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的发展，经济交流是一个主要内容，民族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往往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为基础，经济关系的发展可决定政治关系的发展，同时政治关系又可反作用于经济交流。
南诏和唐朝在其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经济交流。
由于长期与唐王朝的政治联系，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南诏与唐朝之间的交通道路较多，从《云南志》卷1所载来看，唐朝至南诏的道路有安南道（从今越南河内经河口至大理）、清溪关道（亦称邛南路，从今四川成都经大姚、姚安至大理）、石门关道（从今宜宾经昭通、曲靖、昆明至大理），另还有邕州路（今广西南宁至大理）、黔州路（今贵州至大理）等。其中在南诏前期，安南道、清溪关道、石门关道是重要的西南与唐朝的交通线路；在南诏后期，邕州路迅速崛起，成为南诏的一个重要的出海通道。
经由这些交通路线，南诏与唐朝展开了频繁的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类型。
南诏与唐朝的官方经济来往通常以“赏赐”与“朝贡”两种形式表示出来。唐朝对南诏的“赏赐”不少，按惯例，边疆羁縻地区的民族到都城朝拜时都会受到唐朝政府的赏赐。南诏时期，特别是南诏建国初期，与唐朝交往较多，所受唐朝的封赏也不少，其物品以服装、饰品、丝帛及金银器为主，南诏产金，此处所提金银应是精加工的金银饰品。南诏对唐朝的“朝贡”物品也不少。崔志远《桂苑笔耕集》“贺入蛮使回状”载：“入南蛮通和使刘光裕等回，云南通和，兼进献国信、金银器物、匹段、香药、信马等。”[158]《云南志》卷10载：“……并献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氎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贵之物。”[159]
南诏时期，西南地区的商品生产还未能充分发展，在统治中心的洱海地区及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其他地区，则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或较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落后，或者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还居于其次的地位，甚至在有些地方的一大部分部落中，仍以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其他地区情况不一，但都低于这些中心区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南诏与唐朝民间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产生，只存在一些零散的商业交往。
南诏使用的货币也反映出了它和唐朝之间存在着商业交往。《云南志》卷8载：“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160]幂是南诏帛的计量单位，《云南志》卷8载：“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161]缯帛是内地的商品，曾与铜钱通行充当一般等价物。缯帛是南诏与唐朝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是西南地区各民族喜爱的中原内地商品。缯帛成为南诏国内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说明了缯帛在南诏各地受到广泛的接受，成为南诏与唐朝重要的交换品。
2.唐朝对南诏的经济影响
南诏是在唐朝的一手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和唐朝保持了或战或和的关系，这就使得南诏的经济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唐大和三年（829年）时，南诏入寇成都，“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162]同时被掠的也有工匠、工巧等人，“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163]明代李浩的《三迤随笔》载，劝丰祐以劫来的巧匠及织锦女在叶榆城东建诸作坊，有铁匠坊、石匠坊、金银匠坊、靴革坊、兵甲坊，女皆养蚕、栽桑、织锦，同时又以两千男，专司土木造塔。[164]这次所掠的工匠对南诏的各项手工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南诏的纺织业。《云南志》卷7载：“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项，耸干数丈。”[165]南诏虽然也有桑蚕，但丝织技术与唐朝相比较为落后。“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麄，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829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166]直到从西川掠来许多巧儿和女工后，南诏才知道如何织绫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167]这是南诏与唐朝在丝织技术上的一次大规模交流，此次交流促成了南诏丝织技术的大发展。侵略与掠夺虽是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灾难，但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交流。
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冶金技术却不高，需向内地引进。南诏时期，西南地区已在大量使用铁器，但青铜的冶铸规模仍未缩小，只不过铜制品的用途较为单一，多用于宗教器物。由于佛教发展成为国教，南诏时期佛教器物的金属使用量比较大，所以冶金业的规模不小。在佛像的铸造工作中，许多内地工匠参与进来。与此同时，唐朝冶铸兵器的技术也传入了南诏。《资治通鉴》卷252载：“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既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168]唐朝联合南诏共同与吐蕃作战，于是将甲弩的制造技术传授给了南诏，使南诏的兵器冶铸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南诏的建筑技术也深受唐朝的影响。《云南志》卷5载：南诏大衙门“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169]建筑方式正是学习了内地的柱梁系统的框架结构法。昆明东寺塔建于南诏时期，现存当时的塔砖上印有汉字和梵文，反映了建塔时，中原内地的烧砖工艺技术，已为拓东城各族人民所掌握。《南诏野史》载：“元和三年（808年），建东寺塔，高百十五尺；西寺塔高八十尺，大匠尉迟恭造。”[170]尉迟恭是西川工匠，东、西寺塔的建立，也正是唐朝与南诏文化交流发展的标志之一。[171]云南的寺庙建筑形式在南诏时期也受到唐朝的强烈影响。在细奴罗至阁罗凤时期，南诏的寺庙多延续了汉爨遗俗，带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那时的寺庙既小又简朴，与高大雄伟的佛塔形成悬殊的对照，洱海、滇池发达地区的大寺也仅是“殿开三楹”的小平房，没有配殿，没有群体附属建筑，自然也没有中原“中轴对称式”“四合封闭式”之类的庞大布局。然而到了异牟寻至隆舜时期，由于内地先进技术的传入，建筑工艺逐渐向汉地接近，出现文化的趋同现象。内地四合院式、中轴对称式布局首先在滇池、洱海地区出现。这种布局的特点是沿纵轴线设“殿”，分大殿、后殿（南诏寺庙极小设中殿），供佛、菩萨。殿两旁横轴线上设“堂”，供护法神众和祖师。当时大理最大的密教坛场弘圭寺，最大的观音道场弘圣寺，以及感通寺、佛顶寺等等都是如此布局；昆明大寺如官渡土主庙、慧光寺、觉照寺、补陀落寺等等亦大同小异。[172]寺庙建筑中如此大的差异使人不能不看到技术及风格受到的影响，特别是中原技术与文化的影响。另外《云南志》卷8载：“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173]南诏的民居建筑在风格上受内地的影响。在南诏时期的建筑遗址及窑址中发现许多莲花纹、兽面纹及枝状纹的瓦当，莲瓣纹方砖，有字砖及草叶纹滴水和石柱础等建筑材料。估计当时建筑物的规模很宏伟，其形式、布局及装饰材料都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174]汪宁生从夯土的城墙、建筑物有一个大的土台作为台基、莲花纹瓦当、卷云纹的滴水上认为南诏时期的建筑方法与建筑材料受到内地的强烈影响。[175]而在巍山县
图山发现的南诏城址有莲花纹瓦当，其图案与唐都长安城兴庆宫遗址出土的瓦当图案相似。[176]
《云南志》卷7载：“蛮官煮之，如汉法也。”南诏煮盐的技术与汉族地区相同，这是受中原影响的结果。而吐蕃的煮盐技术却很落后，樊绰《云南志》载：“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177]相较而言，南诏比吐蕃在煮盐技术上先进一步，这得益于南诏与唐朝的技术交流。
《玉海》卷64“唐王言之制”条载：“唐初……南诏及清平官书用黄麻纸。”[178]黄麻纸为当时成都的著名纸制品，在全国都有名，南诏所用黄麻纸当为西川的产品。南诏自己的制纸业也有所发展，南诏大量种植拓树，拓树即构树，是制造白绵纸的主要原料，南诏生产的白绵纸有传入内地的。[179]
（二）南诏国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1.儒学的传播
南诏建国以前，内地汉文化传入西南地区较少，未形成规模。南诏建国后，儒学在南诏有了一定的影响，至皮罗阁时，儒学传入西南地区的力度加大。高骈《回云南牒》载：“且云南顷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蕃，与开道涂，得接邛、蜀。许赐书而习读，遽降使而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180]皮罗阁入长安朝贡后，慕唐朝的礼仪威严，君臣有序，派遣蒙氏族人子弟、诸官子弟、王子六十人，入学长安三年。以后每三年入学一批，每批二十人，请长安学师授课，并习礼乐。南诏多砂金，唐室要臣贪金，喜欢南诏子弟挥霍，衡以良师受课。[181]阁罗凤时期，郑回任清平官，同时负责教授南诏王室子弟。郑回是著名的经学家，受其教育的南诏王室子弟都深受儒学的熏陶。
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中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传入西南。《资治通鉴》载：“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182]韦皋为南诏子弟在成都办学，方式应与当时的学校教育体制相一致，由此，儒学大量地传入南诏，对南诏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诏隆舜时，邕州节度使辛谠派徐云虔出使南诏，在善阐府遇到隆舜，隆舜派人向其问《春秋》大义，说明儒学在南诏已有极深的传播。(www.xing528.com)
2.宗教交流
汉传佛教在唐朝时传入南诏。其后又有南诏僧人无相法师、觉印、惟忠禅师等至内地学习佛法。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四窟出现“华严三圣”塑像，表明当时已有华严宗的传入。同时唐宋间天台宗、律宗在云南也有传播，并得到尊崇。[183]此外，有学者认为：“云南密教中，除有赞陀崛多等梵僧传来的印度密教外，还有从中原传来的汉地密宗。”[184]除南诏僧人到唐朝学佛外，还有南诏僧人到唐朝传播佛法。
此外，南传上座部佛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首先由今泰国勐润经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地区。[185]但这一时期这一佛教宗派并未被人们真正理解，加之战争频繁，上座部佛教在西南地区实际上并未广泛流行。
云南地近道教发源地蜀中，川滇两地人民自古就有相互交往的传统，使得道教在其创立之初就有传入云南的便利条件。道教在南诏的传播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是远赴蜀中等地求学的云南学子返滇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二是南诏政权与唐王朝发生冲突时从蜀中掠回的一些文人、工匠对道教在云南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三是一些云游道士在云南民间的活动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史载南诏时期有道教影响的事件有：“贞元十年（794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186]三官是五斗米道尊奉的重要神灵，被南诏在盟誓时请来作证，说明三官在南诏与西川同样占有神圣的地位，从誓文的形式看，明显地可以看出系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187]五岳四渎为中原胜地，道教神灵。南诏尊王羲之，而不知尊孔孟，而王羲之是天师道世家，又有书圣之称，从汉末到唐宋，陇蜀之间的氐族和羌族就信天师道，少数民族称“鬼道”。[188]明代李浩《三迤随笔》中载南诏时玷苍山有八道观，道士二百余，皆通汉文。[189]但需注意的是，道教在南诏政权中的地位比佛教相对要低得多，南诏统治者对道教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中原地区的统治者的崇道心理。[190]在当时，道教成为一条联系南诏与蜀中关系的纽带。道教在南诏前期较有影响，南诏后期崇佛，道教也就此衰落了下去。
3.语言文字的交流
唐朝初年，西洱河地区民族很早就在使用汉语，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载：“其西洱河从巂州西千五百里……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191]这一时期西洱河的民族已在使用汉语，只不过语音有了点变化。南诏国以汉语、汉字为通用语言文字。《云南志》有这样的记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192]这里所说的“最正”“次之”当是与汉语相比较而言，白蛮、乌蛮皆为南诏国的主体民族，其语言当以汉语为主。
在南诏建立以前，西南地区就已在使用汉文。发现于安宁市大石庄的《王仁求碑》碑文是唐朝前期西南地区所用文字的确凿证据。此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碑文作者闾丘为初唐文人，“与陈子昂等齐名”，[193]而书写人则是立碑者王仁求之子王善宝。王仁求、王善宝父子均为西南民族，《旧唐书·张柬之传》对王善宝有这样的记载：“至垂拱四年（688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194]此“碑中天、地、国、日、月、圣等字已采用武周时写法，尤足见内地风尚传入云南的迅速”。[195]南诏时期通用汉文。现存南诏时期的金石刻辞都是汉文，如《南诏德化碑》、元封年号摩崖、剑川石宝山造像题字。南诏时期的文件，如异牟寻与韦皋书、南诏与唐使在点苍山的盟文，亦都用汉文。可知南诏时期主要使用的文字是汉文，而且应用得很广泛。连被视为南诏宫廷之宝的《南诏图传》文字卷也全部用汉文书写，《南诏图传》藏于宫廷，只有王室和高官才可以观看，说明南诏国王及上层官员一般都能看懂和使用汉字，《南诏图传》文字卷是南诏通行汉字的明证。
除汉字外，南诏国还有另一种文字——白文。这是一种利用汉字记白蛮语音，或将汉字笔画略作增、损而成的一种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晚期，延续至明、清。[196]南诏用“白文”撰写了地方史籍和其他文献。以汉字来记本民族文字的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字对南诏的影响之大，及汉字在当时西南地区的普及程度。
4.文学方面的交流
南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丰富，表现为南诏有许多用汉文写作的作品。南诏国主和清平官可以用汉文或“白文”撰写文学作品，其文字高雅优美，蕴意深远，反映出作者具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
南诏清平官段义宗的诗歌流传较广。其中《题大慈寺芍药》：“此花不与众花同，为感高僧护法功。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寻真自得心源静，观色非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养，天教生在释门中。”此诗意境颇深，不愧为南中高手，且文词中禅机毕露。[197]又如《思乡》：“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这两首诗未掺进任何费解的地方民族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唐诗，都被收入《全唐诗》中。
清平官杨奇鲲的诗歌造诣也很高，其《岩嵌绿玉》一首收入《全唐诗》：“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清人孙髯翁脍炙人口的大观楼长联上联写滇池风物的“梳裹就风鬟雾鬓”句，显然得自南诏诗人。[198]
5.艺术交流
南诏时期著名的《南诏图传》流传至今，绘制年代为舜化贞“中兴二年”（899年），此画不知是否有汉族画匠参与，但南诏丰祐保和九年（832年）于赵赕所建遍知寺，“殿像壁绘于今罕见，意非汉匠名笔，不能造也”。[199]
南诏时期的石窟艺术不仅在形式上体现出南诏与周边各国的交往，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各地文化的交融。例如，开凿于南诏国时期，完成于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石窟造像上与汉传佛教关系紧密，同时又表现出我国白族、汉族、藏族、彝族人民互相进行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情况。在石窟的石钟寺区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中，中坐王者为南诏异牟寻，窟门两侧对坐清平官二人，年龄一老一少，着汉官服饰，短翅幞头，这是唐朝内地人在南诏做官的郑回和杜光庭。同时窟左侧刻南诏时期的天竺（印度）僧人（梵僧）像，[200]表明南诏与唐朝、天竺的联系。在受唐朝汉文化影响的同时，由于西南地区与西部天竺交往频繁，南诏文字也受到天竺古印度文化的影响。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石雕中，清平官长袍的线条雕得非常细密，衣纹流畅，衣服紧贴肌肉，衣薄透体，褶纹稠叠多皱，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北齐画家曹仲达擅长用这种绘画方法来描写衣纹，美术史家称“曹衣出水”。这是唐代绘画的流行风格。[201]而在《愁面观音》一窟中，力士的飘带飞舞，满壁风动，又明显具有“吴带当风”的气势。“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都是唐代最负盛名和最流行的风格。[202]第七窟《甘露观音》，观音像后侍立两位供养人，圆圆的脸型，胖墩墩的身材，看来很像唐代风格。[203]沙登箐区第十二窟，造像座下石刻题记中的“国”字写成“圀”、“佛”刻写成“仏”，这是武则天时“创造”的新字，题记中有“天启十一年”的文字，表明其是南诏劝丰祐时造像，同时也表明唐朝文字对南诏的影响。[204]
云南在两晋时期就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熟悉汉字书法者不乏其人。《王仁求碑》的书法者王善宝本人就擅长书法，此碑即为他自己手书，由此可见唐初中原文化影响云南之深。[205]唐太和（827—835年）时南诏有人入蜀学书法，《南诏野史》载：“张志诚，唐太和入蜀学羲之书。”[206]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也有类似记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207]云南本地的书法多有两晋时期的风格。
南诏多次以音乐舞蹈进献唐朝，与唐朝进行交流。《新唐书·礼乐志》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钧：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簇，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钟，徵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阅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208]这次献乐规模不小，共有乐器三大类，乐工一百九十六人，使《南诏奉圣乐》的进献成为南诏与唐朝音乐交往中的大事。且由此骠国音乐在南诏的协助下也进献唐朝，与唐朝的音乐发生交流，“唐代尚有《太平乐》，亦名《五方师子舞》，此乐亦骠国所进”。[209]南诏的音乐也受唐朝的音乐影响。白文史书《僰古通纪浅述》载：“遣孙凤迦异入贡宿卫，拜鸿胪寺卿……赐鼓乐一部。自此云南始有中华之乐。”[210]《云南志》卷10亦载：“又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211]两者都在叙述同一件事，这是南诏接受唐朝音乐的影响。
6.学习唐朝的职官制度
南诏的官员设置多与唐朝相类似。《云南志》载南诏官制如下：“其六曹长即为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断事曹长，推鞫盗贼；军谋曹长，主阴阳占候；同伦长两人，各有副都，主月终唱诸曹稽逋，如录事之职。曹官文牒下诸城镇，皆呼主者。六曹长有功效明著，得迁补大军将。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制。又有同伦判官两人，南诏有所处分，辄疏记之，转付六曹。”[212]这样的职官制度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极为相似，唐朝中央政府的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而南诏相对应是户曹、客曹、兵曹、刑曹、工曹，只仓曹与唐朝职官设制有异，而向达认为唐朝也有仓曹，且南诏六曹制度得之于唐。[213]
南诏后期，其职官制度又有变化，《新唐书·南蛮传》载：“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阙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214]
樊绰《云南志》所载南诏的设官分职，是咸通三年（862年）前后的情况，其后为九爽制所代替，[215]樊绰在《云南志》中也说：“近年已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216]从九爽设置来看，南诏的职官制度又向唐朝制度接近了一些。由此看来，唐朝的职官制度对南诏职官设置影响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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