吐蕃对当地的影响仍然没有消除，唐朝与吐蕃在今洱海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
唐朝长期与吐蕃在洱海地区交战，使得唐朝不得喘息，为减轻西南边境的压力，唐朝开始考虑扶持地方势力与吐蕃抗衡。当时洱海地区六大政治势力——六诏中三浪诏及越析诏、蒙巂诏靠近吐蕃，都与吐蕃有瓜葛，而蒙舍诏地处南部且一直与唐朝保持良好的臣属关系，这样蒙舍诏就得到唐朝的扶持。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朝的帮助下蒙舍诏基本合并了其他五诏，攻破洱海河蛮，统一了洱海地区，诏主皮罗阁被唐朝封为云南王。这时，吐蕃的势力仍然控制着洱海西北部的地区，并且也扶持着一些五诏的残余势力。施望欠为施浪诏的诏主，在三浪诏与南诏战败后退居矣苴和城，后降南诏，“终于蒙舍”。而望千这一支（应为八诏之一）却直接被吐蕃立为诏了。吐蕃在六诏时期与三浪诏中的浪穹、施浪都有联系，在蒙舍合六诏后，又继续在今滇西北扶持着三浪诏的残存势力，以此来威胁南诏，以至于南诏对此耿耿于怀。
吐蕃除与洱海地区各诏有联系外，与西南地区的其他民族也有联络。《云南志》卷4载：“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218]施蛮部落接受了吐蕃的封号。卷4还载：“顺蛮，本乌蛮种类……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219]施蛮、顺蛮杂居于铁桥城（今丽江塔城）以西北的地区，在地域上与吐蕃接近，与吐蕃联系必然较多，因而较易受吐蕃控制。而吐蕃与邛部川两林部落的联络，就与其对唐朝和南诏的战略有关了。《云南志》卷4载：“傈僳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此处茫部为邛部之误，见注释）……梦蛮主苴梦冲，开元末，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220]《云南志》卷1也载：“三姓皆属梦冲。内受恩赏于国，外私于吐蕃。”[221]天宝十年（751年）爆发的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战争，使吐蕃获得了良好的机会，可以将自己的势力更深地介入西南地区。
（二）南诏与吐蕃的联合
由于国力的增长，南诏开始不断对外扩张，在向其东部爨区扩张的过程中与唐朝发生矛盾。阁罗凤统治南诏时期，云南太守张虔陀妄图严密地控制南诏政权，利用南诏王位继承人问题挑起事端。他借阁罗凤是过继儿子这一理由，要求立皮罗阁嫡子诚节。皮罗阁生前就不喜欢诚节，并因他“不忠不孝”而“贬在长沙”。皮罗阁死后，张虔陀却向皇帝上奏章，要求诚节从“长沙”回南诏来继承王位，遂与阁罗凤结下仇怨。[222]而唐朝的其他边境官员如鲜于仲通等处事不当，引发了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的战争。
天宝战争前，吐蕃即派兵于浪穹，静观南诏与唐朝的战事发展，《南诏德化碑》载：“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223]这说明吐蕃在严密关注着南诏的事态变化。南诏被迫决定与唐朝交战后，不得不与吐蕃结盟，吐蕃很方便地调动军队与南诏联合迎战唐军。南诏与吐蕃联军在两次战役中打败唐军，南诏与唐朝断交，而与吐蕃发展关系，被吐蕃的赞普（王）封为日东王，接受了吐蕃所赐“赞普钟印”（赞普钟为兄弟之意）一颗，年号也改为“赞普钟”，从此南诏成为吐蕃的附属国。随后，南诏大臣段忠国出使吐蕃，“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时，赞普君臣引吭而高歌”。[224]
南诏归附吐蕃后立即与吐蕃共同展开了对唐朝的入侵。《新唐书·南蛮传》载：“亦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因之取巂州会同军。据清溪关，以破越析，枭于赠，西而降寻传、骠诸国。”[225]这是天宝十四年（755年）之事，阁罗凤乘唐朝爆发“安史之乱”之机，攻占了巂州会同军。至德二年（南诏赞普钟六年，公元757年），吐蕃又命令南诏攻打唐朝的越巂。[226]以后南诏军队经常被吐蕃征调向唐朝的西川进攻。
南诏与吐蕃在天宝年间臣属关系的建立是双方互相需求的结果。从南诏一方来说，要抵抗强大唐朝军队的进攻，就必须借助吐蕃的军事力量；从吐蕃方面来说，自南诏合并六诏以后，向西南地区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的阻挠，甚至由于南诏国实力的增长，已在逼迫吐蕃势力北退，南诏主动归附对吐蕃而言犹如是天赐良机，南诏的归附不仅可使吐蕃以此为契机，将势力渗入洱海地区，而且可使唐朝的势力退出洱海地区，使唐朝多年对洱海地区的经营努力化为乌有，出兵帮助南诏可以一举两得。事实上，南诏、吐蕃的联盟对唐朝的负面影响确实是立即表现了出来，而唐朝也是“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227]
但南诏与吐蕃在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嫌隙。南诏在天宝十四年（755年）与吐蕃共同入侵唐朝以后，将其主要精力转移到对西部诸国和各部落的征伐上来，“西降寻传、骠诸国”。在东部对已占领的原爨区进行经营，建拓东城以管辖东部地区。对唐朝的军事进攻多为吐蕃的征调，南诏主动对唐朝进攻并未发生。这一是因为南诏清醒地认识到唐朝的强大，入侵唐朝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二是因为南诏统治者对唐朝仍怀有重新回归的愿望，天宝战争毕竟是唐军主动出击，打到自己的国土上，不能不采取防御措施，实际而言，如当时唐朝能有一个英明的边疆官员来处理“张虔陀事件”，也许天宝战争不会发生，所以南诏对唐朝仍有期盼重归于好的心理。
吐蕃对南诏的态度与唐朝对南诏的态度完全相反。唐朝对南诏的赋役征求较少，还常对其进行赏赐，多从民族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角度来处理与南诏的关系。而吐蕃招降南诏更多的是基于军事及经济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掠夺南诏丰富的物产。由于南诏在立国前后对吐蕃不太友善，因而吐蕃在南诏归降后虽封南诏王为“赞普钟”，但实际上对南诏是相当歧视的，征调来的南诏军队常被用来充当先锋，冲锋陷阵，而吐蕃军队跟在后面，牺牲极少，可见南诏在吐蕃眼中地位低下。吐蕃对南诏政权也极不放心，不仅积极地在扶植反南诏的原五诏残余势力，而且“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二十年……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228]南诏对归降吐蕃后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相当不满，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更甚的是在阁罗凤时期，很可能是因为南诏不听从吐蕃的命令，吐蕃“召有庐·茹木夏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多人，擒获悉编掣逋等大小官员，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诏之王阁罗凤亦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229]虽然双方的关系又和好了，但是阴影却更大了。
（三）南诏与吐蕃关系的恶化
南诏与吐蕃关系恶化的直接起因是异牟寻继位后与吐蕃共同攻打唐朝而失败的事件。吐蕃十分恼怒，“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230]这个“诱导使之来者”恐与南诏有密切关系，抑或就是南诏人，所以异牟寻十分恐惧，迁都于更有利于防守的新城羊苴咩城，吐蕃也进一步对南诏进行惩戒，将异牟寻的身份降为“日东王”，已不再是“赞普钟（兄弟之国）”了，这是南诏与吐蕃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表现。(www.xing528.com)
从此以后，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日趋紧张，吐蕃对南诏的逼迫日盛，使异牟寻想到了归附唐朝，然而异牟寻怕唐朝记恨天宝战争失败之事，对归唐下不了决心，所以对重新归唐还心存顾忌，从郑回进谏为异牟寻采纳后经十余年不敢与吐蕃断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再传书劝说，异牟寻也迟迟未下定决心归附。这其中异牟寻应在仔细分析吐蕃和唐朝两大势力的情况。南诏相对吐蕃与唐朝而言是弱小的，如何能在这两大势力之间求得生存并能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这两个邻国的关系。唐朝从实力来说较吐蕃要强，而且归附唐朝是尽可以“少求责”，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已在下降，吐蕃频繁对唐朝进行军事入侵，兵势极盛，已能攻入其都城长安，并迫使唐代宗出逃，其后都城长安经常处于吐蕃军队的威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与吐蕃断绝关系，可能立即遭到吐蕃的军事侵略，唐朝对吐蕃的频繁进攻尚自顾不暇，怎么能保护南诏？故而异牟寻还需要不断地观望时局的变化，只是为向唐朝表明意愿，采取了试探性的行动，派遣附属的东蛮部落先行归附唐朝。其后西川韦皋不断击败吐蕃军队，对异牟寻不断表示出招抚意愿，而此时，吐蕃对南诏的猜疑逾重，逼迫也越来越紧，不得已，异牟寻才下决心归唐，此时已是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
由于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修好，南诏立即对吐蕃进行反击。[231]大破吐蕃神川都督的军队，使吐蕃锲入西南地区的势力受挫。
南诏归唐后对吐蕃的战争是积极主动的，为进攻吐蕃做战备准备，同时请求唐朝予以协助，同年吐蕃赞普足之煎死，墀德松赞即位，南诏欲趁机袭击吐蕃，韦皋认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同年十二月，吐蕃大犯南诏及西川，南诏与西川联军对吐蕃军队进行了抗击。为对付吐蕃入侵南诏，西川韦皋派兵出援南诏，南诏为增援的西川军队提供了军粮，在南诏与西川联军的抵抗下，吐蕃无功而返。这次战役中，顒城将杨万波、国师马定德、赞普乞力赞的养子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等投降唐军，这些高级将领的投降，使吐蕃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加之当年霜雪来得早，吐蕃撤军回国。
贞元十七年（801年），唐朝联合南诏、回鹘等力量从吐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使吐蕃遭受严重失败，南诏在这次战役中立功最多，为此唐德宗专门派人对其进行了慰问。可看出，南诏自归降唐朝后，得到了剑南西川给予的很大帮助，“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异牟寻为防备吐蕃的进攻，还专门请求韦皋派军入驻其都城羊苴咩，可见异牟寻对韦皋的信任与依仗，同时也可看出吐蕃军事力量的强大，这应该是当时异牟寻对叛吐蕃而降唐朝的主要顾虑。
经历了这次失败，吐蕃损失严重，加之连年征战，严重破坏了国内的农业生产，这时期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在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西藏高原逐渐分裂成许多割据势力，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吐蕃统治的河湟一带人民相继起义归唐，西域也逐渐转到回鹘手里。[232]由此吐蕃势力开始日益衰落下去。
（四）南诏中后期与吐蕃的关系
贞元十八年（802年），吐蕃再与西川军队交战，南诏参与了这次战事。论莽热是吐蕃大将，他的被擒对吐蕃震动很大。吐蕃的连年战争，其统治阶级内部都已产生厌战情绪，一些高级将领开始不断向唐朝投降。“宝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831年），维州守将悉怛谋挈城以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铠，更遣将虞藏俭据之。州南抵江阳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崖，三涯江，虏号无忧城，为西南要扞。”[233]维州是吐蕃与剑南西川之间的战略要地，这样重要的据点也为西川所据，吐蕃对西川和南诏的进犯更不容易了。
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达磨死，在立新赞普时国内各势力争斗不休，也如同唐朝一般爆发了藩镇之间的战争，其中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势力最大，与国内各节度发生战争。战争结束，吐蕃已经衰落了，分裂为若干势力，更无力向外发展了。因此，在唐朝后期，南诏在完全免除吐蕃的侵扰后，国力达到了顶峰，可以倾全力进行对外扩张，对唐朝频繁发动进攻，其结果也是由于连年的战争导致国力衰竭，最终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在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中，由于吐蕃不能本着一种民族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双方的关系，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内统治西南地区，但这种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必将招致西南各民族的反抗。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发展历史表明，民族间如以压迫、掠夺等目的来发展关系最终都会导致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民族关系上的倒退，而且也会影响自身的发展，给具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五）南诏与吐蕃的经济、文化联系
作为邻邦和曾经的兄弟之国，南诏和吐蕃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
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有两条，经由这两条路线，南诏和吐蕃民间的交易是非常频繁的。其中一条路线经过南诏西北部铁桥地区，《云南志》卷7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234]则在今大理以北有道路通吐蕃，吐蕃南下西南地区，大多走此路线。另一条路线经由今迈立开江上游的山区，《云南志》卷2载：“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
藏传佛教也从吐蕃传到了南诏，和汉传佛教一起为南诏所接受。“佛教成为吐蕃王朝的国教，观世音菩萨则成了西藏的开国神和保护神。当南诏从吐蕃接受佛教后，观音又成了南诏的开国神和保护神。吐蕃道的观音教和先前入滇的天竺佛教在云南酝酿形成了巍然大观的独门一派——阿吒力教，或称滇密。滇密和藏密本体上是同质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滇密的形成与繁荣，标志着以佛教为纽带的滇藏关系第一次高潮已经到来。”[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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