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简述

（一）南诏国建立前及初期的民族关系

唐朝建立初期，通过对昆州刺史的任命，使得南宁州局势得以稳定，唐朝与南宁爨氏的友好关系得以确立。随着唐朝势力不断向西南地区西部的扩张，一些与中原关系较为疏远、联系较少地区的民族开始与中原汉族政权发生联系，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韦仁寿在任南宁州都督时期，不用武力，而是以羁縻统治的政治招揽方法使南宁州疆域得以扩大，使西南地区更多的民族与唐朝建立了联系，促进了民族交流，发展了西南民族关系，为其他初唐西南的官员所不能及，为唐王朝经略南中、恢复西南地区各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朝的强大，对周边各民族产生出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今贵州、广西地区的民族群体都先后归附了唐朝。

这一时期随着唐朝加大对西南的经营力度，对今四川西部未归附，甚至反抗唐朝势力进入的各民族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手段。经过一段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唐朝对外交流的欲望也在增长，对外交通的恢复与发展是对外关系发展的具体表现，出兵松外一是为了镇压松外蛮的反抗，二也是为打通与西洱、天竺的联系通道，满足唐朝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巨大兴趣。为此，唐王朝的势力在西部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洱海地区的民族群体也开始与唐朝建立附属关系。

南诏国的建立也就是在这种民族关系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表明南诏国是唐朝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

（二）南诏国的扩张与西南民族关系的紧张

南诏国是唐朝为抵御吐蕃的入侵而在洱海地区扶持起来的地方政治力量，它在经济上要对唐朝做出负担，同时在政治上要听命于唐王朝，接受唐朝地方官员的指挥；但是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又是富于扩张欲望的，它必然强烈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而此时唐朝与东方爨区诸爨的矛盾就为南诏国的扩张提供了绝好的良机。

1.东进爨区

隋朝时爨翫被执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140]爨氏统治者与其土地分离，从此爨地陷入了分裂，诸爨并起。爨归王还消灭了私投安南的归州刺史爨仁哲，以秦藏川独锦蛮首领代之为归州刺史；夺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之职，以爨日进、爨祺分别代之；以螺山大鬼主爨彦昌代私投姚州的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征；又接受了唐廷的委派与御史韩洽等讨平攻陷安南的叛乱。并且唐朝廷还发命令，委任爨归王仍旧都督南宁地区三十六州。^[141]可见在唐朝的支持下，爨归王成为诸爨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为方便对爨区的统治，使这一地区的交通更为便捷，同时也为从西南地区控制安南，唐朝准备修筑一条从今滇东北经步头（今元江）至今越南河内的交通线——步头路。由于交通线开通后，唐朝对这条路线所经地区的控制必然加大，这引起了当地一些民族上层分子的恐慌，爨氏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联合起来利用沿路各民族群众对筑路时赋役繁重的不满，对唐朝的筑路行为进行抵制。《南诏德化碑》云：“初，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142]爨氏集团杀了唐朝的筑路使者，占领了步头路上的重镇安宁城，这就是被称为“步头路事件”的爨氏叛唐行动。为配合唐朝军队平定叛乱，朝廷“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143]讨伐的结果是爨归王等人谢罪，而皮罗阁则替他们向朝廷求情，要求予以宽恕，朝廷也接受了其请求，“一切释罪”。以此为契机，皮罗阁的势力开始进入了爨区。

从各种迹象来看，在步头路事件中爨归王很可能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唐王朝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为了达到压制爨归王、控制爨区的目的，姚州都督挑拨诸爨之间的关系，“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煞归王。议者纷纭，人各有志”。^[144]结果是“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145]爨崇道是爨归王的侄子，爨日进的兄长，身为南宁州大鬼主的爨崇道谋害了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杀了时任昆州刺史的爨日进，引起了爨氏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在皮罗阁的干涉及建议下，“阿姹（爨归王妻）男守偶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辅朝”。^[146]皮罗阁对爨区的两大势力都施加了影响。由于对南诏袒护阿姹母子不满，“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偶母子日相攻伐”。^[147]阿姹向皮罗阁投诉，皮罗阁因而入爨区“兴师问罪”，这是南诏军队第二次进入东部爨区，消灭了爨崇道的势力，阿姹母子则在其支持下成为爨区的首领。但在天宝七年（748年）阁罗凤即位后，南宁州都督守偶“并妻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而且阁罗凤还派当时的昆川城使杨牟利将20万户的西爨白蛮迁移到永昌城（今保山），结束了爨氏在其东部的统治，南诏完全控制了爨区。这样的行为已是完全不顾及唐王朝利益的自我扩张了，因而引起唐朝政府的极大愤怒，于是唐朝、南诏国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结了。

2.北攻巂州、西开寻传(www.xing528.com)

南诏与唐朝决裂后，与吐蕃结为兄弟之邦，共同对付唐朝，不断地侵犯唐境，于是南诏拓地益广。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发生了安禄山的叛乱，南诏与吐蕃趁机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共同出兵攻取唐巂州之地。南诏的军队分为两支，其中一支与吐蕃的军队会合，自昆明（今四川盐源）出发攻打巂州城（今四川西昌）；一支由阁罗凤亲自率领，自姚州北上，攻取会同（今四川会理县）。取得胜利后，南诏与吐蕃共同瓜分了巂州之地，其中会同上下归南诏。至此，唐朝失去了干涉南诏的前沿阵地，南诏北部唐朝的军事压力减轻，于是南诏便发动了对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征服活动。^[148]

南诏不仅向北部和东部扩展其势力，而且其目光还盯住了“畴壤沃饶，人物殷凑”的西南和西部地区，欲求建立一个面积更为广大的政治势力区域。于是在宝应元年（762年）阁罗凤“刊木通道，造舟为梁”，亲自率军队“西开寻传”，把那里的寻传蛮、裸形蛮、扑子蛮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在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朝会盟，关系和好后，南诏又攻取了吐蕃的神川都督府之地，其后又征服了被统称为茫蛮的茫天连等部，从而使南部边界与女王国相连。

在南诏势力最强时，据《新唐书·南蛮传》的记载，其控制的地区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在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今贵州东北部）。”

（三）南诏国内部的民族关系

通过一系列的征服活动，大量不同的民族被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内。这些民族的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也不同，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南诏在合并六诏及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对这些被占领地区的民族实行了普遍的迁移政策。实行大规模民族迁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固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此同时被迁移的民族在迁到一个与原生活环境差异大的地区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不能很快在当地形成政治势力，这也有利于统治者对这一民族在一段时期内实施有效统治，使被迁移民族能够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南诏对各民族的这种政治迁移主要发生在三大地区，即东方爨区、洱海地区及永昌地区。

南诏势力进入爨区后，皮罗阁利用爨氏内部的矛盾，占有了这一地区，为了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阁罗凤后来又派兵将20万户西爨白蛮迁往今保山一带。《云南志》卷4载：“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149]西爨白蛮西迁发生在阁罗凤时期（748—779年）。如此多的人口迁走，使这一地区的形势安定了下来，但原来富庶的地区也因此而荒芜。“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150]白蛮迁走后，这一地区为没有迁走的东爨乌蛮所居住，白蛮人口减少了，因而此后爨又被用来专指东部乌蛮。为了从这一本来富裕之区获得丰富的赋税等收入，南诏在以后的扩张战争中又先后在这一地区迁入了其他的被征服民族。贞元十年（794年）在南诏与唐朝的共同进攻下，三浪诏被彻底击败，异牟寻将随三浪诏迁走的河蛮迁往拓东城（今昆明地区）。同时迁移的还有归附吐蕃、在此次战争中被南诏攻破的其他民族。例如，“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151]磨蛮所居住之地在铁桥周围，受吐蕃的影响较大，因而也被迁往了西爨地区。“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悉移于云南东北诸川。”^[152]此外，《云南志》卷6还载：“拓东城……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153]即还有数万户的施蛮、顺蛮被迁到了拓东城，且数量不在少数。

发生民族迁移比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南诏控制的中心地区——洱海地区。洱海周边除了乌蛮部落外，还有大量的河蛮居住于该地。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梁建方进兵西洱河地区，河蛮归顺了唐朝。以后由于吐蕃势力南下，河蛮又归附吐蕃，至开元年间才又归顺唐朝。南诏在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了河蛮的聚居地后，对河蛮进行了民族迁移。《云南志》卷4载：“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地当南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已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而归者。及南诏蒙归义攻拔大釐城，河蛮遂并迁北，皆羁制于浪诏。贞元十年（794年），浪诏破败，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可见在南诏扩张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河蛮往西北迁移，依附于三浪诏，受吐蕃庇护，而在南诏攻灭三浪诏后，这些河蛮最终被迁往了东部爨区。在不愿归顺的河蛮和乌蛮迁移后，南诏对洱海地区实现了完全的控制。南诏不会轻易往自己的中心区迁入被征服民族，它迁入洱海地区的大多是被征服民族的首领，目的是对其进行严格的监视和控制，所以在洱海地区迁入民族的规模并不大。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占领吐蕃神川都督府后，“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岩，养给之”。这里说的是顺蛮首领的情况，而施蛮的情况也如此。“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长裈蛮亦为吐蕃的附属民族，所以南诏破铁桥后也予以了迁移，部落首领被迁往云南白岩（亦为蒙舍王族所居之地），其族人应与施蛮一起被迁。《云南志》卷4载：“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南诏既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蛮居，养给之。”^[154]由此可见，南诏对这些依附于吐蕃的民族施行的是将其首领和部族分离的原则，从而实现了对他们的控制。而这些被迁移到洱海地区的民族首领家族，在和当地民族的共同生活中最终必然融合到了白蛮或乌蛮中。

永昌地区则是南诏进行民族迁移的另一个目的地。首先南诏为了实现控制西爨白蛮的目的，将20万户西爨白蛮迁往了永昌。此后南诏在进攻吐蕃时，清除了长期受吐蕃庇护的原三浪诏的残余势力，并将其首领迁往了永昌。《云南志》卷3载：“南诏既破剑川，俘矣罗君，徙永昌。”^[155]矣罗君是浪穹诏诏主丰时的后裔。“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俘颠之託，徙永昌。”颠之託是邓赕诏诏主丰哶的后裔，三浪诏合兵攻南诏失败后，退往野共川（今鹤庆南部）。另外《云南志》卷3还载：“望欠弟望千……南诏既破剑川，尽获施浪部落。”^[156]《云南志》卷4载：“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遂率众北奔。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破掠吐蕃城邑，收获弄栋城（蛮），迁于永昌之地。”^[157]弄栋蛮本居于今姚安，因获罪而有部分迁往磨些江两岸，其中一部分在贞元十年（794年）后又被南诏迁往永昌，这样弄栋蛮就在以上三地都有分布。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被南诏征服的民族虽然并未被整体迁走，但他们作为南诏的附属民族，地位低下，南诏在进行对外战争时，常征召这些民族的人员作为先锋参战，且对参战的民族派人监督，这些民族主要是分布在寻传、永昌、银生、开南等地的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茫蛮等。这样，在征调这些民族参战的过程中，许多民族也就此离开了所居地。例如，《云南志》卷6就记载：“拓东城……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

从上可看出，南诏国内的民族迁移主要是通过政治军事的途径实现的，是借助于外力的民族迁移，因此其规模大、迁移速度快。通过这种迁移，南诏境内的许多民族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例如，迁入东方爨区的施蛮、顺蛮、磨些蛮以及望苴子、望蛮外喻等都不再见于以后的史书，也无迁出的记录，很可能就是融合到了当地民族中。可以说南诏时期是自秦汉王朝开拓西南以来的又一个民族融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