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简编

（一）夜郎、滇国的解体及夜郎、滇人的迁徙

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夜郎政权走完了其历史进程，最终灭亡了。夜郎政权灭亡后，大多数夜郎人留在了当地，但也有一部分夜郎人向南迁移到了中南半岛北部。因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东汉时的九真郡驻今越南清化省，由此向东为大海，故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能是向西，因而东汉时这部分夜郎所分布的地区显然在今老挝上寮一带。这些夜郎到唐代时被称为“生僚”，后来演化成为佬族的一部分。^[106]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107]但受宠的滇在以后的记载中却再也没有被提起过，而且从考古上看，西汉末期以后，滇国及滇文化也渐渐消失。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汉王朝与西南夷各民族的上层贵族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彼强我弱，彼弱我强，谁也不会轻易放弃对西南夷人民的统治。羁縻制度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举。但这种平衡最终是要被打破的。起因就是公元前86年的益州廉头、姑缯反抗，此次反抗蔓延到了“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包括滇人也参与了此次反抗斗争，反抗最终被镇压下去，而滇王的势力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滇王已无力再控制滇池地区的政治局面，处于政治衰亡的过程之中。而昆明人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大规模进入滇中地区。此后，因为王莽贬句町王为侯，“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反抗以及汉王朝的镇压下，滇国最终解体，其民众有的和在此间进入滇池地区的僰人、汉人以及夷人发生了融合，而有的则被迫南下。据傣族史籍《帕萨坦》记载，傣族先民原来聚居于从滇池至滇西的广大地区，当东方强大的民族进行掠夺性的“奴隶战争”时，战祸到来前夕，傣泐内部因故相互火并，杀掉了王族。于是，王族中另一个年轻有为的女首领婻罕捧便率领部人沿澜沧江往南迁徙。

（二）昆明人、叟人的迁徙及民族关系

在西汉初期，昆明和叟等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从川西南到滇西的广大地区。在川西南的越巂郡，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他们在不断往东迁徙的过程中和当地的濮人展开了斗争，结果濮人因失败而被迫迁徙，其中的一部分人融合到了氐羌系统的民族中。他们还和滇国不断地发生战争，但由于当时的滇国势力强大，所以虽然也有一些氐羌系统的民族进入滇国境内，但数量并不多。从汉开西南夷以后，随着滇国受到汉王朝的牵制，势力下降，昆明人逐渐地向东发展。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可见，滇中地区已经有了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1936年，昭通洒鱼河古墓中出土“汉叟邑长”铜印一方。1953年，又在同一地点的古墓中，发现一件少数民族的铜铸像。此铜像作跪坐式，头上戴一顶尖帽，身着窄长衣裤，衣上有点线纹，似为皮毛之物，面部两颊有长须，高鼻深目，穿皮靴。这种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叟人。^[108]这样，至少在东汉时期，氐羌系统民族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滇东北地区，并且开始往贵州西部迁移。

（三）滇人、夜郎、句町、哀牢等百越民族群体与秦汉王朝的关系

1.滇人的民族关系

来自华夏最早与滇人发生大规模民族关系的是庄蹻。《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经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09]虽然庄蹻统治了滇人，但由于楚人数量上不如滇人众多，故最终这批楚人当融入滇人之中，因为“变服，从其俗”便是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向别的民族同化。

到了西汉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后，发现了从蜀地通身毒之路，于是汉武帝命令开通此路，虽然路未开通，但开路过程中得到了滇人的大力支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110]

这是汉民族官方与滇人的初次接触，双方都不太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返回长安的使者大肆渲染了一番滇国的情况，从而引起了汉武帝对滇人的注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故道不通，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111]当然，注意归注意，汉王朝尚未对滇人进行直接的政治统治。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朝因为南越反叛，派兵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出兵攻南越。第二年南越平，汉乃折兵北上，征服夜郎，设牂牁郡；降服邛都，设越巂郡。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先让王然于说服滇人投降，但滇王自恃力量强大，未肯听，于是汉武帝发巴蜀兵，以武力攻伐，滇人降，汉以其地设益州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112]由于当年滇王曾经引导汉军西向求身毒道，到元封二年时又“举国降”，未曾引起汉军和滇人生命的重大损失，所以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113]从此以后，受宠的滇人在历史文献中都消失了，而且从考古的出土材料上看，西汉以后滇人分布区的汉文化占了主导地位。

滇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或融合，或迁徙，而不在滇地区域，而史家也没有将有关情况记录下来，故成了一个历史之谜。我们认为滇人绝大部分都向南迁徙了。

益州郡建立后，虽然让滇王“复长其民”，但郡县制度的推行，极大地削弱了滇王在滇池地区的统治权，其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也大大削弱，故不再受到史家的关注。

另外，公元前86年益州郡廉头、姑缯反抗，滇人也参加了这次反抗，但反抗最终被镇压，滇王的权力实质上受到损失。

再次，滇西的昆明族、滇东北的僰族、大量的汉族进入了滇池区域，开始产生民族融合，原来作为滇池区域主体民族的滇人现在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民族的融合（或同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丧失权力的上层贵族就有可能迁徙，向着适宜自己生活方式的云南南部迁徙。对此，傣族史籍《帕萨坦》有详细的记载：傣族先民原来聚居于从滇池至滇西的广大地区，当东方强大的民族进行掠夺性的“奴隶战争”时，战祸到来前夕，傣泐内部因故相互火并，杀掉了王族。于是，王族中另一个年轻有为的女首领婻罕捧便率领傣泐各部12000人沿澜沧江往南迁徙。经过多年的辗转跋涉，终于来到了阿腊维地区（今西双版纳），逐步与当地的傣族先民汇合，在澜沧江东岸建立了6个“邦”。数年后，又从勐少本（今洱海地区）、勐浓傣（滇池地区）方向迁来5000多傣泐，进入阿腊维后，在澜沧江西岸建立了4个“邦”，加上原来建立的6个“邦”和赕弥腊（今布朗族）在山区建立的2个“邦”，共建立了12个“邦”。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一部分傣族先民继续南迁，直至进入东南亚地区。^[114]至今，新平县傣族还认为他们是古代滇人南迁过程中留在当地的滇人之贵族。

2.夜郎的民族关系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部落联盟集体，故其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影响极大。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在江河纵横之地，可南下南越、西到滇池、北至楚地，故在汉征服南越的战略中，首先与夜郎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其直接原因由唐蒙吃到蜀地枸酱开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不能臣使也’。”^[115]唐蒙听了贾人的传闻后，夸大了夜郎的实力，向武帝提出借夜郎兵打击南越，并将夜郎纳入郡县统治的建议，“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116]之后唐蒙被汉武帝封为中郎将，率巴蜀千余人入夜郎，见到了夜郎侯多同，赐物，封夜郎首领为侯，“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117]在一番封官许愿后，将夜郎纳入了犍为郡的管辖之中，而且还将夜郎部落集团中的其他小邑也纳入了汉的统治之下，即“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118](www.xing528.com)

汉武帝想打通蜀身毒道时，派兵通过夜郎地区，得到夜郎的支持，显然当时夜郎与汉的关系已建立起来，只是夜郎仍不知汉民族、汉王朝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而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历史笑话，“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119]

到汉武帝击灭南越时，夜郎反戈一击，放弃南越，支持汉王朝的军事行动，故被汉武帝改封为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按，即且兰）……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120]在汉武帝的扶持下，夜郎的政治势力有所扩张，但地方民族主义也就在此时开始产生，从而出现了地区性的矛盾冲突。

孝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郡内发生了一次反抗汉王朝的斗争，牂牁、谈指、同并等属于夜郎部落集团的民众参与反抗斗争，而句町侯却坚定地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支持平定反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又封句町侯为王。因此，夜郎部落集团内部产生了矛盾。

面对夜郎王兴的这种无理态度，大将军王凤推荐金城司马陈立担任牂牁太守。陈立到位后，采取恩威并治的手法，平定了夜郎之叛乱，给以夜郎王兴为首的贵族以极大的打击，从此夜郎贵族的势力一蹶不振，消失在历史文献之中。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夜郎民众被史家称为僚族，他们是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依等族的先民之一。

3.句町的民族关系

公元9年，王莽新朝建立，一改边疆的民族政策，实行大汉族主义，由此挑起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反抗。在西南夷地区，以始建国元年（9年）贬句町王为侯为爆发点，产生了长时间的民族反抗。

镇压的战争是激烈的，王莽动用了几十万兵力，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动荡。这次镇压战争时间持续也是很长的，战争从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颁布错误的民族政策开始，《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莽策）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121]

到了天凤三年（16年），王莽加大了对句町的镇压力度，但结果是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战士死伤太多，社会经济因战争到了极度困难的地步。

到新莽王朝后期，绿林、赤眉已经起事，王莽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但仍在进行对句町的战争，《汉书·王莽传》载：“（地皇二年，21年），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122]战争同样没有能将句町镇压下来，反而加速了王莽的灭亡。

4.哀牢的民族关系

西汉以前，哀牢与汉民族基本没有官方的政治性联系，他们与东汉王朝的联系始于东汉初年的一个偶然事件。当时，哀牢王贤栗发动了对邻近部落鹿茤的战争，但哀牢在战争中屡屡失败，且发生了种种离奇的事件，促成了哀牢与东汉的联系，这是当时东汉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日渐增大所致。哀牢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随着汉与哀牢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汉郡县制的稳步推行，哀牢开始与东汉政府建立实质性的政治臣属关系，成为东汉政府郡县制度下的成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123]新设的永昌郡地域辽阔，民族多且复杂，《华阳国志·南中郡》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124]

新上任的永昌太守郑纯是一位为政清廉、能较好地制定民族政策的人，他的到来，使以哀牢为主的永昌郡有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先是，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行化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人约，邑豪岁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125]显然是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郑纯采用轻徭薄赋的政策得到了哀牢的拥护，才会“夷俗安之”。

郑纯死后，新上任的太守不能正确处理与哀牢上层的关系，激起了哀牢对东汉政府的反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76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巂唐城。太守王寻奔叶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哀牢于博南，大破斩之。”^[126]从此，哀牢政治集团的上层贵族遭到重创，一蹶不振，史书逐渐不载，他们在下一个历史时期被称为僚。

公元69年，永昌郡的设立，将今天云南省的西南部纳入了东汉王朝的版图，永昌郡内的民族与境外的民族大多是同一个民族。故境内外同一民族的联系交往，促进了东汉王朝与域外民族的交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六年（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之，遣使译献犀牛、大象。”^[127]据尤中先生考证，此“敦忍乙”即后来的蒲甘国，在今缅甸中部一带，以缅族为主体，则这是有关中缅最早的交往。

除缅族外，更多的还是与和哀牢同族的掸国之人交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水，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缯各有差也。”^[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