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朝初期对西南的治理
李渊称帝后，内地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才结束，国内归于统一，所以在唐高祖李渊时期，唐朝政府的注意力还不能顾及西南，西南民族与内地交流缓慢，但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南仍有一定作为。
隋末时任昆州刺史的爨玩〔翫〕造反，为隋所灭，其子被废为奴，昆州也就被放弃了。唐朝建立后，唐高祖立爨翫之子爨宏达继任昆州刺史，重新建立爨氏在当地的统治，承认南中爨氏的政权组织，加之益州刺史段纶的招抚，爨宏达带头归附，于是爨氏所统各族归降，昆州回到了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对爨氏地区的羁縻统治。昆州为汉益州郡，东晋时晋宁郡，在今滇池周边至富民、禄丰一带，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为益州总管府所管辖。[11]爨宏达靠唐朝的扶持得以恢复政权，当即首先归附。昆州及其东邻南宁州属于爨氏割据的地方势力，在爨宏达归附唐朝后，与唐朝保持了稳定的臣属关系，所以这一地区自贞观（627年始）至开元年间（713—741年）约110年中，无战事，所见事绩记载甚少，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而且这地区的土长是依仗唐朝得以存在，所以唐朝在南宁州地区的统治政权是长期稳定的。[12]
爨地稳定以后，唐的势力又深入爨氏以西地区。“武德四年（621年）十二月……丁卯……昆弥遣使内附。昆弥，即汉之昆明也。巂州治中吉弘伟通南宁，至其国说之，遂来降。”[13]昆弥在爨地之西，以西洱河为境，被巂州吉宏伟说服后，归附于巂州，武德二年（619年）巂州中都督府管有昆明县（今四川盐源），[14]已建立了统治机构。
唐朝在原南中地区的经营自韦仁寿任南宁州都督后有了较大的发展。韦仁寿在蜀郡做官时执法公允，名声著于西南，得到蜀郡所辖民众的尊重。据《新唐书·韦仁寿传》记载：韦仁寿“隋大业（605—618年）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得罪者皆自以韦君所论，死无恨。高祖入关，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寿巂州都督府长史”。[15]巂州是当时唐朝西南地区的边境行政区（在今四川凉山州一带），负责招抚其边境各民族，是唐朝向西南地区发展的基地之一，作为隋朝官员的韦仁寿因众望所归而被继续留任。爨宏达重为昆州刺史后，南宁州归附唐朝，韦仁寿又被委派负责南宁州各民族的招抚。当时南宁州还是羁縻州，唐朝对其只是形式上的统治，只能派官员前去抚慰，而不能用内地的方法去管理。《新唐书·韦仁寿传》载：“南宁州纳款，朝廷岁遣使抚接，至率贪沓，边人苦之，多畔去。帝素闻仁寿治理，诏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巂，诏岁一按行尉劳。”[16]南宁州归附唐朝之初，唐朝对其控制较松散，只每年派官员至其地巡察一次，而所派去巡察的官员不以民族发展为大计，“至率贪沓”，接受地方势力的贿赂，招致“边人”怨恨，以致州内很多民族又与唐朝脱离了联系。基于这种情况，唐高祖任命韦仁寿为南宁州都督，负责这一地区的民族事务。这时，南宁州虽然为唐朝所管辖，但唐朝委任的官吏还不能到当地任职，只能“寄治越巂”，所以韦仁寿只能在巂州经营南宁州之事，即便如此，韦仁寿对南宁州的经营也是相当有成效的。“仁寿将兵五百人循西洱河，开地数千里，称诏置七州十五县，酋豪皆来宾见，即授以牧宰，威令简严，人人安悦。”[17]韦仁寿不仅消除“边人”的怨恨，而且设置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地方行政长官，使南宁州的州县数得以增加，州内各民族得以安抚，南宁州所辖地域范围也扩展到今洱海东部一带。韦仁寿不用武力，而以羁縻统治的政治招揽方法使南宁州疆域得以扩大，使西南地区更多的民族与唐朝建立了联系，促进了民族交流，发展了西南民族关系，为其他初唐西南的官员所不能及，为唐王朝经略南中、恢复西南地区各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朝的强大，对周边各民族产生出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今贵州、广西地区的民族群体都先后归附了唐朝，和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唐朝还在这一地区修筑了道路。“贞观十三年（639年）六月，渝州人侯宏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18]
唐朝还加强了在西部地区的经略。对今四川西部未归附，甚至反抗唐朝势力进入的各民族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手段，这样的现象发生，与唐朝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经过一段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唐朝对外交流的欲望也在增长，对外交通的恢复与发展是对外关系发展的具体表现，出兵松外一是为了镇压松外蛮的反抗，二是为了打通与西洱、天竺的联系通道，满足唐朝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巨大兴趣。为此，唐王朝的势力在西部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此后，洱海地区的民族群体也开始与唐朝建立附属关系，这为唐朝于麟德元年（664年）在弄栋川设立姚州都督府打下了基础。
姚州都督府的建立，表明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都建立起了间接的统治，其经营西南地区的据点已由郎州（今云南曲靖）、戎州（今四川宜宾）、巂州（今四川西昌）深入姚州（今云南大姚、姚安），以此为基础，唐朝的统治势力甚至深入更为偏远的地区。
（二）南诏国的崛起
1.南诏国建立的背景
唐朝时期，今西藏的吐蕃建立了吐蕃国。在公元6世纪后半期的南北朝末年至隋朝时期，吐蕃部落在达日宁塞王（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赛）的统治下成为邻近地区各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基本上统一了西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分。约在公元618年前后的隋末唐初，达布聂赛死去，其子囊日论赞（松赞干布之父论赞索）继任赞普。在消灭了北部的苏毗部落后，吐蕃赞普由山南的部落首领一跃成为西藏高原各民族群体的共主。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囊日论赞去世，松赞干布继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继任后，大展宏图，完备吐蕃王朝的各种制度，增强吐蕃的国力，扩大吐蕃的统治范围。向北击败吐谷浑，与唐朝接境发生了联系，在西南部与泥婆罗国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以此为标志，吐蕃与唐朝的关系进入友好的时期。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逝世，其孙芒松赞继位，由于赞普年幼，国相禄东赞辅国。禄东赞是松赞干布时期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吐蕃政治家，他是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这一发展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因此禄东赞在对待唐朝的态度上，思想感情与松赞干布是一致的。所以，禄东赞辅政期间，吐蕃与唐朝仍然维持松赞干布时期亲密友好的状况。[19]
但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渐强大的吐蕃对外扩张的欲望增强，这种欲望转化为行动就是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在对外军事扩张过程中吐蕃与东部的唐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松赞干布任吐蕃赞普前期，吐蕃与唐朝就有军事冲突发生。而在松赞干布当政及禄东赞辅政期后，由于继任者未继续执行与唐朝友好的政策，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则由亲密转而为矛盾纷争，双方的战争增多。开始时吐蕃多在唐朝的西北部入侵吐谷浑及西域诸国，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唐朝安西都护府，使得唐朝被迫放弃安西四镇，虽说长寿二年（693年）时唐朝曾“克复（安西）四镇”，但自此后唐朝的西部边境逐步向东退缩，至唐玄宗开元末年前后，退缩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塔什干附近，而吐蕃在此后加紧了对安西、北庭地区的争夺。[20]
在与唐朝在西北争夺地域的同时，吐蕃势力也开始南下进入唐朝的西南部与唐朝争夺。吐蕃不仅迅速地兼并了四川西部的诸羌羁縻州，而且把势力深入洱海地区。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永隆元年（680年）秋，“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但“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21]
唐朝在茂州新筑的安戎城为吐蕃所破，吐蕃势力直入西南，洱海地区各民族“皆降于吐蕃”，为吐蕃所吞并。吐蕃对其南下发展还相当重视，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吐蕃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归于治下”。[22]当时南诏尚未统一六诏，此处的南诏实际上就是洱海地区各部落。吐蕃的扩张，对唐朝整个西部边境都构成严重威胁，唐朝政府需要在漫长的西部边境上防范吐蕃的扩张，而由于西部边境线过长，在整个线路上对吐蕃进行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西北部唐朝采取了对吐谷浑、西域诸国进行扶植以对抗吐蕃的战略，但这一策略并未能取得良好效果，迫使唐朝直接出兵与吐蕃交战，然而战事也不顺利。在西南，虽然唐朝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和吐蕃争夺洱海地区，但是由于当地部落分散，各自为政，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叛服无常，使得朝廷始终无法实现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在此情况下，唐朝只得采取扶持地方势力，壮大地方亲唐势力以对抗吐蕃的入侵，即“以夷制夷”的措施，而南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唐朝统治者的注意之中。南诏地处唐朝与吐蕃势力的交接处，且长期与唐朝保持了较稳定的臣属关系，因此获得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发展起来。
2.南诏建立
据《旧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蜀鉴》卷10《西南夷事本末》也说：“南诏本哀牢夷。”传说到了舍龙的时候，当地部落纷争，舍龙为躲避仇家，率其子细奴逻及部众从哀牢山迁至巍山。此后，因居住地适宜农耕，经过辛勤开发，其农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到细奴逻时，已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蒙舍诏部落，并开始对外扩张。它首先兼并了白蛮首领建立的白子国。白子国（或称云南国诏、建宁国、白国）是洱海地区附属唐朝的政治势力之一。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廷册封白国（在今云南弥渡县）主张乐进求为首领，大将军”。[23]但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白国主张乐进求就让位于蒙舍诏主细奴逻。这种“让位”应该理解为蒙舍诏的扩张，即细奴逻兼并了白子国地区。随后细奴逻创建了大蒙国，以郭郡矣为武臣、波罗旁炎为文臣。蒙舍诏成为洱海地区强大的部落之一。
蒙舍诏政权在其建立后就与唐朝保持了紧密联系，其首领多次以藩属身份到唐朝都城长安朝拜。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蒙舍诏的建立者细奴逻遣使朝贡，唐高宗赐细奴逻锦袍。[24]永徽五年（654年）细奴逻派长子逻盛朝长安。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赐予锦袍。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细奴逻复遣子逻盛至长安谢皇帝赐给刺史之官。[25]逻盛任诏主时期同样也常入朝朝拜。至逻盛之孙皮罗阁继位时，蒙舍诏的势力在唐朝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一次大的发展。《云南志》卷3载：“……子皮罗阁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杨瓜州刺史。次男诚节，蒙舍州刺史。次男祟，江东刺史，次男成进，双祝州刺史。”[26]沙壶州有说即蒙舍州。杨瓜州在今巍山北部及漾濞一带，蒙舍州在今巍山一带，江东州又称河东州，双祝州地处不详，但应在蒙舍州附近，这样蒙舍诏蒙氏一家就最少据有了五个政治据点，这是唐朝政府承认的势力存在，也是唐朝对蒙舍诏采取扶植政策的具体行动，为蒙舍合六诏的战略打下了基础。
在六诏合一的过程中，南诏受到了唐朝的支持或者是默许，“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27]从《旧唐书·南诏蛮》的这一记载来看，事实上在征服其他诏的过程中，唐朝还直接参与了策划和行动。
南诏在统一洱海的过程中，首先征服的是邻近的蒙巂诏。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其王巂辅首死，无子，弟祛阳照立。祛阳照死，子照原立，丧明，子原罗质南诏。归义欲并国，故归其子原罗，众果立之。居数月，使人杀照原，逐原罗，遂有其地。”[28]其后，南诏利用越巂诏与白蛮豪族张寻求之间的矛盾，在唐朝政府的干预下，将越巂诏并入了蒙舍诏。《云南志》卷3载：“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元（应为‘开元’，公元713—741年）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29]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联合邆赕诏的诏主哶罗皮夺取了河蛮聚居的太和城和大厘城，其后皮罗阁又夺走了咩罗皮的大厘城，于是咩罗皮联合浪穹、施浪二诏，三浪诏合兵进攻蒙舍。在这一次战役中，三浪诏兵败，被迫向西北剑川、野共川等地退却，这样洱海周边地区尽归蒙舍，六诏合一了。
六诏合一是西南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蒙舍诏击败了长期的政敌，从而在洱海地区成为主导的政治势力，形成了唐朝时期西南地区的强大政权。这一时期南诏得到唐朝的大力支持，对合诏之事唐朝政府也是嘉许的。
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标志着南诏国的建立，此时南诏国为唐朝的属国。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南诏政权滋生出政治上的更多要求，皮罗阁对唐朝政府的控制也有了不满情绪。《旧唐书·南诏蛮》载：“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30]对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政权来说，这些行为的出现不足为奇，而且从这一情况也可看出当时的南诏政权是不满足于现有状况的，但对强大的唐朝还不能有所图谋，而对于周边的一些地区则是可以染指的，于是南诏就开始四处扩张。
（三）南诏国时期唐朝对西南的经营
南诏国的建立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南诏国建立初期，唐朝对南诏国控制较为有效。然而随着南诏国的强大与民族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南诏国统治者为代表的西南民族上层贵族分子开始对唐朝的统治不满，这种不满如遇到某些事件的刺激，就会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对当时介入西南的另外一个政治势力——吐蕃而言，由于南诏国的建立，其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已从军事的直接占领转变为与南诏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地区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复杂，各方势力开始进入一种敏感的状态，一些过激事件也就可能导致三方的平衡打破，唐朝对西南地区经营的难度加大了。
1.天宝战争
由于唐朝官吏和姚州都督府对滇西各族人民的压迫引起滇西各民族人民的不满，为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南诏上层贵族分子们利用来反唐。再加上南诏兼并东方爨区后，唐朝便企图用阁罗凤的异母弟诚节来代替阁罗凤为云南王，从而使南诏驯服于自己，并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南诏施加压力，这就使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了尖锐的地步。[31]阁罗凤在《南诏德化碑》中指出姚州都督张虔陀挑起民族矛盾的罪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质，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32]一方面唐朝对南诏的扩张愤恨，另一方面南诏对唐朝的加紧控制不满，加上唐朝边疆官员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南诏与唐朝的矛盾在加剧。
由于南诏对唐朝六件事情的处理有意见，南诏王阁罗凤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矛盾很大，张虔陀又上奏说南诏要反叛，使得双方的矛盾再也不能调和了。南诏与唐朝矛盾的公开化是从张虔陀失陷姚州开始的，《云南志》卷3说：“及张虔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33]这里提到两件事：一是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了姚州都督张虔陀；二是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南诏，阁罗凤联络吐蕃，南诏和吐蕃联军一起大败鲜于仲通的军队，这是唐、南诏的第一次天宝之战。
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基于南诏逐渐强大后，在对外扩张中与唐朝的利益产生冲突，因而形成的对唐朝的不满情绪，也有因张虔陀欲立边功，在处理与南诏关系上故造事端，激起南诏反叛，以期能因此而立功的不正确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张虔陀事件成了南诏与唐朝天宝战争的导火线。张虔陀的“矫诈”激怒了阁罗凤，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的“褊急寡谋”也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巂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34]南诏归降吐蕃，使唐朝对西南地区数十年的经营努力化为乌有。
从此，南诏与唐朝之间断绝了联系，连彼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邛部南部的清溪关道也因此而关闭了，唐朝政府还在清溪峡设关，《云南志》卷1载：“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759年）置关。”[35]从天宝九年（750年）起，南诏转而与吐蕃发展关系。但即使是与唐朝发生了两次战争，南诏仍表现出一种被迫为战的姿态，《云南志》卷3记：“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36]这就是说，阁罗凤在与唐朝交战时也在考虑将来要和唐朝重修和好，树“大和城碑”（《南诏德化碑》），正是为表明当时他与唐朝作战迫不得已的心情。这为将来的南诏、唐朝和盟埋下了伏笔。
唐朝在两次失败的天宝战争之外，也有对南诏用兵胜利的事件。“天宝八载（749年），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751年）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天宝十五载（756年），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37]《新唐书·玄宗本纪第五》对此事也有记载：“天宝八载（749年）……十月乙丑……是月，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38]这一路军队是从安南向南诏进攻的，而且取得了胜利，攻到了今天的安宁，而且从其后的记述来看，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这支军队都在不停地向南诏进攻。其后由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这支军队被调往西川，从步头路的进攻才停止。从时间上来看，阁罗凤攻陷姚州在天宝九年（750年），而何履光的步头路军队已在天宝八年（749年）开始向南诏进攻了。何履光从步头路进攻南诏，其目的是安定步头路，《新唐书·南诏传》有这样的记载：“七载（748年）……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39]占领安宁可以控制步头路，同时取安宁也可以控制这一地区的盐产地，由于盐是古代的重要资源，占领盐产地就可控制这一资源达到控制滇池地区的目的。南诏攻姚州，杀张虔陀，客观上也应受到了这一路军队行动的威胁，加之张虔陀对南诏态度的轻狂，使得阁罗凤下决心与唐朝一战，由此看来南诏与唐朝的天宝战争应起于天宝八年（749年），而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唐朝与南诏争夺对两爨地区的控制权，和对阁罗凤擅自率兵进入东部两爨区的不满。
天宝战争的产生，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人为的因素，如杨国忠、章仇兼琼之流为弄权、邀功，激变西南各民族，两种原因综合作用使得唐朝失去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同时也把自唐朝建立之后在西南一百多年的经营成果化为泡影。这一事变与唐朝当时的政局形势也有关系，唐玄宗开元时期是唐朝最繁盛的时期，可是，自唐朝建立以来各种矛盾的累积到此时也达到了顶点。[40]当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土地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农民失掉土地，到处逃亡，使唐朝的社会动荡不安。唐朝的颓势与南诏积极向上的升势形成强烈对比，使得南诏对唐朝产生轻视之心。同时，由于节度使权重兵多，主持一方边境大事，其对边疆地区政策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边疆地区与唐朝的关系。章仇兼琼挑拨爨氏集团内部矛盾，虽使爨氏统治一蹶不起，但并未达到控制爨氏地区的目的，反而被南诏乘虚而入。鲜于仲通、张虔陀等轻率对待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且大民族主义思想严重，不注意与当地民族首领的沟通，致使西南各民族产生激变，个人的不善行为给唐朝中央统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虽说南诏与唐朝发生战争，并因此割断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阻碍了西南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反之来看，由于南诏国的强大，使得南诏国的疆域内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西南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机会增大，而且除与唐朝断交外，南诏与其周边各国的联系相反得以加强，这就为内地与西南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更大空间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南诏虽与唐朝断交，但这只是政治关系的中断，在民间，各种形式的交往还在频繁发生，更何况南诏对唐朝一直心存向往，断交后的南诏国也在孕育着与唐朝复交的机会，同时也在为双方关系恢复后的大发展奠定基础。
2.贞元会盟
贞元会盟的背景。天宝以来唐朝从强盛走向了衰落，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扰乱了唐玄宗开元时期形成的繁荣稳定局面，连年的战争对社会生产，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平息叛乱，唐朝一方面倚重和发展各地藩镇，另一方面对外借兵，这些措施使唐朝中央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自唐太宗以来形成的对周边各民族“天可汗”的优势也在失去，这些因素造成天宝末年以后南诏与吐蕃不断对唐朝进行军事进攻。同时由于各节度使权力的加大，造成藩镇割据形势，各藩镇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其军事实力，保持不断的战事，成为发展军事实力的合理借口。作为西南边防前沿的剑南西川节度的情况也与这一时期唐朝各藩镇的情况相似，唐朝中央对藩镇已无力控制，崔旰为获取剑南西川节度使之职，不惜反叛，而唐朝中央因不能武力平叛，只能以授其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办法来平息这次西南的叛乱，由此可看出唐朝中央政府对藩镇的软弱。而在崔旰（大历三年改名崔宁[41]）据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十四年时间里，[42]一方面与其他藩镇争斗，一方面与吐蕃不断发生战争，西南地区无法实现和平稳定，这与当时整个唐朝的藩镇情况相一致。
对于吐蕃的连年犯境，唐朝也在考虑对策，当时的平章事李泌就献计：“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43]这是唐朝安定边疆地区的策略。这一策略被唐德宗采纳后，唐朝与回纥和亲成功，李泌又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44]这项建议也为德宗所采用，于是韦皋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招徕南诏。
而天宝战争以后的南诏成为吐蕃的兄弟之国，和吐蕃共同发起了对唐朝的进攻。天宝十四年（755年）攻占了巂州会同军。天宝十五年（756年），南诏又犯巂州。此后又转向西部扩张，向西降服了寻传地区及骠国等，使南诏国的西部疆域得以更加扩大。从公元752年完全摆脱唐朝的支配，与吐蕃联合共同对抗唐朝，到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再与唐朝和盟的42年的时间内，南诏势力向北越过了金沙江北岸，同时开拓了西部、西南部和南部边疆，巩固了东方原爨氏统治区，地域范围比之开元、天宝间才统一洱海地区时增大了好几倍。[45]
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死，异牟寻继位，继位之初异牟寻曾进攻唐朝。“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卒，以凤迦异前死，立其孙异牟寻以嗣……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郲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于是进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涯）峭且十万。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46]这次大规模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吐蕃与南诏也由此产生矛盾。(www.xing528.com)
《资治通鉴》卷226载：“……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47]吐蕃因战败而杀了诱导其与唐朝打仗的人，这人恐与南诏关系密切，或就是南诏的使者。异牟寻害怕了，修筑羊苴咩城，从大和城迁都新城，羊苴咩城西有苍山为屏障，东有洱海阻隔，南有龙尾关、大和城等数道防线，北有龙首关、大釐城等据点，故而易于抵抗外部进攻，异牟寻惧怕吐蕃因对唐战争失败而迁怒于南诏，因此进行了积极的防备。但吐蕃因此次军事失败对南诏还是进行了惩戒，将南诏王由赞普钟降为日东王，地位由兄弟之国降为一个附属国家，南诏与吐蕃自天宝以来结成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而且自此以后“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48]吐蕃还不断制造双方之间的矛盾，以期达到武力控制南诏的目的。《新唐书·南蛮传》载：“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汙，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有如偷生，实汙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拔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虑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49]吐蕃制造这些事件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吞并南诏。占领西南地区是吐蕃长久的心愿，与南诏结为兄弟之国只是一种过渡，再将西南地区从唐朝的手中夺下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吞并南诏，使其成为自己的属地。
南诏既有此“四忍”“四难忍”，又不能独自抵挡吐蕃的进攻，因而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与吐蕃及唐朝的关系，唐朝此时正欲招抚南诏，这就成为两国复交的重要前提。而在南诏与唐朝的贞元和盟中，南诏的清平官郑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回本为唐朝官员，为南诏所俘，受重用，为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代人的老师。故从郑回本人而言，回归唐朝是其愿望。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人以郑回为师，其思想中应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是异牟寻归唐的思想基础。异牟寻当政之初，立郑回为六名清平官之首，郑回的政治地位为其说服异牟寻归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新唐书·南蛮传》载：“（郑回）说异牟寻曰：‘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善之，稍谋内附，然未敢发。”[50]异牟寻对郑回所说深以为然，已决定归唐，但对唐朝仍有戒心，恰逢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积极贯彻唐朝中央政府的策略，多次主动与南诏联系，其积极而有耐心的工作促成了此次南诏与唐朝的贞元和盟。
贞元会盟。韦皋到西川就任后，不是用武力征服而是采用和平招抚的方式来安定西南边境各民族。韦皋在招抚西南边境地区的民族时获知南诏有归附的意图。
南诏对重新归唐是小心谨慎的，利用东蛮来试探唐朝的态度，使其归唐的意图逐渐地、隐晦地向唐朝表达出来。而唐朝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也在试图恢复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因而来归附的东蛮受到很好的接待。
同年，吐蕃入寇西川，韦皋用计致使吐蕃更加怀疑南诏。《资治通鉴》卷233载：“（贞元四年）冬，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51]因无南诏相助，此次吐蕃进攻唐朝的兵势已大减，已较容易对付，加之东蛮相助，打退吐蕃的军事进攻已是不难。失败后仅一个月，吐蕃不甘心又再次入寇西川，此次是吐蕃单独进兵，未要求南诏配合，但这次进犯再次为韦皋所败。吐蕃对这两次兵败十分恼怒，更将其败因归咎于南诏，“屡遣人诱胁云南。（贞元）五年（789年）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52]
一诱一胁，使南诏对两国产生了明显的亲疏感。但南诏对归附唐朝仍然心存疑虑。韦皋多次与南诏联络而无结果，于是派人直接前往南诏，当然此时韦皋还是比较谨慎的，所派之人为南诏旧臣。而吐蕃却探知有唐朝的使者在南诏，立即向南诏追问情况，在吐蕃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异牟寻也不得不让步，将韦皋使者执送吐蕃，吐蕃对南诏的疑心却更为加重，索取南诏大臣之子到吐蕃为人质。此时期吐蕃对南诏的行动极为注意，时刻留意南诏的动向，这些行为都更加激起南诏对吐蕃的不满。
贞元八年（792年）初，韦皋派兵杀了叛降吐蕃并阻碍南诏与唐朝交往的勿邓酋长苴梦冲，使南诏与唐朝的交通得以保持。反观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则愈加恶化。“（贞元八年）冬十一月……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53]
异牟寻下了归唐的决心。“不谋于下，阴决大计。遂三路奉使，冀有一达：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54]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南诏统治集团内部对南诏、唐朝和盟有不同意见，而且持这种不同意见的人还很多，以致异牟寻只能“阴决大计”了。异牟寻归附唐朝的诚意是很明显的，一共派了三路使者到唐朝去，这也说明当时由于一段时期的战乱，南诏与唐朝的交通已经不是很顺畅了，以致异牟寻本人对信使是否能到达唐朝都城都不是很确定。
唐朝政府对异牟寻的回归要求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云南志》卷3载：“贞元十年（794年），三使（指异牟寻所派的三路遣唐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款，许其归化。节度恭承诏旨，专遣西川巡官崔佐时亲信数人，越云南与牟寻盟于玷苍山下。”[55]据《云南志》卷10记载，盟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56]
盟誓以后，南诏军队立即展开对吐蕃的进攻。同时，南诏与唐朝之间的交通线也在恢复。“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57]“贞元十年十月，西川节度兵马与云南军并力破保塞、大定，献俘阙下。十一年（795年）正月，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邛南驿路由此遂通。”[58]
南诏的行为坚定地表明了它归顺唐朝的决心，于是从贞元十年（794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唐朝政府派遣使者袁滋专程赴云南册封异牟寻，南诏和唐朝又恢复了友好的关系。
南诏归唐后，不仅如李泌所言“断其（吐蕃）右臂”，而且南诏还成为唐朝对付吐蕃的重要力量，一减一增，在西南地区唐朝与吐蕃的力量对比立即发生转变，加之西北有回鹘与唐朝共同进攻吐蕃，唐朝西部边境的压力锐减，而吐蕃则受到了严重的压力，“正是南诏与唐朝联合向吐蕃开展进攻的高潮期间，吐蕃内部政局不稳定，牟尼赞普穷于应付唐朝与南诏的联合进攻，很少主动发起对唐朝边境的侵扰”。[59]吐蕃的内部政局不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受到唐朝和南诏的联合进攻有关。在这样的形势下，吐蕃也失去了以往频繁对外侵略的能力，转而谋求一些和平手段与唐朝改善关系，如贞元二十年（804年）牟尼赞普逝世后，其子赤德松赞就致力于与唐和好，这些都使唐朝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减轻。
从天宝年间南诏叛唐到贞元十年的南诏归唐可以看出，在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势力如果出现大民族主义的思想，都必然对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天宝年间，唐朝的张虔陀对南诏的行为及贞元年间吐蕃对南诏的行为，都是以大民族主义思想为背景的，任何对其他民族歧视、轻视的态度都必然导致民族反抗行为的发生，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发展。而抱着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的态度来发展民族关系，必然获得成功，使民族间关系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期，韦皋与南诏的关系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南诏国在不断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其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也在萌芽，只不过当时有唐朝及吐蕃两大政治势力的存在，使得这一思想还暂时受到压制，未能充分表露出来，以后随着吐蕃与唐朝的衰落，失去了约束的南诏统治阶级中的这一思想迅速地膨胀起来，更加频繁地以暴力形式对外扩张，西南民族关系又面临一次异常的时期。
（四）唐朝后期唐朝对西南的经营
1.唐朝对南诏的经营
韦皋担任剑南西川节度的21年时间里，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韦皋去世后，西南地区发生了变故。其部将刘辟把持剑南西川政务，而唐朝政府竟不能平息此事，又以对待崔旰造反的处理方法任命刘辟为西川副大使、知节度使，以换取刘辟听命于朝廷。元和元年（806年）唐王朝终于下决心收拾剑南西川的局面，派出部队攻克西川刘辟之师，擒刘辟，以高崇文任西川节度使，使得唐朝又能控制西南这一重要地区的局势。但在西川暂时稳定后，南诏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了内乱。所以这一时期唐朝与南诏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丰祐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60]劝丰祐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连名字都不按南诏的父子连名制来实行，表明劝丰祐是继异牟寻后南诏另一个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其继位时，“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61]自此以后，在劝丰祐在位的37年之间（823—859年），南诏向唐朝遣使朝贡16次，与唐朝保持了较稳定的臣属关系。但从劝丰祐统治后期开始，由于唐王朝驻西南的官员政策失误，所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渐渐疏远，到酋龙时，双方再次断绝关系，矛盾激烈纷争。但酋龙去世后，友好的关系又得到了恢复。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皇帝酋龙死，“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62]南诏倾全国之力来入侵唐朝，使得唐朝损失惨重，而自己却也耗费不少。双方人民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欲停止战争，于是南诏陁西节度使段瑳宝与唐朝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联络请和，高骈也奏请与南诏和亲。其后，南诏再次向唐朝求和，《资治通鉴》卷253载：“五年（878年），四月，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63]唐朝廷内部对与南诏和亲之事争论不休，议而无决，南诏所派的迎亲使者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三人还为唐朝所杀。[64]但由于南诏不断向唐朝进攻，唐朝外患不已，而南诏对与唐和亲之事一直抱有希望，又派使者到唐朝迎亲，“中和元年（881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毡罽百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65]唐朝不得已，于广明元年（880年）决定与南诏和亲。“中和三年（883年）秋，七月……南诏遣布燮杨奇肱来迎公主。诏陈敬瑄与书，辞以‘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从，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66]这是南诏与唐朝唯一一次和亲。自此以后，唐朝与南诏各自应付国内政事，没有再发生战争。
2.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冲突
在劝丰祐时期，南诏的政治局面也与唐朝中期以后的相同，藩镇权大，甚至左右国家政权。南诏拓东节度使王嵯巅自从杀劝龙晟、立劝利后，掌握南诏大权，劝丰祐继位后，南诏的大权仍掌握于王嵯巅手中，虽然劝丰祐有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意愿和行为，但其在任期间，南诏对唐朝仍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包括南诏军队第一次攻入成都。
自此以后，南诏又有数次入侵唐朝的剑南西川，但由于唐朝开始在西川布置严密的防守，致使南诏向西川的进攻都不太顺利，于是南诏转而从其东南部，向唐朝的安南都护府进攻。
南诏虽对唐朝实施了一些军事的侵扰，但如前所述，在劝丰祐时期，南诏与唐朝还是保持了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时期，南诏与唐朝的交流是广泛而频繁的，这样的交流对南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诏在劝丰祐时期又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而唐朝则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日益衰落下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三者互相交织，使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加剧，唐朝逐渐走向衰亡。唐朝中央在政治日趋黑暗的情况下，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就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因而丰祐统治末年，南诏与西川的关系即发生细微变化，开始紧张起来。贞元年间，韦皋镇西川，开辟清溪道（即清溪关路）以通南诏，方便南诏自蜀地朝贡京师。让南诏贵族子弟作质子至成都求学，学习诗史书数，学成即回南诏，然后再遣其他子弟入学。
唐朝晚期政治已经表现出混乱的局面。南诏国王劝丰祐已死而唐朝不知，仍然下诏给他，这当然使得继任的劝丰祐之子酋龙大怒。对自己的失误不予更正，反而因受到不周的礼遇而不满，泱泱大国对自己的错误不能正确认识，对属国的无礼反而极为看重，以“不遣使来告丧”并“名近玄宗讳”为由不对酋龙册封，自愿放弃了对南诏的统辖，使得酋龙自立为帝，与唐朝分庭抗礼。
南诏与唐朝断绝了从属关系后，立即全面发动对唐朝的战争。此时的南诏经济、社会已有很大的发展，而其邻国中的吐蕃在开成三年（838年）达磨赞普继位后内部的矛盾尖锐，国势日衰，长期对唐朝边境发动的掠夺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国内的生产和生态环境，天灾人祸同时降临。加之达磨赞普死后，吐蕃王室内部派系纷争，各节度争权夺利，[67]吐蕃已无力东进入侵唐朝，当然也就无力顾及南诏。这一大势力的衰落，使得南诏顿感轻松，压抑已久的对外扩张欲望可以充分地表露出来，对吐蕃发动战争不能获得较大的利益，只有向唐朝进攻才能有更大的收获，于是南诏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进行向东部的扩张，与唐朝争斗。
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鄠与监军奔武州”。[68]唐朝于次年派兵与南诏在安南都护府地区交战，“二年（861年）春，正月，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夏六月，癸丑，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时李鄠自武州收集土军，攻群蛮，复取安南；朝廷责其失守，贬儋州司马……秋七月，南诏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69]这是南诏第一次攻陷交趾。这次南诏进攻安南都护府，不仅攻下了交州，而且还于次年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南诏已在整个安南都护府的西境对其进行进攻，而唐朝由于后期的衰落，在防御上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只能任由南诏军队进退。
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犯安南，因唐朝准备充分，兵势强大而退却，但同年十一月南诏又攻安南，“十一月，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70]此时，唐朝已无力防御，准备弃交趾而保邕州，但南诏进军迅速，交趾城被围，都护蔡袭城破溺海而死。南诏继而进攻邕州，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所阻而退。这时，唐朝已无力再与南诏争安南之地，岭南以外地区悉数放弃。《资治通鉴》卷250载：“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使思缙据交趾城，奚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71]到咸通七年（866年），交趾城才为高骈所收复，安南之地重属唐朝。
安南都护府为南诏所攻占后，唐朝对这一地区失去了控制，虽有时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抵挡住了南诏对邕州的进攻，但安南之地却不能立即收复。这种情况持续到咸通五年（864年）高骈任安南都护以后才有所改观。高骈到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到安南的次年就立了功。“六年（865年）秋七月，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峰州蛮众近五万，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72]高骈在存在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而获得胜利，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但这样的才能更为监军李维周所忌妒，高骈在安南期间所立战功均不得上奏，致使懿宗发怒，遣人代替高骈。这时高骈正围攻安南城，幸得高骈部将报捷及时，使朝廷收回了命令，由于中间这一变故，致使南诏主力军队得以乘隙破城出逃，高骈再至交趾时，只得“复督励将士攻城，遂克之，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者朱道古，斩首三万余级，南诏遁去。骈又破土蛮附南诏者二洞，诛其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万七千人。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自李涿侵扰安南，为安南患殆将十年，至是始平。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73]在高骈任安南都护后，唐朝才收复了安南地区，结束了历时十年与南诏在安南的战争，南诏在向其东南方向的扩张受到抑制。
南诏在进攻唐朝安南都护府的同时也在不断侵扰西川，从酋龙继位（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其去世（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19年间曾四犯西川，一入黔中，从唐朝的剑南西川和黔中道对唐朝进行入侵。
南诏酋龙继位后第一次侵入剑南西川是在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资治通鉴》卷250载：“二年秋七月……会南诏寇巂州，攻邛崃关，穆遂不行。”[74]此时南诏已第一次攻占交趾，唐朝欲修和双方关系，派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追悼劝丰祐，以补大中十三年之过。这次入犯西川由于南诏同时在入犯安南，兵势不盛，故并未对西川造成很大影响。咸通六年（865年），“巂州刺史喻士珍贪狯，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巂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75]第二次入犯由于两林部落的帮助获得了胜利，攻入了巂州。
南诏三犯西川是因董成事件而起。《资治通鉴》卷250载：“咸通七年（866年），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愤怒，福乃命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76]西川节度使李福因与南诏使者见面的礼节的争执和南诏使者发生冲突，因而扣押南诏使者，幸得其继任者刘潼释放了南诏使者，唐懿宗还将使者召到京城予以接见，“厚赐而遣之”。这本是双方缓和关系的良机，却又为唐朝官员所破坏了。
咸通十年（869年）南诏派遣使者至西川来感谢唐朝释放其使者，却碰到了一个欲立边功而不惜激起与南诏战争的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李师望杀南诏使者杨酋庆，激怒了南诏，致使南诏倾国入犯西川，而其本人用计调离西川，脱身事外。这次入犯，由于安南战事已经结束，故南诏能倾全国之兵力来攻打西川，兵势胜于前两次入犯，南诏军队渡过了大渡河，成都又面临兵灾。
成都百姓自太和三年（829年）被王嵯颠攻陷后已成惊弓之鸟，听到南诏军队又要攻来，周围的百姓都逃入城中，成都守将却在此时才开始准备御敌。由于成都的将士齐心，加之百姓协助，成都一时未被南诏攻下，而成都近郊却为南诏所攻掠，直到朝廷所派颜庆复部队到达方击败南诏，南诏退军。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南诏第四次进犯西川。此次进犯，南诏军队渡过了大渡河威胁成都，此时成都城中无人能守御，唐朝只得调遣在安南破南诏有功的高骈前来西川御敌。“二年（875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77]由于在安南曾大败南诏军，威名所至，已为南诏所惧，高骈未到成都，南诏已开始撤军，高骈命军追击，“杀获甚众”，成都之难遂解。
在进攻西川的同时，南诏还进犯黔中。“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悰囚而奏之。”[78]这次南诏攻入了黔中道，黔州不修武备，为南诏所侵占。
长时期的交战导致唐朝与南诏双方耗损严重，同时唐朝与南诏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爆发了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次年又有黄巢起义，这两支起义部队对唐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南诏由于连年的战争也导致国内空虚，《新唐书·南蛮传》载：“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79]因此，在天复二年（902年）南诏王族被权臣郑买嗣所杀，南诏灭亡，而五年后唐朝也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从此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