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县志编修三次清代方志5701种

清朝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清朝一统后，由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政府曾于康熙、乾隆、嘉庆时期连续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延续五代帝王，推动了省府州县普遍编修方志的风潮。为了保证《大清一统志》的顺利编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修志政令。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依［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程式，饬令天下修纂志书，以备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奉旨檄催各省设立志局、志馆纂修通志，由地方长官领衔主修，聘当地学士名流主纂。二十四年（公元1685），又诏令天下各地修纂府州县志。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巡抚阎邦兴为统一所属府州县志体例，特颁发修志牌照，订《凡例》23条。对修志内容中的详略取舍，实地调查、探本索源作详细地规定。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府再发谕令，要求“各省督府，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其后又颁布了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一修之政令。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礼部颁《乡土志例目》。由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各地修纂方志蔚然成风。特别是乾嘉时期，形成了普天之下编修方志的高潮。同时清代方志学的兴起，在理论上为志书的编修起到了指导作用。如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派提出了修志重在考证地理沿革，以考证过去为主。以谢启昆、缪荃孙等为代表的文献派，主张方志如同古国史，编写时需搜集大量当代文献，认为方志的任务是保存一方之文献。因此清代地方志无论是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方志总数的70%。其中康熙、乾隆时期就分别编纂了1397和1154种志书。

清代也是甘肃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修志规模大，成书数量多，高潮迭起，绵延不绝。有清一代，甘肃共修地方志172种，其中县志93种，超过以往历代志书的总和。清代甘肃修志高潮的兴起，一方面与清政府的积极提倡有关，另一方面陕甘分治后对甘肃省志的编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甘肃的修志从时间上来说，主要集中在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四个朝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吴鼎新修、黄建中纂［乾隆］《皋兰县志》，沈青崖纂［乾隆］《狄道州志稿》，呼延国华修、吴镇纂［乾隆］《狄道州志》，赵本植修纂［乾隆］《庆阳府志》，费廷珍修、胡等纂［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钟赓起修纂［乾隆］《甘州府志》，黄文炜修、沈青崖纂［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余泽春修，王权、任其昌纂［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张国常纂［光绪］《重修皋兰县志》，杨学震纂［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等。(www.xing528.com)

通渭修志在清代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朝296年间，通渭志书既有官修，又有私修，既有重修，又有续修，前后修志6次。分别在康熙、乾隆、道光、同治时期各修1次，在光绪年间曾修2次。平均近50年一次，间隔最长的93年，最短的14年。最为有特色的是出现了2次私人编纂的方志。一部已佚，一部尚存于世。由于清朝文化专制政策极其严厉，在清一代，志书大多出于官修，私人编修地方志的情况极少。因此，清道光中景兆灵私所修《增辑通渭县志》，就显得尤为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