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渭县志：明代通渭地方志发展的高潮

地方志发展到了明朝，从内容到体例等诸方面均已大体定型。明代由于官方在修志中的主导和修志的进一步制度化，我国地方志得到迅速发展。

一是明王朝前后五次纂修全国性总志，推动了全国各地地方志的修纂。朱元璋立国初期为了“昭同文同轨之盛”，使功业永垂，即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草成《大明志书》，“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①，可称明代第一部地理总志。但该志过于简略，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又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24卷，记郡县建置沿革，但中辍未成。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纂成《寰宇通衢》一卷，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明太祖在位31年，期间的25年中，三修全国总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代宗诏修全国地理总志，次年成书119卷，名曰《寰宇通志》。英宗复位，嫌其书去取失当，繁简失宜，遂命重修，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四月书成，共90卷，赐名《大明一统志》。明王朝每次修志，或“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②，或诏令各地先编纂郡县志书，以期为编纂全国地理总志做准备，于是天下州郡县纷纷从事修志。

二是明王朝两次制定修志凡例，在制度上规范了志书的体例并保障了全国各地志书的修纂。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颁《修志书例》17则，规定志书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6项类目，以及各类目的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又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再次颁降《纂修志书凡例》，内容增至21条36门，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地方志的材料录入、门类和纂写标准。

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在全国蔚然成风。至万历年间，便出现了“凡郡国县道，靡不有志”的繁盛局面。明朝编修方志数量相当可观，但流传至今的不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今存明代方志尚有992种，其中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志。若将这些统计在内，将在千种左右。其中嘉靖和万历时期所修最多。嘉靖修340种，万历修358种。③(www.xing528.com)

今甘肃在明代行政建置上隶属陕西，省内各府县的修志同样盛行，并出现了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高潮。今甘肃在历史上修志数量较多，品类齐全，还出现“续修”和“重修”，有明一代共修志91种。可考的有府志13部，地记3部，州志17部，县志40部，共涉及23个县。这些地方志，品类齐全，既有府、州、县志，边关、卫、所志，又有山川与古迹志，但大多已佚，现仅存19部。④

终明一代，历来学界普遍认为通渭修志2次，即明弘治时期和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特别是张维先生《陇右方志录补》中考证，［康熙］《通渭志·后跋》谓：“吾渭邑志，自弘治中太史康对山先生编著，而后至万历年间邑侯刘公重辑之。”可见，自明弘治至万历四十四年间再无修志。后有郝玉屏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考证为3次，分别是：明弘治时期1次，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7年）1次，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1次。嘉靖四十五年通渭修志的依据是［嘉靖］《陕西通志》中载有通渭志，显然这一考据很是牵强，一则［嘉靖］《陕西通志》内引有通渭志内容，并不能说明嘉靖年间通渭修志，只能证明［嘉靖］《陕西通志》修纂之前通渭有志。二则［嘉靖］《陕西通志》修纂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3年），所以更不能证明在嘉靖四十五年通渭有志。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考证，通渭在明朝共编纂地方志3次，却未能确定另一次修志的时间。经笔者考证，通渭在万历三年（公元1566年）有1次修志，仅万历时期修志2次。天启六年何大绶又对万历四十四年所修志书进行了增补，故明代通渭修志至少在3次以上。分别为康海所纂［弘治］《通渭县志》、万历三年杨世伟倡修［万历］《通渭县志》、万历四十四年刘世纶所修［万历］《重修通渭县志》、天启六年何大绶增补［万历］《重修通渭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