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简编：氐羌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隋唐时期，西南地区氐羌民族的后裔以乌蛮最为重要。有关乌蛮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北史·周法尚传》：“巂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88]此记载过于简单，但却明白地表明甚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出现了一个乌蛮。

对此，《隋书·周法尚传》所载比《北史·周法尚传》更为详细：“巂州乌蛮反，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军将至，贼弃州城，散居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获其渠帅数千人，虏男女口万余。”^[89]

南诏国境内的乌蛮各部主要分布在南诏国拓东节度、会川都督、南诏国的十睑地区。此外，剑川节度、弄栋节度也有乌蛮分布。

1.拓东节度辖境内的乌蛮群体

拓东节度辖境内的乌蛮群体主要分布在拓东节度的北部和中部。

拓东节度北部主要分布着阿竽部、阿孟部、夔山部、暴蛮部、卢鹿蛮部、磨弥敛部，这些乌蛮群体虽然与洱海地区相隔很远，但是与南诏王族蒙氏具有十分亲近的关系，是一个通婚圈，所以文献说其“与南诏世为婚姻”，^[90]说明他们具有民族的共源关系，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

这些乌蛮群体基本上是分布在从唐朝进入南诏的交通沿线上，《云南志》卷1“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说：“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州之地也。依山有阿竽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部落。”^[91]综合史料来看，阿竽部落分布在今昭通市昭阳区、鲁甸等地；阿孟部落分布在镇雄境内，为后来乌蛮的茫部；夔山部在今大关、彝良等县；暴蛮部在今贵州省威宁、六盘水市等地；卢鹿蛮部分布在今会泽、巧家、东川等地；磨弥敛部在今宣威等地。

拓东节度中西部也是乌蛮群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新唐书·南蛮传下》说：“爨蛮之西，有徙莫祇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92]从在徙莫祇蛮、俭望蛮分布的地区设置了“傍、望、览、丘、求五州”来看，徙莫祇蛮、俭望蛮是分布在拓东节度中西部的民族群体，傍州在今天的双柏县境内、望州在今天的一平浪以西、览州在今天的牟定县以北地区、丘州在今天的南华县附近、求州在今天的武定县一带。但是，这仅仅是徙莫祇蛮、俭望蛮在唐朝初年的情况，到唐朝晚期由于人口逐渐增多，徙莫祇蛮又开始分化出一些新的族群，并且向东部地区迁徙，发展成为罗伽部、阳宗部、步雄部、休制部、弥勒部等，是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的组成部分。

2.南诏国都城十睑地区的乌蛮群体^[93]

在南诏国都城十睑地区的乌蛮群体主要是蒙巂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部。^[94]

到了南诏国时期，在洱海区域还有一部分昆明人没有被汉族历史学家称为乌蛮，仍然称为昆明。因为乌蛮是以昆明人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此也将之列入乌蛮群体论述。《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95]和《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相比较，《新唐书·南蛮传下》对昆明人的记载更加丰富了，^[96]秦汉时期的昆明族分布区为“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这到唐代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是以“叶榆河”为境，即分布在叶榆地区。生产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秦汉时期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到了唐代仍然是“人辫首，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相比较而言，唐代对昆明族的记载，多了更加深入的描写，即对于昆明族每年必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地进行转场，是对“随水草畜牧”的进一步解释，夏天昆明族在凉爽的高山放牧，到了寒冷的冬季又转场到相对暖和的山谷中放牧，此其一。其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没有对昆明族的民族性格进行描述，而《新唐书·南蛮传下》中相当简要地记载了昆明族的民族性格，认为昆明族的民族性格是“尚战死，恶病亡”。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汉武帝时期为什么汉朝的军队不能通过昆明族分布的叶榆地区。其三，《史记·西南夷列传》没有对昆明族的军事力量进行描述，而《新唐书·南蛮传下》则说“胜兵数万”。对于当时的昆明族来说，有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说明其武装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会川都督府的乌蛮群体

在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的上下周围地区，南诏国设置了会川都督，其境内分布着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群体，由于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族群分布在雅砻江之东，史书上又将之称为“东蛮”，在整个“东蛮”内部一共有35个乌蛮群体。

在“东蛮”中，勿邓是一个有较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乌蛮群体，分布在大渡河南岸，其分布区有千里。在勿邓内部又分为众多的亚层次群体，具体有乌蛮的邛部六姓，还有分布在邛部、台登之间的乌蛮初裹五姓，所有这些乌蛮群体的文化特征具体在妇人的服饰上表现出来：“衣黑缯，其长曳地”。^[97]勿邓分布区内的乌蛮群体又有属于乌蛮的东钦蛮两个群体，因为这两个群体在服饰上的特点是“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所以被称为白蛮，但是此“白蛮”非洱海地区的白蛮。被勿邓控制的乌蛮群体还有“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98]的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

总的来说，在勿邓的势力范围之内有众多的乌蛮群体，具体有邛部的6个乌蛮群体；有分布在邛部、台登之间的“初裹”5个乌蛮群体；有东钦2个乌蛮群体；^[99]有粟蛮2个乌蛮群体；有雷蛮3个乌蛮群体；有梦蛮2个乌蛮群体，以上包括勿邓总计有22个乌蛮群体。

与乌蛮勿邓群体相比，乌蛮两林部内部的群体少一些，这些群体分布在勿邓的南部，“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窄，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则乌蛮两林部的首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治首领控制着十低三姓乌蛮群体、阿屯三姓乌蛮群体、亏望三姓乌蛮群体、丰琶乌蛮群体、阿诺2个乌蛮群体，包括两林在内总计有12个乌蛮群体。两林、丰琶等乌蛮群体主要分布在大渡河流域与金沙江中游之间，这些地方高山峡谷，是历代王朝政治统治难以进入的地区。

由于以勿邓为首的各部分布在会川都督的北部，地理上与唐朝的剑南西川相连接，所以一直都在唐朝、南诏、吐蕃三个政权当中左右事之，《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天宝中，（勿邓、丰琶、两林的政治首领）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巂州，遂羁属吐蕃。贞元中……数为吐蕃侵猎。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乞兵攻吐蕃……吐蕃退壁西贡川，据高为营。”^[100]此战之后，各部首领皆得唐朝奖励，勿邓、丰琶、两林的首领“皆入朝，宴麟德殿”。显然与唐朝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最终南诏国会川都督境内的乌蛮群体成为唐之臣民。

4.南诏国境外的乌蛮群体

南诏国境外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剑南节度辖境内的黎州、巂州、戎州以及“牂牁国”，唐朝以乌蛮各部为基础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对他们进行管理。

黎州是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下面的州，地在今天的雅安市和西昌市之间，大渡河的北岸，在黎州的西面就是吐蕃的地界。就此而言，黎州已经是唐朝在西南的一个边州，由于州内有众多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所以唐朝对黎州的治理主要是以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为主体，设置了许多羁縻州，以之来稳定唐朝与吐蕃边界的安全。从时间上来看，唐朝初年设置了奉上等26个羁縻州，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又设置了31个羁縻州，由此说明唐朝中央政府在这一个地区的统治一直是稳定且不断深入的。

黎州境内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除了唐朝先后设置的57个羁縻州之外，还有一些没有设置羁縻州的民族分布区，具体是黎州南道“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盐鬼主十人”^[101]。即这一地区有13个乌蛮群体，因为部落主、鬼主就是民族群体的首领，他们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民族群体。又有“阿逼蛮分十四个部落：一曰大龙池，二曰小龙池，三曰控，四曰苴质，五曰乌披，六曰苴赁，七曰觱篥（古代的一种管乐器），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罗公，十二曰光，十三曰离旻，十四曰里汉”。显然在这些没有设置羁縻州的地方又有27个乌蛮群体。

如果说一个羁縻州就是一个乌蛮群体，那么在黎州境内就有57个乌蛮群体，再加上没有设置羁縻州的乌蛮群体27个，则黎州一共有84个乌蛮群体。

巂州辖境主要在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从巂州向西边走就是吐蕃的地界，是今天的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巂州的北边是羌人传统的分布区。以巂州为中心，乌蛮群体的情况如下。

第一，在巂州新安城附近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余勿邓及白蛮也”。^[102]巂州新安城在今天四川凉山州越巂县的北方，这些地区是乌蛮系统中邛部的主要分布区，《新唐书》之所以把巂州新安城附近的民族群体单独列出来记述，说明他们与邛部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巂州新安城附近的“六姓蛮”也是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

第二，巂州直接管辖12个乌蛮群体，《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乐、汤谷、佛蛮、亏野、阿益、阿鹗、卬蛮、林井、阿异十二鬼主皆隶巂州。”^[103]对这些乌蛮群体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分布区情况，文献没有具体记载。

第三，在巂州进入吐蕃的交通要道上，唐朝设置了石门、柳强等军事要塞，派军队戍守，并且治理这里的弥羌、铄羌、胡丛、东钦等民族群体，从民族的族源上讲，弥羌、铄羌、胡丛应该是巂州西北雅砻江流域的羌人，东钦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

戎州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南的一个重镇，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南北朝后期，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渐渐进入这些地区，并且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力量，所以唐朝政府仍然以羁縻制度治理。(www.xing528.com)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戎州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首先是扼守住金沙江的下游地区，有天然的江防天险可以防守；其次是向南可以监控南诏国的东北部地区；最后是向西可以和西部的巂州、雅州、黎州相呼应，比较有效地应对南诏国的攻击，所以唐朝对这一地区的乌蛮群体的治理就格外加强，通过戎州招徕金沙江中下游的民族。唐朝对戎州乌蛮群体的治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羁縻州，封官晋爵。《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104]由于封官晋爵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所以“贞元中，狼蛮（按，前述巂州新安城附近的乌蛮群体）亦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于是唐朝命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通过归义郡王董嘉庆来节制狼蛮。

对于那些分布在唐朝和南诏国边境地区的民族群体，韦皋则采取安抚的方法进行治理，如“有鲁望部，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边徼，户给米二斛、盐五斤”。按，鲁望部的分布区在今天昭通市的昭阳区、鲁甸县境内，已经是南诏国拓东节度的辖境，当鲁望部向北迁徙到唐朝与南诏国的边境地区时，韦皋便以象征性的物质给予来进行治理，目的是不要在此边境上发生战争。

总的来说，在唐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乌蛮各部的记述比前代更加清晰，不但把各部的名称细化，而且各部的分布区也相当明确，使我们对乌蛮的认识更加深入，是我们认识下一个历史时期乌蛮的主要根据。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唐朝对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境内的乌蛮各部的治理比前代政府更加深入，南诏国对其境内乌蛮的治理也不断深入，能够较为准确地记述南诏国境内的乌蛮各部的情况。在乌蛮与唐朝、南诏、吐蕃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乌蛮各部有自己的一套务实性生存策略，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务实性生存策略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乌蛮各部还较多地保留着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所以社会结构松散，没有能够形成区域性的内部凝聚力强大的民族群体，仅仅是“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因此，乌蛮内部有众多群体的事实说明乌蛮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乌蛮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彝族今天还有如此众多的支系，特别是大小凉山彝族家支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恐怕与其务实性生存策略和生产方式有关。

至此，我们有如下认识：乌蛮是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有共源关系的昆明族、叟族等民族群体，到南北朝时被汉族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概括出的一个具有尚黑文化习俗的民族群体。这一认识最主要的依据有二：其一，乌蛮的分布区恰好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昆明族、叟族的分布区重合，且无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战争使昆明族、叟族消亡，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民族迁徙。因此，乌蛮与昆明族、叟族这两者之间是一种民族名称的变化，就民族自身而言，仍然还是指一个相同的、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其二，南北朝时，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今云南境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爨氏家族的统治下，汉民族对这一地区民族了解较少，所以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便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分布在今滇西、滇东北、黔西、川西具有共源关系、共同文化特征的昆明族、叟族称为乌蛮。因此，乌蛮一词开始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族称，而是一个民族群体的泛称。

白蛮。唐、宋时期的白蛮是以汉晋时期的僰族为主体，在融合少部分昆明族、叟族与大部分汉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民族群体。《云南志·蛮夷风俗》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105]可见，当时汉民族的官员或学者，是根据当地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从汉文化视角，以汉文化为标准，将爨氏统治下的爨蛮，把较为接近汉文化或大量吸收汉文化的部分称为白蛮，把与汉文化距离较远的部分称为乌蛮。

《云南志·名类》中除“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106]的记载外，《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又载在北部乌蛮中，其内部又有一些被称为白蛮者：“泸水从曲罗南经剑山之西，又南至会同川。边水左右，总谓之西蛮。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又东、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107]对东、钦两姓为白蛮，同书也有相同的记载。上述的“白蛮”应是乌蛮系中的组成部分，当为“以白缯为衣”的原因，或在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称为“白蛮”。

《云南志》又载：“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108]则这儿的“白蛮”指的是接受汉民族文化较多的部分，他们中的上层贵族都已经采用了汉族姓氏，与邛部中的那个“白蛮”是有区别的，不能视为同类。

对于上述认识，方国瑜先生曾说：“根据樊绰《云南志》的记载，可以得出洱海区是以不同族系来分‘乌蛮’、‘白蛮’；滇东区则以同一族系，不同地区来分‘乌蛮’、‘白蛮’；西昌地区（即凉山州）则以同一族系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来分‘乌蛮’、‘白蛮’。虽同用‘乌蛮’、‘白蛮’的称谓，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所以不能以滇东或西昌的‘乌蛮’、‘白蛮’的记载与洱海区‘乌蛮’、‘白蛮’的记载混为一谈。”^[109]方先生的见解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使乌蛮、白蛮的区别有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因此《云南志·名类》载：“（台登城）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缯为衣，下不过膝……亦呼为东蛮。”^[110]这儿的“东蛮”是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把东部四乌蛮叫作“东蛮”，其内部有众多支系，着黑色服饰者叫“乌蛮”，着白色服饰者叫“白蛮”，这也就是方国瑜先生说的“同一族系同一区域”区分出的乌蛮与白蛮，是同一民族群体中的两个部分。

乌蛮系统的其他民族。

徙莫祇蛮。《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爨蛮之西，有徙莫祇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徙莫祇蛮在以往的史书中不见于记载，但他的分布区是汉晋时期的僰族、昆明族和叟族的分布区，因此徙莫祇蛮可能是汉晋时期的上述三族人口分化组合而成的民族。

独锦蛮。《云南志》卷4载：“独锦蛮者，乌蛮之苗裔也。在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命其长为岿州刺史。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李负蓝，贞元十年为大军将，在勃弄川为城使等。”^[111]独锦蛮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云南禄丰、富民一带，是南诏蒙氏王族的通婚部落。

长裈蛮。主要分布在剑川，是乌蛮中发展程度较低者，“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在被南诏攻灭后，长裈蛮被迁到了滇西北和吐蕃相接处。

施蛮、顺蛮。唐初，原来滇西的昆明族、叟族分化组合成西部乌蛮，但也有一部分叟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特点，被史家称为施蛮、顺蛮，他们实则为同一个民族群体。《云南志》卷4载：“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112]可见早期施蛮、顺蛮共同居住在今天云南省的剑川、鹤庆、丽江一带。在被南诏攻破、沦为被统治民族后，南诏多次对施蛮、顺蛮进行迁移，使其分布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和蛮。和蛮是与乌蛮有近亲民族关系的民族群体，同样是从昆明族、僰族、叟族中分化出来的。据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中所载，当时的和蛮已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和蛮大鬼主孟谷悮”。和蛮的分布区有两片，东部即孟谷悮统治下的部分，分布在今滇东南的红河、文山；西部的和蛮则与白蛮、乌蛮相杂居。

磨些蛮。磨些蛮是汉晋时期的摩沙族，本时期仍然主要居住在今云南丽江地区和四川盐源，但有一部分磨些人口已经向南迁移到了今天云南的宾川境内，建立了越析诏，其地后为南诏兼并，这些磨些人口又北移回到了其原来的居住地。

锅锉蛮。锅锉蛮是与乌蛮有近亲关系的民族群体，与乌蛮一样是从汉晋时期的叟、昆明中分化出来的。《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黎州）南有杂东蛮、锅锉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婚娅。”^[113]可见锅锉蛮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楚雄州西部至大理一带。

寻传蛮。寻传蛮因其居住地寻传地区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是从昆明、叟中分化出来的民族，他们自称为“阿昌”“峨昌”。此外，金沙江流域也有寻传蛮的分布。寻传蛮“俗无丝绵布帛”“射豪猪，生食其肉”，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以狩猎为生。

裸形蛮。在寻传蛮以西还有一部分社会发展水平更落后的民族群体，“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被称为裸形蛮或野蛮。裸形蛮是滇西昆明族、叟族中的落后部分，唐代已迁至今缅甸克钦邦一带，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磨蛮（当与磨些蛮同）。“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上述各族的经济当以畜牧为主，社会发展程度还不高，男女皆披羊皮是一大文化特征，亦当有图腾崇拜之意义。

穿鼻蛮。“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其蛮并在拓东，南生杂类也。穿鼻蛮部落以径齿金环穿鼻中隔，下垂过颐。若是君长，即以丝绳系其环，使人牵起乃行。其次者以花头金钉两枚，从鼻两边穿令透出鼻孔中。长鬃蛮部落，栋峰蛮部落鬃黑而长，为一长鬃，髻下过脐。每行即以物撑起。若是君长，即使两女人前各持一物，两边撑其髻乃行。”穿鼻蛮等蛮的生活习俗是十分少见的，而且在以后的文献中，少有记载，应当是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这些奇异的风俗亦随之消亡。概括言之是鼻饰和美发。

夷化的汉族。由于从汉代开始起不断有汉族人口迁移到西南地区，这些从人口数量来说处于劣势的汉族长期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其文化逐渐与周边各民族趋同，产生了“夷化”的现象，这时期已有一些群体获得族称，表面上看已属于当地的土著民族，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为夷化的汉族。

唐朝时期被称为裳人的民族群体生活于今天云南西北部的金沙江上游地区，“部落在铁桥北”，当时已不知道这一群体何时迁移到该地区。裳人仅只保留少部分独特的习俗，如服饰中的“朝霞缠头”，其余的习俗及文化已与当地其他民族群体相同。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吐蕃交战，大部分裳人被迁到南诏的东北部地区。

其他还有一些汉族夷化的群体，如河蛮等，这些群体由于长期在西南地区生活，为适应当地环境及与当地各民族共处，从文化上表现出了趋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