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承和融合

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西南民族地区移民。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及定居，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内地汉民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等逐步对西南民族地区产生了影响，所以本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交通沿线、郡县驻地周围地区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消失，汉文化凸显出来并具有了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与此同时，这些汉文化在与当地民族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最终又发生了涵化和转型。

（一）汉文化的传播

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由于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民主要居住在交通沿线，因此本时期汉文化也以道路为中心向两侧传播，越接近交通要道及郡县驻地，汉文化气息越浓厚。

这已从考古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在四川西南部、云南和贵州发现了大量的汉晋墓葬。在云南，滇东北的昭通、曲靖，滇中的昆明、楚雄以及滇西的大理和保山都出土有汉晋墓葬；在贵州，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威宁、赫章、黔西、金沙，黔中清镇、平坝、安顺以及黔西南的兴义、贞丰以及黔北的沿河、务川等地；在四川西部，虽然墓葬多被盗掘或破坏，但凉山州的西昌市以及昭觉、美姑、越西、喜德、盐源、冕宁、会理等县都发现有汉晋砖石墓零散的汉砖。当我们将这些出土汉晋墓葬的地点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现他们基本都分布在汉以来形成的连接西南与内地的灵官道、五尺道、永昌道以及牂牁道和从巴郡进入贵州的道路两侧。

两晋时，今滇东北地区因有靠近四川的五尺道经过，迁入内地移民居住较多，因而受到内地较深的影响，汉文化色彩亦明显浓于宁州其他地区。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92]“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93]可见，当时当地汉民子弟已经通过科举入仕，并且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大姓的子弟。除通过科举入仕外，当时在西南地区还实行晋朝每年举荐秀才、廉良的制度。《华阳国志·大同志》即记载：“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94]

从考古材料来看，滇东北地区也是汉晋墓葬最为密集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昭通地区已发现300多座。从墓葬结构看，这些墓葬多以高大的封土堆为标识，一般称为“梁堆”。梁堆多为砖室墓，基部或砌石块，有墓道，单室、双室或附耳室，券顶或四角攒尖顶。葬具常用石棺，棺上雕有画像，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墓葬出土有铁器、铜器以及陶器等。其中出土的朱提堂狼洗的铸造年代在东汉晚期，出土铜镜等器物也多具汉晋风格，货币中有汉五铢、王莽时货泉、货布、大泉五十，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及“剪轮五铢”，再加上纪年砖所给出的信息，人们基本认定这类墓葬从东汉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并且与内地同时期的墓葬基本上属同一类型。^[95]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昭通后海子发现的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公元376—396年）年间的霍承嗣墓。从壁画中可看出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汉民着汉式服装、住汉式房屋、信仰汉族的四神、使用汉族常用的麈尾和仪仗等，^[96]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与内地汉族地区并无不同。

在今曲靖市发现的大小爨碑，也反映了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南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文化交流，汉文化的传播并未中断。《爨宝子碑》立于大亨四年（考证为公元405年），碑为青石质，碑首为半圆形，碑身为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因形体较小而被称为小爨碑。该碑碑文中多别体字及假借字，此为晋唐间碑刻文字常见现象。又，爨宝子字宝子，名与字同，此亦晋南北朝时始兴的习俗。《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同为青石质，碑身为长方形，碑额为半圆形。碑额上部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有穿，其左右两边刻日、月，日中有三足金乌，月中有蟾蜍。碑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形体伟岸，仪态丰硕，所以又被称为大爨碑。两碑从碑文内容上看，尽管长短不一，但都辞彩华丽、文笔凝练、流利畅达，同时两碑文多别体字及假借字，书法极佳，大爨碑更被认为是八分书的楷模。^[97]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南中大姓具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仍然不断地有汉民进入西南民族地区，其中越巂郡、牂牁郡及永昌郡是汉民进入的重点区域，而随着他们的进入，汉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西晋末年，由于流民进入，蜀中动乱。“永嘉元年（307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僰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巂、牂牁，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98]专门针对移民设置郡县以及参军，可见当时进入这些地区的汉民数量之多，而伴随着汉民进入的是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今凉山州考古学者已经收集了上千块汉晋时期的墓砖，其中有相当数量可辨别为两晋时期的墓砖。例如，1990年，西昌市发现了“新都大守庞府君墓”，该墓的墓壁上嵌有正反两种隶书字体铭文砖。汉晋之际，“太”字都不加点如“大”字，“大守”即“太守”。太守为郡之长官，府君为太守之尊称。由此可知“新都大守”当是“新都郡太守”。新都郡有二：一为三国吴置，在今浙江省；一为晋所置，在四川省广汉。这里显然指的是后者。新都郡存在的时间很短，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年）改广汉郡为新都郡，到304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复新都郡为广汉郡。由此看来，此姓庞的太守应当是在这段时间内逃亡至邛都，死后葬于此。

自东汉设立永昌郡以后，随着大量官吏、士兵及商人的进入，汉文化更是深入传播到了今天云南西南部的广大地区。魏晋时期，大姓吕氏长期统治今保山地区并在当地留下了数量较多的遗存，如城池、桥梁、水利设施和墓葬等。在保山城南法宝山东麓保存有一古代人工农田水利设施遗址，《永昌府记》和东堤《碑记》都认为其是蜀屯军所筑。又在保山东南的汪官营村发现有蜀汉纪年墓1座。该墓保存有模印“延熙（蜀后主刘禅年号）十六年七月十日”的纪年砖，所存随葬品多为陶制品，有陶鸭、陶牛、陶鸡、陶狗以及陶罐、陶钵、陶盆、陶缸、陶尊、陶仓、摇钱树陶尊等，此外有铜刀、铜泡、铁钉等物品。其中陶牛形象为滇西历来用于农耕的主要品种驼峰牛。这些遗存反映了永昌郡当时的农、牧、手工业生产和文化发展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受到了四川文化的较深影响。^[99]

（二）汉文化的涵化

如前所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必要和当地土著民族发生联系，在人口处于劣势，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和内地联系减少的情况下，西南土著民族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等又逐步对汉族移民产生了影响，经过长时间的交流、融合，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逐渐涵化。

最初，文化的差别与抗拒，民族之间接触的强度低、频率少就使得汉族移民和西南土著民族之间文化的涵化处于较浅的层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移民逐渐土著化，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开始认可和接受当地民族的文化。这充分说明了为了生存与发展，本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汉文化已经开始了“夷化”的变迁进程。

南北朝中期以后，西南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关系淡薄，在长期与母文化隔绝的情况下，汉族逐步与当地土著民族发生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白蛮，而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汉夷文化涵化出了新的文化。这一文化保留了许多汉文化的因素，如从语言来看，“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从文字来看，白文是用汉字记白音，大部分直接用汉字，少部分参照汉字创新字；从丧葬习俗来看，“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同时，其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夷文化的因子。例如，从宗教信仰来看，南中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鬼教保留了下来，此外白蛮也同南中的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披毯，服饰等和汉族已经不同。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随着中原地区移民的进入，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加强，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但随着交往的中断和减少，在和当地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也在相互交流、彼此吸收中逐步涵化。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920页。

[2]此外蜀汉还曾以姜维、李恢分领凉、交二州刺史。但凉州所辖仅武都、阴平二郡，原为益州旧属，仅占今甘肃东南端一隅之地，不能称为一州。交州土地属吴而不在蜀，由建宁太守遥领更是徒有虚名而已。

[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913页。

[4]《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192页。

[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94页。

[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3页。

[7]《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94页。

[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3页。

[9]《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94页。

[10]《三国志·蜀书·王连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009页。

[11]《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046页。

[1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2页。

[13]《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983页。

[14]《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983页。

[15]《三国志·蜀书·霍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008页。

[1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62页。

[1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0页。

[1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1～362页。

[19]《资治通鉴·晋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第2575页。

[2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3页。

[2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5页。

[2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73页。

[23]《晋书·王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110页。

[2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74页。

[2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78页。

[26]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5页。

[27]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28]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29]《三国志·蜀书·霍峻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008页。

[30]《三国志·蜀书·张嶷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052页。

[31]《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844页。

[32]《宋书·张茂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510页。

[33]《魏书·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49页。

[34]《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29页。

[35]《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29页。

[3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55页。

[3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8页。

[3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8页。

[3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页。

[4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68页。

[4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3页。

[42]《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4页。(www.xing528.com)

[43]《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4页。

[4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3页。

[45]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46]白翠琴：《论蜀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4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4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49]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50]《爨文化初探》，载范建华《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5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

[52]《宋书·穆帝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60页。

[53]《宋书·少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65页。

[54]《宋书·萧惠开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01页。

[55]《宋书·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8～89页。

[56]《南齐书·州郡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303页。

[57]《梁书·徐文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640～641页。

[58]《周书·尉迟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第350页。

[59]《周书·武帝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第78页。

[60]《隋书·梁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126页。

[6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363页。

[62]《隋书·梁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126页。

[6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94页。

[64]《永昌郡传》，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6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

[66]《永昌郡传》，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67]《广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68]《南中八郡志》（辑轶），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69]《广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70]《广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7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87页。

[72]《南中八郡志》（辑轶），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7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53、457、417、430、431页。

[74]《南齐书·刘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653页。

[7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18页。

[76]《南中八郡志》（辑轶），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77]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载《云南文物》1987年第22期。

[7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14页。

[7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40～441页。

[8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20页。

[8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3、447页。

[82]《益州记》，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8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页。

[84]《永昌郡传》，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8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诗义疏》，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86]《广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87]《诗义疏》，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8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43页。

[89]《广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9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1页。

[9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95页。

[9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16页。

[9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3页。

[9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15页。

[95]李昆声：《55年来云南考古的主要成就（1949—2004年）》，载《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96]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100页。

[97]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119页。

[9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43页。

[99]耿德明：《云南保山发现的蜀汉遗存》，载《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