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南中地区，在取得胜利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加上推行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所以南中地区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内地社会动荡，但西南民族地区基本上避免了战乱的破坏，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为内地王朝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及财富。例如，诸葛亮南征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晋时，“每夷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61]一直到隋初，任益州总管的梁睿还上奏称南宁州“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62]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地理环境以及开发程度不同的影响，西南各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
在开发较早地区，农业生产已经较为发达。例如，晋宁郡，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63]越巂郡，“自建宁高山相连，至川中平地，东西南北八十余里。特好桑蚕，宜黍、稷、麻、麦、稻、粱”。[64]而东汉以后才开发的永昌郡，自然条件优越，“土地沃腴……宜五谷，出铜锡”。[65]除民间农业生产之外，蜀汉时还在今曲靖一带置立屯田，后这一做法被两晋和刘宋所继承。晋代由五部都尉管理今曲靖一带的屯田，建宁地区的《爨龙颜碑》碑阴就刻有树碑人的姓名和官职，其中有“屯兵参军雁门王文”和“屯兵参军建宁爨孙记”，可见刘宋时建宁郡设有专门管理屯田的官职屯兵参军。
在有些地区，虽然已经有了农业生产，但由于受生产技术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业产品并不足以自食，所以各民族还发现了一些可以代粮的植物。兴古郡，“经千里皆有瘴气，菽、谷、鸡、豚、鱼、酒不可食，食皆病害人”。[66]可见，当地已经有了农业生产，但“自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谷。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资以为粮”。据《广志》记载：“桄榔树，大四五围，长五六丈，洪直，旁无枝条。其颠生叶不过数十，似棕叶。破其木，肌坚难伤，入数寸，得面赤黄，密致可食。”[67]此外，在兴古等地还有莎树。“莎树大四五围，长十余丈，树皮能出面，大者百斛，色黄，鸠民部落而就食之。”[68]“莎树，多枝叶，叶两边行列，若飞鸟翼。其面色如白，树收面不过一斛，捣筛乃如面，不则如磨屑。为饭滑软。”[69]此外《蜀志记》记载说：“莎树，大四五围，长六七丈。峰头生叶出面，一树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另，唐李珣《海药本草》“木”引《广志》作：“作饭饵之，轻滑美好，白胜桄榔面。”由此可见，桄榔树和莎树并非同一种植物，它们应都是一种棕榈树植物，其髓部富含淀粉，采之可作饼饵。
各民族还依据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等培育出了不同的经济作物。在朱提、建宁等地有“重小豆，一岁三熟。椠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花，可为面”。在犍为僰道，人们培育出了美味的荔枝，“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朝偈，此三种为美；次鳖卵，大而酸，以为醢。和率生稻田间”。[70]平夷县，山出茶、蜜。[71]另外，在南中很多地区都有槟榔，“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72]
西南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魏晋时期，许多矿藏都陆续得到了开采。《华阳国志·南中志》即记载：贲古县，山出银、铅、铜、锡；律高县，出锡、银；堂螂县，出银、铅、白铜；永昌郡，有黄金，出铜锡。[73]
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矿冶业中值得称道的有青铜器、朱提银的生产等。产于朱提的铜洗多署东汉年号，反映出今滇东北地区在当时的冶铜业比较发达，但东汉以后这种情况仍未有变化。南齐时，在南广郡（治今盐津）蒙山下发现了一处冶铜旧址，据《南齐书·刘悛传》载：“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两丈，并居宅处犹存。”[74]所发现的冶铜遗址当距南齐不远，有可能是两晋时的矿冶场。铜矿多采取的是露天开采技术。从冶炼炉的规模来看，与清代云南的冶铜炉已不相上下，可知两晋时宁州的冶铜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此外，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会无县“河中有铜胎，今以阳祀之，可取，河中见存”。[75]可见，当时川西也已有了冶铜业。
除青铜器外，西南地区的银矿开发也很发达。“云南旧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亡破以来，时往采取，银化为铜，不复中用。”[76]滇东北的朱提郡最初以银为大宗，是汉代全国闻名的硬通货，故时有汉嘉金、朱提银的说法。从实物和史料来看，“朱提银”曾被规定为全国的流通货币，可见其产量之高，随着朱提银的出名，朱提甚至成了白银的代名词。《聊斋志异·官梦弼》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女一日如舍中，见断草丛丛，无隙地，渐如室内，坐埃尘中，暗觉有物堆积，蹴之连足，拾视皆见朱提。”此外，20世纪30年代，曾在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铸范数枚，背面有“日利千万”四字，这是汉晋时期常用的吉祥祝词，可知当时云南已有铸钱业。[77]
铁的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台登县，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78]梁堆出土了大量汉晋时期的兵器以及生产生活用具。西晋时，还在职官中设了专门管理铁业采冶的铁官令一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有“大姓铁官令毛诜”。(www.xing528.com)
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狼地区冶金事业方面还有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出银、铅、白铜。张揖《广雅》卷8云：“白铜谓之鋈。”白铜是铜镍的合金，镍在欧洲是18世纪才提炼成功的。而在我国远在公元3世纪时即已出现，其产地即在盛产银铜的堂狼。晋代以后，云南出产的白铜，在全国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国外。
澜沧江沿岸的民族已经开始从河沙中淘金沙并加以冶炼。《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录了“博南县（今永平），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79]《水经注·若水》也记载：“兰沧水出金沙，越人收以为黄金。”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制盐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因其巨大的利益，这些盐井多被官府所控制。定笮县，“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禽，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80]此外，有盐井的南广县、蜻蛉县等都设有盐官。[81]在这些盐井中，连然县的盐业生产在汉时已有规模，到晋时产量进一步扩大。《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
西南各民族因地制宜，其制盐的方法也有多种。“《益州记》曰：汶山、越巂煮盐法各异：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越巂先烧炭，以盐井水沃炭，刮取盐。”[82]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各民族地区的丝织业已经比较发达。当时的永昌郡等地都有丝织品。永昌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83]越巂郡，“特好桑蚕，宜黍、稷、麻、麦、稻、粱”。[84]
西南各民族还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了不同的纺织品。其中，当时闻名遐迩的有木棉布、桐华布和兰干细布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85]据《广志》：“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86]此外，云南郡、牂牁郡都出产桐华布。“白桐宜琴瑟，今云南牂牁人绩以为布。”[87]云南郡，“亦出桐华布”。[88]除桐华布外，西南地区还有木棉布。木棉树，“为棉甚软。出交州、永昌”。[89]同时，西南各民族还广泛地生产麻织物，其中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最高的，又首推永昌郡所产“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90]
因为分布着大量的游牧民族，所以西南地区的毛织品也很丰富。在永昌郡，除棉织物外，又有罽旄、帛叠。在川西氐羌系民族的生活中，毛织品更是重要。汶山郡，有“牛马、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羖之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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