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足成三分:诸葛亮等待进攻，曹魏争论不休

大军就位，檄文发出，但诸葛亮随后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他在等待。

转眼就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诸葛亮等待的事仍没有发生。

这一年秋天，北方地区连降大雨，许多人因水灾而死，又多闪电，异于常时，一向比人更灵敏的鸟雀也有被闪电击中而死的（数大雨，多暴卒，雷电非常，至杀鸟雀）。

新帝初立，社稷不稳，虽然面临弱国的挑战，但曹魏上下仍然有一种紧张和不安。

如何应对蜀汉方面的进攻？曹魏的朝臣们存在着争论。

大部分人认为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将主力部队派往西线，讨伐诸葛亮（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曹叡开始也倾向于这个意见，但遭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

反对者中以中书令孙资为代表，他认为：

“过年武皇帝在世时征南郑、取张鲁，阳平关一战陷入了危境，后来凭借运气才成功。后来，武皇帝又亲自去汉中救援夏侯渊，谈到那一次的经历，武皇帝不止一次说过‘南郑真是上天为人间设立的地狱，褒斜道就是500里长的一个石穴啊（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说的是汉中地理形势的凶险。

“武皇帝一向用兵如神，他深知蜀汉的贼人擅长在崇山峻岭中栖身，孙吴的匪徒擅长在江河湖间中流窜，所以对他们尽量避开和容忍（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从不责令将士们必须倾尽全力对付他们，也从不争一朝一夕之愤，见胜则战、知难而退。

“如果现在举大军深入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仅道路险阻，而且要从防守孙吴的部队中抽调大批人员参战，那天下将陷入一种不可知的状态，所需要的费用也会大为增加，陛下必须深思熟虑。一般来说，进攻一方必须是守军的三倍（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所以不如用现有的部队让他们分兵把守在各险要关卡，这样就足以使强敌恐惧，即使我方将士在虎帐中倒头大睡，我们的百姓也不会受到伤害（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我们越来越强盛，蜀、吴就会自然衰落。”

孙资认为，进攻的代价太大且有风险，所以攻不如守，这个看法有避战、怯战的嫌疑，但具体到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曹魏必须独自面对吴、蜀两方同时进攻的战略格局，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而且，汉中与关中、中原之间的地理形势也支持这个观点。秦岭是汉中的屏障，所以进攻汉中并不容易；反过来，秦岭也可以屏障于关中，蜀军出秦岭来攻关中更不容易。与其让这个屏障阻碍我方的进攻，不如让它成为我方防守的盾牌。

孙资这个人之前曾经提到过，他是曹操当年平定冀州后招募的人才，跟他同时期进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刘放以及司马懿、司马朗等北方人士。

曹操在世时，孙资、刘放成为他的机要秘书（秘书郎），品秩不高但位置重要。曹丕称帝后对机要部门进行了一次改革，设置了中书，比尚书台更接近皇帝，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分别由中书监、中书令管理，相当于朝廷机要局局长、副局长，其中担任中书监的是刘放，担任中书令的就是孙资。

曹叡继位后，刘放、孙资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每天侍奉于曹叡身边的心腹智囊，相当于曹丕身边的陈群、司马懿。陈群、司马懿作为先帝托孤重臣，一个位列三公，一个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大将军）的身份出镇宛县，已经无法常伴君王左右了。

曹叡需要培植自己的嫡系和亲信。军队里他倒还算放心，有曹真、曹休两位叔叔，军权不至于旁落，而对朝中事务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刘、孙二人。

所以孙资的话对曹叡很有影响，加上曹叡本人也很聪明，无论是从战术层面还是从战略层面，只要细细考虑一下，还是防守更有道理。

曹叡于是下令，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战场的各路人马仍原地不动，依托各自地势和关隘加强防守，不得随意进攻。

在曹魏中线和东线两个战场，孙权本来也采取了攻势，但是江夏战役的失败让这个进攻受到了挫折。为了继续配合诸葛亮北伐，孙权随后命左将军诸葛瑾攻击曹魏的襄阳，但这时司马懿已经就位，诸葛瑾进攻无果，吴将张霸在战斗中被斩杀。(www.xing528.com)

这样，西线战场暂时风平浪静，而中线、东线也暂时相安无事了，这更加坚定了曹叡立足于防守的想法。

曹叡放下心来，他这时甚至还有心情办了一件事：给自己册立了皇后。

曹叡当太子时娶河内郡人虞氏为妃，曹叡当了皇帝，照例太子妃应该“转正”为皇后，但曹叡却没有这么做，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

曹叡不立即册立皇后，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父皇登基后也没有马上册立皇后，这是“先例”；二是继位之初，曹叡马上过问生母是怎么死的，又派人建庙祭祀，等于办了一次“国丧”，这样册立皇后的事就放缓了；三是曹叡对虞氏有所不满，至少不是很宠爱。

相对于虞氏，同为河内郡人的毛氏更得曹叡的宠幸，曹叡出来进去经常让毛氏跟自己坐同一辆车（出入与同舆辇），这让身为正妻的虞氏很不满。

看来曹操的子孙在感情问题上多不平静，这让太皇太后卞氏操碎了心。卞太后发现虞氏有牢骚，就去安慰这个孙媳妇几句。

哪知虞氏仍然怒气未消：“曹家有个传统，都喜欢贱货（曹氏自好立贱）！从来不尊重正派世家，皇后的责任是使后宫安定，君王的责任是让朝廷运转，相辅相成。没有好的开端哪来好的结局？看着吧，国家可能由此破灭，祭庙可能因此摧毁（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这哪里是一般的牢骚，简直是诅咒了。

更要命的是，虞氏愤不择言，把好心安慰她的祖母也给骂了。太皇太后卞氏出身于民间歌舞表演艺人之家（倡家），在当时的地位恐怕比毛氏还低，虞氏一竹竿下去，把卞太后也给打到了水里。

虞氏的命运由此可知，被罢黜妃子之位后遣送至邺县居住。

曹叡顺势册立毛氏为皇后。毛氏的父亲毛嘉本是宫中制造车辆的一名工匠（典虞车工），女儿成为皇后，他直接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宠赐颇多，后又被封为博平乡侯，得了个光禄大夫的头衔。

毛氏一族突然富贵，但他们与世家大族仍格格不入，大家与他们也来往很少。曹叡干脆下了道命令，让朝臣去毛家宴饮，结果毛嘉经常有不得体的举止，受到大家的耻笑。

比如，当时士大夫交谈时为表自谦，常称自己为“仆身”，毛嘉认为他有侯爵，所以跟人说话常称自己为“侯身”，不伦不类。

曹操以倡家出身的卞氏为王妃，曹丕以平民出身的郭氏为皇后，曹叡又册立了车工的女儿毛氏，曹氏三代人的婚姻观在当时显得颇为另类（三后之升，起于幽贱），这与汉代后妃多选于勋臣世家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有人认为这种喜好出于偶然和巧合，出于曹氏父子的思想解放（尚通脱），但仔细分析一下也许他们另有考虑。

后汉中期以来，皇权屡被宦官、外戚两股势力袭扰，皇帝时常成为傀儡，造成了政治上恶斗不止。有鉴于此，曹魏立国后便从制度上禁绝宦官、外戚的干政，宦官虽然仍然存在，但已无缘接触政治；外戚虽然仍然富贵，但对他们干政的制约也有很多。

所以，不在世家大族中选立皇后并非偶然，而是刻意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