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氐羌民族的发展及其融合

（一）西南氐羌民族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氐羌系统民族也在不断地迁徙中出现了更多的分化与融合。总体来看，氐的居住地与先秦时期相比相差不大，而羌则更大范围地向西、向南移动，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发展，因此在文献中出现了众多先秦时期没有的民族名称，这说明当时西南地区的民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融合。西南地区的氐羌系统的民族除了有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外，还有属于氐羌系统的其他民族，如昆明人、叟人、摩沙、僰人、蜀人、冉駹、白狼、槃木、唐菆、徙、筰都、邛都、和夷、丹、犁等及与氐羌关系密切的人或板楯蛮。这众多民族名称的出现就是民族分化与融合的结果。

氐人。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氐人主要分布于川北地区，这一地区的氐人与甘南、青海西部连接地带的氐人应是同一系统的。主要就聚居在上述广汉郡之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和蜀郡之湔氐道。这些氐人，实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氐类，势力最大的是白马氐。

羌人。随着秦统一局面的形成，原来分布于秦国西部的以羌人为主体的戎人不断被东迁到中原邻近地区，逐渐融入华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则不断向西、向南及西南迁徙，向南、向西南迁徙的部分在与他族融合、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及相关的同源民族。

秦献公、秦孝公、秦始皇时对西北羌人的多次征伐，使西北的羌戎民族集团不断向外迁徙，为之后我国西北、西南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春秋、战国以降，原来聚居在西北甘、青高原的羌人受到中原诸侯们的排挤，有的被征服融合，有的则到处流散。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秦穆公以后，秦国发动大规模征服、兼并其邻近的羌部落的活动，导致了羌人向西部、西南的更大规模、更远距离的迁徙、移动。大量的羌人向西南移动，形成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昆明族、摩沙族等民族。他们与当地原有居民共同生活，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别，有的处河谷地带，有的据丘陵地区，有的则在深山密林之中，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决定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或农耕，或畜牧；或与汉族同化，或与土著结合。^[19]向西、西南迁徙的羌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今天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重要先民。

昆明人。昆明人作为中国古代西南的一个民族，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桐师（今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市），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20]从文献记载来看，昆明人是氐羌系统民族中较强大的一个民族群体。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21]战国末至西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古代民族通称西南夷，当地亦即被称为西南夷地区。“昆”即昆明族或昆明人，是南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者。其后一部分发展演变为南北朝及唐时之乌蛮，成为今天彝族的先民之一。

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昆明人主要分布在益州郡之叶榆（今大理）、邪龙（今魏山）、云南（今祥云）、弄栋（今姚安），越巂郡之青蛉（今大姚）、遂久（今永胜）、姑复（今华坪）及东汉永昌郡的部分县域之内，且有一部分昆明族已东进到了滇东北、滇北、川南及黔西地区。

叟人。秦汉时期的叟人也是活跃于西南地区的一个较大的民族。秦汉时的叟人除主要分布在越巂郡外，还有部分分布于益州郡和永昌郡。1936年，云南昭通洒鱼河边古墓中掘出铜印一枚，为正方驼纽，上刻“汉叟邑长”款文。^[22]说明叟人的势力已到达了滇东北地区。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宁）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行郡事，轻敏，不下其板。逊至，怒，杀悦。悦弟秦臧长周昺合夷叟谋，以赵涛父混昔为建宁，有德惠，欲杀逊树涛。”^[23]说明秦臧也有夷叟，汉晋之秦臧县即今之禄丰、罗次、富民一带，表明滇北也分布有叟族。

摩沙。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说：“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禽，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24]我们认为西南地区的夷系民族应是氐羌系统民族的又一通称，则摩沙夷也应源于氐羌系统民族。汉代的摩沙夷大部分分布于今盐源县，与昆明人和叟人杂居，一部分分布在今木里、盐边，东汉以后有很大一部分迁至宁蒗、华坪、丽江、永胜等地。

僰人。僰人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为活跃的民族之一。《说文解字》记其他蛮夷皆从虫、从犬、从羊，唯独僰字从人，并言其“颇有顺理之性”，^[25]说明其汉化程度之高。又《水经·江水》引《地理风俗记》曰：“（僰）夷中最仁，有人（仁）道，故字从人。”^[26]

僰人历史悠久，到达西南地区后建立过僰侯国。据《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条说：“滨江有兵栏，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27]这就告诉我们，李冰在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守，由此推知，僰侯国的建立至少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28]从西汉开始，朝廷曾专设僰道来管辖僰人。

西汉中后期，原居于僰道县一带的僰人，因当地“汉民多，渐斥徙之”，有一部分又继续南下。他们沿着“五尺道”首先进入了滇东北昭通地区，形成了僰人的另一个聚居地。据《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曰：“朱提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顷（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29]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30]文齐是朱提的地方官，其在朱提任职的时间据考是西汉平帝元始一年至五年（1—5年），则僰人能命名，利用千顷池、龙泉，当是与之同时或稍后。^[31]

在文献中，除了单称僰以外，还有西僰、羌僰、氐僰、邛僰、滇僰、蛮僰、僚僰等连称。对于这一现象，张增祺先生认为，我国古文献上之所以称羌僰、西僰、僚僰、邛僰、滇僰等，主要是指其地域而言的，即羌地之僰、滇地之僰、邛地之僰等，并不涉及其族源。^[32]所言甚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时僰人分布之广、人数之多。

古僰人分布之区域，秦、西汉时以僰道（今宜宾市）为中心，散居南境，广布于西南羌、滇、邛、僚人所居之地，西汉后期继续不断南迁至滇东北、滇东、滇中乃至滇西洱海地区，至魏晋时僰道基本已无僰人，故《华阳国志》言“本有僰人”。魏晋以降，南迁之僰人融于南中之爨，后又与一部分叟共同发展成为西爨白蛮，最后在融合汉族等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演变为白族。

（二）氐羌系统民族的文化(www.xing528.com)

1.民居建筑

氐羌系统民族的民居建筑以“板屋”和碉楼最为有名。关于板屋，《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毛传》：“西戎板屋。”唐孔颖达解释说：“《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故秦诗云‘在其板屋’。然则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乱我心曲’，则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谓‘西戎板屋’，令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33]《诗经·秦风·小戎》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成于《诗》三百集成以前，即周景王元年（前544年）以前。在此期间，秦人多次伐戎，但其伐西垂之戎，有记载的为两次，一次为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一次为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伐西戎。即使是最后一次，也应包括街、冀、獂在内。《水经·渭水上》载：“上封（邽），故封（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其乡居悉以板盖屋，毛公所谓西戎板屋也”。^[34]《南齐书·氐传》也说：“（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35]可见街、冀、獂戎是有居住板屋风俗的戎人。

碉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八丈，为邛笼”。注说：“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36]所以史书中说的“邛笼”就是碉楼，今天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仍然还完好地保留着碉楼。

2.生产、生活与经济交往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我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的生产、生活进行了第一次翔实的记载。司马迁是到过西南地区的，因此该记载应真实可靠。其载：“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7]文中提到的巂、昆明、徙、筰、冉駹、白马都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司马迁从文化、社会生产、经济生活的角度对他们作了分类记述，把氐羌民族又分成两个经济文化类型。

第一是巂、昆明，他们的文化特点是编发，属于游牧民族。关于对他们随畜迁徙的理解，应该是牲畜每天的食草量决定了对地理生态环境的要求，亩均产草量低，就必须转场，即“随畜迁徙，无常处”；由于亩均产草量低，便制约了牲畜的规模，使广阔的牧场上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反映到社会组织结构上，就是不可能产生大的聚落，由此导致政治上出现“无君长”的状况。

第二是徙、筰、冉駹、白马，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类型，所以或土著，或移徙，这就和巂、昆明不同，是一个有君长的社会，而且还有较大的政治权力集团。

盐是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很早就有生产盐的方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曾经记载巴人争夺盐池之地的传说：“（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38]

《华阳国志·蜀志》载：“定笮县，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39]《汉书·地理志》说：“定莋，出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颜师古注曰：“本筰都也。”^[40]《后汉书·郡国志》注亦引上述《华阳国志》之内容。从史料内容可以判断出，“定笮”以产盐著称，即今之盐源县，唐之昆明，元之柏兴府。方国瑜先生认为“定笮县”还应包括今盐边。

西南地区除了上面的两种经济类型之外，在巴蜀与西南夷结合的金沙江中游沿江两岸地区也有水稻种植，据《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曰：“朱提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顷（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41]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42]由于邛都夷地处断裂陷湖畔，故仍有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为牂牁相类。”^[43]

氐羌系统民族分布区的物产是丰富的，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麂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特多杂药。地有碱土，煮以为盐。”^[44]又如冉駹“地多杂药”，今日羌地仍盛产羌活、贝母、大黄、虫草。

3.文化习俗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秦对西戎的多次用兵，特别是秦穆公以后，不断对西戎进行征伐，给西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45]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如下信息：一是爰剑是其时秦人的奴隶，一定程度上受到秦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二是当时羌戎居地的三河间在爰剑之前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为主，之后在爰剑的帮助下过渡到了田畜农业生产阶段；三是羌人披发习俗的来源。由此看来，秦人对羌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披发习俗还较为常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袵，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46]

此外，氐羌系统民族还有火葬、从妻居等习俗，居住在文山郡的氐羌各部，到秦汉时变化不太大，仍以畜牧为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文山郡，今四川茂县、汶川县）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47]看来他们还处在母系世族社会之中，以女性为尊。“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蜀，反其（众）［聚］邑。”^[48]如冉駹，“死则烧其尸”。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还记载了氐羌系统民族特殊的服饰特征：“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49]这里的“曲头木耳，环铁裹结”，今天在彝语支民族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