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天柱
李幼农,派名运洪,又名林瀚,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土塘钟鹿李村,幼年在乡间私塾就读,天资聪颖,好学过人。李幼农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南康府中学堂,1910年毕业后又考入江西农业专门学堂,1915年农专毕业后留校任教习数年。
1920年,李幼农会同熊式辉、王枕心等一道去北京,考取了文官,次年回省,至江西省农会任职。1923年,李幼农当选为江西省农会会长。因其在农会就职期间思想进步且屡向当局替农民争福利,所以当局有所不满。特别是当时驻扎江西的北洋军阀方本仁为争夺江西位置,急需士、农、工、商四大群众团体联合通电“欢迎”,以显其“民主”。李始终不肯屈膝于强权之下,直到士、工、商均已签字表示欢迎方就职,方本人亦派人示意于李,表示只要李同意签字,他上台即给李所主持的农会七个县的空缺,由其安排人选,李仍不予理睬。因此,方就任江西督办后,李亦不为当局所容。当时,李幼农获悉国共两党合作、准备自广州出师北伐,便弃官赴广州。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李被任命为北伐军第三路总指挥部机要秘书,随军北上。是年初冬,北伐军二克南昌后,第三路军留守南昌,第三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被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光复后江西第一任省主席。李幼农世籍江西,又曾在江西任职,有一定社会影响。朱就任省主席后,即意图委其就任地方长官。朱初让李去修水县,李未同意,朱以为李嫌修水辖地小,又提出让李去吉安,李仍婉言拒绝,曰其参加革命不为做官,而为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请求允许其在南昌创办报刊,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以继总理遗志。这一要求,当时也得到了朱培德的赞同。朱培德还亲自拨给银圆一万元,作为办报的基金。李幼农得到这笔钱款后,立即一面派人携款六千元前往上海等地购置印刷机等办报设备,一面到处物色办报同人。时有陈资始(共产党员,湖口人,大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后病故)、舒味三(共产党员,靖安人,大革命失败后牺牲)、陈迪亚(国民党左派,都昌人,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后在日本病逝)等人应邀参与了报纸的创办。李与上述人等商定以贯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为宗旨,将报纸定名为《贯彻日报》,将报馆设于南昌市系马椿。李幼农任经理,舒味三、陈资始等分管发行、采访、编辑。
《贯彻日报》虽是朱培德拨款资助创办的,然该报宣传三大政策的观点极为鲜明,尤其是当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其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后,《贯彻日报》不顾朱等的阻挠,公然以大量篇幅刊载文章、漫画,鼓吹倒蒋。如该报曾刊一幅名为《蒋介石钻坟墓》的漫画,称蒋背叛革命必将自掘坟墓。因此,国民党右派对该报恨之入骨。以段锡朋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AB团”及其一度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曾多次用金钱收买地痞流氓上报馆寻衅滋事。朱培德表面上虽尚未撕掉左派的伪装,但暗中通过右派军人王钧与蒋串通一气,对李幼农坚持革命的办报方针十分恼怒,甚至怂恿右派去《贯彻日报》处捣乱。但李幼农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上广大进步力量的广泛支持。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冯任就经常代表党组织到高桥狮子口李幼农寓所找其共同商讨办报事宜;南昌市总工会纠察队队长涂凌云也经常奉党的指示,亲率工人纠察队来报馆执行保卫任务。
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反动气焰更甚,段锡朋执行蒋介石关于解散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指令,在捣毁南昌市党部的同时,公然将报馆予以查封。幸于同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改组江西省党部决议案从汉口传到南昌,南昌市党部方于马王庙恢复办公。《贯彻日报》亦在南昌市工人纠察队的保卫下启封出版。4月2日,南昌各界群众激于义愤,在中共江西省委组织的领导下,一举击溃“AB团”。4月3日,三万余群众在皇殿侧公共场所集会,批斗了捕获的“AB团”分子程天放等人,并于大会上将启封《贯彻日报》作为正式提案提出。时隔不久,随着蒋汪合流,朱培德右派面目逐渐暴露。5月6日,朱下令南昌戒严,宣布“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将舒味三、邹努等共产党人和刘一峰等国民党左派押解出境,《贯彻日报》因此再次被封。(www.xing528.com)
李幼农在创办《贯彻日报》期间,因政治倾向鲜明,报馆常遭国民党右派捣乱和破坏,收入甚微。为维持报馆工人的生计,使报纸办下去,李幼农将自己的工资及爱人的私蓄都拿出来,想方设法解决工人生计问题,坚持让报纸发行。报馆被查封后,李更加愤恨蒋介石、朱培德等叛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革命的卑鄙行径,更加积极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这年,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了“八一”起义。李幼农热烈响应并亲自参加了起义,在起义军政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谭平山之下任秘书科科长。当起义军被迫离开南昌、南征至广东汕头时,由于遭反革命武装钱大钧等部的阻击,李方与部队失散。此时,他已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其家亦在部队撤出南昌时为反动派包围。李无家可归,遂偕谭平山、郭沫若等流亡上海,隐名于法租界建业里,开设一小杂货店营生,并利用与上海警务司令熊式辉的同学之谊,积极从事掩护、救济和营救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活动。1931年,上任江西省主席不久的熊式辉为实行所谓“赣人治赣”,标榜要集中各方面力量来建设“新江西”,曾邀李幼农返省商讨建设江西的意见,但李对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已丧失信心,尤其对熊极力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满,坚持不肯回江西做官。“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李只得返回江西,但仍拒绝了熊要其任江西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邀请,宁于南昌市高桥开设“老虎灶”卖开水维持生计。因无法糊口,李1937年秋又携眷回都昌老家,在乡间教了十几个学生。这时,国共实行二次合作,活动在都昌武山革命根据地的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在中共都湖鄱彭县委书记田英的率领下,准备下山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李幼农闻讯极为赞赏。11月间,田英亦慕名下山至李家拜访,并邀其上山一游,李亦欣然同意,但因部队不久开拔而未实现。不久,田英又返都昌大港主持新四军驻都昌留守处工作。1938年4月初,国民党都昌自卫大队李运辉率部制造借口,无端包围留守处,将田英等人拘捕。李幼农获悉此讯,义愤填膺,连夜赶去大港进行营救,行至距大港几公里处的盐田坂小学,便闻田英等已被杀害。李万分悲恸,即刻去信熊式辉,愤怒地指责其与中共合作毫无诚意。
是年6月27日,日寇冲破马垱封锁线,彭泽、湖口相继沦陷。不久,日寇又向景湖路进军,沿途烧杀奸淫,钟麓李村被付之一炬,国仇家恨使李幼农决计献身民族解放事业。李幼农遂携眷去广西,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及李济深先生的影响下,广西当时的抗日氛围浓厚。他到达桂林后,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联合旅桂江西同乡,创办了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新江西半月刊》,并以笔名“游龙”向江西同乡征集稿件。可惜,由于长期病贫、忧患交迫,1939年8月,李幼农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客死异乡。死后,李幼农赖旅桂江西同乡资助而草草下墓。
李幼农乃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献身于民族的进步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江西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省第一次“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李幼农等本省几位参加“八一”起义的革命前辈,对他们的革命功绩进行了高度赞赏。在投身北伐战争、创办《贯彻日报》、参加“八一”起义、积极抗日救亡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中,李幼农和一些革命人士建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1937年,幼农兄伯农先生病故,郭沫若得到李幼农关于“恸述伯子之丧”的信后,遂以“幼农君之友爱”,为李伯农先生撰写了墓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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