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身毒道的开通与汉王朝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

蜀身毒道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存在，由北路的南夷道、西夷道和南路的博南道组成，但除秦代曾把其北路开为官道外，大多数时候它都是民间的便道。

南夷道即秦时的五尺道，到了唐代被称作石门道。早在秦以前，就有蜀商通过此路往来于西南夷之间，贩卖僰僮、枸酱等商品，并因此而致富。秦代，曾开通了从今宜宾到曲靖的五尺道，但汉初被关闭。汉武帝时，因从蜀商处了解到通过此道可以到达夜郎，并由夜郎从水路攻打南越，于是决定开凿南夷道。因为山高水深，此路的修筑几经波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年）开始修路，“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但根据《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7]来看，从僰道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已经修好。此后，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听说从西南夷可以通往大夏后“复事西南夷”，又将此道延伸到了滇池一带。

南夷道中“从僰道指牂牁江”的路线，即自今宜宾通北盘江的路线，它是从僰道经南广（今四川高县、筠连、云南镇雄一带）、平夷（今贵州毕节一带）、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再往南与牂牁江水道衔接。而从僰道通往滇池地区的南夷道则有水道和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坂，其险如此也。”^[8]步道是从宜宾南经高县、筠连、盐津、昭通，进入贵州毕节、赫章，到达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此路路途遥远而险峻，据《水经注·江水》云：“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9]

西夷道又称作牦牛道或灵关道。西夷道的路线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芦山，越大相岭，过汉源，经西昌入云南，再渡金沙江至大姚，西折至大理。

南夷道和西夷道开通后，汉王朝在道路沿线设置了邮亭，如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明确记载蜀郡有“严道邛邮”。同时，汉王朝的地方政府还不断对道路进行整治和维护保养。在南夷道途经的萦经花滩，宋代还留有《汉蜀郡太守治道碑》，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蜀郡太守曾在这一带整修古道。此外，在昭觉好谷曾出土东汉光灵帝和四年（181年）石表和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石表各一通，在石表上有“缮治邮亭”“百人以为常屯”“冲要为诸郡国”等语。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的《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也记载了在古道沿线的蜀郡属国造桥之事。^[10]这些都表明汉代对于连接内地与西南夷的交通要道是非常重视的。(www.xing528.com)

博南道的路线是从今天大理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再从八莫到印度阿萨姆地区。此路和西夷道、南夷道在大理相接，一直可以通往成都，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身毒道。“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11]为寻找身毒道，汉武帝开通了西南夷，但是为西部的游牧民族所阻隔，这条通道在整个西汉时期都未被汉统治者所发现。到了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12]至此，身毒道才全面开通。

身毒古道的开通促进了汉王朝和西南夷，汉王朝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例如，永元六年（94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13]九年（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14]永初元年（1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15]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16]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17]

当年身毒道上不同民族的商人、使者往来匆匆，商贸兴盛的状况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例如，昭通“梁堆”中出土了铸有“蜀郡成都”或“蜀郡”铭文的铁锸；^[18]在腾冲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曾发现汉五铢钱千枚；云南大理有座东汉熹平年间的砖室墓曾出土吹箫的胡俑。另外，印度德里立着一根铸于4世纪笈多王朝时的重达六吨的巨大铁柱，鉴于古代印度冶铁技术不发达，所以有学者推测是中国技师帮助印度铸造的。而在中国，从《南诏中兴图卷》和现存弥渡铁柱庙的宝物来看，南诏铁柱的式样又完全与德里铁柱一样，这绝不是偶合，而是中国技术、印度的形式。蜀身毒道的开通，把西南夷和汉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西南夷为中转，汉王朝和东南亚、南亚也有了较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