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简介

（一）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和夷帅的政治关系

秦汉以来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大姓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结合后，形成南中地区大的政治实力。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特别是刘备据蜀后，照例对南中地区进行统治，于是与地方大姓、夷帅产生了矛盾，大姓、夷帅开始割地自雄。雍闿、孟获共同盘踞了益州郡；朱提大姓朱褒则以牂牁太守的身份把持了牂牁郡；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在永昌郡闭关自守；越巂郡成为叟帅高定元的势力范围。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大姓、夷帅乘机而起，高定元杀死了蜀汉的越巂郡将军焦璜，叛乱称王；雍闿、孟获把蜀郡派来的益州郡太守张裔绑送东吴；牂牁郡的朱褒则杀了蜀汉派来巡视的常颀。此外，雍闿还与孙吴在交州的官员密切往来，以求利用孙吴牵制蜀汉，孙吴也遥署雍闿为永昌郡太守，这又触及了永昌吕凯的利益，一时间整个南中的民族关系显得错综复杂。

于是，诸葛亮在公元225年春兵分三路，出征南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兴三年（225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刚闻蜀汉军队出动，雍闿便带领自己的部曲自益州郡北上，与高定元合力抗击诸葛亮率领的主力。《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高定元自旄牛（今汉源）、定笮（今盐源）、卑水（今美姑）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41]但诸葛亮率领的军队很快就打垮了失去雍闿联军支持的高定元部曲，杀了高定元，渡过了泸水而南入益州郡。与此同时，马忠率领的东路军也顺利地攻入了牂牁郡，李恢率领的南路军从平夷（今贵州毕节）入益州郡，虽然一度困阨，但最终还是突围取胜。《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42]李恢南路的胜利，震动了北方的孟获，把东路军也连接了起来，给诸葛亮统率的西路主力军能够迅速地南下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最先是对两汉以来传统的郡县进行改建。《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43]此七郡（加朱提郡），另作一个大的行政区由庲降都督管辖。同时，吸收大姓、夷帅中的突出代表人物到蜀汉中央政权中为官。《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署，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44]此后，蜀汉先后派到南中的汉族官吏，能够很好地理解诸葛亮的政策而根据地方具体情况进行施政的，便在政治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从公元225年平定南中一直到公元263年蜀汉为魏所灭的38年间，南中政局都比较稳定，南中各民族因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到近代，景颇族中还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种谷子，傣族也认为自己的房子是按诸葛亮的帽子的形式建盖的。其实，这些都不可能是诸葛亮教的，因为诸葛亮不曾到过这些地区，传说的实质，是在诸葛亮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之下，南中各少数民族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汉族接触，是蜀汉统治对南中民族经济发展所给的影响。^[45]而在南中各民族中，诸葛亮的民族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故事更是不可胜数，并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滇考·诸葛武侯南征》中说诸葛亮“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彝众感悦”。景颇族传说诸葛亮是南中各种制度的创造者。佤族传说稻种是孔明给的。基诺族传说诸葛亮赐给他们茶籽，使基诺山成为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基诺族男子衣背正中间往往刺绣圆形图案，基诺人称之为“孔明印”，或说是孔明的“八卦”，祭祀神鬼时还呼喊孔明先生，并传说基诺族的祖先是孔明南征部队的一部分，因途中贪睡而被丢落。^[46]傣族传说他们居住的房屋形式，是在诸葛亮的指导下，按照诸葛帽的样子建造的。在巂州，人们认为诸葛亮还亲自教当地人种蔓菁，所以称蔓菁为“诸葛菜”。而关于诸葛武侯的遗迹在南中地区更多，以永昌一郡而言，诸葛堰、诸葛营、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比比皆是。事实上，诸葛亮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向南中人民传授以上所有的技艺，而且南中有的地区，如永昌郡诸葛亮也并未到过。但这些故事却充分地反映出由于蜀汉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能够相互接触，彼此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中各族人民在杂居共处中所建立的情谊。

（二）南中大姓和夷帅之间的政治关系(www.xing528.com)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关系集中地表现为南中大姓和夷帅之间的关系。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当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时，必然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事实上，在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接触和联系是有限的，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冲突或排斥。首先，作为汉政权对南中进行统治的重要力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占领了原属于土著民族的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及夺取了相关的资源，其间必然遭到了南中各民族的激烈反抗；其次，由于封建王朝对南中民族实行“羁縻”统治，保留了绝大多数部落和小奴隶主的辖区，而汉族移民则依附封建官吏、军官、地主，以郡县据点、交通沿线为中心形成汉族聚居区，双方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频繁的接触；最后，汉族移民带来的汉文化，是建立在封建制基础上的一整套生存方式，而南中土著文化，则是建立在奴隶制和部落基础上的另一类生存方式。封建制基础上的生存方式，是奴隶制和部落制的破坏力量，而奴隶制和部落制的生存方式，则是封建制的滞后力量，两者之间存在异己和排他的关系，保持着严格的界限。这样，文化的差别与抗拒、民族之间接触的强度低、频率少就使得汉族移民和南中土著民族之间文化的涵化处于较浅的层次，主要是南中土著民族接受了汉文化中先进的铁工具以及农耕技术等，而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政治、军事、法律、宗教、风俗习惯，以及蕴含在这些东西之内的伦理道德和心理素质等，则仍然是自成一体，没有根本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南中大姓为代表的汉族移民逐渐土著化，这时夷汉双方都接受了彼此的存在，视对方的存在为当然，并且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南中大姓试图笼络夷帅来对抗王朝势力，而夷帅也希图通过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南中大姓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其他地方势力（夷帅或大姓）争夺地盘和资源，这样南中大姓和夷帅开始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例如，益州大姓雍闿“恩信著于南土”。在反抗蜀汉的过程中雍闿派建宁大姓孟获诓骗夷叟说：“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结果是这些民族相信了孟获的话，“皆从闿”。^[47]这表明当时南中大姓和夷帅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交往，否则夷帅是不会相信南中大姓的。当然在为了共同利益而彼此联合的同时，他们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发生着斗争，面临蜀汉强敌时高定元杀雍闿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在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彼此的文化，南中大姓和夷帅不再是敌视和排斥，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和接受了。例如，雍闿反蜀时就假借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中盛行的鬼教（巫教）说：“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将蜀汉新派的太守张裔绑送到了东吴。在南中大姓有选择地接受了夷文化的同时，夷帅也接受了汉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如越巂叟大帅高定元，杀害将军梓潼焦璜的斯都耆帅李承之，从他们的姓名来看，显然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蜀汉以后，由于诸葛亮“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48]1963年，在昭通县（今昭通市）城东北发现的一座晋代壁画墓证明了大姓所拥有的“夷汉部曲”的存在。在墓室北壁正中，画有着汉服的墓主坐像，右旁的铭文曰：“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巂兴古三□□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霍使君像。君讳□字承嗣，本是荆州南郡枝江人，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墓。”四壁各分层画人物及鸟兽，其中人物多为墓主的侍从，除着汉服者以外，还有披毡赤足，头上发结突出一撮如角，与近代凉山彝族服饰相同的夷人部曲。^[49]这些情况表明，不仅南中大姓和夷帅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并且这种交往延伸到了夷汉人民中间。由于民族的界限有所打破，夷汉人民之间接触的频率、强度大大增加，所以他们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涵化。《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对于“遑耶”的含义，一般认为是“与夷为婚”，也就是彼此通婚、结成姻亲关系。^[50]也有的人认为“遑耶”是类似于汉族拜把子或结干亲家，没有血缘上的联系。^[51]但不管哪种说法，它都表明了夷汉人民之间关系更加亲密了。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以南中大姓为代表的汉族逐渐夷化，而以夷帅为代表的夷人（指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和汉族移民接触较多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则逐渐汉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涵化、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的“夷化”“汉化”仅只是说明了夷汉人民彼此接受对方的文化，并不是说，此时的南中大姓已经变成了夷人，而夷帅变成了汉人。事实上，在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长期存在，南中地区和中原的联系并未中断，彼此声息相通的情况下，南中大姓仍然牢固地保持着其汉文化的特征，从经济、文化到心理素质等方面都还在认为自己是汉人。一直到了隋唐时期，汉文化和夷文化才混合和合并为一个新的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