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7000～3300年间，[10]是云贵高原的新石器时代。
从迄今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看，大多属于新石器晚期文化。在这些文化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如下。
元谋大墩子遗址：元谋大墩子是云贵高原西部边缘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金沙江支流龙川江东岸。磨制石器是其主要的生产工具，器型有梯形石斧、石锛、穿孔石刀、石镞等，其中以石斧、石锛和石镞的数量较多。骨、角、蚌器有骨镞、骨锥、双孔蚌刀等。陶器仍处在手制阶段，有红褐陶和灰陶两种，以夹砂陶为主。器型以小底鼓腹罐为主，钵、杯、壶、瓶的数量较少，不见三足器。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存15座，大都为长方形木构建筑，柱洞较密集，柱与柱之间用荆条或树枝编结，然后涂抹草拌泥。屋顶可能是稍作倾斜的平顶，先用木椽铺垫，再在其上涂草拌泥。室内一般有火塘，房屋附近有形状不同的窖穴。大墩子遗址中出土大量炭化粳稻和储藏粮食的窖穴（其中，有禾本科植物的灰烬），说明云南在当时已大量栽培粳稻。从发现的动物骨骼来看，牛、狗、猪已是人工饲养的家畜。[11]
昭通市闸心场遗址：闸心场遗址只有两件完整陶器，一件是平底侈口罐，另一件是单耳细颈小瓶。其余陶片亦以罐、瓶为主，多泥质灰褐陶和橙黄陶（类细砂），纹饰有平行划纹、点纹、粗弦纹等，饰于器物之口沿与肩部。石器四件：一件残斧；两件石锛，其一为梯形，另一为窄长条形；另有一件磨制极精的扁圆形石器。
晋宁石寨山早期遗址：遗址位于云南滇池地区。遗址分作两类：一是地处平地，以螺壳堆成小山，如官渡、兴旺村、后村、白塔村等遗址。这种遗址与我国东南沿海的贝丘遗址相同。二是地处山丘者，有团山村、渠西里、白塔村、石寨山等遗址。这种遗址的螺壳堆积暴露于地表而不甚厚，一般保存较好。流行有肩有段石锛和有段石锛。典型陶器为高领鼓腹平底罐、底部有同心圆纹的凸底浅盘、内折沿小碗。[12]石寨山早期遗址的年代测定在距今4000年以前。
飞虎洞遗存：贵州的新石器遗址中，有代表性的是飞虎山洞穴遗址。该遗址位于贵阳西南60千米，是一座耸立于水田中的石灰岩孤山，山上共有17个明通暗连的天然溶洞。在海拔1273米下，诸洞均有同一时期原始人类活动的痕迹。该遗址下层为旧石器文化堆积，上层为新石器文化。贵州平坝飞虎洞发现的新石器遗存，有磨制精致的锛类石器和大量陶片，陶质以夹砂灰陶占多数，次为夹砂黑陶，还有很少的泥质灰陶和彩陶，火候都比较高。陶片上多见绳纹，以粗绳纹为主，器型不明。遗址尚没有农业工具发现，飞虎洞人主要以渔猎经济为主，以捕杀鹿和野牛等为生，并采食介壳类水生动物。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多年或更早，属新石器时代晚期。[13]
（二）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
四川盆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遗物都比较多，在成都地区、广汉、广元、绵阳、南充、阆中、巴中、雅安、天全、汉源、汶川、理县、西昌、丹巴、巫山、巫溪、忠县、万州、云阳、奉节等地，迄今为止已发现300余处遗址，较为重要的有位于川北的广元中子铺遗址和绵阳边堆山遗址，有位于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有位于重庆的通江擂鼓寨遗址、巴中月亮岩遗址、忠县哨棚嘴遗址和奉节老关庙遗址等。[14]
广元中子铺遗址：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是一处细石器加工场。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和采集了1万多件细石器标本。石料多黑色燧石，有少量石英石；多使用间接打制法；石核有锥形、漏斗形、柱形等，石片和石叶较多；器型有弧刃刮削器、条形尖刮器、直刃长刮削器、石核式刮削器和尖状器等。该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7000～6000年。[15]该遗址所反映的年代，不仅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上限，可能也是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上限。[16]
绵阳边堆山遗址：遗址在南山腰缓坡地带。陶器有泥质陶与夹砂陶，以灰陶为多，纹饰有绳纹、划纹、线纹、凹弦纹等；以平底器为主，几乎不见圜底器和三足器；口沿有的捏成波浪形，施绳纹或齿状花边装饰。打制石器有盘状器、砍砸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以及铲、刀、矛等，还发现少量细石器。[17]
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揭露面积435平方米，发现房址1座、灰坑32个、墓葬5座，并基本确认宝墩古城城垣范围及走向。房址的平面可能为方形或长方形，东西宽410厘米、南北暴露长232厘米。墙为木骨泥墙，即先挖基槽、立木骨后填土，墙上抹泥后经火烘烤。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长条形、不规则形等，其中以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居多，有的灰坑中发现制作陶器的陶土，有的坑内出土了大量陶片等。5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4、M6、M7墓坑小，可能为小孩墓，M3、M8坑较大，为成人墓。城墙叠压在早期地层之上，筑墙时破坏了早期地层，其筑城年代不会早于早期，城址的废弃年代与遗址的废弃年代相一致。城墙采用“堆筑法”构筑，即边堆土，边拍打或夯打，每次堆筑一大层。拍打又分水平、斜面拍打两种。整个城垣略成长方形，方向45°，北墙、南墙各长约600米，东墙、西墙各长约1000米，城址面积达6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的范围尚待进一步勘查。宝墩遗址的陶器有夹砂与泥质两种，主要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以花边口绳纹平底罐、宽平沿平底尊形器、喇叭口平底高领罐、镂孔圈足豆等为典型器物，纹饰以绳纹为主。石器以磨制斧、锛、凿为主，另有少量的穿孔刀、铲、矛、镞等，器物小型化是其特点。宝墩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基本相同，年代相当，距今4500年左右。发掘者正式提出“宝墩文化”的命名。[18]
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平原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主要分布在广汉的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回龙村以及三星乡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面积约12平方千米。根据考古发掘，三星堆遗址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陶器主要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泥质青灰陶与灰白陶最多；以手制为主，轮制仍占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主要器型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和敞口镂空圈足豆等；纹饰有细绳纹、篮纹、网格纹、齿纹等。石器器型小，以磨制的斧、锛、凿为主。房屋建筑采用地面挖沟槽，立木骨泥墙，墙两面抹泥并经火烧烤；房基中发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人牲。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邻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为确立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19]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根据《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山海经》说：“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注于海。中多良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兽多犀、象、夔。”[20]这说明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南夷北部地区的气候比现代要热很多，因此才会有大象生活在蜀郡，故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中月亮岩遗址：陶器亦为夹砂和泥质两类，以夹砂陶居多。陶器火候较高，陶色有褐、黑、灰、红，以褐色和黑色为主。纹饰有篮纹、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陶器多宽沿器，口沿、唇流行锯齿状纹和波状纹，呈花边状，多平底器。[21]
（三）横断山区的新石器文化
横断山区是闻名于世的“民族走廊”，自古以来文化面貌就很复杂，新石器文化相当丰富，主要遗址有以下几种。
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东南约12千米处的澜沧江东岸的第二、三级台地上，海拔高度为310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1800平方米。[22]卡若遗址经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有40多个。根据这些数据判断，其早期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后，晚期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前后。[23]
维西县戈登村遗址：戈登村遗址[24]位于云南西北部的维西县戈登村西1千米的腊普河东岸。遗址中出土陶器无完整者，多系夹砂灰褐陶，器型以侈口罐和大鋬耳罐为主，多平底。骨器有磨光骨管1件，骨凿1件。石器仅磨刃沿，以圆柱体和高梯形的斧、单孔长方形和无孔半圆形石刀为主。另外，在云南金沙江中游可能还存在以石棺葬俗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昆明市博物馆等单位对禄劝县营盘包石棺墓葬群进行了发掘，墓葬形制都是先挖一个竖穴土坑，再用石板围砌坑壁形成墓室的构筑方式。其出土器物也以敞口和侈口深腹平底罐、瓶为主要器型。[25]
云县忙怀遗址：该遗址分布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石器大多以江河中的砾石打制成，器型主要有弧肩双肩斧，其中常见弧刃、半圆刃者，少量新月形刃和不对称刃，次为打制梯形斧、单平面砾石手锤、椭圆刮削器、束腰形网坠。陶片仅发现11片，为夹砂陶，以绳纹和素面为主，可见器型有罐、钵。[26](www.xing528.com)
2007年3月至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澜沧江糯扎渡电站建设，在澜沧江西岸二级台地上的澜沧县大凹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1000平方米发掘面积内出土700多件石器和少量碎陶片。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打制石器为主，原料均采自澜沧江畔的砾石，器型有斧、锛、镞、矛、锥、镯、砍砸器，此次发掘大大丰富了以忙怀类型为代表的澜沧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同时表明，云南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在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原始氏族先民还以使用打制石器为主，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滇池地区，均使用磨制精细的石器，根本没有打制石器的踪影了。[27]
曼蚌囡遗址：云南境内发现的同类遗址或地点，有景洪附近的曼蚌囡、曼运、曼景兰、曼听；[28]勐腊的大树脚、卡比寨公路；[29]孟连的老鹰山等处，[30]石器以梯形斧、锛和打制网坠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平肩双肩斧、锛。以打制的石网坠最具特征。网坠均在扁平的砾石两侧打出两个对称的缺口，形体硕大，最大者长25.6厘米、宽11.8厘米、厚4.5厘米，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不多见。陶器见敞口平底碗和管状网坠，多为手制。其中，老鹰山的以轮制为主。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划纹和素面等，器型有罐、碗、钵、盘、器盖等。另外，还发现有骨器和贝壳。老鹰山还出土不少螺、蚌壳。
宾川白羊村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石器主要有长条形石斧、梯形石锛、新月形弧刃穿孔石刀、柳叶形无铤石镞等。这些石器以磨制为主，个别为琢磨兼制或打制。骨、角器有锥、凿、针、镞等。陶器均夹砂陶，以夹砂褐陶的数量最多，夹砂灰陶次之。早期陶质疏松，胎壁较厚，火候较低；晚期陶质稍硬，胎壁较薄，火候稍高。陶器均手制，晚期出现慢轮修整。文化层中发现有陶垫、支架、石印模（方格纹印模）等制陶工具。纹饰有划纹、绳纹、点线纹、剔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线纹以及压印的篦齿纹、圆圈纹、方格纹等，其中以划纹的数量最多，划纹分为细线纹、弦纹、菱形纹、人字形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曲折纹、斜平行线纹等，多为几种纹饰施于同一器物上。器型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和三足器的数量很少。主要器型有圜底釜、罐、壶、钵、缸、杯、匜等，其中以釜的数量最多。[31]
西昌礼州遗址：该遗址位于邻近大墩子文化的地理分布范围。遗迹有陶窑一座，为单火道卧式窑。烧火坑9个，均为圆形土坑。陶器均为夹砂红褐陶，火候较低，纹饰有划纹、锥刺纹和蓖纹等。典型器型有双联罐、桶形器、小口瓶、筒形杯和碗等，以平底器为主，见到少量圈足器，不见圜底器。石器以半月形双孔刀和盘状砍器为代表器型，其他还有磨制的斧、锛和凿等。墓葬为长条形土坑竖穴墓，在墓的两端随葬陶器。[32]礼州文化的年代没有确定，比照大墩子文化年代，推定在距今4000年左右。
狮子山遗址：1972年，发现大渡河流域的四川汉源狮子山遗址。[33]20世纪90年代，再次对狮子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321平方米，发现灰坑16个，房屋基址9座。采集的遗物有石器、陶器。石器以板岩作原料，有打制和磨制。斧最多，另有锛、刀、镞等。陶器以夹砂陶为多，次为泥质陶。陶色以红、棕为主。制法分手制和轮制。纹饰有斜方格纹、篮纹、弦纹、绳纹和附加堆纹。器型有罐、釜、盆、钵等。口沿多为折卷边，个别为波浪式。该遗址与礼州遗址有近似之处。[34]
（四）西南的青铜文化
据研究，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35]
川渝地区新石器时代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川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溪文化、川西山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州等文化和盆地中部新石器时代末期原始文化这样三大部分。[36]前两者在内涵、地域、时代上都与后来青铜时期的巴蜀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在四川盆地内发现的一批新石器遗址，它们既有独自的特征，又与后来的青铜文化有直接联系，可以构成一个文化发展阶段。
盆地中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包括汉源背后山、麻家山、桃坪，广汉中兴场一带的月亮湾、三星堆下层，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下层，绵阳边堆山，南充淄博寺，阆中兰家坝，垫江林场，铜梁西郭水库上层，忠县甘井沟，巫山大昌坝等遗址，以及湖北宜昌地区的红花套、毛溪套、中宝岛等遗址最上层的一组文物。其中，一些遗址并包含有较晚的铜石并用乃至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
这种文化分布北达绵阳，南抵长江沿岸，西至汉源，东面深入湖北宜昌，正是后来巴蜀两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它们文化特征显著，与川东大溪文化没有直接关系，与川西山区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大不同，而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如同为泥质灰陶系，多高足豆，多袋足、三足、尖底器等；典型器物鬶、盉、大口尊、豆等都很相似，反映了“早期巴蜀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它发展下去又成为青铜时代巴蜀文化的前身。据考古资料研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巴蜀文化的整个历程，发展脉络清晰，文化继承关系明显，虽然其间不断有新内容出现，但总体发展线索是清楚的。[37]
这个发展线索在成都平原表现得尤为明显。[38]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目前能追溯最早的就是宝墩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自三星堆文化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延续到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以后至汉初逐渐被中原文化所融合，前后发展两千年以上，其间各个时期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浓厚的地方特征始终是该区域文化发展的主流。早晚文化间的承袭特点比较明显：其一是首先表现在某些文化传统延续不断，如房屋建筑、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的一些造型风格等。在宝墩文化时期，房屋建筑就采取挖墙基槽，埋密集小圆木，内外抹泥，作木骨泥墙的形式，并经火烘烤。到三星堆文化时期，这一基本做法仍然没变，只是可能柱间有编缀竹木棍条的做法，内外抹泥，仍经火烘烤。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木构建筑保存有完整的墙体和屋顶，其墙体为竹编墙，屋顶盖草。总之，木骨泥墙、竹编、屋顶盖草等是这一区域房屋建筑的基本形式，其中可能也因小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变化。生产工具多偏重于手工工具，趋于小型化，以斧、锛、凿为主。梯形的斧、锛、条形和圭形凿一直是该区域最基本的石工具组合，从早到晚都没什么大的变化。到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仍然属手工工具，并且较之前更发达，不仅有斧、斤、凿，还有锯、
等。手工工具的多见反映出这一生产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估计可能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有关。例如，建房多用竹木，加工竹木构件则需要使用上述工具。其二是该区域的农业生产工具可能多用骨、木质，这些工具不易保存，因此很难发现。十二桥遗址发现大量的鹿角器，当为翻土工具，南方稻作农业，骨、木质生产工具比笨重的石器更为适用，加工木质工具也需要手工工具。上述两点或许是手工工具多见的根本原因。在陶器的造型上，多平底器和圈足器，其中的平底器多为小平底，这种风格从宝墩文化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如此；圈足器中喇叭状圈足的风格从宝墩文化到战国时期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可见，成都平原文化承袭发展的特点，表现在上一阶段文化中即孕育着下一阶段的文化因素，下一阶段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承袭了上一阶段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出现新的文化因素。
滇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对其他类型青铜文化影响也较大，它与晋宁石寨山类型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出，他们分布地域基本重合，均在云南中部偏东及东部地区。两者之间器型上的承袭、发展关系相当明显。主要的生产工具从有段石锛发展为实心有段铜锛——半圆銎铜斧——四方銎铜斧和长条形铜锄；断面椭圆的梯形石斧演变为椭圆銎铜斧。陶器质地两者均以夹砂陶为主，红陶居多；器型上石寨山类型的侈口高领鼓腹平底罐、底部有同心圆纹的凸底盘、内折沿小碗，在青铜时代的滇文化中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39]
横断山区的青铜文化类型主要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和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三个类型。[40]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分布在云南西北和西部偏北地域内，包括洱海西北、昌宁大田坝、德钦县以北地区，这一地域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是戈登村类型。将它们的器物特征相对比，可以看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的实心梯形铜斧与戈登村类型的高梯形石斧相似；圆刃式铜钺、椭圆銎形弧刃铜斧则与忙怀类型的弧肩圆刃双肩石斧和梯形弧刃石斧有渊源关系。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的陶器多带耳器，以大板耳平底双耳或单耳罐为主，纹饰中的水波状划纹、剔刺的点纹、底部的叶脉纹等特征都可见于戈登村类型的陶器上。
洱海区域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类型、白羊村类型地域分布大体相同，都在滇西北和滇中、滇西范围内。就器物形态相似性而言，仅见洱海区域青铜文化早期遗址中发现的梯形实心铜斧与白羊村类型的梯形石斧一致；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侈口深腹罐和敞口平底碗分别与大墩子类型的折沿鼓腹平底罐、白羊村类型的敞口平底盆相似。纹饰方面的联系也很少。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几何纹样较简单，而大墩子类型、白羊村类型陶器的纹饰则相当丰富，这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可是，我们却看到洱海区域青铜文化中流行的圆刃式铜钺，以及早期发现的圆弧刃铜斧、新月刃铜斧与其分布区域之外西南面和西面的忙怀类型新石器文化中流行的打制弧肩圆刃双肩石斧，以及圆弧刃石斧、新月形刃石斧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双耳罐、单耳罐常见，又与其西北面的戈登村类型新石器文化多带耳器的特征相同。
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曼蚌囡类型和忙怀类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类型的石制基本生产工具、兵器与青铜时代的基本生产工具和兵器的承袭、演变脉络。例如，曼蚌囡类型的梯形石斧发展为澜沧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的梯形实心铜斧和弧刃铜斧。忙怀类型的弧肩圆刃双肩石斧、弧刃双肩石斧、新月刃双肩石斧、不对称刃（靴形）石斧，分别发展为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的圆刃式铜钺、实心弧刃铜斧、束腰式铜斧和椭圆銎弧刃斧、新月刃铜斧、不对称刃铜斧。忙怀类型陶器上的竖、斜平行线和菱形网纹、戳印圆圈纹都可以在澜沧江中、下游青铜文化中找到类似者。
综上所述，西南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论是成立的。这个结论是就青铜文化的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个别文化因素从相邻地区传入的事实。特别是云贵高原周边相邻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又较早，所以，现在还不能排除最初对铜的认识有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也不会改变青铜文化的主体渊源于当地新石器文化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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